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雨市区出现１０次较大洪涝灾害，其中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４日、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１日、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７日４次暴雨造成的灾害尤为严重。
从历史上徐州城区数次被淹没的“城下城”及新中国成立以来１０次较大洪涝灾害分析，徐州城区洪涝灾害成因及其特征主要有４个方面：①流域洪水威胁。
市区外围微山湖、穿越市区的故黄河洪水位比市区地面高程高５～７ｍ，汛期降雨集中，流域洪水上涨速度快，一旦工程出险，徐州城区将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徐州城区历史上的“城下城”，就是流域洪水破坏的例证。
②市区排水管网标准低、不配套，且市区地面大部分为不透水地面，一旦降雨集中，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流量，涝水无法及时排出，从而形成灾害。
③徐州市区的内涝排除主要是通过排水管网及于河排入京杭大运河及奎河，在内涝形成之时，往往外河水位较高，下游顶托，从而形成严重内涝。
④市区山洪频发而成灾。
徐州市区山丘众多，汛期山洪来势迅猛，向市区汇集，高水常造成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受灾。
３目前城区防洪排涝标准城区防洪排涝设施是做好城区防洪排涝工作的硬件工程。
多年来，按照防洪排涝规划，徐州市城区先后建设了袁桥、黄茅岗、黄河新村、段庄西４座强排泵站，加固了云龙湖八一大堤，实施了荆马河治理工程，疏浚了市区段故黄河，加固了奎河袁桥闸等涵闸，扩建了部分排水沟管，实施了故黄河郑集分洪道工程和云龙山、泰山截水沟等市区防洪应急工程，工程总投资达２亿余元，使徐州市区防洪排涝能力有了一定提高。
目前，市区主城区奎河袁桥闸以上强排泵站抽排能力为８０ｍ３／ｓ，达５０年一遇；故黄河市区段达到５０年一遇防洪标准；京杭运河防洪标准达２０年一遇，排水区内的荆马河达５０年一遇防洪、２０年一遇排涝。
４存在的主要问题（１）防御微山湖洪水进入市区的主要屏障郑集河南堤目前仅达到２０年一遇防洪标准，与微山湖湖西大堤不相适应，对徐州市区构成严重威胁。
（２）故黄河徐州市区以上段干河淤积严重，多处堤防标高不足，甚至无堤，严重影响其行洪能力，控制建筑物丁楼闸、李庄闸也有防洪隐患。
黄河大堤及清口枢纽页面功能【字体：大中小】【推荐】【打印】【关闭】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南徙，自此开始了其长达700年的夺淮入海历史。
黄河新河道的形成过程，也是黄淮水系的调整过程，其间南北决溢泛滥在所难免。
元代至明前期黄河基本处于不治的状态。
为了阻止洪水北泛运河，一旦北岸决口，便即刻兴工堵塞。
因此12世纪～15世纪黄河堵口大工不断。
明宣德至弘治年间（1426～1505年）黄河在今山东曹县至江苏徐州间向北频繁决口。
一旦北决，黄河洪水多从张秋冲决会通河，当年的漕运便会因此受阻。
明弘治四年（1491年），黄河在曹州（今山东曹县）黄陵岗、金龙口等7 处决口，洪水北行在张秋进入会通河，北上的漕船、货船都被堵在张秋。
孝宗帝紧急任命副都御史刘大夏堵口。
刘大夏制定并实施北堤南分的策略。
在他的主持下，兴建了自曹州至徐州长250多公里的黄河北大堤——太行堤。
黄河北岸大堤形成后，阻止了黄河的北泛，保障了会通河的畅通。
但是任河向南分流给黄河以南广大地区造成了经年不断的严重洪水灾害，导致黄河下游南向分支越来越多，分支愈多，河流的挟沙能力愈低，黄河河道状况愈益恶化。
弘治时（1488～1505年），下游分成三支，至嘉靖末年，今山东、安徽和江苏境内黄河多达13股分支，黄河已经没有主流河道。
分流治黄的策略步入穷途末路。
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年（1572～1574年），总理河道万恭（1515～1592年）负责治理黄河和运河。
针对黄河善淤善决的特性，万恭在黄河上排列数百艘大船，号令众多船工用耙疏浚河底，结果是上疏则下积，此深则彼淤。
此种情况下，山东虞城县（今河南商丘东北）的一位秀才向万恭建议：“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
”即通过筑堤束窄河道，过水断面缩小后流速增加，达到冲刷淤积的目的。
将“束水攻沙”的方略落实到防洪工程规划和建设以及清口洪水调度上，则是万恭之后的总理河道潘季驯的功绩。
潘季驯（1521～1595年），浙江湖州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任总理河道，此后又三次重任，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退休，前后历时27年。
明代黄河决溢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是华北平原的南部。
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抑止北流，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漕运受阻，农业受损，城镇遭淹。
官民采取了应对黄河决溢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改变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黄淮平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标签：明代；黄河决溢；黄淮平原经济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干预黄河流向，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本文所谈的黄淮平原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的区域，属于华北平原的南部。
