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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8)[摘 要] 儒家思想直至今日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仍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
儒家思想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方可做到古为今用,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儒家思想； 旅游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奥，源远流长。
在长期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中国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旅游观及旅游活动产生了至巨至深的影响。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辨证为思想方法。
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对巩固和治理社会起到了桥梁架构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儒学能在当时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
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儒家思想对旅游观的影响可从近游思想、远游思想、重民传统和尚古意识四个方面进行认识，并从中看到它给中国旅游文化的开拓演进带来的活力。
就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而言，中国人有着安土重迁，不喜远游崇尚近游的思想。
这可从中国民间的俗语“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中反映出来。
这是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内倾民族性格特征多少地阻抑了中国人旅游的动机，它发源于儒家。
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
而从宗族血缘关系来看，孝悌是为仁之本，提倡孝悌，注意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孔子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此，孔子曾经要求做儿子的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贵州著名历史名人故事
贵州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区之一，有着许多著名的历史名人。
今天，我将向大家讲述其中一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
在贵州的历史上，黔东南州出产了一位卓越的儒学家和政治家，他就是黄错。
黄错出生于清朝的乾隆年间，他天资聪颖，从小对学问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获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黄错开始独立研读儒家经典，并且在几岁时就已经精通了《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
黄错的才华和学问在当地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赞赏，他在24岁时就被推荐为当地的官员。
黄错深得巡抚的赏识，被派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他一举考中进士并且名列前茅，被皇帝任命为翰林院修撰。
从此之后，他的政治事业蒸蒸日上。
黄错对贵州的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提出了改善农田水利、发展手工业和教育的政策建议。
他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鼓励人们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他还致力于减轻农民的税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贵州贤臣”。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黄错还以其文学才华而闻名，他的文学作品在当时非常受到社会的赞扬。
他的作品主题广泛，风格优美，描写了贵州的风土人情、历史名山和文化传统。
黄错的一生注定与贵州的历史密不可分。
他的杰出贡献和深远影响使他成为了贵州历史上备受尊敬的名人。
如今，贵州人民仍然铭记着他的奋斗和贡献，将他视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神奇贵州：研学旅行-贵州行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对应于“东西南北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自古以来，儒家“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它作为每个社会成员做人做事的准则，影响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维系着家庭的团结与和睦、支撑着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不仅仅是简单地说教，而更有深刻的内涵！而贵州的每处地方都与“五常”息息相关，接下来以“五常”为大家介绍贵州的每个神奇之处。
“仁”代表仁爱，做人要有爱心、仁厚之心、仁慈之心，拥有爱的力量的人，必然像太阳一样，用自己的光和热去普照大地，温暖万物。
大家到寺庙游玩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佛祖和神仙的相貌都是慈眉善目的，那种光是柔和、仁慈的，让人感觉到温暖，让人愿意去拥抱，让人感觉抱在怀里很舒服很坦然，就是因为人家佛祖神仙有仁慈之心。
中国文化中“仁”也象征着东方的森林，而贵州神奇之处在与中国文化中东部代表“仁”，而在以贵阳为中心的东部是铜仁，恰好对应。
而铜仁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是梵净山，它是仁学美育佳绝地，素有“生态王国”之美誉。
梵净山，顾名思义，梵，草木茂盛者，净，干净纯粹也！这是一座充满生机与灵气的山。
梵净山层峦叠嶂，森林茂密，古木撑天，具有悠久的历史。
典籍上考证，梵净山唐朝以前称“三山谷”、“辰山”、“思邛山”，明代以后称“梵净山”。
数据显示，目前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5%，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值达12万个/立方厘米。
当然，这样骄傲的数字更是离不开周边群众，当地群众对大山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和崇敬。
站在梵净山顶峰，当有“一览众山小”之感，梵净山，以你之梵梵，净我之心灵！“义”简单理解就是“人”字出头，加一点，意思是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帮人一把。
“义”成为了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
有“义”在，社会就会使友谊友情友善纯久。
贵州儒家管理思想汇报一、介绍贵州作为一个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传承的地区，具有独特的管理文化传统。
其中，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哲学，对于贵州的管理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贵州儒家管理思想进行深入探讨，探寻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方式。
二、贵州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概念1. 儒家思想的起源儒家思想源自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体系，主张以仁爱、礼仪、忠诚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在贵州地区，儒家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承和发扬，成为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指导。
2. 儒家管理的基本原则儒家管理思想主张以仁为本、礼为德、忠为道，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利用仁爱、礼仪等价值观念来指导管理实践。
三、贵州儒家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1. 以德治人在贵州地区的管理实践中，德治人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之一。
管理者通过培养自身的品德修养，以身作则，激励员工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实现管理的和谐与效率。
