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的极端从属性问题辨析

教唆犯罪属性的探讨【摘要】在理论上，教唆犯罪属于狭义共犯的范畴，关于狭义共犯的属性有三种观点：共犯从属性说、共犯独立性说和二重性说。

本文通过探讨狭义共犯的属性问题，分析得出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罪的规定是对狭义共犯从属性说的贯彻。

【关键词】教唆犯罪；狭义共犯属性论；贯彻意见一、狭义共犯属性学说的概述有关狭义共犯属性的学说是解决为什么要处罚狭义共犯，即要处罚狭义的共犯时，是否要求正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或者说，虽然实施了教唆、帮助行为，但对方没有着手实行犯罪时，能否处罚教唆未遂和帮助未遂。

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共犯从属性说、共犯独立性说与二重性说之争。

1.共犯从属性说安？费尔巴哈是早期共犯从属性说的主张者。

他认为犯罪是对权利的侵害，然后又把“权利的侵害者”分为“精神的引起者”（相当于教唆犯）和“身体的引起者”（相当于直接正犯），并认为“精神的引起者”更具有可罚性。

其理由是，“身体的引起者”如果没有“精神的引起者”的影响，就不会犯罪。

这称得上是朴素的共犯从属性说。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共犯从属性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它认为，正犯者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成立狭义共犯的要件，如果正犯者没有着手实行犯罪，就不成立狭义的共犯。

其根据有以下几点：（1）共犯的处罚根据与正犯的处罚根据相同，既然正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引起了发生结果的具体危险，那么，在被教唆者没有着手实行犯罪时，教唆行为本身还不具有足以作为未遂犯处罚的发生结果的具体危险性。

（2）从立法政策上考虑，共犯独立性说过于扩大处罚范围；在被教唆者没有实施威胁法益的行为时，即使不处罚教唆者，也可以确保人们的平稳生活。

如果将教唆规定为独立的犯罪，那么这种规定是过度的伦理主义或者过度关心防卫社会的结果，弃个人利益而不顾，因而是不可取的。

（3）共犯独立性说将教唆行为解释为实行行为，并不妥当。

因为实行行为是具有法益侵害急迫可能性或现实性的行为，单纯的教唆行为还没达到这种程度。

（4）未遂以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故教唆的未遂不能独立适用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只有当被教唆者着手实行犯罪后，才可能对教唆者适用处罚规定。

对教唆犯通说观点的几点质疑论文提要：本文通过对当前教唆犯通说观点的深入分析，分别就通说观点中关于教唆犯的性质、构成要件、定性、主从犯地位的界定及停止状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质疑。

同时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法律对教唆犯的规定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对以上五方面内容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教唆犯教唆行为教唆对象教唆内容教唆强度教唆故意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从这一规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教唆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共同犯罪人。

由于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教唆他人所犯的罪应是故意犯罪，而非过失犯罪或其他一般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

被教唆者必须是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教唆者构成间接正犯，而不是教唆犯。

在我国教唆犯都是作为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来加以研究的。

经过多年法学家们的潜心研究，关于教唆犯的理论已趋于成熟。

然而，由于我国对教唆犯的研究起步较晚，加上实际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使我国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在具体适用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在理论界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的碰撞。

如何正确地对教唆犯进行定性与量刑，一直都是教唆犯研究关注的焦点。

本人也就相关问题对通说观点提出质疑，同时提出笔者对相关问题的一些构想。

一、质疑教唆犯的性质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有机统一。

即，一方面，教唆犯具有相对从属性；因为教唆犯所构成的具体犯罪和罪名，取决于其教唆实行犯去实施的特定犯罪，教唆犯既遂的构成依赖于实行犯犯罪的完成。

另一方面，教唆犯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因为教唆犯具备独立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负刑事责任的根据。

因而其构成犯罪并不取决于实行犯是否实施犯罪，教唆犯行为本身的实施和完成不受实行犯行为实施完成的制约。

笔者对此解释提出如下质疑：首先，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从属性不是相对的。

2007年第4期(总第104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 inorities(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No.4Aug.2007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4　教唆犯基本争议问题辨析●康　军(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摘　要:教唆犯理论通说并不能协调其立法现实的基本矛盾,应当在罪刑法定精神下坚持单一的作用分类以达到立法与理论解释的协调。