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明代黄河决溢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区域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黄河决溢对漕运的阻碍明代南北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明王朝的主要经济命脉，黄河是漕运能否畅通的重要保证。
而明代黄河改道决溢严重影响到漕运的正常进行。
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就黄河改道决溢对漕运影响的时间、地点的不同，以弘治十八年（1505）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洪武元年（1368）至弘治十八年为前期，正德元年（1506）至崇祯十七年（1644）为后期。
明代前期影响到漕运畅通的大的黄河决溢有：洪武二十四年四月黄河在河南开封府辖县原武黑洋山决溢，造成贾鲁河故道淤塞不通，继之黄河在山东兖州府的曹州、郓城之间的两河口决溢，“漫东平之安山，元会通河亦淤”①；正统十三年（1448）秋，黄河在北岸的河南卫辉府辖县新乡八柳树决口，“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
徐、吕二洪浅涩”②；景泰四年（1453）秋七月，山东兖州府寿张县“沙湾河决，水皆东注，以致运河无水，舟不得进者过半”③；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大决于开封及封丘金龙口，冲入张秋运河。
明代黄河水患灾害与应对措施作者：暂无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 2020年第2期汪文忠明代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因要借助于黄河进行漕运，所以黄河下游的状况决定着运河是否畅通，漕粮能否运往京城。
然而，黄河多泥沙的特性决定了黄河下游多水患发生。
为保证运河畅通，人为干预黄河流路，改变了黄河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导致其在流经的黄淮平原上肆意泛滥，几乎无岁不灾，给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明代黄河水患灾害加剧的原因首先，明初黄河下游“地上河”已经形成，决口改道势所必然。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黄河中上游地区成为营建北京所需木材的供应地之一。
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为防御蒙古贵族南下，明朝在设置的九边重镇中有7个（即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都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度垦殖造成水土流失更加严重，黄河泥沙含量进一步加大，导致黄河下游“地上河”迅速形成。
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是黄河决溢改道的人为因素之一。
其次，明代为保证漕运畅通，在黄河北岸修筑双重大堤，使黄河南流，引发黄河水在黄淮平原上肆意泛滥。
明初黄河在河南境内南决北决，导致河水南北分流，既影响到山东张秋段运河的畅通，也影响到徐州段漕运的畅通。
为解除黄河水患对张秋段运河乃至徐州段运河的威胁，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就开始自河南黄河北岸的孟县沿黄河向东至开封府大修堤防。
此后又在黄河南北两岸筑大堤。
其中在黄河北岸筑起了数百里的太行堤，又在太行堤之南，黄河北岸荆龙口等筑新堤，大河“复归兰阳、考城，分流径归德、徐州、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复”。
黄河南行回归贾鲁故道，张秋段运河遂无溃决之患，徐州段运河暂时也安然无恙。
然而，人为筑起阻挡黄河北流的大堤，违背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加之黄河含沙量大的自然属性以及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顺流而下的泥沙都沉积在贾鲁故道，河床迅速淤高，迫使黄河在其南岸地势较低的河南归德府、山东兖州府西南部、南直隶北部的徐州直至淮安府等地决口改道泛滥，以徐州最为严重，不但影响到济宁以南运河的畅通，而且整个黄淮平原都遭遇着黄河水患的威胁。
明朝的灾害与饥荒黄河泛滥和旱灾明朝的灾害与饥荒：黄河泛滥和旱灾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然而，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也存在着诸多灾害和饥荒的困扰。
其中，黄河泛滥与旱灾是明朝时期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本文将分别从黄河泛滥和旱灾两个方面，探讨明朝时期的这些灾害带来的影响以及人们应对灾害的措施。
