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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SANMENXIA POLYTECHNIC第19卷第1期文史哲专题研究明代大同地区的人口与生态环境变迁◎冯鑫张晓雯王杰瑜（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山西晋中030619）摘要：大同是明代的重要的边防,作为军事重镇，明代迁入了众多的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到该区域，让大同地区人口的构成发生巨大变化，大同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受到了军事人口的影响。
通过对明代大同人口与环境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了解人口这个人文因素对大同的生态变迁所起的作用，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提供经验教训，借古喻今。
关键词：大同地区；人口；环境变迁中图分类号：K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23（2020）01-0103-05收稿日期：2019-09-24作者简介：冯鑫（1994—）,女，山西长治人，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明代大同地区人口变迁具有其独特性，为了对现代社会人口问题起到借鉴作用，笔者对明代大同地区人口与生态环境变化进行探讨。
大同是明代北部边防中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人口的变迁与这一时期的战事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都有长足增长,人类活动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具有典型性。
一、大同区域状况明代大同府政区范围（图1）,涵盖了现如今的山西省大同、朔州市以及河北省的蔚县。
大同位于山西高原北部边缘的大同盆地，拥有“北方锁钥”美誉,明代大同是军事重镇之一，是明蒙战事的场所。
（正德）《大同府志》载大同“三面临边,最号要害。
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
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
明代大同府辖州县十一:大同县、怀仁县、朔州、马邑县、山阴县、应州、浑源州、广灵县、灵丘县、蔚州、广昌县及山西行都司所辖大同前后卫、左卫、左川卫、大同右卫、玉林卫、阳和卫、高山卫、镇虏卫、平虏卫、威远卫、井坪千户所等一十三卫,其中蔚州属今河北蔚县，广昌县属河北滦源县叫明代大同地区的人□与生态环境变迁图1明代大同府辖区图（万历时期）二、明代大同地区人口变迁明代大同作为军事重地，人口的变迁受到边防的很大影响。
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宿小妹 李三谋(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 100125)[摘要]明朝,我国的北部边疆,一直是从事国防活动的重点地区,朝廷曾在“九边”(甘州、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及其附近大搞农垦,即分别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方式加强边防建设,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塞外的军事活动,促进了边疆农业经济的发展。
并且,由于边屯与军饷关系的相互作用,逐渐对国家的田赋征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其管理上的变革。
在当时的边垦与边防的建设过程中,山西的边疆地位和山西人的作用尤其显的重要,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明代;山西边垦;饷银一明代军队遍布于全国各地,按军制,每一府设数卫,每一卫设数所,每卫有5000多军人,全国军队总数为180万人(洪武年间)。
明进初期,政局不稳,国力较弱,边疆危机时起,故卫所兵力较多地集结于九边,全力捍卫疆土。
洪武、永乐二帝先后强调攘外安内、强兵富国。
其主要措施是发展屯垦,开荒实边,积粮增谷。
在实施过程中,首先强调军屯。
朱元璋在接受秦、汉、唐、宋遗制的基础上,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
凡卫所系冲要都卫,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以五之四”,几年后,又“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1]。
开展军屯的重点是在北部“九边”,在那里从事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植范围也最广。
其中,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山西大同镇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辽东镇415名军人,屯田253万亩[2]。
此为常规军屯垦。
在华北地区,山西边塞的军事屯务至关重要,对之,国家甚为重视。
朝廷在与晋北大同数万常规驻军进行屯垦的同时,又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命令省内的26600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立屯垦耕[3],自给兵饷,并相应输粮于边仓。
对于三晋北部的军屯,统治者时感不足,还令实行移民入军,编卫屯种,用以充实和加强原有的军屯。
论文所查资料整理：一、古籍1（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大同马市始正统三年，巡抚户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李原等通译语，禁市兵器、铜铁”。
