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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法经营——《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孙子兵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被国外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第一兵书”。
其作者孙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后人尊称他为“兵圣”。
《孙子兵法》现存十三篇，即《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1.未战庙算，以道为首——战略计划思想（没有战略的企业，就像没有航向的帆船，任何风向都是逆风。
/战略制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计篇》2.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信息管理思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谋攻》3.因敌制胜，践墨随敌——灵活管理思想“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孙子·虚实篇》《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军事管理无常势，企业管理无常形。
“动态管理”“灵活管理”是必然要求。
所谓践墨随敌，就是说选择作战方向，制定作战方针，直至实施作战计划都应随改变化，随敌行止。
4.上兵伐谋，出奇制胜——市场竞争谋略“兵者，诡道也。
”——《孙子·计篇》《孙子·谋攻》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5.治众如治寡——组织管理思想“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孙子·势篇》孙子论述治理组织，管理人数不论多与少，道理只有一个，就是靠“分数”，即按一定的管理层级和幅度建立组织机构。
他极其重视组织的日常训练，强调组织的纪律，“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文”指以仁义之心去教化，相当于现在的企业文化；“武”指公司的规章、制度等比较硬性的东西。
文武兼具也就是德治和法治兼具。
孙武还指出，领导者要“静以幽，正以治”，在谋虑上，镇静而深透；在作风上，公正严明而有法度。
浅谈《孙子兵法》与管理学原理邵阳学院经管系09级会记班孙塞兰号摘要：在现代越来越激励的竞争环境当中，要怎么样打好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开始注重研究有关现代管理学的相关事宜。
越来越多的人从我国先人的军事巨作《孙子兵法》上获得了启示。
今天，我将从四个方面浅谈《孙子兵法》与管理学原理的联系。
一是权变管理、创新管理与《孙子兵法》。
二是管理中的信息效益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三是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自身修养与孙子的为将之道。
四管是理中的人本原理与“上下同欲者胜”。
关键字：《孙子兵法》，管理正文：在如今全球化浪潮澎湃汹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管理者开始注意研究怎样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公司，人力物力财力，怎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怎样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当中。
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把眼光开始投到《孙子兵法》上来。
《孙子兵法》对现代经营管理有着的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所谓“商场如战场”，现在各大企业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孙子兵法》的合理运用便成了获胜宝典。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
《孙子兵法》全书虽然只有6000字,却处处充满了军事辩证法的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
它深邃的秘义,不仅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还包含深刻的哲理。
《孙子兵法》中论述的奇正之变、虚实之变、静动之变、分合之变、强弱之变,无不生动体现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其盛名久远,长期被尊为“兵学盛典”、“东方兵学的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1.一、权变管理、创新管理与《孙子兵法》（一）权变管理与《孙子兵法》管理的权变原理，是指在组织活动环境和条件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管理应因人、事、时、地而权宜应变，采取与具体情况相适应的管理对策以达成组织目标的一项管理原理。
权变管理是人类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翻开中外历史有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言论及保存下来的有关著作，都体现了这一权变思想。
《孙子兵法》与西方管理理论比较研究之我见
苏东
【期刊名称】《科学管理研究》
【年(卷),期】1997()5
【摘要】目前，《孙子兵法》所蕴涵的思想已被广泛运用于经营管理实践之中，因此，在管理领域中进行有关《孙子兵法》的比较研究，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孙子兵法》和SWOT分析为示例阐述了如何结合文化背景将《孙子兵法》与西方管理理论做系统比较研究的见解和思路。
【总页数】4页(P1-4)
【关键词】SWOT分析;孙子兵法;西方管理理论
【作者】苏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管理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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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孙子兵法基本原则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基本假设的比较研究 [J], 齐兰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2008.9《孙子兵法》战略管理体系新探——中国古典兵法的现代西方式阐释《孙子兵法》战略管理体系新探——中国古典兵法的现代西方式阐释摘要：《孙子兵法》是探寻中国化战略管理理论的基源，运用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基础框架及其系统来观照和解疑《孙子兵法》，是对其的重新解读。
