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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分析一、“刑事和解”的产生及内涵（一）刑事和解制度起源及现状。
刑事和解制度最早起缘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即后来的受害者犯罪者的和解计划，并随之在各国兴起了恢复性司法的实践。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规定了法院调解和和解制度，其基本框架与我们现在所指的刑事和解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初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理念，但其适用范围小，限制了刑事和解的全面展开，于是司法机关在自诉案件之外还开展了刑事和解工作的探索。
2006年底，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7年2月，高检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随后，各检察机关都制定了相关的制度规范。
但目前刑事和解主要是在基层检察院探索开展，我国没有系统的立法规定。
（二）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1、刑事和解的概念：刑事和解指受害方对加害方的加害行为予以谅解，双方自愿就民事权利进行协商，以加害方的真诚悔过和被害方的原谅为基础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经司法机关认可，以证据形式，作为刑事裁量的依据的诉讼过程。
刑事和解包括民事和解与协议执行两个阶段：民事和解阶段，加害人通过经济补偿、劳务补偿、精神抚慰、道歉等方式，取得被害方的刑事谅解；协议执行阶段，和解协议经司法机关认定，作为刑事裁量的依据，加害人有可能获得相对有利的刑事处理。
2、刑事和解的性质：刑事和解的构建应该列入《刑事诉讼法》，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环节，但由于其对定罪量刑有较大影响，所以又应在《刑法》中加以明确。
刑事和解并不能单独做为解决案件纠纷的一种方式，因为刑法规定的犯罪是国家公权力对侵害行为的惩戒，其不能与民事行为相混淆，不能在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决。
因此刑事和解不是独立于刑事诉讼之外，更不是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相并列的程序。
刑事和解仅仅是为调解双方当事人关系，在民事方面达成和解，取得被害人（或家属）谅解，以达到恢复当事人关系的一个选择性环节。
论刑事和解制度【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当代国情的基本要求，是适应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
为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入手。
其中司法界出现了一个适应和谐社会的新型制度——刑事和解制度。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越来越受到司法界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
刑事和解制度虽起源于西方国家但近年来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的确有利于我国的社会发展。
本文就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程序、正当性、价值、效力等方面谈粗浅认识。
[关键词] 刑事和解；含义；程序；正当性；价值；效力；和谐社会当代世界多元化体系的形成和国际社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型矛盾纠纷。
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制度。
罗纳德.德沃金说过：“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不会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
”11【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力》，信春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中文序言”第2页。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新型争端新型矛盾纠纷，发挥法律本应具有的威慑力量，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建立一种新制度——刑事和解悄然诞生了。
刑事和解恰恰适应了现有的国际形势以及社会的发展。
一、刑事和解的概述近几年来，理论界发表了数以百篇以刑事和解为题的论文，实务界也积极进行刑事和解的实践，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人们对“什么是刑事和解”这个问题没有一致的看法。
而对刑事和解概念的科学界定又是一个对刑事和解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现在本人就试图梳理当前我国学者有关的刑事和解概念的各种观点，并试图提出自己对刑事和解的定义。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司法学的伟大创举，起源于加拿大和美国。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三个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源自加拿大和美国的门诺教会对于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调节的探索。
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思路(一)【摘要】检察机关关于刑事和解的实践并没有突破刑法第37条的授权和刑诉法第142条的规定。
基于实现公正的需要及检察官“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有义务组织、主导、推动刑事和解实践，并在犯罪嫌疑人要求或同意时主持和解。
审查起诉阶段“协商”程序的建立，可考虑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三个环节同时进行，使该程序兼具核实案情与当事方协商的功能。
【关键词】法律依据；角色定位；和解模式；制度构建【正文】一、刑事和解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
以确定和解决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为内容的刑事法律制度，其根本任务在于解决矛盾，化解冲突，藉此维护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刑事案件背后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片面重视打击犯罪的传统刑事诉讼方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矛盾的复杂化呼唤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刑事和解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的。
实践表明，近年来围绕轻伤害等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改革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遇到了一些共性问题，比较突出的有：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问题、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和解程序的规范和科学性问题，赔偿金额标准不一，存在“花钱赎刑”的负面评价问题等。
其中，和解的法律依据及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是两个关键问题，前者事关刑事和解嵌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的前景和司法成本，后者则蕴涵着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而这正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关键，也是刑事和解如何嵌入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前提和基础。
（一）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刑事和解其实完全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实践，这种从宽处理并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
”{1}（P.8）刑事和解中当事人可以和解的内容，仅限于与犯罪有关的民事部分，如赔偿、补偿、道歉以及被害人对犯罪人的谅解等。
至于被害人要求或同意司法机关从宽处理犯罪人的意见，并不因双方形成合意就当然地产生法律效力，它只为司法处理提供一个参考，司法机关不是也不能被动地按照这一合意来作出处理。
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p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特征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
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的不足,它的核心在于恢复性司法，其理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的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主要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
