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共政策模式

中国政策制定模式分析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两个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和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

(上下来去的政策制定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的特点是，权威机关、政治家集团和政治精英从一个伟大的目标（甚至可能是人类的目标、诸如共产主义制度）出发，科学界定所处的历史阶段，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政策环境），提出适度的目标和历史任务，为实现目标任务确定法定的行动纲领、行为准则，通过自上而下的执行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目标追加决策的政策制定过程。

如我们党在“文革”结束后，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正确地把握了和平和发展时代特征，提出本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二番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系列基本政策，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行动纲领，并适时调整发展目标和进程，不断修正政策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

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的特点是，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从解决基本问题（如民生问题）出发，从不合法到合法，从基层到高层，最后被政治权威、权威机关确认为的政策制定过程。

如安徽四川省基层农民组织面对国家贫穷、集体受困、自已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自发的以不合法的隐蔽的形式采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已的”大包干的举措，受到当时省主要领导万里和赵紫阳的鼓励和支持（时有民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后来被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肯定，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重要政策。

中国两个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关系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制定实践，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两个模式之间关系的八个先验假设，也可以称之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制定模式的特点。

归纳起来。

主要是指：（1）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以自上而下为主，以自下而上为辅；（2）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大多体现其前瞻性、全局性，往往从理论开始；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大多体现在现实性、可操作性，往往从试点开始；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往往从价值出发，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往往从利益出发。

经济研究导刊ECONOMIC RESEARCH GUIDE总第54期2009年第16期Serial No．54No．16，2009公共政策是政府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制定的行为规范，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所作的权威性分配。

而公共政策决策模式是指制定公共政策的组织和人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应付或解决面临的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式主要有传统理论模式、有限理性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集体行动模式、精英决策模式。

传统理论模式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官僚性，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早期的传统模式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显示出了优势。

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

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

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 ）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从怒江水电站开发看中国公共政策模式变化转型期中国公共政策的模式，一直都是学界热议的问题。

国外学者总结了中国公共政策的三种经典模式：精英决策模型、派系决策模型和官僚组织决策模式，其中又以官僚组织模式影响最大。

官僚组织决策模式认为高层精英与官僚部门通过频繁互动共同决定了政策的出台。

高层精英由副总理以上的权威人物组成，包括核心领导、革命前辈、全局领导(总理)和部门领导(主管某方面工作的副总理)四个层次25-35人，其决策机构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等。

此外，高层领导有能力组建专门机构以满足特定政策的需求，例如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或“办公室”，从而强化高层领导的政策影响和偏好。

由于高层精英没有充足的时间、兴趣和知识来管理和负责所有具体政策，所以多数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关键环节是在国家层次上的各官僚部门做出的。

这些部委负责对政策进行可行性研究、协调共识、进行资金分配和资源调控、解释和澄清政策内容并负责进一步的实施。

从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来看，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核心圈主要包括中共、人大和政府，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制度内的“决策核心圈”，其中又以党和政府最为重要。

因而，各级政府及其官僚成为主要的决策者，他们的政策目标、政策偏好和决策能力往往决定了政策方案的选择。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到政策过程中，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怒江水电站开发决策就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案例。

一、怒江水电站开发之争：政策缘起与进展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怒江，是我国西南的一条国际河流，流经西藏、云南后进入缅甸，最后汇入印度洋，它在中国境内全长2018公里。

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全长742千米，天然落差1578米，水能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

历经3年规划，2003年8月14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同意怒江中下游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两库十三级”的开发方案，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比三峡大坝的装机容量还要多300万千瓦。

公共政策制定模式及我国的模式选择作者：刘义成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10年第02期[摘要]公共政策制定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也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决策系统的经常性活动。

文章系统总结和分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两大类模式,并提出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制定的模式选择及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模式;开放式模式[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56-03所谓公共政策制定,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就某个公共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应的政策目标、政策方案,并经过严格的论证后,确定最后方案的过程。

从政策科学在西方学界兴起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和分析政策制定,以期改进政策制定的方法,并制定出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好的政策,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式。

常见的两大类模式,一个是“综合型”与“反综合型”模式,另一个是“开放式”和“封闭式”模式。

一、公共政策的逻辑及制定原则(一)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所谓公共政策的逻辑,即是要回答公共政策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应然选择。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可能比较高,尤其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

由此,由政府直接管制并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因此,公共政策是一种在市场、企业的社会成本很高的情况下的现实选择。

[1]多重利益冲突、多种价值目标混杂是公共政策产生的主观状态。

现实社会中存在诸多利益群体,以及由此产生的多个价值目标,这其中就存在一个均衡的问题。

这是公共政策之所以要存在的主观因素。

多重规律互动和制约是公共政策存在的客观基础。

社会是一个动态系统,其中的各因素均受到与之相关的各种规律的影响和制约,这既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又对社会更好的运转提出了高要求。

这构成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读后感《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的模式，重点讨论在中国的的现实形式和发展趋势。

从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获得了三点基本的认识：首先，大众长期以来过于注重对政策制定过程本身的的影响吗，而忽略了对更重要的政策议事日程设置。

即为什么有些事情会被提上政策议事日程，说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其次，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以重要性进行排序。

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可以把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

而且三种议程的设置是具有关联性的，三这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不难看出不论是传媒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它们都是最终指向政策议程的，因为唯有政策议程才会形成最后的公共政策，进而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影响公众利益。

最后，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族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外压模式。

作者试图通过分析次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历史转换和现实影响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所以，这篇论文的重点是探讨六种模式在中国公共政策议事日程的历史转换、地位以及未来趋势。

既然这篇论文的重点在于对影响中国政策在制定的六种议程设置模式的的分析，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也谈谈在阅读论文后对此六种模式的认识，它们如何影响中国政策制定？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的一些想法。

首先，作者已经就此六种模式的概念做了定义，不必在做说明；关门模式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通俗的说在中国即使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

作者例举了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时价格改革的例子对此种模式加以阐释并做出了负面的评价。

但虽然关门模式有政府独裁和不民主之嫌，关门模式作为一种政策议程模式，也有其合理之处。

相对于议程提出者为民间大众的上书模式和外压模式，关门模式在紧急事件发生时可以有效节约决策时间、缩短政策制定周期，同时减低决策成本；相对于议程提出者为智囊团的内参模式，它也较少受利益集团和智囊团相互勾结的影响。

中国公共政策为什么成功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构建与阐释一、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公共政策成功的原因，并基于中国经验构建政策过程模型。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离不开一系列成功的公共政策的实施。

现有的政策过程模型多基于西方经验，对中国的政策实践缺乏解释力。

本文将从中国的政策实践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公共政策成功的原因，并尝试构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以期为政策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回顾现有的政策过程模型，并指出其在中国政策实践中的局限性。

我们将从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环节入手，深入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成功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政策目标的合理性、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政策评估的科学性等方面。

我们将基于中国经验，提出一个全新的政策过程模型，并对其内涵和意义进行阐释。

二、中国公共政策的特点与背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政策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中国公共政策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实现整体最优的目标。

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政府注重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确保政策的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

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政治体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决定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经济发展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注重解决发展问题。

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社会结构复杂多样，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

文化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