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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奇迹的教训与反思莫倩云1摘要：东亚8个经济体只用了三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这期间他们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感到大惑不解，被称为东亚奇迹。
这个奇迹依托的是亚洲人高储蓄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及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对基础教育的高投入、出口导向战略、低通货膨胀率、合理的政府干预等。
东亚奇迹的本质则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投入。
如果不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而给人民提供自由的空间，有助于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要素增长模型一、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欧洲国家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拉丁美洲也历经了二战前后90多年缓慢的工业化。
当东亚国家只用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的工业化和人的工业化。
这三十年间，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及泰国这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比东亚其他国家快2倍，比拉丁美洲快3倍。
2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迅猛增长震惊了世界，被称为东亚奇迹。
他们的起点曾经很低。
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 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
三十年后，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踏入了中等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3。
他们占世界出口的份额由1965年的9%增加到了1990年的21%。
这一奇迹引发西方发达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派学者围绕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文化架构对经济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再思考官僚自治与政府作用(千金难买牛回头我不需再犹豫)早期支持行业政策的观点认为，由于存在以推动长期经济发展为已任、不受政治压力和公司压力影响的官僚机构，行业政策的实施通常是有效的。
然而事实上，只有少数国家能有效地建立和运用这类理想化的官僚机构。
更多的情况下，将技术官僚与外界压力彻底隔绝是十分困难的。
这一点在90年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随着民主力量在东亚地区的蓬勃发展，很多腐败内幕被揭露出来，官僚机构和官员们对自身政绩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考虑。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期间和之后，各国政府部门在强大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压力面前表现得都是那么的脆弱无力。
另一方面，亚洲国家政府在吸引和留住高级人才方面远不如私有部门。
只有新加坡这一个国家将"高薪养廉、精英治国"的行政机构组织方针坚持了下来，但付出了可观的代价。
(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很清楚，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60、70年代使用的法则已不再适用于今天了。
1996年到1998年韩国决策层出现混乱、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紧张、管理部门的改革意图遭到各方压力等等情况显示了政治环境正处于剧烈变化之中，官僚自治制度已不再合宜。
在日本，审批委员会在战后初期的几十年中起到了很好的双向媒介作用；进入80、90年代以后，这种调停机构主观上的调节能力远不如前、客观上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公务机构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失误的现象也常有发生。
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政治局势也表明，技术官僚政治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
公共管理的本质与法律体系的完善十年前，公共管理问题还没有为东亚各国所关注。
当时的东亚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正朝着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这些被认为是随着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的自然结果。
这两大发展趋势使得整个九十年代人们都关注着各个层面上的公共管理问题。
互联网迅猛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更加自觉地参与国际事务、民主政治原则更加深入人心等等，使得各国更加有必要实行良好的公共管理。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东亚读后感篇一：《东亚三国志》读后感《东亚三国志》读后感最近几年，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乃是国内的比较文化研究界，仿佛一夜之间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热闹态势——不但大量专业论文纷纷出炉，百花齐放;而且诸多比较文化研究所在各大高校遍地开花，枝繁叶茂。
让人一下子便体悟到何谓“国际化”之于“文化研究”的巨大渗透力与影响力。
然而，作为普通阅读者，细观这些并非没有含金量的文化比较专论，大多都缺乏趣味性，不免令人望而生畏，可望而不可即。
也许，在生产比较文化“产品”的作者群体中，金文学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兵”，但就是这个专攻中、日、韩三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使普通读者也走近了比较文化研究。
金文学何许人也?名字听起来，倒颇有几分朝鲜族风味，而他本人，也确实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朝鲜族第三代，儿时起便以汉语、朝鲜语为双料母语。
经过四年的日本文学专业深造后，又一路东渡至日本，修成博士。
这样一个任教于日本高校，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及人类文化学为专攻方向的朝鲜族中国人，绕过了学界流行已久的中世纪欧洲与唐宋文明的学理性比照，抛开了对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明清诗学的不休纠结，一路直杀回“老家”，写出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十一本比较文化研究专著《东亚三国志：中、日、韩文化比较体验记》(中信出版社XX年1月版)。
做比较文化，一如写长篇小说，最忌闭门造车。
而金文学的“特殊身份”，加上他四十几年之中于三国间不断奔走迁移的感性生活经验，以及京都大学、广岛大学的两度博士求学历程铸就的理性分析研究能力，使得这本《东亚三国志》以近五十个主题，涵盖了中、日、韩三国从文化、历史到生活，甚至性爱观等几大类内容的比较解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韩国年轻人为什么能领导化妆着装时尚?为什么日本人会给世人留下吝啬冷漠的印象?三国民众在面对卡拉ok这一大众娱乐时，表现出怎样不同的性情与姿态?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刻，三国之人有怎样大相径庭的反应?翻开《东亚三国志》，似乎每一篇随笔的题目中便隐藏着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比如《化妆美的差异》《“aa制”文化赞否论》《玩儿文化的力学》《生的美学、死的美学》等等。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刻。
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缘故的分析。
它们连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同，它们的政府（要紧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确信了日、韩和台湾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
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
比如，保罗。
