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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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6-24作者简介:吴秀群(1979—),女,湖北钟祥人。
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学。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第31卷第01期2016年01月Vol.31,No.01Jan .,2016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现身吴秀群(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铜陵244000)摘要:通过对西方翻译伦理主要思想的考查,指出,与国内以“规范”为导向,限制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研究不同,西方翻译伦理表面上制约了译者主体性,制造译者隐身,实际上为译者现身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译者的现身更加有利于译者个性的彰显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传统的译论由此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翻译伦理;隐身;现身;译者主体性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16)01-0035-05翻译伦理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表面上似乎给译者的翻译行为套上了条条框框,限制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通过对西方翻译伦理主要思想的考查,可以得出,与国内以“规范”为导向,限制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研究不同,西方翻译伦理研究视野更广,理论呈现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表面上似乎制约了译者主体性,制造译者隐身,实际上为译者现身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同时也警醒国内学者不可凭借对国外翻译伦理的主观片面理解,简单机械地照搬挪用,从而造成对国外翻译伦理的曲解。
一、翻译伦理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在西方,翻译伦理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1984年贝尔曼正式提出“翻译伦理”(ethics of translation )这一概念为标志,其核心代表人物有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切斯特曼,代表性的著述有《异的考验》《翻译之耻》《回归伦理》和《民族、语言和翻译伦理》,主要理论有贝尔曼的迎向异质的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皮姆的文化间性中的译者伦理、切斯特曼基于价值的翻译伦理模式。
智库时代·130·智库观察翻译指的就是将一种语言成另一种语言,要求语言翻译的准确且通顺,更好的表达出语言的意思[1]。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的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提出“隐身”与“显性”两种不同的概念;“隐身”是指译者在对文章进行翻译的时候不可以自作主张,而“显性”是指译者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的表现原著的语言特色。
基于文学翻译的“隐身”与“显性”对《第十个人》这部文学翻译进行理解分析,其翻译的过程中合理的运用了意大利著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相关翻译理论,书中提到“隐身”与“显性”两种不同的角色[2]。
作者以优秀的文笔配合上译者“隐身”“显性”相结合的翻译方式,将《第十个人》这部作品更好的呈现给广大读者,并予之更深的体验和印象。
一、理论概念(一)《第十个人》简介作为众多创作中一部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短篇小说,格雷厄姆·格林在《第十个人》一书中,主要讲述了“夏韦尔”在监狱中抓阄不幸成为了将被处死的十个人之一,于是他用自己全部的财产与“詹弗耶”换得了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出狱后他履行对“詹弗耶”的承诺用自己全部财产基于他的家人并且给予很多的照顾,在相处的过程中他化名为“夏洛特”并且深深的爱上了“詹弗耶”的妹妹泰雷兹,随后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与先要霸占泰雷兹的住宅的卡罗尔进行了一番搏斗,最后在搏斗中去世的故事,这本书从最初的用金钱买命到良心发现,情节跌宕起伏展现了“罪与爱”的主题,并且很好的阐述了“人性”二字。
(二)文学翻译著名作家矛盾层提出相关见解:“文学翻译的意义就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形式,遵循原文内涵,将原作艺术境界表达出来,为不同地区的学者创造一致的读书启发、美的感受。
”学者许钧曾提出:“文学翻译就是一种以符号转化为基本手段、以文学意义再现为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文学翻译指的是文学性和忠实性的辩证统一,[3]在文学作品里面原著的作者将会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会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用文字营造出栩栩如生身临其境的画面感,这样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优美的语言也会使书籍的魅力增大很多。
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译者是连接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桥梁,承担着将源语言中的意思准确传达到目标语言中的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译者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过去,译者的存在往往是默默无闻的,他们隐藏在背后,只是通过文字将不同语言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现在的译者却越来越多地以自己的身份出现,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交媒体、讲座、研讨会等各种活动中。
隐身的译者更注重文字的准确性和风格的恰当性。
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细致地研究原文,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被传达给读者。
他们非常专业并且富有耐心,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翻译艺术家,将源文化的优秀作品转化为目标文化的精品。
他们的成就往往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而不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望或名誉上。
现身的译者则更注重与读者的互动和交流。
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发表文章、写作博客或与读者互动的方式与大众进行沟通。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翻译经验和见解,以及他们对翻译行业的发展和趋势的看法。