2. 重视礼仪儒家管理思想强调礼仪的重要性。
在贵州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注重员工间的礼貌与尊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团队合作与凝聚力。
3. 强调忠诚忠诚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理念，贵州地区的管理实践中也加以强调。
倡导员工对组织的忠诚与奉献精神，建立稳定的管理团队，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四、结论通过对贵州儒家管理思想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在贵州地区，儒家管理思想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管理理念，为组织建设和管理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启示。
因此，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贵州地区儒家管理思想的传承和发扬，不断探索其在现代管理实践中的新应用，推动贵州管理实践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明代儒家文化在贵州东南部传播研究》一、引言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明代，随着文化的大规模发展，儒家思想也在贵州东南部地区广泛传播，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研究明代儒家文化在贵州东南部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
二、明代儒家文化的背景明代，儒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从宋明理学的形成到儒释道三教合流，儒家文化在此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同时，明朝政府大力推广儒学教育，兴办国学，使儒学在各地得以广泛传播。
三、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历史背景贵州东南部地区地处偏远，地理环境复杂，但这里的人民对于文化的追求和接纳程度却十分高。
在明代，随着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地方文化的融合，儒家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四、明代儒家文化在贵州东南部的传播途径1. 官学教育：明朝政府在贵州东南部设立了各级官学，如府学、县学等，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推广儒学教育。
2. 书院教育：地方书院的出现也为儒学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如正学书院等。
3. 士人传播：士人通过著书立说、游历讲学等方式将儒家思想传播到贵州东南部地区。
4. 文化交流：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带到了贵州东南部地区。
五、明代儒家文化在贵州东南部的影响1. 社会影响：儒家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升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
2. 经济影响：儒学倡导的“仁爱”、“诚信”等价值观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3. 文化影响：儒学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六、结论明代儒家文化在贵州东南部的传播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过程。
通过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士人传播和文化交流等途径，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这一过程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提升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儒学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教育文化论坛 ２０１３年６期 ·理论探索·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６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１０ＧＨ３３）“黔中文化与黔中经济区的构建研究”结题成果。
作者简介：李昌礼（１９７８－），苗族，湖南麻阳人，《安顺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中文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唐文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中古代文学，地域文化。
颜建华（１９５７－），男，《安顺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文系教授，贵州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地域文化。
论明清时期安顺儒学兴盛的原因及社会影响李昌礼 颜建华（安顺学院学报编辑部，贵州 安顺 ５６１０００）摘 要： 明清时期是安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不仅稳定了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为了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兴办学校，创办书院等有效手段，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从而大大促进儒学的发展和传播。
同时，由于明代户籍退出机制的实施，以及清王朝社会危机的直接影响，客观上刺激了儒学的发展与兴盛。
儒学在安顺地区的发展与传播，调整了民族结构的分布，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推动了安顺民俗文化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明清时期；安顺；儒学；社会影响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７６１５（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７０－０４ 引 言安顺位于贵州的中西部，是内地通往云南的必经之道，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之称。
贵州建省之前，安顺隶属云南，分别由若干土司统治，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了儒学的发展与传播。
明初，朱元璋征云南，实行“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迁入了大量汉族移民，汉族知识分子因从军、做官、经商或被贬谪到安顺一带，他们在安顺地区兴办学校，传播儒学，开启了安顺文化教育事业的新纪元，使儒学在安顺这片热土上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贵阳孔学堂观后感介绍贵阳孔学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位于贵阳市的市中心，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庄重肃穆的场所。
我有幸参观了贵阳孔学堂，并在此留下了深刻的观后感。
历史与文化贵阳孔学堂建于明代，是为纪念古代著名学者孔子而设立的。
孔学堂是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培养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学堂，我不禁被其庄重肃穆的氛围所吸引。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历史气息，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代学者一同学习和思考。
建筑风格贵阳孔学堂的建筑风格充满了传统的古朴之美。
它采用了传统的琉璃瓦、青石板和木质结构，并以红墙黛瓦为主色调。
整座建筑充满了古代建筑的独特韵味，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
尤其是进入书院，我被其中的高大门楼和雅致的庭院所吸引，仿佛感受到了古代学堂的庄严和肃穆。
学堂文化贵阳孔学堂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更是一个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平台。
在参观过程中，我了解到孔学堂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例如经典演讲、学术研讨和传统礼仪表演等。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提高了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学习体验在贵阳孔学堂，我还有机会参与了一场传统的礼仪体验活动。