中西战略思想虽然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却具有相似的本质属性，从东西方战略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探寻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本土化战略管理思想和体系将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孙子兵法》；战略管理；中国化；模式文/宁建新企业管理传统上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微观剖析式的模式，即“选词择句＋释译解析＋经典案例”的范式，笔者认为对其理解不能仅囿于此，如果以现时代的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为视窗来观照孙子的古典思想体系，融现代于传统之中，将是一个有趣的考量。
从而，我们可以在考察东西方战略管理思想的契合中寻出我国企业组织发展的新途径。
一、《孙子兵法》的哲学理念与战略层次《孙子兵法》十三章，如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和用间等内容，构成了一个全面的中国式古典战略系统。
其思维结构和阐释特色表现在横向的平面层次上，强调的是整体的全胜、诡诈和计谋等应用的立体性、跨越性和感悟性。
而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或体系强调的是战略使命、价值指导、战略层次、公司战略、经营战略和职能战略等。
因此，以中西管理理论的价值理念、系统框架和层次结构为基础，采用经验探索、观照对比和系统研究等方法，努力探求关于《孙子兵法》军事战略的理念使命、战略层次、框架过程及其基本的系统模式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孙子兵法》的第一章是全书的纲领性之作。
强调了战争对国家的重要性，对战略计划、行动的指导作用，及其战略分析和评价的标准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首次把战争同国家及人民的命运联系了起来。
如果一个国家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道就是指导战争最重要的方面。
赵南楠技术经济管理2005000768《孙子兵法》是在我国社会由努力制向封建制过度时期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名著。
它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不仅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现今管理浪潮中，如何古为今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也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因此《孙子兵法》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东方谋略的“胜经”。
《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是以谋取胜，其经典谋略为，“知己知彼”，“避实而击虚”，“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等等，如今这些谋略依然可以应用用商场中。
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重点来谈一下《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中所提出的“智、信、仁、勇、严”在现今商业中的应用。
在《孙子兵法》“智、信、仁、勇、严”是其选拔将帅的五条标准。
原文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意思是：将领，就是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威严。
孙子认为，治理和统率军队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好将帅，将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当今世界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商场如战场，竞争的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与管理者的正确领导。
孙子把五德中的“智”放在首位是指他对领导者指挥才能的重视。
所谓将领去主要职责就是统率自己的军队与敌人战斗。
在如今的商场中，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也要做好组织工作，要有非凡的领导才能，能够正确应变企业发生的种种突然情况。
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武装自己，那么他所在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是无法生存的。
做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其基本要求是具备管理知识。
孙子认为一个好的将领应该“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知诸侯之谋”，应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精通各种机变的运用。
此法同样应用于现在商场中的管理者，而且也是“智”的一种体现。
我们认为管理者的“智”很大程度上是管理者能力的体现，如果没有“智”管理的一切都是空谈。
成功的管理者应该能够洞悉未来商品所在市场的发展前景，适当的给予员工激励，掌握其他竞争者的动向，果断的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以及商业企划。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中西方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差异：1、对事物的评价方面，中国偏重社会，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将自然对象人格化、人际化、伦理化、社会化，注重于强调“天人合一”表现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兴盛。