一、黄河泛滥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它的泛滥给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困扰。
明朝时期，黄河泛滥频繁，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
首先，黄河泛滥使大片土地被水淹没，农作物被毁。
洪水席卷而过，农田被淹，庄稼被冲走，无数人丧失了生计。
由于明朝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黄河泛滥直接导致了农产品减产，粮食短缺，引发了严重的饥荒问题。
其次，黄河泛滥造成大量村庄和城市被毁。
洪水肆虐，冲毁了许多建筑物，使人们无家可归，生活陷入困境。
同时，洪水还冲毁了大量的道路和水利设施，严重破坏了交通和灌溉系统，给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而面对这些灾害，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明朝在河道治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修复，修筑了一系列堤坝和闸门，以便更好地控制黄河的水流。
其次，政府还加强了水利设施的建设和修复，努力提高排水能力和抗洪能力。
同时，政府还组织了抢险队伍，进行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二、旱灾除了黄河泛滥外，旱灾也是明朝时期普遍存在的自然灾害之一。
旱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困扰，给人们带来了饥荒和生活困苦。
旱灾主要是由于雨水不足导致的。
在明朝时期，旱灾往往造成农作物的歉收，使得人们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
饥荒随之而来，人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物价上涨等问题。
穷困的农民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财产和土地，以维持生计。
对于旱灾的应对，明朝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的管理和调控，鼓励农民种植旱作物和节水灌溉，提高对干旱的抗性。
其次，政府积极推行救灾政策，组织抗旱救灾工作队伍，向受灾地区提供粮食和物资援助，减轻灾民的生活困难。
明朝的洪水与水灾自然灾害的威胁明朝时期，洪水和水灾是常见的自然灾害，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困扰。
洪水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明朝时期洪水和水灾的原因、影响以及当时的抗洪措施。
一、洪水和水灾的原因洪水和水灾在明朝时期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 自然因素：明朝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湿润，多雨季节较多，有利于洪水和水灾的发生。
此外，华北平原的地形相对平坦，流域众多，地势低洼，易于积水，也是洪水频发的原因之一。
2. 土地资源开发不当：明朝时期的农田治理还不完善，大规模的山区开垦和河道填埋导致了水土流失和水流堵塞，增加了洪水和水灾的风险。
3. 江河管理不善：明朝时期的政府对江河的疏导和管理不够科学，河道淤积、堤坝破损等问题严重。
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洪水泛滥，给周边地区带来严重灾害。
二、洪水和水灾的影响洪水和水灾对明朝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1. 农田受灾：洪水和水灾导致大片农田被淹没，庄稼被冲毁，农作物歉收，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的口粮供应。
2. 村庄和城市的破坏：洪水和水灾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无情地摧毁了许多村庄和城市，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经济负担：洪水和水灾给政府增加了救灾的负担，需要动用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进行抗洪救灾，导致社会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4. 疾病传播：洪水和水灾后，许多地方积水成灾，成为蚊蝇滋生的温床，疾病如疟疾、霍乱等开始蔓延，加剧了人民的遭受。
三、明朝的抗洪措施面对洪水和水灾的威胁，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抗洪措施，以减轻洪水的危害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1. 防洪工程修建：明朝政府启动了许多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如整修河道、筑堤、修渠、泄洪闸等措施，增强了水利设施的稳定性和抗洪能力。
2. 河道疏浚和水库建设：明朝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河道疏浚，清理河床淤积物，增强水流通畅。
同时，政府还修建了一些水库和水闸，用于调控水位和防洪应急。