“嘉靖三十年，以总兵仇鸾言，诏于宣府、大同开马市。
”卷八十志第五十六“宣、大重镇，不宜令奸商自择便利，但中宣府。
”帝可之。
已而俊等请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从其请。
卷八十一五十七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
有司请征其税。
卷八十二志八十五诸边及近京镇兵饷宣府：主兵、客兵大同：2（明）廖希颜，《三关志》十卷，嘉靖24年(1546年)发行本，微缩胶片。
3（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卷，万历二十九年（1601）影印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
4（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影印明万历四年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
二、地方史志1(正德)《大同府志》，(明)张钦纂修，明正德十年（乙亥1515）刻嘉靖增修本，Z121.5，K290.48，中文开架阅览，GE2008\Z121.5\skq，北区中文图书区，工具书区，-1层工具书南区8架6层。
古籍馆清史文献中心，中文开架阅览，2003\Z121.5\skq。
2（順治）《雲中郡志》十四卷，（清）胡文燁纂修，清順治9年（1652）刻本。
8冊：圖. (綫裝) 馆藏 \地160.73\131\pgl\古籍馆地方志家谱阅览。
3（乾隆）《大同府志》，清乾隆四十一年修，四十七年重校刻本，(清)吴辅宏修；(清)王飞藻，(清)文光校订。
4（道光）《大同县志》，据清道光十年刻本影印，(清)黎中辅纂修。
5《大同市志》，要子瑾，姚斌主编，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 \DJ\K292.53\12\方志馆地方文献第一阅(明) 6《大同县志》，吉广仁，刘春主编，大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5。
历史地理第二十辑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沈登苗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
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①。
王毓铃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②,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一一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
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
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
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
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
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帖、黄册上登记的地址。
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帖”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③。
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
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的划分④，或称封建役籍⑤。
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
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
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
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
我与王毓铃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
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①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1994年3月14日《山西农民报》第四版登载的“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就是对这一时期山西移民点形象的概括。
洪武、永乐两朝大规模外迁边塞居民，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
近年来，关于马邑的“圪针沟”与洪洞大槐树的“圪(棘)针沟”，两地移民后裔在互联网上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马邑圪针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
据考证，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清晰地记载了朔州移民。
