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记者笔下的法美关系

美法和英法
美国和法国、英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美国和法国、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三国之间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

在经济方面，美国、法国和英国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非常密切。

美国和法国、英国之间的贸易额分别位居两国对外贸易的前列，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

在文化方面，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产业，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

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法国的时尚和艺术、英国的文学和音乐等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军事方面，美国、法国和英国都是北约成员国，三国之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密切。

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联合军演、军事技术合作等方面，共同维护欧洲和全球的安全和稳定。

总的来说，美国和法国、英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三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在各个领域都非常活跃。

同时，三国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需要通过沟通和协商来解决。

为何西方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作者：吴飞来源：《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发现，在美国人脑海中，中国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

“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

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

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

”①且对中国负面评价的，多是西方发达国家，如英、法、德、美、意等②。

西方媒体里的中国西方媒体向来以第四权自诩，以监督批评为主要模式，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之必须。

所以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有份量的文章多半是批评揭露报道。

比如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几乎没有中国所谓的正面宣传性的东西，多是批评揭露性的东西。

这种媒体报道模式，使得美国人多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

英国48家集团秘书长阿里斯戴尔·麦启安（Alistair M. Michie）直言：“英国媒体显然不利于增进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其次，欧美经济下滑和高失业率增加了欧美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随着中国进一步跻身世界舞台中心，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会持续。

”③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弗兰克·简兹（Sen. Frank Jannuzi）议员所言：“当我们在电视上见到邓小平戴着牛仔帽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友好的中国；当电视画面上展现的是一个中国人独自站在坦克前举起他的双手拦住坦克前进时，我们就认为中国是充满敌意与危险的……这些形象、尤其是负面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美国人的脑海里。

”还有学者分析过法国电视节目中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对法国民众来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另类”的国家。

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有《中国制造》和《美丽的窗口》等节目中体现的经济繁荣，但也有《美丽的背后》中暴露的贫富悬殊和官僚主义腐败。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一）导语有这样一位西方新闻工作者，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他的遗愿是把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中国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他是冲破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在红色区域（苏区）进行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工作者。

有这样一位美国作家，他的十一本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

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而他个人却曾经因为自己的作品，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他的文章，甚至被迫迁居瑞士。

他的其中一本著作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十年来畅销不衰。

你猜出是谁了吗？没错，这位便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部被一版再版的著作就是《红星照耀中国》。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一、简介：【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或译《西行漫记》；原著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内容】这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

作者以一位外国记者的身份客观公正、毫无党派之见地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将领的情况。

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书中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举世无双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

本书及时澄清和批驳了国民党散布的红军是“流寇”“赤匪”等种种谎言，成了许多外界人士认识红军和共产党的新起点。

【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封面见上图）【备注】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伦敦出版。

当时作者正在被日控制的上海，想要在国内公开出版是不可能的。

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的帮助下，经过修改，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出版。

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外并重印发行多次。

二、“斯诺风”作为第一个能够到红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注重实地考察。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华莱士在中南海采访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

中国<人民日报>于9月8日和9月15日分两次刊登了邓小平与华莱士谈话的详细内容。

1993年9月，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以《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00年8月15日下午，华莱士在北戴河采访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

采访被收录入《江泽民传》。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迈克·华莱士：邓主任，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⑴有何看法？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

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

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

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迈：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邓：没有。

迈：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

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邓：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⑵，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迈：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邓：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

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

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迈：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邓：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

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迈：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邓：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

美国媒体法言论自由与新闻伦理自由言论与新闻伦理一直是美国媒体界的核心议题。

作为一个拥有言论自由传统的国家，美国在法律上保护了公民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然而，随着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而棘手。

本文将探讨美国媒体法言论自由与新闻伦理之间的关系。

媒体法是规范记者行为的法律框架。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权利，禁止国会通过规定言论的法律。

这一修正案在美国社会和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干预。

这为新闻媒体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使他们能够对政府和公共事务进行监督、揭露和批评。

然而，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发布谣言、诽谤和违法信息。

媒体在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时，也要遵守新闻伦理的规范。

新闻伦理是指记者在采访、报道和编辑新闻时应遵循的道德准则。

这些准则包括保护受众隐私、避免不实报道、尊重他人权益等。

虽然新闻伦理不是法律规定，但它对媒体的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媒体法言论自由与新闻伦理之间的平衡并不总是容易实现的。

一方面，有些媒体机构为了提高点击率和收视率，可能会趋于制造轰动的新闻，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观众的关注。

这就导致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进而破坏了公众对新闻的信任。

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滥用权力对媒体进行干预，试图控制媒体的言论自由。

这种干预行为包括打压异议声音、审查新闻内容和打压独立媒体等。

这种干预不仅损害了新闻媒体的独立性，也限制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媒体界进行了一系列的自律举措。

例如，新闻媒体自建了一套行业伦理和操作规范，通过自我监督来保障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此外，一些独立的新闻媒体还不断推动相关立法，加强对媒体的监督和约束，以避免媒体自由的滥用。

综上所述，美国媒体法言论自由与新闻伦理密不可分。

媒体法为媒体提供了言论自由的基本保障，但也有必要遵循新闻伦理的道德准则。

在追求新闻言论自由的同时，媒体应该更加注重保持客观、真实和负责任的报道，以树立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自选案例,分析一名合格记者的法律意识与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新闻媒体是大众公器，是大众表达诉求的平台。

记者作为新闻媒体的实际操作者，掌握着公众的话语权。

因而记者个人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媒体新闻信息的质量，继而会对社会舆论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探讨记者职业道德的养成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1］在电影《1942》中，身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白修德的职业品德具有模范代表性，这对当下的记者职业道德规范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从品德结构理论到记者的职业道德品德，即品质道德，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对社会、他人、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思想行为倾向。