其处罚根据在于本身的犯罪性,即教唆犯的客观行为及其危险性。

在个罪意义的立法和司法操作中也不宜于对教唆犯单独定罪。

关键词:教唆犯;立法现实;处罚根据;单独定罪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7)02-0063-03 一、教唆犯分类的立法现实与理论争议分析历史上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比较复杂,且几经变更。

1979年新中国的首部刑法典中将共同犯罪人规定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种形态。

在对1979刑法(以下简称79刑法)进行修改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学者指出我国79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存在缺陷,[1]应当修改,但该类意见并未得到立法者的采纳。

我国现行刑法仍然沿袭了79刑法有关共同犯罪人分类的规定。

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按分工分类的唯一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

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刑法将共犯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四类,是将作用分类与分工分类统一起来了。

通说认为刑法采取四分法的最基本理由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少教唆犯罪的现象,教唆犯的情况又比较复杂,不宜一律列入主犯或一律列入从犯,因而需要将教唆犯单独加以规定,以便比较恰当地解决对教唆犯的定罪量刑问题。

[2]”但笔者认为这一理由只能说明刑法应规定教唆犯,而不能说明教唆犯应与主犯、从犯、胁从犯相并列且成为共犯人的一种类。

针对我国对共同犯罪人采取的这一分类方法,早有学者提出,既然刑法已明确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依此,教唆犯分别可归入主犯或从犯,又何必在主犯、从犯后面又单独列一个教唆犯,从而产生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之不必要的重复,况且将两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共犯人并列在一起,必然要出现一个犯罪同时要具有并列的双重身份的混乱现象,其在逻辑上犯了“多标准划分”和“子项相容”的错误。

关键词: 教唆犯从属性说独立性说二重性说内容提要: 教唆犯性质之理论众说纷纭，主要有从属性说、独立性说、二重性说等观点。

反观这些学说的合理性与存在基础，从属性说更为合理，它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理论支撑，符合罪刑法定的精神与保障人权的需要。

一、教唆犯性质之学说分野教唆犯作为一种犯罪现象古而有之，但直到近代以来，随着教唆犯罪现象的不断增多，对教唆犯的定罪量刑才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相应地，关于教唆犯性质的各种学说应运而生，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教唆犯从属性说共犯从属性说的理论基础是刑法客观主义。

刑法客观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如果没有客观的行为便没有犯罪；不以行为而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为处罚根据，会混淆法与伦理的关系。

”【1】刑法客观主义注重行为，因此，又称行为主义。

基于客观主义立场的共犯从属性说的基本理由是：（1）共犯的处罚根据与正犯的处罚根据是相同的，既然正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人引起了发生结果的具体危险，那么在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没有着手实行犯罪时，帮助行为和教唆行为本身还不具有发生结果的具体危险，因此不具有可罚性，不能作为未遂犯加以处罚。

（2）从立法政策的角度考虑，共犯独立性说过于扩大了处罚的范围，使刑罚权不合理的扩张，不利于对人权的保障；在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没有实施威胁、破坏法益的行为时，即使不处罚教唆者与帮助者，也可以确保人们的平稳生活和社会利益。

（3）共犯独立性说将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解释为实行行为，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观念，也不符合有关行为的理论。

（4）未遂以着手实行为前提，所以教唆、帮助的未遂不得独立适用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只有当被教唆者、被帮助者着手实行犯罪以后，才可能对教唆者、帮助者适用未遂的处罚规定。

（5）从刑法分则的条文来看，没有关于教唆犯、帮助犯的处罚规定，所以只有当实行犯着手实行了犯罪时，才能使用共犯的规定，对教唆犯、帮助犯以未遂进行处罚。

【2】刑法客观主义是在反对封建刑法的干涉性、恣意性、身份性和残酷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保障人权、促进法治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教唆犯属于广义教唆犯，具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种是以教唆行为方式实施的犯罪行为，称为间接正犯;而另一种则是与广义区分的狭义教唆犯。

