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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
⼀、评述孟⼦关于教育作⽤的论述。
1、“求放⼼”。即把放纵出去的良知善⼼收求回到⼼中，孟⼦认为教育对⼈性的发展起着⾮常重要的作⽤。“苟得其养，⽆物不
长；苟失其养，⽆物不消。”
2、教育使⼈区别于禽兽、使贤区别于不肖。“孟⼦认为有⽆先天善良本性是⼈和禽兽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3、教育是社会伦常秩序得以建⽴的基础和基⽯。只有建⽴了稳定的“社会伦常秩序”，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社会伦常
秩序”的建⽴依赖于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等。
4、教育是使民⼼得以归服的重要途径。孟⼦认为统⼀天下、笼络民⼼有两种⽅法，⼀种是以⼒服⼈，⼀种是以德服⼈。以⼒
服⼈是霸道，孟⼦认为不可取；以德服⼈是王道，孟⼦⾮常赞同。所谓以德服⼈，关键在于得民⼼，使民⼼归服。
5、教育是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段。
⼆、评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境地⾥，开始推⾏所谓“新政”。 1901年1⽉29⽇，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急忙发布“变
法”的上谕，宣布实施“新政”。同年4⽉，专门设⽴“督办政务处”，负责实⾏新政。新政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化教育等
⽅⾯。关于教育⽅⾯的主要措施有：颁布⼀系列学堂章程，建⽴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健全从中央到地⽅的教育⾏政机构，确定
统⼀的教育宗旨，废除科举制度等等。这些改⾰措施对于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定的历史意义。
⼀、建⽴新的学校教育制度
新学制的建⽴是清政府推⾏“新政”的重要内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已初具规模，尤其是百⽇维新的教育改
⾰，在中国形成了初等、中等到⾼等教育三级学校系统，成为近代学制的雏形。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制定的系统的学校制度，是光绪⼆⼗⼋年（1902年）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章程包括《京
师⼤学堂章程》、《考选⼊学章程》、《⾼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它将普通教
育划分为三段七级，此外还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仕学馆等。因1902年为壬寅年，故这个学制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虽经
正式公布，但并未实⾏。第⼆年，即光绪⼆⼗九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
设置、学校管理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于1904年1⽉在全国正式颁布施⾏，成为中国近代第⼀个经正式颁布⼜实际推⾏的
学校教育制度。因其公布于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从纵的⽅⾯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段为初等教育，分为三级，其中蒙养院4年，初等⼩学5年，⾼等⼩学4
年；第⼆阶段为中等教育，仅中学堂⼀级，5年；
第三阶段为⾼等教育，亦有三级，即⾼等学堂（或⼤学预科）3年，分科⼤学堂3⾄4年，通儒院5年。⼉童从7岁⼊⼩学，到通
儒院毕业，共计26年。横的⽅⾯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癸卯学制的颁布施⾏，在形式上标志着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中国教育发展⾄此，才有严格的程度划
分、严格的教学年限规定、完整的相互衔接的学校系统，也才有管理各级各类学堂的统⼀规范。《奏定学堂章程》有各级各类
学堂章程及学校管理、考试、奖励章程等20余个，其中⽐较集中阐述清政府教育管理主张的有《重订学堂章程折》、《学务
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等。
⼆、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直是清末影响新式学堂发展的重⼤障碍，随着新学制的建⽴，改⾰和废除科举制度势在必⾏。百⽇维新中已废除⼋
股考试⽽改⽤策论，戊戌政变后⼋股取⼠制度虽⼀度复活，但1901年清政府推⾏“新政”⼜明令废除⼋股取⼠。同年7⽉，张之
洞、刘坤⼀在《变通政治⼈⼠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提出“按科递减科举取⼠之额，为学堂取⼠之额”的建议，为清廷所采纳。1904年1⽉，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共同《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呼恳天恩，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将科举旧章量为
变通。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暂⾏试办”，并且预计，“俟末⼀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乡会试。”递减科举
中额是为了采取平稳过渡的⽅法来渐渐废除科举制度。但只要科举考试制度存在⼀天，对天下学⼦就有强烈的诱惑⼒，新教育
制度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有鉴于此，到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等各省督抚联合奏请⽴停科
举以⼴学校，清政府为⼤势所趋，于1905年9⽉2⽇（光绪三⼗⼀年⼋⽉四⽇）上谕：“著即⾃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
会试⼀律停⽌，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到此，始于隋，完备于唐，盛⾏于宋元明清各代的科举制度，历时长达1300年之
