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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研究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其贸易关系对两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包括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争端等方面的内容。
一、贸易规模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规模一直处于相当大的水平。
根据数据，2019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到了逾3000亿美元。
双方之间的贸易总量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
中国向日本出口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纺织品等制成品，同时也从日本进口了汽车、机械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
中日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较强，这也是双方贸易规模能够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
二、贸易结构中国和日本的贸易结构相对较为复杂。
双方的贸易主要涉及制成品、原材料和农产品等领域。
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和纺织品等，而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汽车、机械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
然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两国争夺市场份额，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子产品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上，而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制成品。
这种不平衡的贸易结构也是中日贸易争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贸易争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争端。
这些争端通常涉及双方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问题。
其中，市场准入和贸易壁垒问题是中日贸易争端最为突出的方面。
例如，日本对中国的汽车和电子产品设置了一些技术壁垒和进口限制，导致中国在该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中国也对日本的农产品和食品进口设置了一些限制措施。
这些贸易争端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也需要通过双方的对话和合作来解决。
然而，尽管存在一些贸易争端，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总体上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经济往来更加密切，也为两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演变及趋势分析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日益重要。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和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变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和东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趋势分析。
一、历史演变1. 文化和贸易交流自古以来，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就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贸易交流。
有文献记载，古代中国商人曾经和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进行过海上贸易。
此外，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东亚地区一直很大，如影响了日本和韩国的哲学，诗歌和书法等艺术形式。
2. 战争和侵略尽管中国与东亚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交流，但在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8年的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导致大量伤亡和破坏，留下了深刻的伤痛。
此后，日本进步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尤其是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使其成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
3. 对抗和竞争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东亚国家贸易和投资开始涌入中国。
这一过程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现状与趋势分析1. 商业合作与政治对抗在现代世界，经济力量已成为国家实力评价的重要标志。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它也面临着来自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竞争。
此外，东亚地区还存在着对历史和领土的争端，这些争端持续存在，影响着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2. 区域合作与经济整合中国和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和不断加强，尤其是中国与韩国，日本的合作关系。
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国与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自贸协定都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贡献。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加强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
然而，这一倡议也带来了某些国家的担忧，认为其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意图存在“蚕食”的风险。
3. 文化交流与人口流动亚洲所有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大量的人口移动和旅游背景都在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测度及国际比较目录一、内容概述 (2)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1.2 文献综述 (3)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5)1.4 论文结构安排 (6)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理论基础 (7)2.1 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 (9)2.2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概念界定 (10)2.3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 (11)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测度 (13)3.1 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14)3.2 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测度方法 (16)3.3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 (17)3.4 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国内区域差异 (19)四、中国制造业在国际比较中的地位分析 (20)4.1 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21)4.2 中国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23)4.3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2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26)5.1 研究结论 (27)5.2 政策建议 (28)5.3 研究展望 (29)一、内容概述本文档旨在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变化及其国际比较。
文章首先介绍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包括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全球制造业分工的影响。
重点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的深化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比较，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进行测度，并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
文章最后总结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特点，提出了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策略建议。
