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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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读书笔记
摘要:由于本书的目的在于彻底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重新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在主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展开争论,我认为作者并没有达到此目的。作者试图要“颠覆”西方经济学大厦,但书中举例却大量使用中国的例子,导致其“颠覆“的力量很差。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为了解决西方国家自己遇到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理论也确确实实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了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与西方经济截然不同的背景和过程(甚至是畸形的),导致这些理论有不少部分不能解释中国的特例,发展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要研究和解释这些现象。而作者却对发展经济学仅是轻描淡写了几句,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貌似有哗众取宠之嫌。我认为其中有的论点是非常正确且新颖的,而且也确实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弊病。本文首先回顾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综述了该书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最后提出了一些自己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
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
1、1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指我国目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列的以马歇尔经济学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学和以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综合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反映的是英美等生产力水平较高、市场机制较完善国家的经济运行规律,对市场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进行了精微的探讨。尽管其假设条件较多,且不断遇到实践的挑战(如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70 年代的经济“滞胀”) ,但其理论逻辑的完美及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起到的指导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当然,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不甚完美,还处于不断变化中。在一定意义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运行框架可作为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国家的目标图景,因为它反映了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机理,不过,这里没有考虑制度和生产关系因素。还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发展的一整套分析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主流经济学应该说包括古典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部分,其建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萨谬尔森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为标记。其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发表,这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领军地位。当然,为此作出贡献的还包括迪雷克特、阿罗、施蒂格勒、贝克尔、科斯、卢卡斯、莫迪格里尼等人。
主流的“流”是什么意思,在英文中就是school,也就是一个流派的意思。要在学术史上,称得上流派,并不简单,芝加哥学派在其中也是历经沉浮,最终奠定其主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思想上的睿智,也是因为方法上的便捷。当然把芝加哥学派称为主流经济学,并不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学者自吹自擂,他们就能变成主流经济学家,按照艾智仁的说法,所谓“主流”是市场挑选出来的。因为芝加哥学派是在和其他学派的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才取得主流地位的。
芝加哥学派在杀出血路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武器。只要使用精当,那就是主流的。否则,就不是了。这些武器中又有五种非常有代表性,其一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说的是经济体制同效率不相关;其二是MM定理(莫迪格里尼-米勒定理),是说金融工具同效率不相关;其三曰科斯定理,说的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经济制度与效率不相关;其四曰卢卡斯货币中性理论,从微观到宏观,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货币,卢卡斯提供的理论基准是,从长期看,货币政策与经济绩效无关;第五是BS模型(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这一理论揭示出执法体制(只要有独立法庭执法并切实可行)同执法效率无关。
1、2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对理性的崇拜和迷恋使主流经济学家们形成了如此的价值取舍: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惟一可取的理论追求。经济学理性主义不仅具体设定了人和世界的理性本质,而且将理性数学化、工具化。一般均衡经济学家最为自豪的是,在阿罗-德布罗体系中,数学论证的严密性似乎已超越物理学,从而使经济学成了一门可与物理学媲美德“精密科学”。但是,尽管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学证明精巧严谨,却与现实经济的科学分析并无联系,它只是以牺牲经济内容来顾全数学运用的形式主义的产物。
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mathematical formalism),意味着对经济模型的形式结构给予最高的优先权而不考虑其实际内容,只关注论证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而布关注其现实相关性,只追求分析的简练性和逻辑的连贯性而忽视其实际含义,只使用便于数学处理的特殊假定并考察便于数学处理的论题而无视现实世界的呼吁。1自从德布罗在一套公理体系之上建立起一个精美的经济理论时,许多的经济学家就对这些赖以建立经济理论的公理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说,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在假设和结果之间使用了多少和多复杂的数学,结论也不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对于假设不现实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借助弗里德曼1953年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假设的真实性和理论本身的价值是不相关的,他认为一种理论不在于其是真或是假,而在于其是否能作为预测的工具。”即所谓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为自己辩护。如果经济现象的数学表述没有建立在实际假设基础之上,这种数学分析本身就不可能作出与经验相关的预测。因此,大量的数理经济模型的兴趣也极少放在得出可供经验检验的预测上。
二、本书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2、1实际GDP是假的
在目前的经济分析中,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成为经验问题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归纳和运用这些统计资料,构成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告诉人们,这些统计资料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原理是完全对应的,统计中的实物产出——GDP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的那些变量就是为了这种生产的技术分析所设计的。虽然它们由名义的货币值来表示,但这些名义变量是与货币供应量相对应的,当采用货币数量论把名义值的变动剔除而改变为实际变量后,这些统计变量就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概念完全一样了,从而使用教科书中的原理即可以对资源有
效配置进行分析,而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依据。
作者认为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话,是因为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减去物价指数。作者举了个例子来充分说明这个实际GDP作为实物统计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统计时,首先得到的是名义GDP,但是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表中(如《中国统计年鉴》),竟然没有名义GDP的增长率这一指标,而是告诉你实际GDP的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要想得到名义GDP增长率指标,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没有名义GDP增长率这一指标,因为经济学家认为GDP就是为了衡量实物产出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没有用。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上述对名义GDP的说明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定义在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但我们这里重述这些定义是为了说明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而且这种“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统计变量(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储蓄、消费、投资)都被作为实际变量来使用,被联系到生产函数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可是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名义的货币值。但主流经济学有办法处理,即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如前所述,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把前面的公式(W+d+r+= C+I=C+S)与主流经济学的公式(C+S=C+I)进行比较分析。在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等式中,(名义)GDP可以取任意值,因为无论实物产出如何变化,只要价格水平是可变的,将总是可以保证实物储蓄和投资的相等。一个思想练习就是,在等式C+S=C+I中,假设GDP为100,无论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划分,当储蓄等于投资时,名义GDP总是不变的(为100),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动所引起的实际产出的变动可以被价格水平的变动所冲销,从而名义GDP是完全无用的。而在我们的模型中,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动将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影响企业的利润,进而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显然,当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指标并不表示实物时,主流经济学的宏观模型将根本不能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
由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量值都是只货币值,这就可以完全抛开实物的生产函数,来把这些统计数据联系起来。如前所述,作为决定这些统计数据基础的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货币供应量的决定,而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是商业银行。这样,我们可以从考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开始,来连接这些货币量值。当加入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体系,一个惊奇的结果就会出现,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连接在一起的,它们可以组成一个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体系,来决定国民收入中的所有货币量值。
上述分析表明,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根本不能划分出表示实物统计的实际变量和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从而与技术或生产函数(和消费的时间偏好)完全无关,它们只是货币量值,这些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只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被主流经济学表示的实际变量都是假的,只有用货币表示的名义变量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