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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2021年4月第2期No. 2Apr. 2021新时代西藏&定与）展关系李云龙（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西藏拉萨850000）［关键词］边疆政治学；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治藏方略［摘 要］稳定与发展历来被视为西藏工作的中心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关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经略西藏的历史进程中，对稳定和发展关系问题的重视和思考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出两者关系并非线性的正相关， 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相互关联作用，两者间有很多作用因素，而民生是联结两者的关键一环。
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站在国家战略全局高度,才能正确认识西藏稳定与发展关系。
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对西藏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总结，为新时代西藏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根本遵循。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0003 （2221） 02 - 0001 - 00稳定与发展工作历来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 容,做好西藏工作，首先要处理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密不 可分。
两者的关系不是单纯谁更重要的问题，也 不是简单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两者间具有 复杂的系统性关联和相互作用形式，需要在历史回溯和辩证分析中，从国家大局出发，正确认识两者的相互关联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西藏稳定和发展工作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 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制定了指导 西藏工作的各项政策，减轻群众负担,实行特殊灵活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生产特别是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尽快实现富裕”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西藏实际出发研究了进一步放宽经济政策和让西藏人民富裕起来的问题”这次座谈会立足西藏实际，特别是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问题，制定了放宽政策等六项措施,加快了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确立了“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 的发展西藏 的 和方 政策”正当西藏各族人民治穷致富、大规模推进西藏［收稿日期］2020 -10 -31［作者简介］李云龙（1990—），辽宁锦川人，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新时代西藏稳定与发展关系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之际，十四世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唆使和怂恿下，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特别是1097-1099年间，拉萨不断发生严重骚乱事件，极大地破坏了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党中央将拉萨骚乱的性质定性为：“拉萨骚乱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因此，西藏的稳定问题和反分裂斗争工作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核心议题，党中央明确了西藏工作新的方针，即“一手抓稳定局势，一手抓经济建设”的两手抓方针，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稳定[3]330o稳定与发展并列成为西藏工作的两件大事，并且在“两手抓”的位置上排列在经济建设前，足以见其重要性”此后，1989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纪要》形成了关于西藏稳定与发展关系的理论自觉:一方面，明确“保持社会局势的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的稳定和发展”分争1要处理好发展、改革、建设和稳定局势的关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西藏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362在党中央关于西藏治理的思路中，正确认识和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在“一个”时期重要的一”22世纪90年代初，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西藏工作“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指导方针，关于西藏发展稳定工作关系的认识，是在全国关于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大局观和整体治国理政的大框架下，明确西藏工作的具体要求是紧紧抓住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
45海外文摘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边疆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地位得到不断提升。
构建边疆政治学的呼声也不断提高。
但是在对边疆的研究中，国外“边疆”的研究比较少，而且所研究的内容主要基于国外的国情，这和我国的边疆的现实情况有很大不同。
所以必须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边疆学”。
在国内，以周平、马大正为代表的学者对于中国的边疆政治学贡献巨大，他们对于边疆的特点，地位有了较深入的探讨，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边疆，边疆的根本属性至今学界还没有一个共识。
然而对于边疆学的构建来说，边疆的概念是进行边疆学构建的一个基础，因此明确边疆的根本属性，对于构建边疆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1 边疆的本质属性1.1 从地理位置上看，边缘性是边疆的基本属性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考虑到我国历史或者现在的基本情况，还是对照欧美国家的例如“美国的边疆”、“苏联的边疆”“英国的边疆”，边缘性都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符合世界上所有拥有“边疆”国家的边疆特征，在这一点上不过与赘述。
1.2 从功能上看，保卫国家的总体区域的安全是边疆的根本属性首先，从字面上看“边”是国家的边缘部分，“疆”从字体的结构上看，指的是需要保卫的领土。
另外什么是保卫国家的总体安全呢？这有两个方面的涵义，首先，国家的总体安全一部分来自于防止外部的因素对国家安全与稳定所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内部因素的矛盾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两者只要存在一部分的矛盾，则边疆的属性就继续存在。
我们首先拿美国的边疆来加以证实。
在美国的边疆中，边疆也是特指的和美国领土的边缘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内部是美国刚刚获得的土地，在这个边疆的外面是还不属于美国的领土部分。