他们的目标是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译者的现身可以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启示。
通过与读者的互动,译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读者的需求和反馈,从而不断改进翻译质量。
译者的现身还可以提高译者的知名度和形象,为他们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认可。
现身的译者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
现身的译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个人品牌和形象,并与读者进行互动。
这可能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影响他们对翻译工作的专注度。
现身的译者可能面临争议和批评。
他们的观点和解释可能与一些读者不一致,甚至引发争议和争论。
这些挑战需要译者有一定的心理素质和沟通能力来应对。
译者的隐身与现身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隐身的译者注重文字的准确性和风格的恰当性,他们通过文字将不同语言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现身的译者更注重与读者的互动和交流,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交媒体等各种活动中,与大众进行沟通。
无论是隐身还是现身,译者都在不同的方式下承担着将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信息传达的责任。
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译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隐身”的,但其实他们也是“现身”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工作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有必要对译者的隐身与现身进行深入的探讨。
译者的隐身主要体现在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作者的尊重和忠实。
一位优秀的译者应当以尊重原著为首要原则,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原著文学作品的风貌和风格。
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到“不谈自己”,将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想法尽可能地融入到原著中去。
这种隐身的艺术要求译者有极高的修养和功力,要求他们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学修养,能够准确地理解原著的内涵和情感,同时又能够恰如其分地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工作虽然在表面上是“隐身”的,但其实是需要译者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情都融入其中。
译者的现身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译作的阐释和介绍上。
优秀的译者不仅仅是把原著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对原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在译作发表后,向读者们作出详细的解释和介绍。
这种现身的工作要求译者具有深刻的文学洞察力和对原著的深刻理解,能够启发读者对原著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
这种工作要求译者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传递者,更是文学作品的解说者和传播者,需要译者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和解读能力。
译者的隐身和现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隐身工作为他们在译作介绍和解释中的现身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只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到了尊重原著和忠实翻译,才能够在译后的工作中做到对原著的深刻解读和对读者的深刻启发。
这种“隐身与现身”的艺术成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译者,也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支持。
我们需要对这种“隐身与现身”的工作加以重视和推崇,为优秀的译者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近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和接受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离不开一大批优秀的译者的共同努力。
他们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各种外国语言,向国际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
译者的隐身与显现隐身与显现是翻译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需要在保持原文的意思和风格的将信息准确地传达给目标读者。
这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和策略。
在某些情况下,译者需要将自己“隐身”,尽可能地将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准确地呈现出来。
这种翻译方式通常适用于文学作品、诗歌和名著等需要注重原作风格和语境的翻译。
译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尽量避免过多干预和个人主观色彩的加入,以免影响原文的风采。
在某些情况下,译者也需要将自己“显现”,主动介入翻译过程,以保证目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和接受翻译作品。
这种翻译方式通常适用于科技、法律和医学等专业领域的翻译。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对原文进行适度的调整和重组,以提高读者的理解度和可接受性。
无论是“隐身”还是“显现”,译者都需要根据翻译目的、读者需求和作品特点来灵活运用翻译技巧和策略。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翻译技巧和策略:1. 直译与意译:直译是尽可能忠实地翻译原文,而意译是用与原文不完全一致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意思。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以确保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
2. 调整语序:不同语言的语序不同,译者可以调整语序来使翻译更符合目标语言的习惯。
这有助于提高读者的理解度和可接受性。
3. 解释补充:在某些情况下,原文中可能存在某些特定的文化、历史或专业背景的知识,需要译者进行解释和补充,以便读者能够准确理解。
4. 翻译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翻译工作也逐渐借助于各种翻译技术,如机器翻译和术语库等。
译者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提高翻译效率和准确度。