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客观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的分工地位分析视角。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在全球经济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作为连接各国经济的重要纽带，其重构不仅影响着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也对各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参与分工的地位及提升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将生产过程分解成各个环节，涉及各种不同的活动和行业，每个环节都包括多种价值增加活动。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之一，已经成为世界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本文将探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参与分工的地位及其提升策略。
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全球价值链是指产品各个环节中不同主题的贡献，包括研发、设计、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等各个阶段。
其中，生产环节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的参与领域。
然而，中国的参与并不是在价值链的高端，而是在中低端。
这意味着，在整个价值链中，中国的增加值相对较低，主要受益于低成本生产和廉价劳动力。
尽管如此，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中国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之后全球最大的增加值出口国之一。
在全球中低端市场，中国的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在一些领域，例如纺织、家电制造等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国家之一。
此外，中国的产业链分工也不断发展，由低端、中端市场向高端市场扩张。
1.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基本策略之一。
通过技术创新，中国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并优化产业链。
同时，技术创新也可以帮助中国升级到更高端的价值链。
中国的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技术创新，例如加强科技研发和创新投资、扶持创新企业等。
2. 加强教育培训加强教育培训也是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重要策略之一。
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可以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使中国的劳动力更适应复杂的制造环境。
这可以帮助中国提高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技术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并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从“GVC地位指数”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一、引言随着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普及应用，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国际分工迅速由"产业内";向"产品内";分工深化。
越来越多的产品，其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被"分割";为不同的"任务和活动";（Tasks and Activities），并按"成为最优";原则被安排到不同的经济体完成，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各项"任务和活动";之间的衔接。
这种生产过程的"分割化";与生产"任务和活动";的"国际离散";（International Dispersion），导致"无国界生产体系";（Borderless Production Systems）逐步形成。
在此背景下，传统上产品的"国家制造";已经转变成"世界制造";，传统意义上的"货物或服务贸易";也已转变为"任务贸易";。
如此，一种产品从最初的创意设计到最终完成消费，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就而从产品的价值创造和实现角度来说，则在各参与国（地区）之间形成一个"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 GVC）。
GVC的不断延伸和参与GVC分工的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在为参与国（地区）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导致各国海关以传统的"贸易流量";为标准所统计的贸易数据，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重复统计";（Double Counting）问题，不仅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严重"失真";，而且明显"扭曲";各参与国（地区）所获分工和贸易利益。
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趋势引言中日关系是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作为东亚两个重要国家，中日之间的关系对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趋势，以及影响这些关系的主要因素。
现状历史背景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到20世纪上半叶的侵华战争和二战结束后的战后处理，中日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波动和变化中。
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才逐渐走向正常化和稳定。
经贸合作过去几十年，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日本也是中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
双方在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都有相当紧密的合作关系。
然而，近年来，中日之间的贸易纠纷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双方的经贸合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政治关系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是相对复杂和敏感的。
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上，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和矛盾。
双方在东海和南海等海洋争议上也存在一定的摩擦。
然而，近年来，两国政府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展开了更多的对话和合作，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全球的稳定。
趋势互联互通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本的技术实力，中日之间的互联互通趋势日益增强。
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更加方便，人员往来和旅游也更加频繁。
互联互通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区域合作中日之间的区域合作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国都积极参与亚洲和东亚地区的合作框架，比如亚洲合作对话、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等。
在这些合作机制下，中日之间能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和合作，有助于增强彼此的互信和合作意愿。
共同挑战中日作为地区和全球的重要国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防控等。
面对这些挑战，中日之间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这种合作有助于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互信，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结论中日关系在政治、经贸和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和趋势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和趋势是一个充满着曲折和复杂的话题。
自19世纪中叶以來，中日两个国家的关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交错形成了中日关系近代化的历史轨迹。
一、起始点：清朝与明治维新19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面对西方诸多压力，以及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变革。
此时的日本，国内也在进行着明治维新运动，旨在赶超西方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但不同的是，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的触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当时世界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三流不如二流、二流不如一流，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相对的，日本则是被西方国家看好的对象，美国的著名黑船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
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中屡遭挫败，日本则吸收了许多先进文化和技术，有了能源供应的基础，日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快速发展起来。