朔州马邑圪针沟这个移民集散地却被历史所湮灭，本文就这一重要的移民集散地及其移民的迁徙、分布和迁入军队戍边置屯垦荒等史实作初步探讨。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在查考中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马邑——明初移民集散地明初，残元势力为避明军讨伐逃往蒙古地区，因物资缺乏经常南下攻掠，严重影响边民的生活，山西是受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朔州、大同位于草原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上，是蒙汉冲突的关防要地，大同处于防御前沿，是明朝军事经营的重点区域，雍正十三年《朔州志·道路》载：“东达于京，西通于秦，北及边外，南由关内至于□□，洵四达之衢，中外之交也”，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说明朔州是“南北咽喉，东西要路”。
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山西行都司全图》可见，马邑是“晋北之鄙”(鄙：边远的地方—笔者注)，边塞移民由此南迁交通便利，所以马邑是空边政策迁出的政治移民与戍边置屯垦荒迁入军事移民的集散地。
明代的边疆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记忆明代为加强北边防御和边疆治理，建国之初便在北边设立众多卫所。
其中蔚州卫作为宣大一线抵御蒙古南下的重要防御区域，地位作用突出。
在九边众多卫所中，早期蔚州卫的军兵几乎全部是由外来的军事移民构成，这些军事移民迁入蔚州卫后，不斷融入当地生活，支持当地众多文化场所的构建，为蔚州卫带来了多样的宗教信仰和宗族文化，他们在蔚州卫交流、融合，营造了颇具边疆特色的社会文化。
标签：边疆治理;地域文化;蔚州卫;军事移民;宗教信仰明代北部边疆卫所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地区，建国初期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军队充斥边防，成为边疆人口的重要组成。
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军事移民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①，涉及的地域包括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渝东南、河湟、洮岷地区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以移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移民群体移出地以及迁入地的探索，分析明代移民的大体分布情况。
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尤其是因守卫边疆而形成的军事移民，在与迁入地百姓的交流与融合中，成为当地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构成边疆守卫的重要力量。
来自全国各地的军士将领及其家眷，常年戍守北部边疆，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信仰，这种信仰在新的聚居地碰撞融合，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信仰。
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以蔚州卫为例，对明代北部边疆地区军事移民及其文化信仰进行研究。
一、蔚州卫军事移民群体的形成蔚州卫建于洪武年间，洪武三年（1370）春正月“置蔚州卫指挥使” ②。
永乐六年（1408），“改蔚州、德州二卫及乐安守卫御千户所户俱隶北行后军都督府”③。
成化《山西通志》记载：“初隶山西行都司，永乐七年改万全都司。
” ④但万全都司在永乐七年之时尚未建立。
“国朝洪武四年，仍置蔚州编户一十六里，今并十五里，领三县：广灵、灵丘、广昌，置蔚州卫守焉，卫编户左、右、中、前、后五所，后从山西等处充添中左、中右、中中三所，隶万全都司辖之。
” ⑤所以，蔚州卫建于洪武年间，初隶属于山西行都司，在宣德五年（1430）时改属万全都司，而在行政区划上，蔚州一直从属于大同府。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类型主要有四种，明代亦然。
《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就明代而言，逃户、年饥流民、附籍贯穿始终，避兵流民主要在明初和明末，移徙则主要在明初。
而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山西向中原及两淮地区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
一、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基本概况及特点山西移民概况明朝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迫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压力而自发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是统治者基于某些需要而主动安排或经官方允许的移民。
前者往往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故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较大；后者则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的定向流动。
而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徙以政府组织为主导。
主要成员是参加开荒的贫苦农民和屯垦的军队，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到地多人少的‚宽乡‛，少数用来充实京都。
‚洪武二十一年……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
‛将山西人由狭乡迁往宽乡，屯垦开荒，以恢复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
就明初山西人口分布态势而言，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府是当时人口相对密集之区，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重点区域。