但是在美国的边疆运动中，为什么说中国的边疆消失了呢？因为在美国现在的地理位置上看，东西分别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结合特纳在写《美国边疆论》的时间，美国在领土上不必考虑到由于边疆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在边疆的内部，由于在边疆运动中，边疆得到充分开发，边疆和美国的核心区之间逐渐变的同质化了，越是同质化，那么边疆和核心区之间由于其差异性所造成之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变小，由差异性而发生的冲突的可能性慢慢地变小，这样同样不具有保证国家总体安全的属性，那么边疆的属性便消失了，则可以说美国的边疆消失了。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栏目主持人:周平，男，云南大姚人，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博 士生导师、全国著名政治学学者、长江学者、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民族政 治学、地方政府与边疆治理。
边疆政治——社会变迁与 边疆治理研究周平不管是在何种国家形态，抑或何种历史时期，边疆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只是在王朝国家时期，囿于“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的天下观，边疆显得相较模糊。
自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引入民族国家模式后，边疆对之于国家，方始清晰化，尽管那时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并不像今天一般凸出，但边政与边政之学却得到了萌芽。
当历史千回百转，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于国家全面崛起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践，以及日渐融入世界并快速崛起的现状，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边疆期待。
边疆及其治理对国家全面发展和崛起目标实现的影响日渐突出，并成为国家对外开发的新窗口及国家发展的新增长极。
这样的现实，导致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序列位次得到提升。
然而，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当边疆日益突出并被国家加以现代性建构时，边疆的原有治理体系逐显式微，传统的边疆治理架构和边疆治理实践，未能为今天的边疆治理创造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条件，边疆成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一端。
不过，边疆于国家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导致边疆政治-社会的变迁，及促动融合不同学科的边疆学派形成，却亦是事实。
如本期选登的四篇文章就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不同的研究旨趣，对政治-社会变迁中的边疆治理进行了探讨。
管理学学者段尔煜的《对系统研究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的思考》，以一种“点”“面”结合的手法，深度考察了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的体制、机制、重要意义与相关性因素，提出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研究的系统化思路。
社会学学者董向芸的《嵌人型公共空间的构建与继替》，论证了西南边疆国营垦区作为一个嵌入型公共空间，如何在自身功能变迁中，体现了其对于少数民族村寨的“国家在场”功能，并具体地启蒙和形塑了少数民族村民的国家观念。
边疆政治的书籍有很多，以下是一些推荐：
1.《边疆政治学原理》
这本书是边疆政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系统阐述了边疆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包括边疆的概念、特点、功能和分类等。
2.《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这本书以中国边疆治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边疆治理的内涵、特点、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等，对于了解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3.《边疆学导论》
这本书是边疆学领域的奠基之作，系统阐述了边疆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包括边疆的概念、特点、分类和历史演变等。
4.《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这本书以中国边疆治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边疆治理的内涵、特点、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等，对于了解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5.《边疆学研究》
这本书是边疆学领域的学术期刊，收录了大量关于边疆学研究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对于了解边疆学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书籍都是边疆政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对于了解边疆政治的历史和现状、研究边疆治理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优秀的边疆政治书籍值得推荐和阅读。
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王佳红摘要：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发端于清末,兴起并繁盛于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危机加剧、学术地图变 化、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勃兴是其形成背景。
在“政”以兴“学”、“学”以资“政”的政学相洽关系作用下，民国 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民国时期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民国政府对边疆民 族地区的治理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从政学关系的视角出发审视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边政学时局与边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治理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338(2018)04-0192-07作者简介:王佳红，女，博士，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我国长久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王朝政治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大一统格 局下形成了“因俗而治”的特殊管理体制。
®但由于“因俗而治”是在不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管理模式下的一种统治形式，中央王朝的统治力就成为维系“一体”与“多元”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王朝统治力强，则“多元”从属于“一体”；王朝统治力弱，则“多元”有脱 离“一体”之势。
晚清以降，国门洞开，列强进逼日甚，国有豆剖瓜分之危，民有生计难维之艰。
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权势渐衰、威权下移，地方势力渐成坐大之势。
