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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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

参量刑的规范化活动是现代各国都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探基本原则以及诉讼构造、与主体等方面与定罪程序具有索和尝试，国也不例外，我量刑程序改革是量刑规范化改革不同的特点，使量刑程序作为独立的审判活动而存在。如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定罪和量刑是各国刑事司法活动中最定罪是目的是解决罪与非罪、罪与彼罪的 “ 性 ” 题；此定问基本的两个环节，长期以来由于“ 定罪、重轻量刑 ” 的传统而量刑的目的是在定罪的前提下“ 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观念影响，量刑（别是量刑程序）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应否判刑罚，处何种刑罚、度或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特在判刑有的重视。量刑程序相对于定罪程序来说，有其独立的内行 ” 的 “ 性＋定量 ” 定问题。定罪的相关规则主要是围绕涵和价值，又在一定程序上依附于定罪程序，但这使得我国是否构成犯罪建立的，而量刑阶段被告人确定有罪，有关定
论我国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
谭燕红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０）１１０
［摘要】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一样是刑事审判环节，具有独立性与依附性特征，而我国立法层面的量刑程序几乎是空白。我国在现有的司法环境下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国际司法潮流，一程序也没有增加各诉讼参加人的负这担，易操作落实，较且有相关的配套程序和实践基础，因此具有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应注意一些问题，如要清晰控辨审三方在量刑程序中的定位，使社会调查报告机制走向制度化、专业化，决书中应对量刑的依据和理由进行阐述等。判［关键词］量刑程序；独立性；附性；依模式选择［中图分类号］Ｆ１［Ｄ６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６３—０１（０２０ — ０ｌ一４１７７２２１）１０１０

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

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陈卫东上传时间:2010-10-2 浏览次数:295字体大小：大中小关键词:量刑程序隔离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芜湖模式内容提要: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和隔离式的量刑程序两种方案。

在解决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问题上，隔离式量刑程序更加合理，也符合法律的规定。

隔离式量刑程序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在对被告人有罪与否的决定先作出后再启动，由控辩双方分别提出量刑证据并发表意见，最后进行量刑问题的总结陈词。

在量刑程序改革中，其他应当解决的问题还包括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建立以及量刑程序的证明过程等重点问题。

罪与刑乃国家刑罚权并列之两项内容，在中国定罪率高达百之九九的局面下，罪之确定固属重要，刑之长短则犹关被刑事指控者的命运。

中国刑事法治恢复已三十余载，重罪轻刑却相延成习，积重难返。

盖因刑法上刑之幅度及情节规定粗疏，又因程序法上刑之适用程序隐而不显，致刑之适用此轻彼重，差异悬殊，背离罪刑相适应之原则，不仅导致上诉、申诉乃至上访不止，给社会及当事者带来无尽困扰；亦极易滋生权钱交易，败坏司法公信。

刑之适用不应粗放、“估堆”，甚而失之恣意，而应走向精确化。

量刑程序从审判程序中渐趋独立、公开，并保障量刑情节能全面展示于法庭，皆为量刑公正之所需。

近年来，中国最高法院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力推量刑规范与量刑程序改革，令人感奋。

学界对之亦应阐明学理，融通中外，献计献策。

今本刊策划中国量刑制度改革专题，组织刑事法学者以及量刑改革主事者共同撰文研讨，或原理，或实务，不同视角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冀望有助于中国刑事法治之精进。

近年来，量刑程序改革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下逐步成为法院司法改革与刑事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一系列官方的改革意见与文件多次强调了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性。

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提出“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2008年底中央政法委下发的19号文件在部署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中再次将量刑程序改革列入其中，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三五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我国量刑制度之改革研究

我国量刑制度之改革研究摘要：定罪和量刑是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不分，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严重，法官往往先入为主，量刑受定罪影响，致使被告人的轻罪辩护权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在量刑标准上量刑幅度也存在过大的问题，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这些都是与我们的量刑目的背道而驰的。

对量刑制度进行改革首先要完善量刑的程序，使定罪量刑程序有区别的分开，同时增加对量刑的救济程序和对量刑的检察建议，其次要细化量刑幅度，明确量刑标准。

关键词：量刑程序；量刑制度；量刑标准；量刑幅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法制进程在大踏步的前进，很多重要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但是量刑制度的改革却迟迟没有推行，虽然有些地区的法院也进行了一些量刑方面的改革，但也都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深入下去。