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关系开始加深，清政府在“慈禧太后谕旨”下，指定李鸿章正式出使日本，意在改善中日两国间互动的程度，并寻求赢得日本的信任和支持。
这次的出使交流，实际上是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中日两国之间的官方接触。
二、战乱与和解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中日两国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和和解。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午海战和中日战争。
甲午海战时，清朝政府的干预和无能导致了其战败。
而中日战争时，主要是西北边疆问题和海关税制折磨了中日两方关系。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战争历史，反映了两国之间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上的差异和冲突，也表明了两国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中，中日两国间也出现了和平倡议。
甚至在战争前夕，当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陈独秀等人，提出了一次调停条约，但最终没有实现。
即使在战争进程中，也出现过康有为提出的“华日间停战协定”，但总体来说，战争成为了法器，而彼此间相互扯平了。
三、下一步的发展从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近代中日关系的较量是错综复杂、历尽波折、曲折反复的。
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地位与影响分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产业涉足到全球价值链之中。
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影响。
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一个商品或服务从原材料供应商开始，经过加工制造、分销等各个环节，最终被交付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系列环节。
各个环节的专业化和资源优化使得全球产业链变得高度复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愈发重要。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巨头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其经济增长速度极为迅速，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逐步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许多领域里依赖于中国的制造能力和物流支持。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制造业加工工厂，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加工能力。
据统计，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一半左右。
此外，中国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两个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上海港和深圳港都是中国的港口。
中国的物流水平也十分高，这使得它成为从全球其他地区采购原材料并加工制造成最终产品的基地。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逐渐增大。
在制造行业方面，中国的生产量和制造能力对其他国家产业发展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许多国家在中国购买原材料和加工产品，并进口到本国市场销售。
这些国家的加工业可以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快速交付的物流服务中受益。
在此基础上，许多国家在中国的帮助下加快了自己国内加工业的转型升级。
由于中国的物流水平十分高，它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地位也更大。
中国的物流基础设施增强了该国作为商品贸易、金融和科技中心的交易能力，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除了制造业和物流方面，中国的消费者市场也成为全球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逐步增强，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之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投资。
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比较研究作者：肖雪刘洪愧来源：《现代管理科学》2018年第05期摘要：地区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文章从价值链长度和位置、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主要经济体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的比重角度，对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展开比较研究。
研究发现：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呈现此消彼长关系；日本最初处于唯一中心地位，而中国的地位很低；但是日本的地位不断下滑，而中国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中国与日本有基本同等的地位，都是东亚价值链中心国家；未来中国可能超越日本，成为东亚价值链唯一中心国家。
学者需总结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地位转换的原因和教训，从而促使中国的地位继续提升。
关键词：东亚；价值链；增加值贸易；世界投入产出表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当前，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相关领域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各类文献不断涌现。
其一，各类型跨国或者世界投入产出表被构建出来。
早在2013年，OECD和WTO就构造出世界投入产出表，且公布了增加值贸易数据库。
欧盟等机构也开发出包括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
此外，联合国贸发会（UNCTAD）、普渡大学、日本等分别构建了跨国投入产出表。
其二，多种增加值贸易分解框架被构建出来，对世界投入产品表进行分解以追踪增加值贸易（Koopman et al.，2014；Wang et al.，2013）。
其三，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学界对有关GVC的应用研究不断增多。
例如构建出反映一国在GVC中参与程度和位置的指标，研究GVC的经济效应，如对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国内学者较多研究中国在GVC中的参与程度、位置演变、地位变化、经济效应，并对比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在GVC中的异同。
然而，学者们却忽视了对地区价值链的研究。
地区价值链是GVC的雏形，随着生产的垂直分工由地区内延伸到全球，“地区价值链”才升级成为GVC。
促使地区价值链向全球价值链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进步、高速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各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出台等。
刘洪愧等（2015）则从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角度论述GVC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由于地区价值链是GVC的源头和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有助于厘清GVC的微观结构。
当今GVC格局主要包括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地区价值链。
东亚价值链是最早兴起的地区价值链，其中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东亚价值链中具有中心地位和作用，中国则从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始崛起。
鉴于此，本文拟选取东亚价值链进行研究，且主要从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比较研究角度入手。
我们希望本文研究能帮助我国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清楚把握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地位的演变情况，从而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介绍、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1. 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
在地区价值链或者GVC研究中，最大的难点是数据的获取。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约束，早期研究通常采用案例分析法，但是其全面性和代表性较欠缺。
近几来，得益于国际经济组织分别构建了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学者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对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出口数据进行增加值来源结构的分解，GVC研究才成熟起来。
所以，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构建以及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的提出，为GVC奠定了数据基础，使得从行业层面研究GVC分工成为可能。
根据我们对文献的总结，目前最成熟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主要包括前向分解法，代表性文献有Koopman等（2014）；以及后向分解法，代表性文献如Wang等（2013）。