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局限为国家和犯罪人，而是吸纳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被害人加入其中与犯罪人沟通交流，作出协商。
而所谓的“恢复性”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
通常通过协商，犯罪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亦使加害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人员的谅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但是就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美丽诱惑的同时，也存在着理念上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人们对它功能上的怀疑、程序上的缺陷等问题，这些方面显然也直接导致刑事和解制度相当的不成熟。
（一）基本理念的碰撞首先表现在犯罪性质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法领域内涉及到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的重新界定。
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事法的国家本位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与冲突。
传统理念中，犯罪被视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种观念将犯罪视为个人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的行为，因此作为报应性司法的推导结果，犯罪就理应成为由国家代表个人来行使惩罚的权力。
刑事和解制度之随谈(1)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然而自从它诞生之日，便被一些普通百姓甚至法律学者冠以“花钱买刑”这个不无讽刺的俗称。
这其实是对刑事和解制度富含的人性之处的误解。
只有通过对刑事和解的具体内涵、作用以及人们对其产生误解的原因进行剖析，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入、公正看待刑事和解制度，最终让此制度能进一步在中国的法治土壤中生根发芽。
关键词：刑事和解加害人与被害人误解一、刑事和解的内涵：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陈光中教授的概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其环节包括：一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有意愿进行和解；二加害人通过一定的行为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达成和解协议，并向司法机关提请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三国家专门机关根据法律和相关原则对当事人进行考察。
当公安司法机关确认当事人的和解行为符合刑事和解的具体要求后，便会大致产生以下三种实质结果：一是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提交和解书，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认为案件轻微时，公安机关可以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检察院则可以作出不提起公诉的决定；二是检察院认为和解不能达到完全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仍有必要提起公诉时，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把当事人刑事和解行为写明，使其成为法院减刑的根据。
三是当双方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和时解，法院加以审查后做出是否适用的决定。
刑事和解的范围一般界限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中国古代唐朝的保辜制度，是指在被害人伤情未定的情况下，官府给予一定期限，让加害者尽力为伤者医治，期满之日再根据被害人伤情对加害人进行量刑处罚的一项制度。
○1这种制度让加害人积极做出医治伤者以减轻处罚的行为，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浅谈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论文摘要刑事和解，是近年来司法机关为促进社会和谐而推出的一项制度创新。
自我国引入刑事和解政策，并应用于司法实践，至今已有近十年时间。
期间，刑事和解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对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完善构想。
通过数次修法活动,刑事和解制度在整个德国的刑事法体系中不断扩展,已经渗透到实体法、程序法等重要的法律程序中。
这无疑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立法参考思路。
而我国对于刑事和解仅仅是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加以规定,并未上升为立法层面,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加以规定,才能更好的加以规制,从而使这一制度更加规范的加以运用。
关键词：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制度构建目录引言 (1)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述 (2)（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2)（二）刑事和解的特征 (2)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2)（一）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2)（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5)（三）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 (6)（四）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 (7)三、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7)（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7)（二）完善建议 (9)参考文献 (12)浅谈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引言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权、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构建和解制度,有助于缓和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紧张的关系乃至仇恨,恢复稳定的社会关系,更好地实现我国刑事立法的意图。
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大环境下,刑事和解制度也逐渐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研究领域的新方向。
刑事和解体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主体地位的尊重,寻求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利益价值最大化,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的不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
探析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与运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更加积极积极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长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增进社会和谐”。
为了在司法工作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依法加强刑事和解工作, 对化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稳定具备积极意义。
一、刑事和解概念和意义(一)刑事和解才既念刑事和解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
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 犯罪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补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方式补偿被害人, 并得到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规定或者批准司法机关对犯罪人依法从宽解决而达到具备法律约束力合同。