久，终告完全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件⼤事，它标志着封建主义旧教育形式上宣告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在逐
步形成。中国近代教育从此进⼊⼀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厘定教育宗旨
中国近代厘定教育宗旨是清政府制定新学制体系之后的⼜⼀重要教育管理措施。《奏定学堂章程》制定的教育宗旨包括两个层
⾯，其⼀是对各级各类学堂的总要求，即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提出的“⽴学宗旨”，⼀⽅⾯强调“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另⼀⽅⾯要求“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明显以“中体西⽤”作为各级各类学堂必须遵循的办学⽅针。其⼆是在总
要求之下对各种学堂的具体要求，相当于培养⽬标。如初等⼩学堂以“启其⼈⽣应有之知识，⽴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
护⼉童⾝体，令其发育为宗旨”；⾼等⼩学堂则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体为宗旨”。
清末教育宗旨的正式颁布，是在1906年（光绪三⼗⼆年）3⽉25⽇由学部奉上谕公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
五项教育宗旨的精神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学部在《奏请宣⽰教育宗旨折》中，阐明五项宗旨的重要性，认为“忠
君”、“尊孔”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这在实质上即以“中学为体”；“尚公”、“尚武”、“尚实”则是“中国民
质之所最缺，⽽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事实上这就是“西学为⽤”。所谓“尚公”，是要“务使⼈⼈皆能视⼈犹已，爱国如家”；所
谓“尚武”，是要求“凡中⼩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并设体操⼀科，使“幼稚者以
游戏体操发育其⾝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所谓“尚实”，要求教育能“勖之以实⾏，课之以实⽤，……以期发达实
科学派”，“必⼈⼈有可农可⼯可商之才。”这五项教育宗旨的颁⾏，对于全国各级各类学堂的办学⽅向、课程设置、⼈才培养都
起了导向作⽤。
四、建⽴教育⾏政机构
为保证新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学务纲要》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废科举后，为适应教育迅速发展的新形
势，加强教育管理，清政府⼜进⼀步建⽴了从中央到地⽅⽐较完善的教育⾏政体制。
（⼀）中央教育⾏政机构——学部的设⽴
1905年清政府停废科举，学校数量剧增，随之教育⾏政管理事务更加繁杂，故各省学政和⼀些热⼼教育的封疆⼤吏纷纷奏请
中央设⽴学部。政务处也于这⼀年上奏请设学部。清政府遂于1905年12⽉批准成⽴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政
机构，并将原来的国⼦监并⼊。次年（1906年）学部奏定官制，建⽴内部组织机构，并定以相应的规范。中国近代中央教育
⾏政体制才逐渐完备。
学部作为清政府的11个⾏政部门之⼀，其组织系统⼀⽅⾯承继了传统部制的特点，另⼀⽅⾯⼜受⽇本⽂部省建构的影响，可
谓是⼟洋结合⽽成。其具体建制是：学部的最⾼长官为尚书，副职有左右待郎各1⼈；其下有左右丞各1⼈，佐尚书侍郎管理
全国事宜，领导各司；左右参议各1⼈，协助尚书侍郎核定法令章程，审议各司重要事宜。下设参事官4⼈协助左右参议核审
事务。学部下设五司⼗⼆科及司务厅为执⾏单位，各司设郎中总理司务，司下分设⼆⾄三科，科设员外郎和主事，办理科务。
此外，学部设有视学官和咨议官以及下属三局⼀所（学制调查局、京师督学局、编译图书局、教育研究所），并有⾼等教育会
议所为议事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学部专设视学官（12⼈以内）和咨议官（⽆定员），试图在学部组织系统中建⽴⼀个议事和视导系统，调查
了解实情，为学部筹议重要事务时咨询参考。同时，学部不仅建⽴教育研究所，⽽且设“学制调查局”、“⾼等教育会议所”等专
门的研究与议事机构，有益于学部对于重⼤事务决策。这也说明，中国近代中央教育⾏政体制建⽴的时间虽迟，但起点较⾼，
管理功能⽐较完备。
（⼆）地⽅教育⾏政机构
学部成⽴后，于1906年4⽉奏请撤销各省提督学政、学务处等省级教育⾏政机构，改设提学使司，设提学使1员，秩正三品。
提学使司设在省会，其办事机关为学务公所，设议长1⼈，议绅4⼈，协助提学使筹划学务。学务公所下设六课：总务、专
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课，各课设课长、副课长各1⼈，课员1⾄3⼈。另设“省视学六⼈，承提学使之命令，巡视各府厅
州县学务。”各省还设⽴教育官练习所，受督抚监督，由提学使选聘本国或外国精通教育的⼈员，讲演教育学、教育管理、教
育⾏政、视学制度等，⾃提学使以下，所有学务职员，⾄少每周须上堂听讲三次。
省以下各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为府厅州县的教育⾏政机构。1906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劝学所设总董1员，由县视学兼
任。县境内划分若⼲学区，以本治城关附近为中区，以次推⾄所属村坊市镇，约三四千家以上即划为⼀区，少则三三村，多则
⼗余村。每区设劝学员1 ⼈，由总董择品⾏端正、夙能留⼼学务的地⽅⼠绅充任。劝学员就任前应先习教育两个⽉，研究学校
管理法、教育学、《奏定⼩学堂章程》、管理通则等，以后每⽉会集⼀次。
宣统初年（1909年），地⽅实⾏⾃治之制，劝学所的地位及事权，逐渐与⾃治事务发⽣冲突。于是1910年学部改订劝学所章
程，将本为专管学务的劝学所改变成“府厅州县官教育⾏政辅助机关，除佐理官办学务之外，在⾃治职未成⽴地⽅，对于⾃冶
学务有代其执⾏之责，其在⾃治职已成⽴地⽅，对于⾃治学务有赞助监督之权”，“劝学所应办事务，须经该管长核定，所有⽂
件以长官名义⾏之。”这样，劝学所原先在教育管理上的独⽴地位就丧失了。
从清末教育⾏政体制的形成情况看，中央教育⾏政机构建⽴之后，直⾄民国成⽴没有什么变化，⽽地⽅教育⾏政机构则处在变
化之中，并受到中央学部和地⽅⾏政的过多⼲预。因⽽其功能在当时并没有很好地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