从我国各种刑法、司法的角度来说，以教唆行为方式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

而现实中人们所说的教唆犯通常是指狭义教唆犯，虽然不是正犯，但属于教唆行为。

正因为广义教唆犯与狭义教唆犯涵义不同，所以，我国采取分立条文的方式，对广义教唆犯与狭义教唆犯的行为与处罚做出不同的立法规定。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加对于刑法中教唆犯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由于中国现行刑法关于两种涵义教唆犯的成立条件、性质以及处罚不同，致使大多数学者对教唆犯的研究与讨论更加混乱[1]。

一、我国现行刑法对教唆犯性质问题的主要观点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教唆犯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及三种理论说：①教唆犯从属性说，是从客观主义理论、犯罪共同说以及行为主义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教唆犯在犯罪过程中，相对于正犯而言属于从属关系，教唆行为成立，说明教唆犯具有可罚性。

此外，该理论还认为，教唆犯是依赖于实行犯而存在的，虽然没有客观犯罪行为，但从行为的角度来说，也属于一种犯罪行为;②教唆犯独立性说，是从主观主义现论、行为共同说以及行为人主义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教唆犯本身具有主观犯罪行为，虽然不属于实行犯，但这种教唆属于行为人恶性的表现，实为独立的犯罪。

此外，该理论还否定了教唆犯是实行犯的属性，存在一定的客观与主观分裂现象;③教唆犯两重性说和教唆犯两重性否定说，也就是教唆犯二重性说，该理论认为，从教唆犯与被教唆犯的关系来看，教唆犯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即教唆犯的犯罪意图通过被教唆犯实行，从而达到犯罪目的与危害结果。

论教唆犯（04）我国现行刑法，采用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为标准，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的基本分类，同时规定教唆犯的办法。

这样，教唆犯就成为我国刑法按分工分类的唯一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

所以它可以说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类型。

它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存在很多争论，下面我们较为详细地加以论述。

一、教唆犯的性质教唆犯是从属于实行犯的从属犯，还是不从属于实行犯的独立犯，历来为刑法学者所争论。

关于教唆犯的性质，有以下不同看法：(1) 教唆犯从属性说：认为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从属于实行犯。

实行犯构成犯罪，教唆犯亦构成犯罪；实行犯不构成犯罪时，教唆犯即不能成立。

所以教唆犯是从属犯的一种。

(2)教唆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独立的地位，教唆犯并不从属于实行犯。

教唆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

(3)教唆犯两重性说：认为教唆犯既有从属性，又有相对独立性。

两重性说，又存在抽象的两重性说与具体的两重性说之分：抽象的两重性说，系根据教唆犯的一般特性，论述教唆犯具有两重性。

我国学者伍柳村持此说。

具体的两重性说，则根据刑法对教唆犯的不同规定，说明在某种情况下教峻犯具有从属性，在另一情况下教唆犯则具有独立性。

(4)教唆犯两重性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不存在从属性和独立性的两重性。

此说又有以下两种不同主张：其一，只有单一性，否定两重性说。

认为在一部刑法里，要么采取独立性说，即完全以教唆人所教唆之罪作为定罪基础；要么采取从属性说，即完全以被教唆人所实施之罪作为定罪基础。

很难想象，在一部刑法里可以合二而一，或者说具有所谓“二重性”。

其二，从属性、独立性、两重性一概否定说。

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既无从属性，又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可言。

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的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

而且，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也不能得出所谓二重性的结论那么，怎样看待教唆犯的性质呢？我们认为，教唆犯从属性说与教唆犯独立性说，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免于片面性。

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加对于刑法中教唆犯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两种涵义教唆犯的成立条件、性质以及处罚不同，致使大多数学者对教唆犯的研究与讨论更加混乱[1]。

一、我国现行刑法对教唆犯性质问题的主要观点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教唆犯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及三种理论说：①教唆犯从属性说，是从客观主义理论、犯罪共同说以及行为主义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教唆犯在犯罪过程中，相对于正犯而言属于从属关系，教唆行为成立，说明教唆犯具有可罚性。