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译者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既隐身又现身。
在文学作品中,译者常常被忽略或者被低估,然而他们的存在对于跨文化交流和文学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隐身于原文之后,努力捕捉原文的精髓,然后又现身于译文中,将原文的魅力传递给不同的读者。
这种隐身与现身的过程,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享受。
译者的隐身,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原文的严谨分析和深入理解上。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将自己融入到原文之中,深入探究原文的语言、文化和背景,以便准确把握原文的意义和情感。
他们需要对原文进行剖析和解构,挖掘其中的深层次内涵,掌握原文的韵律和节奏,以确保译文更贴近原意。
这种隐身的过程需要译者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些复杂的文学作品来说,甚至需要进行多次细致的研读和分析,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译法。
译者在隐身的过程中还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文学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点,这使得译者需要在语言层面以及文化层面上进行双重考量。
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重现原文的风格和氛围,同时又要使译文符合当地的文化习惯和审美趣味。
这需要译者具备非常高的语言功底和文学修养,同时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由于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在隐身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词义不准确、表达不明确、意境不尽相同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译者花费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来解决。
译者也在现身的过程中展现着自己的魅力和功力。
译者的现身,意味着他们成功地将原文中的精髓和魅力转化为了另一种语言的表达。
通过译者的努力,原文的情感和意义得以在另外的语言和文化下展现,这样就将原文的魅力传递给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当译者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后,他们所呈现出的译文也是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是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和演绎,是他们对原文情感的传承和表达。
在现身的过程中,译者需要遵循原作的风格和特色,同时又要满足目标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
这就需要译者在语言的选择、句式的运用、描写的处理等方面有所调整和运用。
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翻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尤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的今天更是如此。
翻译工作的本质是通过转换和传递信息实现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交流。
作为翻译工作的从事者,译者既可以在翻译过程中保持隐身,也可以选择现身亮相。
本文探讨译者在翻译工作中的隐身和现身两种状态,并分析它们对翻译品质和译者形象的影响。
一、隐身译者隐身译者是指做翻译工作时,不以个人身份或名义出现,只将翻译成果呈现给读者或使用方。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注重的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文化适应性和语言风格,而不太关注读者对译者本人的认知和评价。
隐身译者的工作相对容易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相对不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和干涉。
隐身译者的存在使得读者和使用方能够直接获取到翻译内容,他们往往关心的是翻译的质量和可用性,而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者本身并不十分在意。
在某种程度上,隐身译者是一种“匿名服务”形式,他们的工作关注点在于为读者和使用方传递信息并保障传递质量,而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气和知名度。
隐身译者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客观需要。
在某些场合,译者可能会面临一些政治、商业和敏感性问题,需要通过隐身工作方式来规避潜在的风险和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以确保翻译成果的安全和可靠性。
现身译者是指做翻译工作时将自己的身份或名义公开,承认自己的翻译成果或者发布与翻译相关的内容。
现身译者可能是公司雇员、专业翻译、翻译讲师、辞典编撰者等,他们在发布翻译成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经验。
现身译者的存在使得读者、使用方和同行有更多渠道了解和评价译者的能力和价值。
他们可能会在个人博客、专业网站、翻译社区等平台上发布和分享翻译成果,为翻译行业的发展和提高做出贡献。
他们的活跃与否、品牌影响、商业价值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发展和获得机会的优劣。
现身译者在宣传和显示自己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译者的人气和知名度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
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翻译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翻译者就是那些扮演角色轻生繁化身,将一种语言文化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文化的人。
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往往会遇到无法避免的问题,包括协调语言差异、传递文化信息等。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翻译者的隐身和现身,以及翻译工作所带来的困扰和挑战。
让我们谈谈翻译者的隐身。
翻译者通常是根据作者的要求而隐身的,即将原文中的作者转变为自己。
这种隐身需要翻译者有强大的语言能力,以及对目标语言的熟悉程度。
他们必须精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将其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同时保持原文的风格和语调。
翻译者的隐身需要他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扎实的语言能力和准确的表达能力。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原创性。
翻译者的现身也是无法避免的。
当读者阅读翻译作品时,他们总是知道这是一本翻译作品,而不是原著作品。
翻译者的现身使读者对作品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