［2］品德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部分。

道德认知是有关道德的科学知识；道德情感是引发道德行为的感情、动机及动力；道德意志是道德情感引发道德行为的全部心理过程。

品德结构要素与道德行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职业品德属于品德的一种，因此职业品德的结构要素分为职业道德认知、职业道德情感和职业道德意志三部分。

二、职业品德结构与职业道德行为的关系电影《1942》中塑造了美国记者白修德这一人物形象。

为了使河南受灾的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白修德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一人深入灾区采访。

在得到第一手材料后，通过各种关系向当面反映情况，使河南的灾情得到当局重视，灾民获得了救助，数以万计的灾民得以存活下来。

可以说，白修德为整件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白修德作为一名记者具有很高的职业道德水平，下面从职业品德结构要素的三方面来分别分析白修德的职业道德行为。

（一）白修德的职业道德认知白修德作为一名记者，肩负着追寻新闻真相的使命。

面对河南的特大旱灾，重庆方面给出的答案是战争导致的人祸，百姓向西迁是为了躲避战争。

白修德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根据一个记者的直觉和自身丰富的业务素养作出判断，事情真相并不如表面那样简单。

因此，白修德决定亲自前往灾区，对灾区的真实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名著《红星照耀中国》竞赛试题（满分为100分，时间为45分钟）一、填空题。

（每空2分，计50分）1.《红星照耀中国》曾易名为《_______________》，是_____________（作者）写的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作品。

2.在《苏维埃掌权人物》《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中，我读到了年届不惑的___________。

他的童年、在长沙的日子、革命的前奏、国民革命时期、苏维埃运动、红军的成长，不仅呈现了他个人成长的轨迹，而且呈现了红军的成长历史。

我还读到了书生出身的“造反者”_________，他是大官僚家庭的儿子，先后就读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学习，先后组织了上海罢工、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党的创建人，是著名革命组织者……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都包含在这个红军创建者的故事之中。

3.在斯诺的笔下，“他是个大个子，像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

年过半百，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

”这个人物是____________。

4.《红星照耀中国》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 月至10 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______________ ________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人物形象。

5.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一家被灭口66人，让斯诺懂得“阶级斗争”的红色窑工的___________，还有平均年龄在25岁以下的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们，觉得别人唱歌花费太多时间的电气专家___________，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16岁的江西老表，已经64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红军战士___________，担心记者把自己写进专著、被外国人误会而影响红军声誉的红军小鬼___________……6.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给战士规定的三条简明的纪律：一是_____________听指挥；二是不拿_____________一点东西；三是打土豪要_____________。

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新闻出版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它也是表达自由的最重要的形式。

交流自由除了通过通讯、谈话进行讨论、辩论外，更经常、更广泛的是借助传播媒介来实现。

司法独立与表达自由都是正义的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方面传媒对司法程序的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是传递司法信息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某些报道又可能对法官、陪审员和证人及公众造成影响，因而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

而外国媒体与国内司法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关系。

新闻自由无国界是国际公约的要求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

”可见言论自由是“不论国界”的，即该公约事实上确立了“记者无国界”、“新闻无国界”、“言论自由无国界”原则。

我国只是于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没有由人大批准加入，但是这一公约可以作为国际准则指导立法和司法。

《公约》特别规定，在行使这些自由时，“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其他媒介”应包括电脑网络，这是当代最迅速、最有效的传播媒介。

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就是运用传播媒介实现的交流自由。

作为美国政府制度基石的美国《宪法》，如果不附加旨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是不会在1791年获得美国最早13个州的批准的。

而修正案中的第一条便确定了媒体的言论自由权，这决非偶然。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中有一段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缩减（abridge）[i]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

”在起草《宪法》与《权利法案》的开国先贤们看来，文字读物——通常是报纸和小册子——属于公开发表思想言论的媒体。

埃德加·斯诺三次来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龚娜（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仅是中国的朋友，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推动者。

1936年，斯诺前往苏区采访，开启了中共对美交流的大门。

1960年，斯诺来华带回来了中国希望恢复与美国谈判的信号。

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直接促进了中美的建交。

斯诺的三次来华经历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中美关系，其本人也成为中美交流的使者，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中美关系；影响一、斯诺首次访共拉开中共与美国交流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谋求与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合作。

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新闻独裁，查禁关于共产党的正面报道，西方和大半个中国对中共一无所知。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1]。

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斯诺决定冒险前往苏区采访。

1936年6月，斯诺在多方帮助下进入苏区。

他在中共中心保安城见到了精通英语的周恩来，并随即拍下会面过程，这也成为红军最早的影像资料。

当时中共迫切需要改变对外宣传的被动地位。

毛泽东说，斯诺“在谁都不愿意来的时候来了”[2]，并多次与其彻夜长谈。

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一章就是按毛泽东的原话记载的。

此外，斯诺还采访了周恩来、贺龙、彭德怀等的中共将领，搜集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深入广大军民中体验了他们的生活，对苏区政治、军事、生活、风情等作了全面调查。

1937年，斯诺将此次访问的经历撰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轰动。

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读完此书后三次约见斯诺，听他讲述了中共的真实状况，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了对华政策。

斯诺还在各大场所发表了38次演讲，使美国社会逐渐改变了对中共的敌对态度。

斯诺此次访共不仅使外界获得了对中共客观、真实地认识，也促使美国调整了对华策略，开启了中共与美国的交流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