黄河水患与徐州古城的历史变迁●武玉栋据考古发现，远在六七千年前，今徐州市辖境内定居着被称为东夷族的先民。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三四千年前，今徐州市区及近郊因其优越的地势地貌，成为大彭氏国建立原始村寨或城堡的理想之地。
《春秋》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记载：“宋鱼石复人于彭城。
”今徐州市区称“彭城”，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就是上述记载。
姑且从此时计算徐州古城的历史，距今亦有2500余年了。
在这漫漫的历史岁月中，徐州古城沧海桑田，屡有变故，或毁于天灾，或重创于人祸。
其中尤其可记的，是黄河水患给这座古城带来的一系列遭际和变迁。
1994年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徐州自然灾害史》一书，以丰富的历史资料，记述了黄河水患肆虐徐州地区的全貌。
据该书载录，从秦汉两朝到清代，今徐州市辖境内发生洪涝灾害400多起，近百次是因黄河堤坝溃决而酿成的，其余水涝2/3以上与黄河溢涨泛滥有关。
随着各朝代的更替，徐州地区的水涝次数呈递增的态势：秦汉时期10次，魏晋南北朝时期19次，隋唐五代时期20次，辽宋金元时期50次，明朝时期120次，清朝时期203次。
①明清两朝水患次数骤增，与黄河夺泗入淮，流经徐州古城边缘有直接关系。
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文字记载，最早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夏至元封二年(前109年)间。
据《汉书·武帝本纪》和《史记·河渠书》：黄河主流流经徐州境内凡24年，造成了巨大灾害。
②此后千余年中，黄河水患给徐州古城造成了一次次劫难。
其中值得细说的，是宋代熙宁十年(1077)秋，黄河在澶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决口，大水横流南下，漫巨野(大泽名，位于鲁西南，今山东巨野县北)，溢泗水，直逼徐州城。
时任知州的苏轼率军民奋力抗洪，加筑城墙，驾船救民，搏斗了70余日，终于将数米深的大水堵在城外，数万民众性命和财产得以保全，古城免于一劫。
事后，苏轼又聚众筑堤备患，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和苏堤、黄楼等名胜遗迹。
关于明清黄河下游河道变迁论文关键词：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概说元代虽然南北大运河已开通，但终元之世以海运为主，故黄运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
明代以漕运为主，黄运交会，徐州北到临清一段运河往往遭受黄河泛滥冲决，而徐州南至清口(在今淮阴西)一段黄河则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的干扰，时通时塞，因此，治黄首先考虑到保运：明朝后期，治黄还涉及到保护祖陵，矛盾交织，增添了治河的困难，故明代虽在河工上使用了大量的，物力，但仍决溢频繁，河患严重。
从明初至明中叶黄河河道变迁的特点是作频繁的南北摆动，同时多股并存，迭为干流，变迁极为紊乱[1]。
明代初年，黄河基本上仍走贾鲁河故道，是为黄河主流．此外，元末，黄河曾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2]。
这条北徙的河道至明初仍然存在。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黄河“决曹州双河口，入鱼台”，当时，徐达方北征，乃开塌场口(在今鱼台县北)，引河入泗以济运”[3]，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黑羊山(在今原阳西北)大决，分为三支，一支东流经开封，折向东南流，经通许，太康、淮阳，于沈丘入颍，循颍入淮，称为“大黄河”，一支仍走贾鲁河，因水流微弱，称为“小黄河”，另一支经阳武、封丘、菏泽、郓城，东北漫流入安山(今梁山县北)地区，淤塞了会通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用人工恢复了洪武元年故道，由菏泽至鱼台入运，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黄河于开封决口，东南流经杞县，睢县、柘城入涡。
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黄河下游分为南北二股：南股决自孙家渡口(在今郑州市西北)，南夺颍入淮，北股决自新乡八柳树，经原阳、延津、封丘、长垣、东明、鄄城、范县等地，冲沙湾入运．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
徐有贞开了一条起自张秋运河西南经范县、濮阳、滑县等地，西接河沁交会处的广济渠，引黄河的水接济运河。
徐有贞开河的目的是引黄济运，漕运虽复，但河决仍旧。
家乡变了作文1000字家乡一景登临云龙山，俯瞰徐州城。
一弯河水，好像拉开一匹淡绿色的绸缎，从西北流来，转折东南，穿过市区，铺向远方。
这是黄河吗?黄河确曾在此流过。
宋代以前，在徐州交汇的两条河流是汴水和泗水。
从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黄河于武阳决口改道，侵汴夺泗流经徐州入淮河，到1855年(清咸丰五年)从仪封铜瓦厢决口，再次改道离开徐州，转向东北夺道大清河，它由苏北滨海县注入黄海，改至山东利津县注入渤海。
这期间，黄河之水在徐州流淌过661年。
此后，遗弃在豫、鲁、皖、苏四省一条黄河古道，长达600余公里。
现在从徐州穿城而过的大河，是黄河故道的一段，至今已经153年。