读者更关注翻译者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著的意图,以及是否把握了原著的风格和语调。
他们会对翻译者的能力进行评判,并对翻译作品的质量有所期待。
翻译者的现身使他们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和压力,他们必须努力做到尽可能接近原著作品,同时又要使读者感到舒适和满意。
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不仅要解决语言差异的问题,还要面对文化差异的挑战。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这对翻译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翻译者必须了解原著中的文化元素,并将其转化为目标文化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
这要求翻译者具备广泛的文化知识和敏感的文化意识。
他们需要去了解每个文化的特点和差异,并在翻译过程中避免错误或误解。
这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任务,需要他们具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翻译者的隐身和现身是翻译工作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翻译者必须在隐身和现身之间找到平衡,既要保持原文的风格和语调,又要使读者感到舒适和满意。
他们还必须解决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扰和挑战。
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翻译作品能够让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互相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和交流。
但是翻译者的工作往往被忽视,他们通常处于一种隐身的状态,只有作品本身是他们的“声音”。
翻译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现身,通过他们的选择和解释来影响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
本文将探讨翻译者在隐身和现身之间的角色转换,以及如何影响文化交流和理解。
翻译者常常处于一种隐身的状态。
在读者阅读译作时,他们通常不会特别注意到翻译者的存在。
这是因为翻译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保持原作品的风格和意义,让读者感觉好像在读原作品一样。
好的翻译作品应该是无痕的,读者不应该感受到翻译者的存在,而只专注于原作品本身。
翻译者在这种情况下扮演着一种隐身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往往被忽视,只有原作品的内容才是重要的。
虽然翻译者常常处于隐身状态,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现身。
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解释都会对最终的译文产生影响。
翻译者在选择词语和语法结构时,会受到原作品的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影响,同时也会考虑目标语言和文化的接受能力。
这些选择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
翻译者还需要对原作品进行解释和注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背景和内涵。
翻译者实际上是在“现身”于译文中,通过他们的选择和解释来塑造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
翻译者的现身对文化交流和理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翻译者的选择和解释直接影响了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
如果翻译者没有准确理解原作品的内涵和意义,或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读者可能就会对原作品产生误解或错误的理解。
特别是涉及到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的作品,翻译者的错误选择和解释可能导致文化冲突和误解。
翻译作品还是文化交流的媒介,翻译者的现身会影响读者对原文所属文化的认识。
通过翻译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原作品所属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念,而翻译者的选择和解释直接影响了读者对原文所属文化的认识。
翻译者在现身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帮助读者建立对原文所属文化的认知。
译者地位:从隐身到显身张其海【摘要】传统译学视原文、原文作者为绝对权威,译者在翻译研究中被边缘化,处于隐身地位。
现当代翻译学宣称译文并非附属于原文,并非是原文的衍生,译者并非次于、低于、劣于原文作者,地位明显获得重视,得以显身。
阐释学中,译者并非被动消极地接受意义,而是意义的积极创造主体;功能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要以预期的功能为目的,依据特定的翻译目的,采用特定的翻译策略,创造性地完成翻译行为;女权主义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具有双向性,否认译者的从属地位,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后殖民主义翻译论认为译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模仿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者,应主动地把握和占有原文;翻译伦理模式下,译者要遵守翻译伦理,做一名有职业道德、有责任心的译者。
【期刊名称】《滨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28)001【总页数】4页(P107-110)【关键词】译者;结构主义;阐释学;功能主义翻译;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翻译伦理【作者】张其海【作者单位】滨州学院外语系,山东滨州2566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传统译学研究只关注原文文本,关注原文中的语言层次、句法结构,关注语言符号间的转换,强烈抵制文本之外因素的研究,如社会因素、历史背景、思维方式等。
传统译学视原文、原文作者为绝对权威,译者在翻译研究中被边缘化,成为隐形人,处于隐身地位。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和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视野得以扩大,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备受译界的关注,“译学研究悄悄经历了‘语言-文化-人’的转变,完成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1]。
阐释学、功能主义翻译、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翻译伦理等当代主要翻译理论凸显了翻译主体的研究,而译者的地位及其创造性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课题。
译学在多元语境中呈现出新的研究视角和基调,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译者的地位从隐身走向了显身。