内忧外困之际，中央政权 的控制力大为削弱，边疆民族地区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与侵吞，边患四起。
民国肇建，边患 依然。
“九一/V事变”后，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加剧，边疆治理与边疆研究遂成为政学两界关注的 焦点;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后，政治关怀更成为边疆研究的主流意识。
于是，一个旨在研究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等问题的新兴交叉学科——“边政学”开始兴起并蓬勃发展，形成了中国边疆 研究的第二轮髙潮。
[1]在国家大义面前，民国政府和边政学人相互取力、有效互动，推动了边疆 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深人。
杨天宏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序按：本文为历史学家杨天宏先生为拙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所作“序”。
虽为一书之序，却谈及很多问题，包括边疆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程、人类学的学科关怀及其学派问题以及国族构建与民族文化的相通相异之处，概言之，其实就是一个历史学者眼中的中国人类学。
至于为拙著提出的若干真知灼见，则值得反复涵咏，作为我以后的一个思考方向。
该序曾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在学术不断推陈出新的今日，学科交叉融合不仅成为寻求突破既有学科学术研究现状的重要思路，而且成为创立新兴学科、开创学术研究新领域的实践途径。
最为典型的学案可以在人文学者不太熟悉的化学领域寻觅到：现代化学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在诺贝尔化学奖大部分都是交叉学科奖。
从1901-1990年诺贝尔化学奖来看，在总计82个奖项中，有71个为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三门学科摘取，明显展示了学科交叉的独特优势。
其实不仅化学，几乎所有学科，寻求与其他学科交叉已成为趋势。
截止上世纪末，交叉学科总数已超过全部学科的一半，其中社会科学因“交叉”而形成的“学科”有571个。
[1]与史学相关的诸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生态史学、心理史学等，都是在不同学科交叉点上生长起来的学科。
交叉学科的成长多数情况下是学者有意识学术努力的结果，但一些情况下却是不经意走出来的学术路径。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尽管用于比喻学术，有人会持不同意见，近代中国边政学的兴起却可印证鲁迅的说法。
“边政”成为“学”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趋向高潮的产物，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试，就其融汇众多学科于一体而言，可以算得上是典型的“交叉学科”。
从学术史立场观察，“边政学”是中国边疆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标志。
学人心目中的“边政学”乃“边疆政治学”与“边疆行政学”的合称，[2]而“边政学”则是基于“边政”或应“边政”之需而产生的学术与学科。
浅析中外边疆理论及其功能近些年来，随着中国陆疆、海疆危机不断出现，迫切需要进行边疆具体问题和宏观理论的研究，以便为国家解决边疆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解决方案。
但由于各国利益与边疆息息相关，边疆诸多问题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及各国内政相，难以形成统一的边疆理论体系。
因此边疆诸多问题一直是困扰各国且有时成为影响各国生存与发展的大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治边方略，但不同朝代因为边疆问题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且一直停留于治边的行为层面，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梳理的成果不多。
因此，当今中国面临全球化对国家边疆带来的挑战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有一些应接不暇。
本文从梳理国内外公认的边疆理论入手，论述这些理论在解决边疆问题方面的功能，从而为解决我国边疆问题提供借鉴。
一、国外边疆理论1.欧洲边疆理论欧洲国家是边疆理论的发源地和集大成者。
这不仅源于欧洲列强是地理大发现后首先遇到殖民地国家边疆问题的国度，也因为欧洲在古老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众多小国边疆治理中积累了解决边疆问题的经验与教训，最终得以上升为各种各样的边疆理论，如:欧亚心脏地带理论。
这一理论是欧洲相对成熟的边疆理论之一，其代表人物是麦金德。
早在1904年，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将世界划分为3个区域:一是欧亚大陆中心的一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内陆区域，一是由围绕欧亚大陆的边缘陆地形成的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内新月形地带，还有由近海岛屿、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被称为边缘地带。
其中欧亚大陆中心的内陆区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三面(除西面外)山系环绕，且河流主要流入内陆湖泊或北冰洋，因而历来系海上人无法到达的区域。
然后他又根据历史上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将古典时代后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后哥伦布时代。
中在前哥伦布时代，欧洲不断受到来自内陆中心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哥伦布时代的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得以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在后哥伦布时代，技术发展使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边缘地区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所属门类门类/领域代码：06门类/领域名称：历史学一级学科/领域代码：0602一级学科/领域名称：中国史二级学科代码：0602L5二级学科名称：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介绍此专业为中国史下设的临时二级学科，其学科代码第五位为“L”。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培养目标暂无数据中国近现代史就业方向暂无数据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职位暂无数据相近二级学科中国史[060200]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060201] 历史地理学[060202] 历史文献学[060203]专门史[060204] 中国古代史[060205] 中国近现代史[060206] 国学[0602J1] 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0602J1] 文献资源保护与利用[0602J1] 边疆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0602J3] 边疆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0602J3] 台湾研究[0602J7]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0602L1] 历史文献学[0602L2]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0602L2] ★专门史[0602L3] 专门史[0602L3] 中国史[0602L3] 中国古代史[0602L4] 