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要紧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相伴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
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和谐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
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进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连续。
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连续进展是不可能的”，同时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如此五项差不多任务：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环境，包括坚持宏观经济的稳固；投资于差不多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担力差的社会阶层；爱护环境。
这一报告认为，对进展中国家而言，并不是“最小的政府确实是最好的政府”。
事实上，东亚国家的进展模式是不尽一致的，不仅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差异，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均为都市，与起初“二元经济”特点十分明显的韩国、中国台湾及印、马、泰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初始条件差别专门大；日本更是早在1885年～1919年间已实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
【关键字】精品东亚奇迹启示中国复兴大中小默认作者：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东方视点2014-03-13 星期四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我们人均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相近的东亚成功现代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指出，“从1950年以来，超过100万居民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香港、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升到高收入行列。
”即除了沙特阿拉伯这个特殊的产油国之外，二战后实现了从低收入直接跨越进高收入的就只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
世界银行2008年出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战后25年或更长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更高增长速度的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有13个，其中除了马耳他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欧洲地中海旅游岛也刚达到高收入门槛外，只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成长为真正的高收入经济体。
从这个被称为战后奇迹的东亚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些共同特点：第一，都是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新加坡高度依赖与外部资源的交换，中国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
这样有了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从而就具备了追赶经济的必要条件。
第二，除新加坡、中国香港为城市经济体，无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战后均由于各自的特殊条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土地的分配较为平均，为其后的工业化起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这与拉美以及亚洲其他很多国家土地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没有或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相当不同。
第三，虽然这五个经济体均非典型的欧美民主体制模式（日本战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期间，是在民主外壳下的自民党55年一党执政体制；韩国在转型期是军政府统治；中国台湾是蒋家父子威权统治；新加坡当时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民主外壳下的威权统治。
中国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统治），但均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第1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本文以东亚教育案例为背景，结合个人学习体会，谈谈对东亚教育的认识。
一、东亚教育特点1. 强调基础教育东亚国家普遍重视基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养。
从小学到高中，学生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为进入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2. 注重考试与选拔东亚国家教育体系中，考试与选拔占有重要地位。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需要参加各种考试，如中考、高考等，以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阶段。
3. 家庭教育与社会支持东亚国家家庭教育观念浓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较大。
同时，社会对教育也给予高度重视，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等。
4. 创新与实践东亚国家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学校开设各类实验、实习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
二、东亚教育案例1. 中国教育改革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
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等。
这些改革措施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2. 日本教育创新日本在教育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推进“教育信息化”战略，利用先进技术提高教育质量；实施“终身学习”理念，鼓励社会人士参与教育；开展“教育国际化”合作，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3. 韩国教育发展韩国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大量优秀人才。
三、心得体会1. 借鉴东亚教育优势东亚教育在基础教育、考试选拔、家庭教育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我国可以借鉴这些优势，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2.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东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养。
我国教育也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3. 加强家庭教育与社会支持家庭教育与社会支持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除了立足于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以外，还有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比较优势战略，这是日本和亚洲 " 四小龙 " 实现经济成功的核心所在。
比较优势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
文章指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要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政府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的经济职能，并特别表现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