此外，该理论还认为，教唆犯是依赖于实行犯而存在的，虽然没有客观犯罪行为，但从行为的角度来说，也属于一种犯罪行为；②教唆犯独立性说，是从主观主义现论、行为共同说以及行为人主义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教唆犯本身具有主观犯罪行为，虽然不属于实行犯，但这种教唆属于行为人恶性的表现，实为独立的犯罪。

此外，该理论还否定了教唆犯是实行犯的属性，存在一定的客观与主观分裂现象；③教唆犯两重性说和教唆犯两重性否定说，也就是教唆犯二重性说，该理论认为，从教唆犯与被教唆犯的关系来看，教唆犯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即教唆犯的犯罪意图通过被教唆犯实行，从而达到犯罪目的与危害结果。

同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教唆犯与被教唆犯属于一种社会关系，体现在教唆犯将自身的犯罪意图教唆他人去实行犯罪行为，充分体现出教唆犯行为本身有着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从教唆的角度来说，教唆本身就属于一种犯罪行为。

由于该理论具有一定的客观实践性与主观思考性，从而有效避免了教唆犯从属性说与教唆犯独立性说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矛盾，属于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实践见解[2]。

二、我国刑法教唆犯两种涵义的分析（一）间接正犯属性间接正犯属性的研究是从近代刑法理论开始的，一直以来，间接正犯属于从属性产物，意在表明在教唆犯不具有可罚性的情况下，教唆犯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在可罚性的角度弥补了教唆犯的不足。

目前，间接正犯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广泛的认可。

“教唆犯从属性说”之批判作者：陆诗忠来源：《东方法学》 2015年第3期陆诗忠内容摘要：晚近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教唆犯的属性问题时，“教唆犯从属性说”被得以推崇。

然而，总揽其相关论述，推崇“教唆犯从属性说”的理由并不充分。

该说没有契合于法益保护的基本立场，也没有合理限定教唆犯的处罚范围，也无法充分获得我国《刑法》的支撑。

在应然层面上，相对意义上的“教唆犯独立性说”值得提倡，仅对“重大犯罪”予以教唆的行为方能认定为犯罪。

在这方面，该说不仅符合刑法学上法益原理，还符合当前国际社会所奉行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而且能够获得实证法的支持，并与我国其他的刑法规定具有契合性。

关键词：教唆犯“教唆犯从属性说” 重大犯罪“教唆犯独立性说”在教唆犯的属性或者成立问题上，德、日刑法学术史上存在着“教唆犯独立性说”与“教唆犯从属性说”的尖锐对立。

但有文献表明，“教唆犯从属性说”在时下的德、日法系国家已居绝对优势。

也许是受此影响，晚近以来，刑法学界在探讨我国《刑法》“教唆犯属性”问题时，“教唆犯独立性说”已成为众矢之的，“教唆犯从属性说”则备受青睐。

张明楷教授、周光权教授、钱叶六教授可谓“教唆犯从属性说”的积极倡导者。

〔1 〕总揽其相关论述，他们提倡“教唆犯从属性说”有如下考量：它契合于法益保护的基本立场，有利于合理地限定教唆犯的处罚范围，能够获得我国《刑法》的支撑。

但对此，笔者难以苟同，并认为倡导“教唆犯从属性说”还存在若干重大缺陷。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教唆犯的属性问题上，我们就应当倡导“教唆犯独立性说”。

〔2 〕笔者的基本立场是，相对意义上的“教唆犯独立性说”方值得倡导。

针对上述问题，下文分而论之。

一、“教唆犯从属性说”：契合于法益保护的基本立场吗在倡导者看来，“只要承认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就难以采取教唆犯独立性说”。

在此基础上，论者进一步指出：“单纯的教唆行为并不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

教唆犯的性质是什么教唆犯是故意引起他⼈实⾏犯罪的⼈，对于教唆犯性质在我国素有争议。

学界讨论的⽬的在于更好的认定教唆犯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以便对教唆犯定罪量刑。