由于明初移民的官方性质，选择一个对于各府州县民众距离相对适中且方便的集结地点就显得很重要。
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聚集地。
山西移民特点1、规模大，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明朝立国后大规模地移民屯垦以迅速激活农村经济，‚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
‛‚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
‛大规模的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
《明史？食货志》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
明朝时的保定山西移民作者：郝毅生来源：《档案天地》2016年第05期保定人，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从山西洪洞县往保定各县移民的故事。
通过查询史料和地名普查，发现境内有不少村庄名称的来历、含意与明代有关，最让人信服的是现在发现的明清碑文及家谱。
同时还有许多人们津津乐道的逸事趣闻。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政治日趋腐朽、对百姓剥削残酷，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引起了农民起义爆发，当时发起组织的是韩山童（河北滦县人），利用白莲教来“惑众”，从而动员了大批农众跟他造反，拉起了“红巾军”，一时参加的农众越来越多，遂与安徽阜阳的刘福通密谋起兵反元。
到至元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率领二十五万起义军北伐，最后推翻了元朝，夺得了天下，定都应天（今南京）建国，国号“大明”。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维护朱家统治，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先后分封其二十四个儿子为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朱棣拥兵十万镇守北京（今北京）。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由皇孙朱允炆继位。
朱允炆登基后，采纳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等人的“削藩”建议，对拥有重兵的诸王依次削除。
在这样情况下，朱棣为争夺皇位，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起兵北平，发动了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民间传为“燕王造反”，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失。
尤其是处于主战场的北平、保定等州县，所受破坏更为严重。
不少地方志记载，这次内战使“京畿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
据保定、定州一些族谱中记载，朱棣军所至，闾里邱墟，血流成河，几乎所过村庄，百姓杀光，有的村只偶尔幸存一两户。
这些记载虽有些夸张，但北平地域的人口因死亡于战火或转徙流离而急遽减少。
朱棣即位后面临京畿空虚，人烟稀少，经济凋敝，这就促使了朱棣仿效其父朱元璋的做法，开始向北京移民。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032【摘要】【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210【原刊页号】7～1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302【标题】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作者】张金奎【作者简介】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正文】军事史是明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个领域，但明代军制研究相对较为活跃，这一点在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顾》（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为避免遗漏和便于衔接，本文从1980 年代开始介绍。
）一文中已经有所介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军制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现就其中一些主要成果概略介绍如下。
一、明初军制洪武十三年五军都督府的设立，标志明代军制基本定型，在这之前是什么样呢？南炳文《明初军制初探》（注：《南开史学》1983 年第1－2期。
）一文从三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在基层，朱元璋于1355 年沿用元制设立兼管民事的翼元帅府，无固定编制。
后于1364年立部伍法，始行统一编制的卫所制度，到1374年设定卫所章程，最终完善卫所制并确立训练权与统兵权分离的建军原则。
在中央，经历了由行枢密院、枢密分院（1356年始设）到大都督府（1361年设）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朱元璋从奉龙凤政权领导到谋求独立发展这一背景。
在地方，行都督府和踵其后设立的都卫是大都督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卫所——行都督府（都卫）——大都督府这一完整的军队管理体制。