比较优势战略与金融危机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
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热切愿望。
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
如果这种赶超战略是惟一的选择，我们又没有发现任何采取其他战略成功地实现赶超发达经济的事例，则还不能说赶超战略失败了，只能说这种战略的推行和结果是无法回避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明星。
第一个成功的事例发生在日本，紧随其后的是地处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
在过去数十年，这些经济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典型，被誉为 " 东亚奇迹 "( 世界银行， 1995 年 ) 。
这些成功的发展事例，是否代表了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不同之处何在，它对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哪些新的知识，以及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发展战略是否还站得住脚，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对 " 东亚奇迹 " 的不同解释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 " 四小龙 " 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
东亚奇迹的教训与反思莫倩云1摘要：东亚8个经济体只用了三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这期间他们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感到大惑不解，被称为东亚奇迹。
这个奇迹依托的是亚洲人高储蓄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及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对基础教育的高投入、出口导向战略、低通货膨胀率、合理的政府干预等。
东亚奇迹的本质则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投入。
如果不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而给人民提供自由的空间，有助于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要素增长模型一、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欧洲国家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拉丁美洲也历经了二战前后90多年缓慢的工业化。
当东亚国家只用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的工业化和人的工业化。
这三十年间，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及泰国这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比东亚其他国家快2倍，比拉丁美洲快3倍。
2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迅猛增长震惊了世界，被称为东亚奇迹。
他们的起点曾经很低。
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 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
三十年后，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踏入了中等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3。
他们占世界出口的份额由1965年的9%增加到了1990年的21%。
这一奇迹引发西方发达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派学者围绕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文化架构对经济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二、亚洲价值观和宏观经济环境早期的探索者倾向于把东亚的经济飞速增长归因于东西方社会的差异，包括文化方面和宏观经济、政府干预方面，试图找到东亚经济统一的模式，但除了东亚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之外，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各有千秋，从总体上看，不存在所谓“东亚模式”，但仔细考察，同属儒家文化圈下的东亚各明星确实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
东西方经济行为上的不同容易促使人们从文化基因上找答案。
李光耀先生作为“亚洲最雄辩的发言人”指出，东亚人的家庭观念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东亚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是本初的、独立的，而是家庭朋友关系网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东亚社会是以家庭作为发展的社会结构基础，然后个人再去努力地工作，节俭地生活。
在治水文明的历史变迁中，家庭、家族、氏族为个人提供了生存之舟，虽然严酷的农耕环境一去不复返，但这套家族本位制却沿袭了下来。
李光耀将家庭这一元素论证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
由这个传统所带来的高储蓄率和辛勤的工作正好为高速的工业化打好了社会地基。
东亚国家从1960年时白手起家，急需的资本就这样靠东亚人民延迟消费的习惯完成了原始积累，同时通过出口低级工业品获得了第一桶金。
另一方面，努力工作的传统有利于为积累起来的资本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这些劳动力有足够高的素质来满足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要求。
东亚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和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当，但他们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把大部分的教育经费用于小学和初中教育——这两个学习阶段对于培养技术工人至关重要，而不是把大部分的经费投向大学。
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如别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80年代中期的印尼、韩国和泰国他们都把教育预算的80%投到基础教育，而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投向基础教育的花费只占预算的50%2。
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经济起飞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
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
相比日本，“四小龙”出口导向特征非常显著。
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不到20%上升到60%以上，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不到25%上升到80%以上，香港和新加坡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1-3倍3。
通过压制居民消费来获得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会生产出超出当地社会需求的产品，出口为解决产品过剩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
另外，在过去的30年里这8个东亚经济体的通胀率平均只有8%，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18%的平均数要低很多。
相对较低的通胀率为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但他们的政府干预程度可谓大相径庭，香港政府奉行完全市场化经济政策，日本、韩国、台湾以特定形式谨慎地干预经济。
例如，为鼓励出口和扶持某些工业而实施的补贴贷款及税优惠刺激政策被广泛应用, 在他们发展的初级阶段，除香港和新加坡以外, 所有的东亚国家都依赖于进口壁垒来保护他们的国内工业。
甚至到了80年代初, 韩国的大多数工业仍被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保护着。
在台湾，直至1980年，其进口40%多的产品仍被征收高达31%的进口关税。
而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都有保护自己产品的进口替代制度2。