历史地理学[0602L6]★历史地理学[0602Z1]中国古代史[0602Z1]中国边疆学[0602Z1]中国近现代史[0602Z1]历史地理学[0602Z1]历史文献学[0602Z1]史学理论及史学史[0602Z1]国学[0602Z1]当代中国史[0602Z1]敦煌学[0602Z1]文化与传播[0602Z1]★历史文献学[0602Z2]专门史[0602Z2]中国近代史[0602Z2]历史地理学[0602Z2]史学理论及史学史[0602Z2]艺术史与现代艺术[0602Z2]★专门史[0602Z3]中国古代史[0602Z3]中国现当代史[0602Z3]历史地理学[0602Z3]历史文献学[0602Z3]★中国古代史[0602Z4]专门史[0602Z4]中国近现代史[0602Z4]历史文献学[0602Z4]★中国近现代史[0602Z5]专门史[0602Z5]中国古代史[0602Z5]中国古代史[0602Z6]中国近现代史[0602Z6]中国近现代史[0602Z7]接收调剂院校新增招生院校开设此专业的院校共有院校24所2019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 20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 2019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本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 2019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 2019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延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0602L5]2019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602L5]。
浅析“民族”与“族群”之区别摘要：“民族”一词通常表示政治实体，而“族群”一词则强调带有其他非政治性差异（如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的群体。
由于“民族”与“族群”的识别标准不同，以及西方有关专用术语的译法等问题，所以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族群”是不能替代“民族”的。
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民族主义的复苏与反弹。
关键词：民族；族群；文化；民族主义一、关于“民族”与“族群”的定义目前在汉语语境中，当“民族”这个词汇应用于国内时，所针对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55个“少数民族”，以及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少数民族文化”、“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第二类在应用上以中国各族群的整体或共同体为对象，如“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等等。
在涉及到对国外群体的称呼时，中文的“民族”一词在日常使用中也存在两类情况。
第一类是以历史上一些外国群体的传统译名为对象，如“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阿拉伯民族”，这些群体的成员可能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今天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族称也不再出现在这些在这些国家的正式名称中；第二类同样是以群体的历史传统译名为对象，这些群体出现在或者是多族群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或者是一些所谓“民族—国家”的主体群体，他们的族名已经正式成为政治实体的名称。
①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部门与学术界最流行、最具权威性的定义。
斯大林于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民族”定义，即人们今天仍经常引用的“四个特征”：“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把“民族”区别于“种族”和“部落”，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
他坚持认为要成为或被“定义”为一个民族，这四个标准缺一不可，只有一切特征都①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
需要具备哪些特征，一个群体才可以被认定为一个“民族”？宁骚教授认为从斯大林的论述中实际上应当归纳为六个特征，而不是四个。
这六个特征为：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①宁骚教授在增加的两个特征中强调了历史过程与稳定性，同时他又指出民族具有“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等，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具有这六个必须的特征，而“次生形态”可能只具备其中的一部分特征。
真正的争议应当是从根本上对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四个条件的普遍适用性提出质疑。
任何概念都是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是由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对自身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特点进行的抽象性概括。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术界在近十几年中开始接触到西方关于种族与族群的研究文献，“族群”这个词汇也随着港台学者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而逐渐出现在我国的研究文献中。
“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的影响，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和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条“连续统”，在这条“连续统”的两端之间存在无数个中间过渡阶段。
②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就处于这个“连续统”之上。
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和动态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某些内部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量变可能产生质变，一些族群确实存在着从现有的国家当中分裂出去的可能性，从“族群”变成“民族”。
作为一种自认为或被认为具有共同世系与起源从而也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人群范畴，族群的存在和绵延取决于人们对他们的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无须以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社会经济联系为前提。
在概念上，族群与民族是有一定区别的。
与族群不同，民族不仅是一种人群范畴，而且还是一种人们共同体。
它一般是指那些具有自治要求，已被政治疆界化或正追求政治疆界化的族群，而族群的政治疆界化则往往要以一定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社会经济联系为前提。
并不是所有具有①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②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共同地域和社会经济联系的族群都会要求政治上的疆界化，或得到了政治上的疆界化。
当然，一个散居在世界各地，彼此缺乏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族群，例如犹太人，也可能去寻找一块地域，创建共同的经济生活，使得自己得到政治疆界化，成为一个民族。
由此看来，即便民族也并非是一种单纯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包含着人们主观意愿的社会政治构建，是一种政治商榷和对话的结果。
由于民族一般是指被制度化了的族群人们共同体，从而它不像族群那样富有场景拆合性。
