曹禺与三十年代的话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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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三十年代的话剧创作
第六章曹禺与三十年代的话剧创作
第一节三十年代的戏剧运动
一、无产阶级戏剧运动
1929年6月，夏衍、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等中共党员发起成立上海艺术剧社，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编辑出版专业性的戏剧刊物举行公演举办戏剧讲习班组织巡回演出
1930年8月，以艺术剧社为基础，联合辛酉、摩登、南国等戏剧团体，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称“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左翼戏剧运动。至1935年底，为适应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剧联”宣布自动解散。
左翼剧作都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和工人农民的生活，表现革命和反抗斗争是左翼剧作的基本主题。
田汉的《乱钟》、《梅雨》、《月光曲》，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于伶的“江南三唱”
等。
二、“国防戏剧
1935年，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左翼作家转换了文学活动的中心内容，提出了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内容的“国防文学”口号。与此相配合，“国防戏剧”的口号应运而生。由此，戏剧界的各种力量开始聚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日救亡开始成为戏剧活动的基本主题。
夏衍的历史讽喻剧《赛金花》，洪深执笔的《走私》、《咸鱼主义》，尤兢执笔的《汉奸的子孙》等。
三、“农民戏剧实验”
1932-1937年间，熊佛西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的聘请，带领陈治策、杨村彬等艺专戏剧系的部分师生到河北定县，作为“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农民戏剧实验。 熊佛西将这一戏剧运动称之为“戏剧大众化实验”。在定县期间，熊佛西创作了《锄头健儿》、《屠户》、《逼上梁山》、《牛》、《过渡》等直接描写农村生活的剧作；通过创建剧场的实践，逐渐形成了“观众与演员混合的新式演出法”。
第二节洪深、李健吾等的剧作
洪深（1894—1955），江苏武进人，原名伯骏，字浅哉，曾用笔名肖振声、乐水等。
《五奎桥》“农村三部曲” 《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
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抗旱为背景，反映了农民与地主和官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揭露了封建剥削者的凶恶面目，歌颂了农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李健吾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李自幼酷爱戏剧，学生时代即参加话剧演出，曾任清华大学戏剧社社长。1923年开始发表剧本，先后共创作、改编近50部剧作。他的剧本贯串着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爱国、民主思想，注意反映劳苦大众生活感情，情节紧凑，布局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被称为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剧作家。
20年代有9部剧本问世，多数是独摹剧，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主人翁是工人、士兵、仆人。命运的焦点常集中在女性身上。《翠子的将来》、《母亲的梦》(又名《赌与战争》)是这阶段有代表性的剧作。
30年代是李健吾思想活跃、勤于艺术探索的时期，剧本题材多样，风格各异。
有充满对国家命运忧虑、大声疾呼抗日的《信号》(原名《火线之外》)、《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原名《火线之内》)；
有歌颂革命者，揭露封建军阀，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这不过是春天》、《十三年》(原名《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
有以沉郁的笔触，反映农村生活及人性善良与邪恶斗争，带有浪漫主义特征和法国戏剧影响的《村长之家》、《梁允达》；
还有锋芒对准新、旧道学家，批判并存于中国的封建道德、资本主义文化的两部喜剧《以身作则》、《新学究》。
40年代是李健吾剧作以改编中外名著为多。这主要由于沦陷后的上海言路堵塞，创作殊艰，除《黄花》、《贩马记》(原名《草莽》上部)、《青春》外，其余10多部都是改编剧本，较著名的有《秋》、《金小玉》、《王德明》、《阿安那》等。
40年代后期起，李健吾主要精力投入教学、研究、翻译上，偶有创作。1976年后，有《一九七六年》、《吕雉》等剧本问世，宣泄了他对十年动乱的愤懑，对新时期的赞颂。
第三节曹禺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1934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明朗的天》、《王昭君》等。另有散文集《迎春集》、《曹禺论创作》、《曹禺戏剧集》等。
《雷雨》结构：
《雷》的结构是戏剧中“锁闭式”结构的杰出范例：（1）它时间集中，全部故事发生
在24小时之内；（2）它地点集中，三幕在周家，一幕在鲁家；（3)它的登场人物经
过极严格的选择，一共8人（周朴园、蘩漪、鲁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
贵）；（4)它在危机中开头，以现在的情节为主，把过去的情节用回顾的方式——“回溯
式”——渐渐透露出来，推动剧情迅速向高潮发展，情节集中紧凑。
人物分析: 周朴园周朴园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
子。作家揭露和批判了这个人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专制、
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 蘩漪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
有它一样地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
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
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极端”和
“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
侍萍、四凤：被损害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她们朴实，善良，易于受骗；但觉醒后也易于坚强起来。
鲁贵：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既奴性十足，又阴险狡诈，人性丧尽而不知羞耻。
周萍：是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造就的自私懦弱的畸型儿，也是中国第二代资产阶级的代表。其精神状态空虚颓废。
周冲：冲动，热情，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但对社会现实还缺乏起码的理解，还生活在飘渺的憧憬和梦幻之中。
鲁大海：工人；有坚定的斗争精神，但尚不成熟。
1.“人生与社会”方面的解释（社会问题剧）：
（1）“过去的戏剧”（周朴园与侍萍“始乱终弃”的故事，作为后母的蘩漪与周家长子周萍的恋爱故事。）
（2）“现在的戏剧”（蘩漪与周朴园的冲撞，蘩漪、周萍、周冲、四凤之间的感情纠葛；
周朴园与侍萍的重逢；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突）
（3）通过“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的交织而形成的各色人物不同的命运悲剧，
通过血缘关系与阶级矛盾的相互纠缠与冲突，揭露带封建根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
（4）从“社会与人生”的视角可以揭示《雷雨》的 2、可以透过现实描写的层面，从另一角度去解读《雷雨》中所蕴涵的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憧憬、困扰与恐惧。（“诗”的视角）
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未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
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手，《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大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
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
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
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这种憧憬的吸引恰如童稚时谛听脸上划着经历的皱纹的父老们，在森森的夜半，津津地述说坟头鬼火，野庙僵尸的故事。
皮肤起了恐惧的寒栗，墙角似乎晃着摇摇的鬼影。然而奇怪，这“怕”本身就是个诱惑。
我挪近身躯，咽着兴味的口沫，心惧怕地忐忑着，却一把提着那干枯的手，央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
受着…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
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周萍悔改了“以往的罪恶”。他抓注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引到死亡。
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
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日出》写作原因之一：愤怒读过几年书，在人与人之间我又捱过了几年，实在，我也应该学些忍耐与夫长者们所标榜的中庸之道了。但奇怪，我更执拗地恨恶起来。我总是悻悻地念着我这样情意殷殷，妇人般地爱恋着热望着人们，而所得的是无尽的残酷的失望，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日出·跋》
这样我挨过许多煎熬的夜晚，于是我读《老子》，读《佛经》，读《圣经》，我读过多少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我流着眼泪，赞美着这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他们怀着悲哀驮负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肖的子孙开辟大路。但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动物。……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日出·跋》
写作原因之二：希望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起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起来！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日出·跋》当时写得很顺畅，不感到如何困难。动笔之前，有一个简略的大纲，心中早已酝酿着几个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上的横暴荒淫，在下的受尽压榨，许多残酷的事实使我思索，使我愤怒。使我觉得必须打倒这个恶鬼当道的旧社会。我年轻，确实不懂革命的道理。我无能为力，只有写戏暴露它，公之于众，抨击它。我只想砸碎这个腐烂的人间，劳苦人才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