各个政府虽然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干预市场，但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低通货膨胀率、较为合理的财政政策、对教育投入的重视、人口红利、对引入技术持开放、欢迎的态度、适当的政府干预等，都为经济起飞提供了沃土。
亚洲价值观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保障经济飞速发展的外在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更好的配置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出口导向战略为压制消费下的过剩产出找到了广阔的产品市场，但这些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来源。
所以，下面我们引入索洛增长模型来探究增长的内因。
三、要素增长模型在索洛全要素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扣除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后，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贡献，即全要素生产率。
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四小龙”的非农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OECD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4。
据此，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于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依靠的是对资源投入的强大动员能力，而不是像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随着人均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边际资本的产出必然会递减。
而东亚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次性的，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固定资产投入趋向于饱和的时候，资本投资也就无力再拉动经济了。
同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人口总抚养比面临拐点，像过去那样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将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东亚国家如果不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必然的。
克鲁格曼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东亚经济的检验后得出，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接近美国的，但“四小龙”则没有显著异于零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状况和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增长状况惊人地相似。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倍。
在剥去体制的外衣后，能看到两者对资源的巨大动员能力，即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从而获得的大量产出。
苏联依靠的是计划经济，东亚依靠的是亚洲价值观。
如果说东亚经济腾飞的核心驱动力是资源的大量投入，亚洲价值观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是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亚洲价值观促使人们维持高储蓄率和辛勤的工作，这正好提供了快速增长所需的资本和劳动力。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得资本和劳动力能够充分结合，保证投入能获得相应的产出，国内过剩的供给能够输出到国外市场。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依靠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来实现短时期的转变，不失为一种追赶西方国家的方法。
但是要想突破发展的瓶颈，单靠亚洲价值观和大量资源的投入已经不能满足技术进步的需求。
克鲁格曼给东亚的警醒，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验证。
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主导的国际游资对东亚金融资本的蚕食所引爆的，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说明东亚经济本身存在结构漏洞。
东亚投资回报率的预期下降，引发了欧美养老基金的大规模离场，而索罗斯等人只不过乘机海捞一笔。
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狭义的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的总量产出水平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4。
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社会经济活动中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增加,同时还包括了社会经济结构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即经济发展涵盖了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原理上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资本部分用来开发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变革经济结构，使之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这样生产效率提高了，反过来又促使经济加速增长。
但是从实际层面上讲，经济增长往往优先于经济发展，物质资本不断积累，直到资本边际产出下滑到人们不能忍受的地步才迫使人们去想方设法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为技术的变革需要投入一定量的资本和人力，而研发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投入的资本可能全打了水漂，加之投资于研发会长期占用大量资本。
当仅仅投入资本于现有的技术便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时，逐利的资本便会脱离研发而趋向于相对短期的高回报投资。
当下的游资脱离实体产业而炒高了房价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新技术的发明，如果上升到一定高度来说，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旧的技术和产业不能满足资本增值性的需求时，资本才会大量涌入新的增长点。
但这时已然过了新技术的萌芽期了，资本涌入的阶段应该是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期了，这样新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便会大幅下降，产量规模快速上升。
少数的大公司和国家才有远见和能力在旧技术还没退出舞台的时候，就去投资研发新技术，而他们也往往成为新技术的弄潮儿。
比如美国的互联网革命和苹果手机。
从这个角度看，大规模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是被迫的。
单纯经济增长的惯性和舒适让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技术进步显得痛苦。
东亚经济体在1997年泡沫破碎后的经济转型就显得相当被动。
少数国家，如日本——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开始有自己的新技术，才有后劲去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日本至今没走出“失去的十年”，那是后话了。
所以，如果一个经济体有足够的资本的资本积累，就应该去寻找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狠下心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利于在长期保持经济的增长。
不然，迟早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无法进一步提高。
五、自由的空间单靠资本的投入去实现技术进步如果能成功，也是没有效率的。
人的创新意识往往来源于闲暇时的臆想和顿悟。
闲暇则来自于人的空闲时间和悠闲的心情。
如若整个社会被某一价值取向所绑架，人们的心思都用在实现这一价值观或反抗它上面，那么，这一社会中的人思想是被束缚的，想象力是受到限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