它是从属于实⾏犯的从属犯，还是不从属于实⾏犯的独⽴犯，我国刑法理论界虽然存在独⽴性说、从属说、⼆重性说及共犯否定说四种观点，但⼆重性说是⽬前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

以下，是由店铺⼩编整理的相关内容。

教唆犯的性质第⼀种观点是教唆犯从属性说。

认为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教唆犯从属于实⾏犯。

亦即在共同犯罪中，实⾏犯构成犯罪的，教唆犯也构成犯罪，实⾏犯不构成犯罪的，教唆犯也不成⽴。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教唆者由于缺乏实质条件⽽不能与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

按照这种理论对于教唆者所教唆的诸如抢劫、杀⼈、放危险物质等性质⾮常严重的犯罪⾏为，若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者就不按犯罪处理，这显然不能体现罪责相适应原则。

第⼆种观点是教唆犯相对独⽴性说。

认为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相对独⽴的地位，教唆⾏为本⾝是独⽴的犯罪，并不从属于实⾏犯，即教唆犯是否成⽴关键在于教唆者是否实施了教唆⾏为。

若教唆者实施了教唆的⾏为，即成⽴教唆犯，显然违背了共同犯罪的理论，⽆视被教唆⼈的存在。

将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与单独犯罪的教唆混为⼀谈，因⽽是不科学的。

第三种观点是教唆犯两重性说。

即认为教唆犯既具有从属性，也具有独⽴性。

在这种学说中，对于教唆犯的两重性⼜有不同的见解，⼀种见解认为在教唆犯两重性中、从属性居于主导地位;⼀种见解认为在教唆犯的两重性中，独⽴性居于主导地位;除此之外，尚有从属性和独⽴性统⼀说，即共犯的这⼆重性中不存在孰主孰从的问题。

这种学说的前提条件是教唆犯属于共同犯罪，故对于⾮共犯教唆性质并没有界定。

第四种观点是摒弃说。

认为教唆犯不是共同犯罪⼈中的⼀个独⽴种类。

如有的学者通过对教唆犯与被教唆犯的关系的分析来证明他们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成⽴条件，进⽽否认教唆犯是共犯中的⼀个独⽴类型，应将教唆犯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为独⽴的犯罪。

教唆犯的极端从属性问题辨析王鹏飞【摘要】限制从属性说以“责任应个别地考察”为根据,否定教唆犯的成立以正犯的有责性为必要.然而,责任的独立性仅能够说明正犯的责任不是教唆犯责任的充分条件.教唆犯对正犯的故意是否具有从属性,关键在于明确教唆犯同直接正犯和间接正犯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非相同.从能否引起他人行为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而言,教唆犯所体现的缺陷性态度较间接正犯更为强烈,由此可以说明教唆犯较间接正犯的性质更为严重.【期刊名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33)001【总页数】5页(P103-107)【关键词】教唆犯;间接正犯;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必要条件【作者】王鹏飞【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4.1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语境下，教唆犯与正犯的关系论存在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的分歧。

共犯独立性说以行为人的危险性格作为科刑的基础，将教唆行为等同于实行行为处理，认为即使教唆行为本身以失败告终，也成立教唆犯的未遂形态而具有可罚性。

与共犯独立性说相对立，共犯从属性说区别教唆犯和正犯的直接性地位与间接性地位，以法益侵害作为成立犯罪的实质理由，认为教唆犯具有可罚性是以被教唆人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

在强调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对犯罪的成立与否进行慎重考虑的今天，共犯独立性说的主张具有不能符合社会要求的一面［1］279。

目前，从客观主义刑法理论立场出发的共犯从属性说占据优势地位。

关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内涵，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博士的区分方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将教唆犯从属于正犯的“何”的问题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其中，要素从属性便是正犯的行为需达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在要素从属性说内部，限制从属性说与极端从属性说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

极端从属性说在德日刑法理论中曾占据通说地位，后来被限制从属性说所取代。

在我国刑法学界，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教唆的对象应当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那么，该种观点能够与极端从属性说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