萧少秋《明初行省制度考略》（注：《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一文认为行枢密院只是空架子，1368年前各行省总管地方军政事务，行省下辖的从四品之都镇抚司为地方专门的军事部门。
在1368年后地方出现不受行省节制的行都督府和都卫后，都镇抚司于1373年撤销。
本文虽重点不在军制的讨论，但可作为南文的补充。
上二文重在讨论明初军队的管理制度，张兴吉的《明初明军兵种的配置及战术的演变》（注：《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明代山西行都司移民●郭 红 明初,山西行都司曾是北防的主要军事组织之一,同时下辖有大片土地,所以也有一定的行政职能,使得布政司下的大同府相形暗淡了许多。
同其他都司卫所一样,山西行都司最初也是由移民构成的。
从地域上来说,山西行都司曾经东西横跨于黄河与燕山之间,北最远时达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小时以长城为限,西至黄河,东至西阳河与万全都司为界,卫所移民的迁入地域广阔。
从时间上来讲,一直到正统以后,卫所数量、驻地才基本上固定下来,在明初80余年中,这里的移民活动频繁。
一、山西行都司移民的主要来源随着元人的北退,其宁武以北地区的地方行政区划也土崩瓦解了。
早在洪武二年,明政府已开始设立大同府及州县,试图进行有效的管理。
按《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春正月“戊申,山西丰州、东胜州、太原府兴县以去年旱灾诏免其田租”①,可见最初其区划基本沿袭元末之制,依然有丰州、东胜等州。
但是明初一是由于战争损耗,“荒残累年”②,加之政府不断把民居徙于内地,这里的土著人口大大减少,据《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澧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居民于中立府,凡8238户,计口39349”③,十一月,又“送边民寡妇及遗弃人口六十一户至京师”④,随之补充的人口即是从外地搬迁而来的卫所军士及其家属。
根据卫所设置、迁徙情况,山西行都司移民应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洪武初至永乐元年东胜诸卫内迁前。
这30年卫所处于初置时期,置废状况复杂。
但移民集中,数量大。
其来源可分为以下五种:1.跟随徐达等北征至此而留下来置卫的军士及其家属。
大同都卫是山西行都司的前身。
早在都卫成立之前,洪武三年该地已置了蔚州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朔州卫。
这四卫都是在北进过程中成立的,军士主要来源于黄河以南,四年正月设立的东胜卫亦是如此。
由于史料缺乏,其具体的迁出地已不可考。
按《太祖实录》卷62洪武四年三月癸已,朱元璋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所统率士卒、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正说明这些卫所军士主要为从征兵士。
《太祖实录》还屡次记录朝廷让送战死军士的寡妻还乡,可见军士是携家属的。
按明制一卫5600人,五卫应有2.8万军士。
当时由于战乱、内徙等因,土著已很少,其从军数量则更少。
就是按一卫20%士著及其它零散人员来计算,迁移而来的军士也有2.2万,连同家属至少也有6.6万人。
2.洪武二十五年在宁武以南山西各地籍民为军。
这是山西行都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此年八月,太祖命冯胜等“往太原等府阅民,户四丁以上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立各卫”⑤,十二月完成,据《太祖实录》卷223壬申条载,这次籍民波及除大同府外的山西各县,立十六卫,则共抽丁89,600,连家属共有26万余人。
实际上二十六年二月立了十七卫,即大同后卫、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皆筑城置兵屯守”⑥,但东胜二卫中有一卫是由原东胜卫改建的,所以利用这次籍民设置的仍为十六卫。
各卫军士来源如下:平陆、夏县、芮城民丁为一卫临汾、襄陵、蒲县民丁为一卫洪洞、浮山民丁为一卫曲沃、翼城、绛县民丁为一卫闻喜、安邑、猗氏民丁为一卫霍州、灵石、赵城、汾西民丁为一卫绛州、太平县民丁为一卫蒲州、稷山、万泉、临晋、荣河民丁为一卫平遥、太谷、祈县民丁为一卫汾州、汾水、孝义民丁为一卫忻州、代州、崞县、繁峙、五台民丁为一卫太原、清源、徐沟、交城、介休民丁为一卫阳曲、榆次、寿阳、盂县、定襄民丁为一卫石州、岢岚、保德、宁乡、临县、兴县、静乐、岚县、河曲、河津民丁为一卫辽州、沁州、平定、乐平、和顺、榆社、武乡、沁源民丁为一卫阴州、吉州、石楼、永和、太宁、河津民丁为一卫由于史料关系,无法把其与所立卫所名一一对应起来。
按这一个月朝廷的统计,当时“计……在外武官13742员,军992154人”⑦,则山西行都司这次接纳的军士占当时在外军数的9%。
这些人在边塞号称十万,当月,朱元璋对冯胜、傅友德说:“尔等立屯既成,率十万众,飚驰雷击,艹鬼猎虏庭,耀张威武,不亦壮哉!”⑧由此可证这次移民规模之巨。
《中国移民史》第五册289页言“据《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命冯胜、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
’可见有一大批边地民人籍入军卫。
”此话后句是不恰当的,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所迁民并非“边民”。
3.蒙古降人的移入。
洪武四年,故元枢密都连贴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置失宝赤、五花城、 鲁忽奴、燕只、瓮吉刺五千户所,治地不明,应在东胜附近;五年因元降人设察罕脑儿卫;八年,故元知院不颜朵尔只(又名乃儿不花)等降,“于是诏置官山卫指挥使司,隶大同都卫,以乃儿不花为指挥同知”⑨,官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
元人北退后,这些人都在漠北游牧,来降后就有了固定的驻牧之地,五所二卫均由蒙古人自行管理,为羁縻性质。
其军士约为1.6万,连同家属应不少于5万。
4.安东中屯卫中从韩府、沈府调整来的护卫官军。
该卫具体设置年代不可考,应是在洪武三十年左右。