到此游览，你会发现近十公里的风景线上，景点成串。
溯流而上，主要景观分布三段：一是汉桥至和平桥之间，二是庆云桥附近，三是合群桥以西。
沿河散列的景观，多有关联的文化内涵。
百步洪及其它和平桥至汉桥的段河，古称“百步洪”。
这一带的水域开阔，河心有岛。
在西岸从和平桥堍拾阶而下，经百步洪广场，曲径通幽，沿河相连一串造型各异的仿古建筑，有亭、有廊、有阁、有轩。
12世纪以前，汴泗两河交汇于徐州城外，唐代诗人韩愈曾写有“汴泗交流郡城角”的诗句，如今已在两河交汇处的故址(坝子街桥附近)建成一景：碑阙合一的仿古建筑，文图镌刻精美，正面是“汴泗交汇”四个大字，背面为碑记，两侧分别为汴泗古河图和古城图。
即便在1194年黄河侵汴、夺泗入淮以后，泗水的河床逐渐被泥沙淤塞、抬升，改变了原貌，百步洪仍然处于航道的咽喉位置。
在元、明两代，京杭大运河在徐州与黄河交会，而徐州至淮阴间的运河，又是借用黄河(原泗水)的河道，因此徐州成为重要的航运口岸，所以始建于清代的牌楼，匾额是以“大河前横”、“五省通衢”八字，铭记徐州的声誉。
显红岛之美河心岛命名“显红”。
这座小岛，以有限的空间开拓无限的意境。
一座三孔石桥将岛与东岸连接，拱卷弧高，桥孔倒影成圆，透孔远眺风光，颇有“锁景”之妙。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成因及后果胡梦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国古老的文明。
但是，历史上的黄河也曾多次决口，给下游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的泛滥、决口、改道有1500多次，河道明显的改流有20余次”。
河道的每次决口和变迁都给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现在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南宋初年的“黄河夺泗入淮”。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掘开黄河大堤，河水由决口滚滚东流，经滑县南、濮阳，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复由泗水入淮河，经徐州、宿迁、淮安沿线的淮河河道流入大海。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东临黄海，西接中原，南襟江淮，北扼齐鲁，古时汴泗二水交汇于此，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和黄河更是傍城而过，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兵家必争之地。
由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流经徐州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黄河流经徐州700多年。
黄河的流经给徐州带来便利水运交通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黄河水患。
在分析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的成因的同时，重点论述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当前徐州水灾防治和城市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所指的徐州特指当今徐州市管辖下的铜山(包括今徐州市辖区)、丰、沛、睢宁、邳州等地区。
一、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成因的考察自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至1949年建国前，黄河在徐州境内的决口达50余次，漫溢近20次。
581年间，由黄河决口和泛滥而引发的洪涝灾害115次。
其中，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之前，徐州境内共发生108次。
“明朝276年间，徐州共发生水灾48次，平均不到6年就发生一次。
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间，黄河流经徐州211年，期间，徐州境内共发生黄河水灾60次，平均每3年多就发生一次”。
明清徐州黄河水灾频繁发生，是由自然气候因素和人为社会因素共同造成的。
（一）自然气候原因自然气候因素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患频繁发生的首要原因。
黄河自古以“善淤、善决和善徙”而举世闻名。
明清时期徐州是黄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也是苏北地区水灾频繁的重要祸源。
著名地理学家白月恒先生对于黄河祸源，这样概括：“黄河自有始以来即为中国之大害者，其故有五，即水质浊、水势急、水量多、水患骤、水道善移是也”。
总的看，黄河中游植被的破坏以及黄河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频发的客观原因。
徐州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主要集中于夏秋季节，夏季多暴雨，大量的降水集中于特定的季节，短时间内地面降水量大增，于是便很容易造成水灾的发生。
这种气候状况无论是古今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尤其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的明清时期，水灾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