随着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法官的司法水平较之以前已经大为提高，很多案件的矛盾已经不是定罪是否正确的矛盾而是量刑是否合适的矛盾。

所以改革当前的量刑制度使之变得更加完善是目前司法的当务之急。

我国量刑制度的现状一）量刑程序方面的现状1、定罪量刑程序不分家，律师辩护遭遇尴尬在我国审判程序中，定罪和量刑融为一体，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在庭审的过程中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即要进行定罪方面的辩护又要进行量刑方面的辩护。

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

” [1]特别是对于辩护律师来讲，他们遭遇的处境更为尴尬。

在我国的刑事庭审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律师使用“假如” 、“退一万步讲,, ”等词语。

因为在律师在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当中，方面他要立足于自己当事人无罪的主张，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当事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风险，所以辩护律师不得不进行罪轻的辩护。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律师在法庭上“精神分裂”现象的出现，这也会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探求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探求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引言：《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我国量刑价值的缺失在实践中很难实现法律公平、平等的目的。

量刑价值缺失具体表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得到规范化运行,同罪异罚、异罪同罚、轻罪重罚、重罪轻罚等现象不断发生。

量刑价值的缺失造成的处罚的不平等与宪法的法律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不仅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且法律的权威性、公信力、目的性也将会受到质疑,不利于依法治国目的的实现。

因此,量刑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量刑规范比较抽象、粗放、法定刑的幅度相对较大,实践操作往往比较困难。

为此,我国量刑制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具体化、细致化,从而来指导法官进行量刑的价值判断,实现公正、平等的法律目的。

此外,可以把量刑归入法庭审理的程序中来,来凸显量刑价值和意义,确保量刑公平公开。

一、我国法制理念的价值追求是量刑改革的推动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

量刑制度的改革能够有效地惩罚犯罪,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也是贯彻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有力体现,所以,量刑制度进行改革是必要的。

通常而言,量刑的改革有两个方面：量刑实体规范化和量刑程序规范化。

(一)量刑实体规范化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指导意见》指出,检查机关在对某一犯罪提出量刑意见时,要充分综合考虑这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等实体性的规定,客观公平的提出量刑建议。

从实体的角度来推进我国量刑的改革,防止量刑价值缺失,实现量刑制度的规范化,这就需要公诉机关的工作人员创新工作方法,放弃传统的沽推式量刑方法,转而釆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的方法。

所以,公诉机关以后就不应该单纯依靠经验和法院对案件的判例等情况而采用沽推式的方法来提出量刑建议。

(二)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

传统上,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中,定罪的问题是庭审的核心和关键,量刑通常处于次要地位,量刑价值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定罪服务的。

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收稿日期：０１Ｏ — ８２１－１０
基金项目：本文为彭海青主持的２１００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刑事裁判共识的理论与制度保障研究》编号：（
１ＹＣ２０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０Ｊ８０８）
也就是说，与量刑程序是相互分离的两个程序。定罪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程序的特色，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但综观世界各国定罪量刑程序设置，大致可以划分近年来，也有向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的演变趋为两种模式：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与定罪量刑程序势。在法国，这种定罪量刑合一制度受到法国一些学者的批评，们认为：在确定适用的刑罚时，罪人他 “ 犯合一模式。所谓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是指定罪、量刑由不同主体或由同一主体作出，其间有一定时间间隔，的性格应当起主导作用，犯罪人的性格又不应影响但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发展，以及量刑实践中不断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暴露出问题，近年来关于量刑程序控制的理论研究与在英美法系国家，宣判前，判刑者需要了解有关 “ 实践探索兴起，中定罪与量刑程序是否应当分离、罪行和犯罪人本身的信息。犯罪人有罪答辩或被判决其应当如何分离成为焦点问题。在笔者看来，国定罪量刑有罪与法官或预审法官宣告法庭量刑之间的程序，我即程序关系模式的选择，不能避开对国外相关立法与实为判刑者获得该信息而设置的。”弊且，这一程序不【ｌ “ 践经验的学习，同时，但这种学习又必须是立足我国国论对被告人还是公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被告情的，一方面应着眼于我国在量刑方面所存在的诸多人，可能这是他唯一体验法庭运作的机会；于公众，对问题的有效解决；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我国的诉讼观犯罪人的判刑通常是判断法庭如何看待特定罪行与特念与制度环境。因此本文拟对域外定罪量刑程序关系定种类罪犯的唯一的方法。”因而，圆在英美法系国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不论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还是被告人未作有罪答辩我国定罪量刑程序模式选择问题进行理性思考。而进入正式审理程序的案件，量刑程序都是必经程序，