我跟随着工作人员的指导，学习了如何进行古代礼仪和如何穿着传统的礼服。
这一体验让我更加了解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细节和庄重肃穆的氛围。
我发现传统礼仪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修养。
影响和价值贵阳孔学堂作为贵阳市的重要文化地标，对于传承中华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增强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此外，贵阳孔学堂也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结论通过参观贵阳孔学堂，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庄重和深远影响。
这座古老的学堂不仅仅是建筑的象征，更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
在未来，我希望贵阳孔学堂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为人们提供更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
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
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
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
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
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
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
对于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变”，只有采用假予爵禄的办法加以安抚。
安顺学院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系别：政史与法律系班级：10思想政治教育姓名：谢鸿学号：201006074053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壮族、毛南族、瑶族等。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少数民族人口1123.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4.69％。
少数民族人口遍布全省各地，比较聚居的有46个县。
现在建立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454个民族自治乡。
贵州少数民族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其文化各具不同的民族特点，但贵州少数民族作为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的文化无疑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础的儒家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儒家文化既是贵州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后其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又是其生存发展的选择压力。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给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铸上了深深的印痕。
秦汉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和居住在云南及广西西北部部分地方的其他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
秦统一中国后，即开始对西南夷的经营，在夜郎、滇和邛都的一些地方设置郡县，派官吏进行治理。
两汉时期，为了巩固对西南夷的统治，在该地区推行“羁縻”政策，移民垦殖。
这些作法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往与融合，儒家文化开始对西南夷产生影响。
唐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通过当地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对该地区进行经营。
宋袭唐制，并在各羁縻州进行屯田戍守，开展“互市”，建立土司制度，促进了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直接交往，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据《贵州通志·宦迹志》载，唐代黔中一些地区的语言文字已与汉族相同，“凡是岛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
元、明、清三代进一步加强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随着元朝驿道、水道的开通，明、清两朝改土归流的推行，修筑卫所，屯田戍守，移民垦殖，汉族军民源源进入贵州。
大批汉人的移入，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宋代之前，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迁入民族地区的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直接交往发生的。
元代，开始有了正规的学校教育。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贵阳地区有了第一所书院即文明书院，政府当局以何成禄为顺元路儒学教授，招收黔中弟子入学，其中不乏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大户子弟。
元仁宗延四年（1317），普定路军民总管府判官赵将仁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普定府（今普定县）“立学校，明礼仪，通商贾”。
至此，儒家文化开始通过学校教育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明代，统治者注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贵州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上层施行教化。
朱元璋认为，“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
据此，有明一代在贵州广设学校。
先后建书院20所，府学12所，州学4所，里学23所，县学10所。
此外，“又明令每乡每里俱设社学”。
明代在贵州广设学校，主要是为要求各少数民族土司子弟入国学读书，使学校成为他们学习经学、准备科举的场所。
洪武十五年（1383），朱元璋就指出：“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
明代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王阳明起了重大作用。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贬官贵州，为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驿丞。
他到龙场驿后，即在龙岗书院（地址在今修文县阳明洞）讲学，同时又每日坐在洞中默记旧日所读诗书，写出《五经臆说》，宣传儒家思想。
正德四年（1509），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聘请，到贵阳担任贵州书院主讲，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在贵州3年，传授儒家思想，培养了一批宣扬他的“理学”的人才，对儒家学说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为了加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统治，清政府“以黔省穷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变风俗”，加强通过学校进行儒学教育未达到“开其智巧”、“乐育人才”的目的，进一步扩大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
康熙初年，贵州提督学政田雯疏请清廷在贵州普遍设立学校获得批准，此后全省的府、卫、州、县乃至乡都设立了学校。
“贵州一省原辖十一府，四十州县”，都有了学校。
清代中期，贵州全省府、卫、州、县的学校达66所。
学校的组织除袭明制外，还增设了社学和义学。
清代贵州开设学校，已不只是吸收土官、土目子弟入学，而是扩大到一般少数民族群众子弟。
康熙四十四年（1705），“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
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
该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