一、译者地位在传统译学中的隐身传统译学中,翻译总是和许多贬义的意象紧密相连,如“挂毯的反面”、“舍人”、“媒婆”、“巫师”、“传声筒”、“学舌鹦鹉”及“叛逆者”等等。
收稿日期:2015-06-24作者简介:吴秀群(1979—),女,湖北钟祥人。
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学。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第31卷第01期2016年01月Vol.31,No.01Jan .,2016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现身吴秀群(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铜陵244000)摘要:通过对西方翻译伦理主要思想的考查,指出,与国内以“规范”为导向,限制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研究不同,西方翻译伦理表面上制约了译者主体性,制造译者隐身,实际上为译者现身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译者的现身更加有利于译者个性的彰显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传统的译论由此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翻译伦理;隐身;现身;译者主体性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16)01-0035-05翻译伦理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表面上似乎给译者的翻译行为套上了条条框框,限制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通过对西方翻译伦理主要思想的考查,可以得出,与国内以“规范”为导向,限制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研究不同,西方翻译伦理研究视野更广,理论呈现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表面上似乎制约了译者主体性,制造译者隐身,实际上为译者现身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同时也警醒国内学者不可凭借对国外翻译伦理的主观片面理解,简单机械地照搬挪用,从而造成对国外翻译伦理的曲解。
一、翻译伦理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在西方,翻译伦理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1984年贝尔曼正式提出“翻译伦理”(ethics of translation )这一概念为标志,其核心代表人物有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切斯特曼,代表性的著述有《异的考验》《翻译之耻》《回归伦理》和《民族、语言和翻译伦理》,主要理论有贝尔曼的迎向异质的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皮姆的文化间性中的译者伦理、切斯特曼基于价值的翻译伦理模式。
贝尔曼在阐述翻译伦理的目标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在于开放、对话、杂合和去中心化。
翻译就是‘与外来事物接触’,否则就毫无意义”。
[1]4也就是说要尊重异质文化,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
韦努蒂经历了从“存异”的翻译伦理到“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的转变,认为“好的翻译就是实施非中心化,就是用译入语来实现异域文本中的异域性”,并将其理论命名为“存异的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 ),其真实意图是试图通过在翻译活动中凸显差异来消解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后来他又提出了“因地制宜的伦理”(ethics of location )即根据实际语境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来判断翻译的价值内涵,而非在翻译策略上偏执于一隅。
[2]188-189皮姆从“文化间性”出发对译者伦理展开研究,主张用“应该翻译还是不应该翻译”来取代贝尔曼的“应该如何翻译”,并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专业性服务”[3]10。
切斯特曼提出五个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往伦理、规范伦理和专业责任伦理。
切斯特曼本人都认为前四个模式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第五个伦理模式。
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时不可能DOI:10.16069/ki.51-1610/g4.2016.01.009做到同时遵守多个伦理模式,而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
正如张广法所说,翻译伦理具有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伦理,不同的伦理只表明了翻译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
译者对翻译伦理选择的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问题。
[4]正因为如此,也给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随心所欲。
从对西方翻译伦理思想的梳理分析,可以得出翻译伦理是多元的、开放的、相对的,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信”“忠实”。
翻译伦理的目标就是为了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
既然是为了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就意味着译者必须唯原作和作者是从,译者就必须隐身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弄清楚何谓译者的隐身和现身。
二、何谓译者的隐身与现身在传统译论中,译者被定位为“仆人”,而且是“一仆二主”,他必须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是作者或是作为作者化身的原作,二是译文的读者。
主人高高在上,固然不可侵犯,因此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
且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经常强调三点:一是译者不要在翻译中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二是译者要在翻译中不表现自己的个性;三是译者要一切以原文为依归,唯作者是从。
[5]321译者的“仆人”地位其背后的真实缘由就是“忠实”,为了把作者的意图真实地传达给读者,人们便要求译者要客观、忠诚,要隐去自己的个性,要求译作是透明的,于是便有了译者的隐形。
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有过类似论述。
果戈理认为“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的让读者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译者因此也有了“隐形人”这一称谓。
“译者隐性”和“译作透明”实际上如出一辙。
因为打着“忠实”的幌子,译者的隐身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17世纪法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于埃就曾提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不要在翻译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写作技巧,也不要掺入译者自己的东西去欺骗读者,因为他要表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原作者的风采”[6]164。