既有中屯,也应有左屯、右屯或前屯、后屯等,但书无载。
仅以中屯一卫来计算,同家属应不少于1万人。
5.少数分散移民。
这类移民有许多种,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为配合那次大规模立卫,曾“诏致仕武官自指挥而下俱往东胜、大同等处置卫”⑩,其数量不明,但不会很多。
当时亦有少量有罪谪戍者移入。
由这五种来源可以估计永乐元年前山西行都司接受军事性移民至少在39万以上。
在这一阶段中,还设置过大同五屯卫,大同前卫,大同中卫,广昌所等卫所,但是其移民来源无考。
以上五种是永乐元年以前山西行都司主要移民来源,其中以洪武二十五年籍民为军时移民数量最大,其次是北征士兵及其家属,再者是蒙古降人。
在所设立的卫中,土著兵及有罪谪戍之人只占极少数。
《续文献通考》卷129《兵考》中“史志所谓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及《明史・兵志》“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这些话用在山西行都司是不恰当的。
一是如《太祖实录》卷85所载“尽徙其民于内地”,当时大同一带的土著已尽数迁徙,以蔚州、朔州为例,洪武二十四年二地人口分别为7552、8225,可想而知在洪武三年立卫时的口数更低,所以土著不可能在二卫中居多数。
同时二十六年所立之卫皆以移民为主。
当时零散有限的有罪谪戍及其他垛集充军者,亦是北人南调,南人北守,一直到景帝时,于谦还上书建议土著就近为兵:“若得就近于大同等卫所当军,情愿自备鞍马,不敢便支粮赏,奋勇杀贼,以图补报,臣切惟天下卫所相同者多” λϖ,可见土著一般不在本地当兵。
行都司移民的第二阶段为永乐元年至正统十四年,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改变了第一阶段单纯的移入状态,既有移入,也有移出,且变动复杂。
永乐初,东胜左、右、定边、镇朔、宣府左、右诸卫迁至北直隶,其中前四卫再未移回,后二卫虽于宣德元年始移回,但六卫早已改直隶后军都督府,所以行都司丧失了3万余军士,同家属至少9万余人。
镇虏、玉林、云川、高山四卫也同时内迁至直隶,但洪熙元年又迁回,其中高山卫由保定迁至阳和卫治地、镇虏卫由涿州迁至天城卫治,玉林卫由定州迁至大同右卫城,云川卫由雄县迁至大同左卫城。
行都司内部也存在移民。
主要指大同左、右、安东中屯三卫,其中迁徙情况如下表:卫名迁出地迁出时间迁入地大同左卫大同永乐七年原镇朔卫城,即今左云大同右卫大同永乐七年原定边卫城,即今右玉城镇安东中屯卫东胜建文四年迁至朔州,洪熙元年改治应州。
这一段时间内行都司内部移民总数军士为1.6万,连同家属约在4.8万。
万全左右二卫的迁徙较为复杂,洪武三十年徙治蔚州,永乐元年又迁往通州,不久移回万全。
但是从永乐初始,怀安以东诸卫皆改直隶留守行后军都督府。
永乐元年至正统十四年间,新置了威远卫及马邑、山阴二所,又带来二万多移民。
永乐年间,蔚州卫、广昌千户所改直隶后军都督府。
行都司范围比之洪武中大大缩小,与大同府辖境基本相合(仅比后者少了蔚州、广昌)。
景泰以后除了成化年间新设平虏卫、井坪千户所带来的约2万人的移民外,行都司长时期处于稳定状态,无大规模移民。
明代中后期卫所制趋于衰败,军士逃亡严重,带来两种性质的人口迁移,行都司移民进入第三阶段。
一种迁出人口 λω。
第二种是迁入人口,为补充兵额,在逃亡死绝的军士原籍勾捕新军,这些人带着家属来到卫所,可称为新的移民。
但实际上是随解随逃,“逃者十常八九” λξ。
只有小部分留了下来。
另外到了中后期,各卫所中的土著人口数量有所增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卫5600人是明制,在明初还可以保证,其后大部分卫所已达不到规定数目。
二、卫所移民的分布 山西行都司移民的分布与卫所的治地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后者的疏密程度直接的反映了移民的分布情况。
永乐元年前是该行都司大量吸纳移民的时期。
此时今托克托、和林格尔、右玉、左云、大同、向东北沿阳高、天镇、万全至宣府一线是移民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且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洪武二十五年那次籍民。
大同南及东南部零星点缀着几个卫所,主要是由北征将士及家属构成的。
至于西南部则是一片空白。
这种格局是与明初的边防形势相适应的。
在赶走王保保之后,明的北方为塞外残元及蒙古各部,托克托往东是其南下的基本路线,当时外边长城尚未修饬,大同北边的山地成了自然的防御屏障,所以军事移民多沿此线分布。
永乐元年以后,卫所治地迁徙频繁,一直到宣德初才算安定下来。
这期间,移民量最大的是由东胜左、右、镇朔、玉林、云川等卫内迁造成的。
但是除东胜、镇朔、定边彻底移出山西行都司辖境外,其余诸卫最后还是迁入了今左云、右玉、天镇、阳和等地,所以宣德以后,移民及其后裔分布比较稠密的地区仍是今右玉至天镇一线。
东胜诸卫军士及家属的内迁给明中期的北边军事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是变攻为守,东胜诸卫本为山西、陕西外防守重地,“东胜存则山陕有变应而甘肃之左臂伸” λψ,其与大同、榆林相为犄角。
内移后,大同一带及陕西黄河沿线不得不增加防守力量;同时内移使河套失守,偏头、宁武、雁门外三关便“独当其冲” λζ,成为重险。
虽后屡有提议还东胜诸卫于故地者,“以其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以为声援” λ{,但都不能得到实施。
丧失了有利地形,明就处于自卫地位了。
太祖在此移民立卫屯守、以农养兵,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的开发。
卫所内迁后,良田尽抛、土地荒芜。
一直到明末才有人进入该地区耕作。
朱元璋当年对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所说的“尔等立屯既成,率十万众,飚驰雷击,艹鬼猎虏庭,耀张威武,不亦壮哉” λ|的壮观景象是不复再有了。
永乐后新设之卫所移民多位于大同西南和大同至朔州一线,但为数不多。
西南仅威远、平虏二卫、井坪一所,最初约有3.6万左右的人口,朔州北立的山阴、马邑二所,移民不超过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