前向分解法的特点是利用该方法得到的行业出口包括直接增加值出口以及嵌入到下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
后向分解法的特点是利用该方法得到的行业出口包括直接增加值出口以及上游行业嵌入到该行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
更具体地，Wang等（2013）开发出一种后向分解框架，把一国总出口分解成4大部分：增加值出口（DVA）、先出口再返回國内的增加值（RDV）、国外增加值（FVA）以及纯重复统计项（PDC）。
这4大部分又可继续分解为16个更细的部分。
他们也首次利用该方法对欧盟等构建的WIOD进行双边行业层面的分解，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数据，不仅包括一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重，还包括增加值的国别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Wang等（2013）的分解框架获得东亚价值链细分数据。
2. 指标构建。
现有文献构建过许多指标来研究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例如GVC位置指标，虽然它能反映一国在价值链中是处于上游还是下游，从而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价值链中处于有利还是不利位置。
然而，处于有利位置并不能说明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就很高。
我们认为地位更多地指从价值链角度，其他国家对一国的依赖程度。
所以，我们构建出一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的贡献程度指标（即一国在其他国家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的比重），用以判断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3. 数据说明。
增加值贸易分解需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鉴于欧盟等构建的WIOD数据库质量更好、可比性更强、时间连续性也更强，本文使用该投入产出表。
该数据库2013年的版本覆盖41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个行业，时间跨度为1995年～2011年，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三、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比较1. 从东亚价值链发展视角的考察。
东亚价值链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成熟过程，虽然主导性国家在变换，但是参与国家（地区）数量随时间不断增多，价值链分工也越来越复杂。
根据Escaith和Inomata（2013）对1985年～2005年间东亚价值链的研究，我们梳理出中国和日本的地位演变如下：第一，1985年，东亚价值链开始兴起，参与国家还较少，基本上是由日本组织推动起来的，其处于唯一的中心地位。
日本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大量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用以生产各类出口产品。
第二，到1990年，东亚价值链参与国家有所增加，日本仍然是中心国家，且地位有所增强。
它不仅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中间产品，而且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纳入到其主导的GVC中，向这些国家出口大量零部件，并外包大量生产工序到这些国家。
第三，到1995年，日本仍然是东亚价值链中心国家，开始以出口中间产品为主。
但是，美国开始参与到东亚价值链中来，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与东亚价值链发生联系，使得日本的地位有所削弱。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1995年，中国还较少参与到东亚价值链。
第四，自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价值链关联越来越强，特别是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中国、日本和美国一同成为东亚价值链中心国家。
第五，到2005年，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价值链最为核心的国家，大部分东亚国家与中国有价值链关联，相互之间的联系强度和价值链长度都在上升。
依托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以及从其他东亚国家进口高端中间产品，中国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最终产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
相反，日本和美国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有较大下降。
总体来看，从1985年～2005年，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表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则从基本上不参与，到参与程度和地位不断增强，直至成为东亚价值链中心国家。
此外，通过对Escaith和Inomata（2013）关于东亚价值链长度和位置研究的总结，发现从1985年～2005年，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参与长度显著增加，2005年就已成为参与长度最长的国家，而日本的参与长度基本没有变化。
但是就价值链位置来说，日本仍处于上游，而中国仍处于较下游，反映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仍以加工组装为主。
2. 从中国和日本对东亚各经济体出口国外增加值的贡献程度视角的考察。
除了价值链长度和位置外，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更多指从价值链角度，其他国家对该国的依赖程度。
这可以从一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的贡献程度（即一国在其他国家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的占比）来考察。
WIOD数据库包括41个经济体，其中位于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
我们分别计算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来自这些经济体的比重。
表1给出了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主要经济体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的比重，可发现如下规律。
总体来看，在1995年时，日本在东亚经济体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的比重确实非常高，表明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这正好验证了上文的结论。
然而到2011年，日本与东亚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都大幅下降了。
对比而言，中国1995年时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日本差距非常大，其他经济体出口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比重非常低。
但是到2011年，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比重已经与日本的占比不相上下，甚至在部分经济体略高于日本的占比。
这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断取代了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的位置及部分环节，与日本已经有基本同等的地位，未来甚至可能超越日本。
具体来看，一方面，日本在东亚主要经济体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的比重都在逐年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
从东亚整体来看，在1995年，日本在东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的比重高达18.13%，此后不断下降，到2011年已经下降到8.99%，降幅高达50%。
从中国来看，来自日本的国外增加值占比降幅更大，从1995年的21.46%下降到2011年的9.98%，降幅高达53.5%以上。
从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来看，来自日本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也有很大降幅，2011年的占比基本只有1995年占比的一半。
这无疑说明东亚各经济体与日本的价值链关联不断弱化，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弱。
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出口中来自中国的国外增加值占比却表现出随时间不断上升趋势，从1995年时占很小比重到2011年占相当大的比重，与日本的占比已经不相上下。
从东亚整体来看，来自中国的国外增加值比重由1995年的3.78%跃升到2011年的8.80%，上升幅度高达132.8%。
从日本来看，该比重上升幅度尤其大，从1995年的5.26%跃升到2011年的16.19%，上升幅度高于200%。
对于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而言，该比重也是成倍增长。
这说明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已由1995年时的无足轻重转变为2011年时的不可或缺，各国对中国的总体依赖程度已非常强。
四、结论与启示通过对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价值链中地位演变的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如下结论：（1）从价值链长度和位置来看，从1985年～2005年，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参与长度显著增加，2005年就已成为参与长度最长国家，而日本的参与长度基本无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