西方偏重自然，将人物化，早期西方核心的管理思想是以管物的方式管人，将人际关系自然化，强调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发达。
2、对效用的评价方面，中国重整体、群众意识，政治伦理表现为集权至上，个人的忍让、服从和牺牲，自我意识淡薄。
西方重个人，强调自我，伦理上表现为自私、竞争、进取心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3、在对利益的态度方面，中国重视轻功，整体的伦理标准代替了利益欲望，祖宗与宗族的教训礼法，比任何实际利益都重要。
西方则把欲望看做是人的自然本质与合理要求，把它看作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从而将功利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
4、在认识论的理解方面，中国重直觉，重内省，重先验理性。
西方重实验，重事实，重逻辑理性。
管理是文化的结晶，特定的管理思想是寓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并受特定的文化传统支配和影响，从而带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征和烙印。
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可以看出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
（一）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xx：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民本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和核心地位。
如管子“民本”的管理理念、儒家的“民本论”等。
西方：重视技术化的管理，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上。
如泰罗的规范管理理论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等。
（二）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由于东西方在管理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在管理方式、方法、手段及其重点上的差别。
xx：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起管理方式与手段体现如下特点：①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并强调要“知人善任”。
如管子的“民本”管理思想与“德能兼备”的用人标准；儒家“民本论”和“任而能信”的思想；墨家用人“唯贤”的思想和“个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的选才方法等。
孙子兵法知己知彼智慧对现代管理的借鉴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中，管理者们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挑战和决策。
如何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制定有效的战略，如何充分发挥团队的潜力，如何准确把握竞争对手的动向，这些都是管理者们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而古老的《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的智慧，为现代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这一经典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重要性。
将其应用到现代管理中，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知己”是管理的基础。
管理者要对自己所领导的组织有清晰、全面的认识。
这包括了解组织的优势和劣势、资源的配置情况、团队的能力和特点等。
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底”，才能合理地制定目标和规划发展路径。
比如，一个企业如果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那么就可以将研发作为重点，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如果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有优势，那么在市场竞争中就可以采取价格策略来吸引客户。
反之，如果对自身的优势认识不足，盲目跟风模仿竞争对手，很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和战略失误。
同时，“知己”还意味着要了解组织内部的文化和价值观。
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凝聚员工的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和团队合作精神。
管理者要明确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并将其贯穿于日常管理中，使员工在共同的理念下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
其次，“知彼”对于现代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在市场竞争中，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这包括对手的产品特点、市场份额、营销策略、财务状况等。
通过对竞争对手的深入分析，管理者可以发现市场的空白和机会，从而制定出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例如，一家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如果能够准确了解行业领导者的产品缺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就可以针对性地推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从而迅速打开市场。
此外，“知彼”还不仅仅局限于竞争对手，还包括了解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趋势。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环境的动态发展，管理者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的期望。