我国学者对此也均有类似的论述。
如傅雷主张“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钱钟书认为译本应该“读起来不像是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还有人认为译作应该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译作应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
这些归根到底是要让译者隐身,在译作中看不见译者的影子。
有些译作甚至看不到译者的名字,可见译者的地位之低微。
但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尽管译者使劲浑身解数,也不可能做到完全隐身,其缘由是翻译背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方平通过长期的文学翻译实践,深刻体会到“文学翻译不可能只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语际交际,应该也是心灵的积极参与”[7]127。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知道翻译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步骤,理解即解码的过程,表达即编码的过程,不管是对原文的解码还是对译文的编码都离不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有过翻译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原作的亦步亦趋,并不完全能保证译者履行好忠实的仆人的职责,语言与文化的实际差异构成了译者忠实的局限”[5]325。
如:It was an old and ragged moon.直译便是“那是一个又老又破的月亮。
”这似乎十分忠实于原文,但显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地道的汉语是“这是一弯下弦月。
”这正是译者深谙中国语言文化而作出的灵活变通。
因此“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8]276。
钱钟书认为,翻译客观上存在三种差距,一是文字上的距离,二是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距离,三是译者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距离。
[5]331上例两种译文正好说明了翻译不是字与字之间的简单转换,也体现了不同译者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差距。
这种差距揭示了译者不可能对原作绝对地忠诚,好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匠心独运,同样好的译文也是译者的妙笔生花。
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而译者即叛逆者。
韦努蒂曾直言不讳地说:“写《译者的隐身》的目的就是要反传统而行之———在译文中看得见译者(visible)……并且提出把译文看作译文,把译文看作有自己独立性的理论依据。
”[9]换言之,就是要为译者和译作正名。
谢天振在《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中指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是传统译论到当代译论的转折点:传统译论强调“原文至上”、“忠实是判断译文优劣的唯一标准”,要让译者“隐身”;而当代译论则彰显译者的主体性,要让译者“现身”,强调翻译的交际性。
列维认为,翻译是一个不断做出决策的过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其决策的主体毋庸置疑就是译者。
在翻译策略上,译者的隐身和现身表现为“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
有人认为“归化”便使译者隐身了,若“异化”便使译者现身了,事实上,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只是文化层面上的一种转换,都离不开译者主体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归化看似译者隐身了,其译文的产出同样使译者的角色得到了彰显。
还是胡庚申讲得好,“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也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10]。
而其策略的选择本身就离不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适应译文生态环境更是让译者殚精竭虑。
如《红楼梦》中的一个经典例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杨宪益和霍克斯就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霍克斯深谙译入语接受语境,将其译为“Man proposes and God dis-poses”就是为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而作出的选择。
综上所述,在传统译论下,为了忠实于原作,译者努力克制自己,唯原作马首是瞻,战战兢兢,看似尽了译者的职责,有时却貌合神离,相去甚远。
当然这也是深受当时所处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从其对翻译的定义即可见一斑。
在现代译论下,这种“忠实于原作”的唯一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重视,译者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传统的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的定义也受到了质疑,译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
赫曼斯曾指出,对翻译恰当的定义应该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语境中主流翻译规范和相应翻译典范的建构,而所谓“翻译规范”即对译者翻译行为规约的描述,它又具有文化特殊性和不稳定性,随着时代的变化,旧的规范将被新的规范所取代。
三、对翻译的重新定义传统观点认为,翻译主要是一种纯语言文字转换活动,从一些学者给翻译下的定义可见一斑。
卡特福德给翻译下的定义是:一种语言(源语)的语篇材料被另一种语言(目标语)中对等的语篇材料替换[11]20。
奈达则认为:“翻译是指首先从语义上,其次是从文体上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原语的信息。
”[12]张培基等编写的《英汉翻译教程》给翻译下的定义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13]从这些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翻译定义都从语言层面来探讨翻译,均把忠实客观地传达原作的意义作为首要目的,是否忠实于原作也因此成为评判译文优劣的首要标准,也因此有了“对等”“再现”等术语的出现。
然而随着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传统的对翻译的定义远远不能囊括当今所发生的翻译实践,而且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
翻译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活动,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