刑事和解目是弥补被害人所受到损害、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社会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意义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刑事纠纷解决解决机制, 对于积极迅速解决社会纠纷, 妥善解决社会矛盾, 最后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意义。
详细来说, 其意义有如下儿点:1.实现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保护老式刑事案件着重对加害人刑事追究, 以为对加害人进行刑事追究就是对被害人恢复了正义, 而被害人遭受损失与否得到补偿则似乎不很重要。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透明、公止纠纷解决机制, 更可以赢得双方认同与好感, 因刑事和解达到而免除加害人刑罚, 是同步对被害人和加害人保护。
2.弥补国家追诉模式局限性刑事案件侦查、起诉与审判有其严格程序, 在揭示过去真相方面有局限性, 往往不能完全查证事实, 从而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而刑事和解由十其积极权交由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 出于各自利益双方都倾向于达到和解, 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己经实现对被告人惩罚, 从而弥补国家追诉局限性。
3.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类刑事案件呈现逐渐增多趋势, 而国家司法资源又相对有限, 各级司法机关积累案件状况比比皆是, 其成果是导致案件解决拖拉, 老百姓对司法机关普遍不信任。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摘要：刑事和解制度属于“恢复性司法”范畴，通过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对犯罪人从轻处罚，这有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也有利于得到恢复。
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是推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题中之义，发展刑事和解制度无疑将极大地促进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实施。
笔者在本文中通过剖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提出刑事和解制度未来发展的建议，希望能促进刑事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刑事和解宽严相济制度完善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被害人和被告人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刑事诉讼活动。
刑事和解制度属于“恢复性司法”范畴，在我国目前尚属一种新兴制度。
虽说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已有初步发展，但其在现实中仍面临不小困境。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与传统的报应刑刑罚理念相矛盾“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是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报应理念，这种根深蒂固的报应正义理念对现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具有很深影响。
人们对于犯罪者深恶痛绝，认为必须对犯罪者施加严厉刑罚，惟此才能实现公平、正义。
而刑事和解所秉承的理念明显与报应正义理念相矛盾。
在刑事和解案件中，通过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经济赔偿以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人就很有可能被从宽处罚甚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这很容易出现“花钱买命”、“花钱买刑”现象，而这与传统的报应刑刑罚理念相抵触，也是司法公正所不容许的。
(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该规定确立了罪刑法定基本原则，这就要求对于犯罪人，一定要依法定罪处刑，不能随意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
但在刑事和解案件中，一旦被害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法院就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事处罚，而这明显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
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
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
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
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
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刑事和解的概念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
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
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建(一)摘要：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但由于刑事和解涉及终结诉讼程序，认罪协商则将被害人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刑事协商制度关注到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使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参与到存在罪责争议的纠纷过程中，经过多方的充分协商，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在审判阶段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公诉人放弃追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为内容，由法官依据公诉人的建议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在侦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
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同时，刑事协商机制还为疑难案件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协商；刑事协商；诉讼效率；构建和谐一、“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同时，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关于刑事和解、认罪协商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为刑事协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源于欧美国家，和解可分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模式；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私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放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①。
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检察机关都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刑事和解。
在我国检察环节上的刑事和解，是指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主导、推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充分协商，以加害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为结果的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
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单处附加刑、宣告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加害人表示认罪的案件。
特别是围绕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机制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的定位及其裁量权，有待于法律规范和授权；检察官揭露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责，是否有违调解的公正性和自愿性；同时，还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过窄，不能解决当前诉讼过程中所遇到的诉讼效率问题、疑难案件的解决等司法难题。