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思想简析《孙子兵法》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军事理论专著，享有“世界第一兵书”、“兵学圣典”等美誉。
孙子，也称孙武子，是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人，他出生于一个具有兵学渊源的军事家庭中，从小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的熏陶。
彼时诸侯纷争，烽烟四起。
因此就直接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作战？于是孙武经过对中国古代战争观察作兵法十三篇，其首篇——始计篇具有独创之处，为齐国称霸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当今的和平世界中，悄然的商业战争无息的进行着，《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是永恒的。
现代企业家都在研读此书，希望能够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将对兵法始计篇中所隐含的五计——“明计、知计、用计、行计、算计”与现代企业管理进行评述，发掘其内在的经济内涵。
一、明计：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企业决策”是企业经营中的大事，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进行周密严格的考察。
也就是企业策划必须针对相关的消费倾向，生产趋势及市场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找准企业的市场定位发，其中包括对市场、劳动力、技术、生产资料及政治、军事、文化、法律和各方面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和信息进行准确的考察。
制定企业经营战略与策划战争全局的道理相通。
市场经济错综复杂，市场风云变化无常，企业经营者在开展经济活动，制定企业发展方向时，必须预先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同类企业的竞争能力和运行态势、自己企业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基础，以及市场形势和发展趋势等，以敏锐的观察力，机敏的反应力和果断的决策力，发展和选择最佳的企业经营方法，制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
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二、知计：①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五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在商战中要胜过对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在“经营策略（道）、”“掌握时机（天）”、“经营环境（地）”、“领导能力（将）”、“管理方法（法）”五个方面占有主动权，并高度重视这些因素，不遗余力地创造和利用这些条件，便可赢得竞争，驰骋商场。
再谈《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孙子兵法》这部2500年前的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著作为何能对当代企业管理产生指导作用？对此，邱昭良博士认为：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孙》强调如何在竞争中制胜，这和现代企业的目标相吻合。
其次，《孙》是一部完整的“战略著作”，有十分严谨的结构体系，它的每一部分都能恰如其分地“嫁接”到企业管理之中，从而产生具体的指导意义。
第三，《孙》写于一个变革的时期，这和现在企业的总体生存环境大同小异。
邱昭良认为，《孙》提出了“正兵御敌，奇兵制胜”的思想，指出领导者在保证不败的基础上，出奇制胜。
如何在“正和”的基础上做到“奇胜”，这一点对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尤为重要。
《孙》还提出了管理六大原则：1、优化原则。
赢得胜利，获得成功是管理的目的。
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标，称之为“优化原则”。
2、激励原则。
影响影响的决定因素是人，人的积极性，这是经营管理的核心。
书中多处述了鼓舞士气及瓦解敌方士气的有效方法。
3、时效原则。
时间、速度在战争中至关重要。
孙子主张“速胜”，并重视速度与效果的统一。
4、随机原则。
战争条件千变万化，用兵方法变化无穷，这就是管理中的权变理论。
5、信息原则。
孙子高度重视信息化战略、强调先知，十分重视“用间”，即信息。
6、组织原则。
孙子的“治众如治寡”的思想，主张组织简化，并十分强调组织的凝聚力，以期达到“上下同欲”，这是组织学家所追求的目标。
此外，还有均衡的思想。
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会受到各种互动因子的作用，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系统的成功。
《孙》认为，一场战争的胜败取决“五事”：“道、天、地、将、法”。
引伸到企业管理中，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共同的远景、卓越的领导人与一大批“领军人物”，适意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信息系统支持以及天时、地利等因素。
合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思想,论述管理者如何管理好被管理"智，信，仁，勇，乎”的领导素质众所周知，在战争中将帅的作用最为重要，“夫将者，国之辅也，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包拯法律思想述评之壹绝对君主集权的封建司法制度至有宋壹代已臻于完备，然具讽刺意味的是，千年的封建帝国到这时已是积贫积弱，盛况难再。
生于其时的包拯负命于纷乱危艰之世，于司法实践中哀矜庶戮之不辜，拯冤民于缧绁；愤诉恶贵之恣行，申中正于皇天，其迹昭然。
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观包拯诸多奏议，我们深感包拯对传统的‘中正慎罚”观念的尊奉和发展，甚而能够说，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是包拯法律思想最显明的特征。
以下就对此试加评述。
壹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中正慎罚”观念的提出始自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