人们可以用“族群”这个范畴来概称或囊括“民族”，也可以用它来区分“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但却很难用“民族”来概称或区分族群。
①对于“民族”和“族群”的定义，以及西方有关专用术语的译法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解释和文字翻译所能解决的，实际上所涉及的是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应当如何互相理解和沟通的问题。
“种族”、“民族”、“族群”现象在世界各地是彼此很不相同和多元化的，各地区人们用来表达这些现象的术语也存在着多元化的问题。
二、“族群”能否替代“民族”？在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对于如何使用“民族”与“族群”的概念，学术界也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
学者们提出这些观点时所考虑的因素的思路，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和探讨的。
“族群”和“民族”在识别标准上并不一致。
如纳日碧力戈指出“社会文化人类学界通常把同属汉族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观人看成不同的族群。
按照这样的提法，如果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那么中国的“族群”可能就不仅仅是56个，这就会出现与目前政府对56个“民族”基本政策不一致的情况。
其实，如果我们把族群看作是血缘—文化性质的群体而不是政治—领土性质的群体，不涉及到“区域自治”、“政治代表人物”等与政治利益相关联得制度和政策安排，族群成员的数量和边界在客观上本来就是可以模糊化的。
但是，确实有必要强调民族和族群的差别：前者重政治，后者重文化。
所以将“族群”替代“民族”会出现两个重要问题：（1）对中国56个“民族”的现行习惯称呼需要修订为“族①庄孔邵.人类学通论[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群”，这无疑会引起不便、争论以及对政策的猜忌，这确实是需要慎重考虑和广泛征求意见之后才能作出的决定。
（2）现在的56个“民族”如果采用“族群”，沿用西方学术界对“enthnic group”的思路，学者们可能会对这些族群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族群的数量可能会增加，无疑会产生多种矛盾。
总而言之，当来自两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发展历程的人们相遇时，他们就不得不在两个话语体系之间寻找两种语言的互译方法。
对于表达复杂的具有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民族、族群现象的词汇概念而言，要找出准确对应的翻译方法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对于同一个英语词汇的理解，如果在英美学者之间还存在歧义，那么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种语言之间来翻译这样一个反映抽象社会概念的词汇，想必是更加困难。
国外有学者曾经提出使用汉语拼音Minzu来表示民族，因为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许多不可译的社会和文化含义。
因为就“ethnic group”而言，汉语里没有准确的译语。
而英文中也找不到与汉语“民族”完全想对应的术语。
所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用“族群”替代“民族”都是不合适的。
三、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前面提到，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个“连续统”，在这条连续统的两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中间的过渡状态。
在现实社会里，每个国家的各个族群或民族都处在这些过渡阶段的链条上。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这些族群或民族会在这个“连续统”上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或者增强或者减弱。
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和动态的，而不是单一形态或一成不变的。
在某种条件下，量变甚至可能产生质变，一些族群确实有可能从现有的国家中分裂出去，在“民族”与“族群”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促成两者之间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复苏。
族群主义作为政治和社会的一种表达形式，随着18世纪第一批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和美国的出现而产生。
对于家庭、亲族、部落和群体的忠诚延伸到了涵盖整个民族，其标志就是共同的语言、宗教以及其他文化因素。
班纳迪克·安德森将这些新出现的国家称作的“想象的共同体”。
①世界发展到今天，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导致各国的分裂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使得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式更加动荡不安。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复苏首先是由精英分子推动的：每个国家以及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精英分子，其中不乏怀有历史使命感并愿意为群体做出一番事业的人物。
当某种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的理想时，作为少数民族成员会成为爱国主义者，与其他民族成员一起抵御外敌。
但是如果这一理想本身失去了光彩，就像解体前后苏联社会那样的状况，他们的精神希望就会转移，他们如果不想消沉下去，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可为之献身的意识形态和自己归属的群体，“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为了一种替代物，这在苏联解体后的前各个加盟国里表现的十分明显。
所以为了防止少数族群精英分子中的分离主义倾向，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保持稳定，而且不仅需要保持形式上的稳定，还需要真正深入人心。
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各国在争夺殖民地，扩展政治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在“冷战”时期，双方阵营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相互竞争。
为了削弱对手，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战略地位，挑动对方国内不同族群的民族分裂运动是一个十分有效和经常使用的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一度极力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在美国本土建立了专门训练藏族武装分子的训练营地，由中央情报局培训后遣送到西藏边境从事破坏活动。
直到1971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后，这个训练营地才被撤销。
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党因重大意见分歧而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在苏联的策划下，20世纪60年代中国新疆曾经发生了大批少数民族边民越境事件。
也正因为各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社会公认的主权国家，“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功能是破坏性的。
保持现有各主权国家社会稳定，遏制民族主义的反弹，并使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宪法当中，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这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