封建王朝在贵州开设学校、开科举的目的，是在各少数民族内部培养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为其在贵州的封建统治奠定牢固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少数民族道德规范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世居贵州的少数民族，除彝族外都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且在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之前，大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大多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直接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与此相适应，少数民族的道德还带有浓重的原始道德色彩，或基本上还是原始时代的道德，是一种由诸多世代沿袭、约定俗成的具体禁忌、习俗和规范所构成的生活实践方式。
这种道德规范是不成文的，也没有暴力机关强制执行，而是依靠社会舆论、宗教仪式等方式来维持。
随着儒家思想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影响不断扩大、深入，以及少数民族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少数民族的道德逐渐向体系化、理论化方向发展，甚至用汉字写成规约，通过民间社会组织或地方政府强制执行。
贵州布依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最晚从明代开始已经产生“榔规”、“款”等用汉字写成的乡规民约，作为维护地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
到清代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如清同治元年（1862），布依族聚居的册亨县乃言、坝江地方有刻在石碑上的议榔规约写道：“尝闻，强盗出于赌博，命案出于奸情。
故绝盗源，须除赌博；欲混民命，须除奸情。
除赌博而乡中之男良善，除奸情而邑内之女贞节。
”人们对于偷盗、奸情这类不道德行为的认识已有理性分析，而不只是约定俗成的禁忌、习俗和规范。
当然，这种理性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
对于违反议榔规约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还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条例，处罚由民间组织“议榔”强制执行。
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规约行为，则要求大家“同情协力，共心捉获，而呈官究，理法不容”。
要由官府来处理了。
儒家思想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道德的体系化、理论化，这是少数民族道德建设的进步。
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婚姻道德的发展也产生过积极影响。
历史上，贵州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流行女子婚后不落夫（又称“坐家”）习俗，这种习俗是母系社会的遗存。
随着儒家婚姻道德观在民族地区影响的扩大，近代以来，这种婚俗在许多民族地区已不复存在，普遍流行与汉族相同的女子婚后即定居夫家习俗。
儒家文化传播贵州之前，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许多群体没有汉姓汉名，他们或以氏族为姓氏，或执行父子连名制。
儒家文化传入以后，特别到了明、清时期，贵州少数民族使用汉姓汉名逐渐普遍化，许多地方还仿汉俗按字辈排列以别长幼。
如黔东的侗、苗、土家、布依等少数民族中一些杨姓家族以“再、政、通、光、昌、正、秀”七字谱成字辈序谱。
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土目等，普遍仿效汉族兴修族谱。
在族谱中往往把学习儒家经典、遵从儒家思想列为族人必须遵守的条规。
如提溪长官司副长官《张氏族谱》谓：“子孙不读诗书，不安本分即为匪类，许令族人押赴祠堂明证其罪。
”康佐副长官司《于氏族谱》谓：“我祖积善久远，惟愿子孙努力芸窗，潜心经史，将来作忠臣孝子。
”许多人家堂屋正壁上设立“天地君亲师”之类的神龛，作为祭祖，办红白喜事以及平时接宾客的场所。
在封建时代，儒家文化在总体上比较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更为先进，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影响的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
贵州少数民族大多在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推行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从原始社会跨越奴隶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起了重大作用，功不可灭。
当然，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也产生过负面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无论在积极方面或是消极方面，都是巨大的、全方位的。
可以说，儒家文化影响所及，贵州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无不受到剧烈震荡，发生重大演变。
儒家文化能在少数民族中迅速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于儒家文化比较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化，总体上是更为先进的文化。
我们知道，从低级到高级、从后进到先进，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必然的趋势。
文化作为物质进化中的一种事物，它也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如前所述，贵州少数民族在接受儒家文化影响之前，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与此相适应，当时少数民族文化基本上还属原始文化范畴，而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贵州少数民族在接触儒家文化后很容易就接受它，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儒家文化在总体上比较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文化，它能给贵州少数民族提供在当时来说是更先进的生存方式，更有利于促进当时少数民族社会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
事实上，儒家文化在促进贵州少数民族从原始社会跨越奴隶制时代向封建社会过渡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自身来说，历史上这种带有浓重原始色彩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期形态，其抗变性和排外性较弱，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并产生了多样性的文化压力时，其进化优势和发展潜力较大，容易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此外，在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之前，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早已发生交流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少数民族文化在继承传统和变革传统之间形成了比较适度的张力，能比较开放地对待文化环境的变化。
所以当儒家文化传入贵州以后，各少数民族文化都能程度不同地在不改变其民族文化基本结构和特征的前提下，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第三，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贵州少数民族推行强迫汉化政策，迫使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文化。
封建统治阶级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儒学，传播儒家文化，目的是强化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
对于拒绝接受儒家文化的，则实施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如规定不学习儒学的“土人”不得任用为流官，一般少数民族群众不接受儒家文化习俗的常常受到歧视。
因此，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与一些入庠读经的儒生，以及受此影响的少数民族群众，为了自己的出路或避免受到歧视，不得不接受儒学或儒家文化习俗。
贵州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文化，既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同时与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