《吕刑》的制定者认为，判断刑罚的祥、虐，完全视其于司法实践中“中正”和否，“中正”则祥，偏颇则虐；“慎刑”、“慎罚”，刑当其罪、罚当其幸是“祥刑”的关键。
“中正慎罚”观念的影响及于后来中华法系的形成，为儒家“为国以礼”的封建统治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
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的包拯久受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深知“民者，国之本。
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请罢天下科率》)①的道理。
他从绝对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立场出发，企望通过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来调和且消弭统治者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以消除导致社会纷乱的不安定因素。
为此，包拯根据时代的特点和现实的需求，对传统的“中正慎罚”观念作了较多的阐发，且于实践中身体力行，使这壹理论得以丰富的发展。
慎行法令、法存划壹的立法观，是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第壹体现。
如众所知，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壹便是君权至上，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这种情况于绝对君主集权已发展到完备形态的宋代更是趋于极端，“敕律且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现象便是这时代的产儿。
于立法上，宋初虽然因袭唐五代的律、令、格、式，却已开始以敕作为随时损益的手段。
自宋太祖时窦仪等人编《建隆新编敕》和《宋刑统》且行天下，其后编敕不断增多，敕逐渐取得律的地位。
编敕的盛行固然有助于强化君主集权，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但“口衔天定”、“言出法随”的主观随意使各级司法官吏援引不及，无所适从，使百姓不明法禁所于，动辄获罪。
这种情况于仁宗时期已很严重，作为亲历司法实践的包拯目睹许多案件处置不当常常怀有深憾，痛心不已。
他深知执法要合乎“中正”就必须首先从立法着手，只有颁布的法令合乎“中正”，顺乎情理，执法的“中正”才成为可能。
为此，他屡次上书，祈请仁宗慎行法令，救补时弊。
首先，包拯认为法令是固国之本，颁行法律务必要慎重。
庆历七年，旱魔肆虐，山泽之间而多有乱起。
时包氏自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沿途所见，令其骇然，他深感亢旱之灾不足惧，足惧者乃“人知法令之不足信”(《上殿札子》)。
于他见来，“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同上)。
只有慎行法令，取信于民，则祸乱易平，天下易治，如其所云：“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于陛下力行而已”(同上)。
相反，如果立法轻率，法令无常，致使官无法纪，民无规矩，就会造成“狡吏得以为奸，无所畏惧”(《论内降》)，猾民得以作恶，无以震慑。
如此，则污吏难绝，盗贼难平，天下难治。
为此，他屡次陈情要求殿上“今后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
或臣僚上言利害，且请先下俩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论诏令数易改》)。
言语中隐露出他对于“以敕代律”的不满，表达出他要求通过“俩制集议”的程序慎重立法的政治主张。
其次，包拯主张国家法律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切忌随意废止追改。
封建帝王“以敕代律”，随其主观意志的朝令夕改难以避免，这就给执法者带来困惑，使众百姓无所适从。
这种情况于嘉（礻右）年间，随着仁宗的年迈昏庸而日趋严重。
包拯时任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他目睹此况，据理力谏；“臣窃见朝廷凡降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张，故外议纷纭，深恐于体不便……缘累年以来，此弊尤甚；制敕天下，未逾月而辄更；请奏方行，又随时而退改。
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乎?”(《论诏令易改》)他认为只有“法存画壹，国有常格”方能取信于民，行道天下。
这种对君主露骨的非议，显现出包拯已经认识到造成当时法令紊乱的根源是君主的“诏令易改”，表露出他期求以“律”(不是以“敕!”)治天下的政治意愿。
本新闻共4页,当前于第1页1234[NextPage]由此可见，包拯坚决反对有违“中正”原则的“以敕代律”和“诏令易改”，期图通过慎行法令和“法存画壹”来维护法律的公正，从而实现其“中正”立法的政治理想。
这种立法观的提出，于“敕律且行”、律令混乱的宋仁宗时代，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二务德慎刑，明正赏罚的礼治观，是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第二体现。
以德化民，以刑惩恶是历来统治者维系天下的俩手，以德作为政治思想的中轴原乃周公旦的发明，然后来的法家却力主轻罪重罚，所幸几个暴君的淫威横施于统治实践中均遭败绩，这就促使孔子为政以德、先德后刑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的统治理论。
从此，外儒内法、德主刑铺的礼治思想浸透历代士大夫的心田。
包拯务德慎刑思想的形成显然因于此。
可是，我们又不能视包拯的礼治观是对传统的儒家“慎罚”观念的简单承袭，因为于中国这个重传统、尊圣贤的国度里，借圣言以抒己见、借复古以求创新已是司空见惯，便何况包拯是位直面现实、奉行儒家人世哲学的实践家，空发旧论恐非其个性。
对此，我们只要对宋初的刑罚略加考察便不难发见。
如众所知，宋代统治者为强化集权、镇压反抗计，进壹步强化了司法镇压的措施，具体表现为仁宗嘉（礻右）年间实施的重法地法（以开封府诸县为重法地，犯罪者加重处罚）以及肉刑的复活和附加刑的施行，如仁宗年间“凌迟”刑的恢复，腰斩、钉、剐、磔、枭首和断腕等法外刑的普遍使用，毕现出宋代刑罚的极端残酷。
包拯于此深感忧虑，多次廷谏要求以德化民，慎用刑罚，他指出：“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见刑法……王者亦当上体天道，下为民亟，故不宜过用重典，以伤德化，昔暴世法网凝密，动罹酷害，下不堪命，卒致溃乱。
《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臣愿圣明鉴于此言而无忽焉。