另外，自明代隆庆年间以后，黄河水患逐渐下移。
嘉靖年间黄河主要决口地段在丰、沛地区，到了隆庆前后，决口地段下移至徐、邳地区，从此以后，“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
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河道狭窄而弯曲，是导致这一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发的重要原因。
清代乾隆皇帝在其《铜山县河神庙碑记》中说：“河自达豫而下，逶迤入徐境，道狭而曲，势迅而易沓；过此复迤迤数百里，乃挟洪泽之波以出乎海口”。
郑肇经先生也在其《中国水利史》中描述徐州黄河河道之狭窄：“黄河自荥泽以下河道宽十余里至二三十里不等，下达徐州两岸群山夹峙，中间河道仅宽六十余丈，形如蜂腰，壅而上溃，有明二百余年间，徐州迤上，漫溢时见，徐城屡有冲决，皆由于此，为第一要害之地”。
加上黄河“河水挟沙，而性又湍急”，泥沙的大量淤积使得徐州黄河成为地上悬河。
当夏秋季节雨季来临时，短时间内集聚大量的降水，必然导致河水水量猛增，狂暴的河水受到沿岸堤防的阻挡，无处宣泄，河水便很容易破堤而出。
（二）人为社会原因明清统治者实行的治黄保运政策是导致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富庶的江南日益成为封建王朝主要的财赋供应地。
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偏离，使江南漕粮的北运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明清两代政府更是把运河作为自己的生命线。
为保障漕运畅通，违背河道变迁规律，在黄河北岸筑堤，人为迫使黄河经徐州向南由淮入海，为运河提供水源。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治黄方法和手段中也存在很大问题，河臣们一味地采取堵塞的办法，在徐淮地区修筑大量黄河堤防，使得堤防愈高，黄河水流愈急，“决而塞，塞而复决，决无宁日，遂止弗塞，听其崩溃”，最终导致“河患极矣”。
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用靳辅治河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吏治腐败，治河官员贪污治河银两，偷工减料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在晚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
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
食一豆腐，亦需费数百金，他可知已。
骄奢淫佚，一至于此，而于工程方略，无讲求之者，故河患时警”。
人为社会因素大大加重了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的严重程度。
二、明清时期黄河水灾对徐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黄河水灾的频繁发生给徐州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地方民生的劫难明清时期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淹没良田，毁坏村庄，冲毁城池，给徐州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如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漫入昭阳湖，洪水汹涌下泄，徐州及其丰、沛等属县，邳州及其睢宁、宿迁属县，以及下游广大地区遭遇大水灾。
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惨不忍睹。
《明世宗实录》卷34记载，“大学士杨廷和等奏疏：经过淮、扬、邳诸州府，高低远近，一望皆水。
军民房屋田土概被淹没，百里之内，寂无炊烟。
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
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数十。
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
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所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历次黄河水灾中，天启四年(1624年)最为严重，对徐州城的变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顺治本《徐州志》对此次黄河水灾有详细记载：“天启四年六月二日，奎山堤决，是夜由东南水门陷城，顷刻丈余，官廨民舍尽没漂，百姓溺死无数，六七年城中皆水，渐次沙淤，议复旧城。
”《明史·河渠志》也记载：“天启四年六月，(河)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
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
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
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于云龙，河事置不讲矣。