（二）认罪协商与此同时，认罪协商制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认罪协商制度是自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机制。
近年来，认罪协商制度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实践中。
所谓认罪协商，即被告人认罪以获得许诺利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
笼统地讲，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检察官的承诺内容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指控罪名的性质的承诺；二是关于能和法院最终判决相符的量刑的承诺；三是关于向审判法官提交的案件事实的承诺。
与被告人的认罪协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但是，只要有一方同意协商，都可以产生认罪协商的后果。
只是，当被害人选择协商，而公诉机关不同意协商时，被告人的认罪协商表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谅解，仍然将对被告的量刑产生积极的影响。
认罪协商制度，也称辩诉交易或诉辩交易，是指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就所指控的犯罪进行协商，检察官根据协商结果决定起诉的罪名与罪数，刑罚的种类与期限等，法院根据协商结果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协商结果内适用法律的一种诉讼便利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在保证被害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与对方当事人的协商，以避免一些在具体案件上的指控中证据不足的弱点，及时而又有效的完成诉讼，但是，在协商过程中，是排斥被害人参与的，被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被告人认罪案件不仅程序更加简便，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因被告人认罪，大大降低了案件的审判难度，直接化解了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可能面对的“错案”风险。
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犯罪人）认罪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审判模式得到了大力的推行，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为例，每年以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约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二、刑事协商制度的内涵司法机关的改革和探索为建立刑事协商机制作了较好的铺垫。
自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的十几年中，各地的司法部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包括证据开示、普通程序简化审、量刑建议等的适用。
现已充分认识到，司法工作的职责不仅仅是查明事实，追诉犯罪和惩治犯罪，同时还应努力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
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一起并列成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任务，而在现行司法体制下，如何使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二者相统一，唯有在司法实践中寻找答案，刑事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构建适应了这种要求。
所谓刑事协商是指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或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并被法庭确认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刑事协商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被害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只要被告人认罪，是不考虑其它证据的。
而刑事协商机制，是以被害人的参与为前提，以“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充分尊重被害人意见，解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并在协商过程中感化教育加害人，促其早日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协商制度亦不同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终结诉讼②。
我国适于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或者由公安机关、人民调解组织，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包括（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由此可见，法律已经赋予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刑事处分权，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处理的。
调解既可由法院进行，也可由公安机关或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进行，这样可以及时化解矛盾、节省诉讼资源。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它不仅能够解决运用刑事和解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刑事和解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刑事案件的多发期，就司法机关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
以本院为例，每年进入检察环节的适用于刑事和解的案件，不足受理案件的1%，绝大多数案件是必须通过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所以刑事协商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三、刑事协商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之现行司法机制的缺失，导致疑案增多，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仅制约了司法工作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
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
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协商制度已成为法学理论界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个新课题，将刑事协商制度引入司法实践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是有利于实现效率价值。
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就全国来说，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刑事案件高发期，甚至有人夸张地说是刑事案件要淹没法院的时代。
以高检院的统计为例，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以笔者所在院公诉科为例，2003年全科有干警10人，全年提起公诉243件，而2008年全科有干警8人，全年提起公诉413件，人均承办案件数上升近一倍。
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而借助于诉讼创新机制，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无疑是最有益的探索。
由于刑事协商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为结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以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形式，简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程序，省略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减少了审判人员，简化了诉讼的环节，从而缩短了办案期限，诉讼成本必然降低。
二是有利于降低指控风险。
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犯罪形式多样化，侦查机关的经费紧张，侦查技术乃至整体侦查水平不高，缺乏“疑案”解决机制，指控风险加大，导致有些案件久拖不决。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比例的疑案，因为证据瑕疵或其它原因而久悬未决，对那些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存在一定的指控风险，容易诱发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