”（《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他极为痛恨那些“刻薄好进之吏”滥用重刑使得民怨累积，终致乱生，主张通过道德的教化使百姓明礼义，知廉耻，从而达到扶正世风，减少盗贼的目地。
即使是对于已经犯罪的人，他亦主张只要“情非重犯，咸许自新，后或不悛，必置于法，庶使悔过之人免负终身之累。
”（同上，第二章）这种务德慎刑的礼治观显然包含着对宋代刑罚威胁主义的严厉批判，只是囿于君臣之道而隐曲道出罢了。
赏罚不滥、中正执法是包拯基本的执法观，亦是他力行实践的重要方面。
本来，《吕刑》提及的“中”或“中正”就本作“公正”和“适度”解，包拯对此意作了偏重于司法实践的进壹步发挥。
首先，他主张赏罚要适度，做到不过不滥，他指出：“赏者必当其功，不能够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能够幸免。
邪佞者虽过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
”（《上殿札子》）。
于这里，他强调壹个“当”字，这是针对当时朝廷经常滥赏重罚、赏罚不当而言的。
嘉（礻右）三年，他鉴于当时宫中内侍过多、优崇过份的情况，特上疏请求裁抑。
疏云：“臣伏（者见）先朝实录，窃见真宗皇帝因对辅臣言及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蟊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和，不使过分，有过未矜贷，此辈常以畏惧。
’……臣窃见近年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恐非所以保全之也。
以陛下英明神断，有罪必罚，此辈或不敢为大过。
”（《论内臣事》）于他见来，对有功者的赐赏如过分，就会减低激奋之功；对获罪者的罚惩若过滥，亦会失去警诫之效。
赏德罚罪只有持中适度，方可使群臣百姓“立功乐于自奋”，惧法而不敢逾矩。
而这持中适度的把握，便是执法者的“治道”所于。
其次，包拯特别强调中正执法，尤其主张对贵族、官吏违法犯禁严惩不贷。
虽然要求执法中正的始作俑者且非包拯，但他对此的高扬却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
当时，“刑不上大夫”观念的普遍存于和许多官吏的相互庇荫，造成的是封建政治的极端腐败和官民于法律上极度的不平等。
对草芥平民的动辄问罪，滥施酷刑使得冤狱遍于国，冤民号于野，而那些“贪猥之徒”却“巧图财利，冒犯禁宪”（《请重断张可久》），逼民沦为“盗贼”，严重地危及了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
为此，包拯强烈主张要用法律手段去抑制宦官贵戚的特权，严惩贪官污吏：“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且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乞不用赃吏》），他仍视此为治国的根本：“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蟊，则俗阜而财丰，若蟊原不除，治道从何而兴哉！”（《请置鹿皮道者》）实践中他不惧权贵，执法如山，即使是仁宗出面执意庇护的张尧佐，他亦再三弹劾，终将罢官，表现出他道不从君的凌然气节。
由此见，包拯力主中正执法，包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要求力矫政治的黑暗、力除官场的腐败、力整吏官的混乱、力伸封建正义，以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强壮国力，抵御外侮，挽回当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颓势，实现建立于封建人伦秩序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恢复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那种昂扬勃郁的社会气象。
本新闻共4页,当前于第2页1234[NextPage]三对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我们仍应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以正确认识包拯这壹思想的主观导向和客观社会导向的错位现象。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拯高扬的“中正”观念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深深地打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
于阶级社会里，抽象的、超阶级的“中正”从来就不曾存于过，这正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于资本主义社会亦无法真正实现壹样，法律不可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因素的制约。
因此，我们需要对包拯的“中正’观念作具体的分析。
《吕刑》所提出的“中正”于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西周时代决难实现自不待言，包拯所高扬的“中正”亦浸透着儒家传统的“礼治”精神，孔子提出“为国以礼”其实质是把“礼”作为维护上下等级秩序的工具和实行封建剥削的保证，孔子把“中”作为实践“礼”的行动准则，他所说的“允执其中”○3其实就是要寻找矛盾对立双方的连结点，但又侧重于保存旧有的秩序。
这就说明儒家传统的“礼治”其实质就是要推护金字塔式的封进人伦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
如果说“立君为民说”于先秦儒家学说中仍占有壹席之地的话，那么到封建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的宋代，“君养民说”则已成为不可非议的信条，君为民之父母便是这种信条的温情的表现。
于是，诸如“养民如子”、“民之父母”遂成为口头弹，殊不知如此温情脉脉的“歌德”其实是封建奴性、封建压迫最集中的体现。
包拯生于其时，自然也免不了时代的偏见，他壹方面认为“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言陕西盐法》)，另—方面又说“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
古之圣王，御大器，保重畜，盖各有其道焉。
以万务之无极也，壹统于上，岂能够思虑尽之邪！”({论取士})士大夫尚且为“重畜”，普通百姓的地位又何待言之！很显然，包拯主张恤民、安民，其目的于于维护君主社稷的延续，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秩序，其高扬的“中正”也就充其量不过是封建法律的“中正”，其中固然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闪烁着民本的光辉，但对君主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伤害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