”由此我们可见，此次黄河水灾对徐州地方民生的危害的惨烈。
水灾也使得徐州“洪武城”被淹没，徐州民众循照古城旧制在原址上重建新城，形成了徐州“城叠城”的奇观。
黄河水灾对徐州民生的损害，明清史料中还有很多记载。
如《明穆宗实录》卷34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直隶淮、济、徐、沛及浙东西江、南江北大水，坏城垣，淹田舍，漂人畜无算”。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徐州、邳州及其属县地区发生严重水灾。
据同治本《徐州府志》记载：“是年秋，大淫雨，花山河溢，石狗湖涨，坏郡城东南庐舍；沛、宿大水；窑湾堤居民为风雨所漂，死者无算。
”（二）自然灾害的加剧黄河水灾过后，留下大面积的沙地和盐碱地，沙地不保水分，导致徐州“有雨则涝，无雨则旱”，自然灾害极为频繁。
黄河水灾还使徐州原有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遭到毁废，这也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
据赵明奇先生《徐州自然灾害史》统计，明朝立国276年，徐州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有264种次，其中水灾有120次，旱灾43次，蝗灾31次。
清朝统治268年，今徐州市辖境发生自然灾害大小计430次，其中水涝203次，旱灾58次，蝗灾30次。
清人石杰在其乾隆本《徐州府志·序》中称：“余守徐五年于兹矣，无年不水，无岁不灾。
”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存在，但也可以表明这一时期徐州自然灾害之频繁。
黄河泛滥溃决带来的水旱灾害还致使徐州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发生显著变迁。
徐州在明清以前自然条件优越，曾大面积种植水稻。
东汉末年，徐州牧陶谦曾表东阳县令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巡土地之宜，尽灌溉之利，粳稻丰积”。
北魏薛虎子为徐州刺史时亦言：“徐州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
”黄河夺泗入淮后的600多年间，黄水泛滥，造成徐州水系紊乱，涝不能排，旱不能灌，旱作物逐渐取代水稻，富饶的徐州逐步变为贫瘠之乡。
（三）南北漕运的衰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徐州段运河黄运合一，是南北运河中“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的一段。
明正德以后，黄河日渐北徙，徐州黄河决口日益频繁，黄河水灾对南北漕运的危害也日益加深，甚至多次威胁到了漕运的安全畅通。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余里”。
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余，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余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
正因为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对南北运道构成了严重威胁，才使得明代政府决定开凿新运道以避开徐州黄河水患的侵扰。
历经30余年，明朝政府开凿了泇河，从此“运道大通”。
泇河开通前的徐州，舟车鳞集，贸易兴旺，大批商船往来频繁，逐渐形成南北物资交流中心。
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
”成化年间，李东阳在其《吕梁洪修造记》中记载当时的徐州“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
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称：“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泇河开通后的徐州，由于运道东移，商品经济迅速走向了衰落。
据万历年间的《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而稀疏，贸易亦皆冷淡”。
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自通泇后，军民二运，俱不复经。
商贾散徙，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矣。
”泇河的开凿成为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兴衰发展的转折点。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代中后期徐州地区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是泇河开凿的主要原因。
泇河开凿之后的运道东移，则直接导致了徐州运河漕运的衰落。
（四）社会秩序的混乱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再加上自黄河“夺泗入淮”以后，宋元以至明清徐州黄河水患频发，天灾人祸接连不断，造就了徐州当地民众好气斗勇、崇尚武力的风气。
据道光本《铜山县志》记载，曾任徐州知州的苏轼描述过徐州当地民风：“大胆力绝，人喜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