量刑程序控制机制的模式化分析及本土化建构

法学教研部，福建福州３００）５０１
摘要：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机制上有效约束和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价从是值的必然要求。然而，国将量刑权的制约问题囿于实体法研究的领域，我没有从程序制约这一维度审思制约量刑权的有效对策，以难以从根本上克减量刑失当的现象。由于我国的国情和法制传统，所导致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不可能全盘移植英美国家的独立量刑模式，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倡导的“ 审判二分法” 才是克服
（ｔｆＲｏｍｆＬａＳａｆｏｏｗ，ＦｊｎＰｏｉｃａｍｍｉｅａｔｃｏ１ｕｈｕ３００，ｉａｕｉｒｖｎｉｌａＣｏｔｅＰｒｙＳｈｏ．Ｆｚｏ５０１Ｃｈｎ）ｔ
ＡｂｔａｔＣｏｓｒｉｉｇｅｆｃｉｅｙａｄｃｎｒｌｎｕｇ ’ ｉｃｅｉｎｉｈｕｓａｔｅａｄｐｏｅｕａｓｒｃ：ｎｔａｎｎｆｔｌｎｏｔｏｌｇｊｄｅＳｄｓｒｔｎｔｅｓｂｔｎｉｎｒｃｄｒｌｅｖｉｏｖ
ｍｅｈｎｓｒｈｎｖｔｂｅｒｑｉｅｎｓｔｅｌｅｊｄｃａｕｔｅａｄｔｅｖｌｅｏｈｕｎｒｇｔ．ｃａｉｍｓａｅｔｅｉｅｉｌｅｕｒｍｅｔｏｒａｉｕｉｉｌｓｉｎｈａｕｆｔｅｈｍａｉｈｓａｚｊｃ
ＴｈｅＭｏｌｉｎｌｓｓａｃｌＣｏｔｕｔｏｆＳｎｔｎｉｇＰｒｃｄｕｅＣｏｒｌＭｅｈａｓｄｅｌｎｇＡａｙｉｎｄＬｏａｎｓｒｃｉｎｏｅｅｃｎｏｅｒｎｔｏｃｎｉｍ

浅议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

浅议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刑规范化是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

近年来，最高法院在全国地方法院就如何实现量刑规范化开展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今后一段时期内，如何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框架内进一步推动量刑活动的规范化，进一步促进量刑公正，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围绕量刑规范化改革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对指导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一、刑事审判量刑的原则(一）依法量刑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已经成为至理名言，因此，在刑事量刑既要考虑传统量刑方法的合理因素，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案情来进行量刑，但是必须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裁量，不能根据主观意志自由量刑。

(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由于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刑事案件日益呈现出多发性与多变性，因此，在量刑方法、量刑步骤，基准刑的确定、重要量刑情节的适用标准方面都存在诸多的差异性，要想做到量刑的公正与均衡，在具体操作屮，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综合考虑各地以及个案的差异性，全面把握量刑的标准。

(三）罪责相适应原则目前，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非常严峻，抢劫、盗窃等重大社会危害事件时有发生，将一般惩罚与特殊预防进行结合阐述，强调以社会的规范化意识对犯罪分子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社会的整体利益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危害，实现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二、目前刑事审判量刑的基本情况目前我们刑事审判实践中的量刑方法主要是“估堆”量刑，又称之为经验量刑法或综合估量法，是指法官根据案件基本犯罪事实和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一次性估量出宣告刑的方法，而具体的量刑过程则主要是合议庭闭门合议或独任法官决定。

这种量刑的方式不够规范，量刑步骤也不够明晰，主要依赖丁•法官个人的法律修养和实践经验进行，而不同法官的学识、素养、经验、量刑的思维和习惯不同，导致出现了部分量刑偏差、量刑失衡和罪罚不相称的现象，对于刑事审判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量刑不精准，损害司法公正的形象如果刑罚运用不能实现公正、合理的价值标准，必然会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的下降，损害了审判权威。

浅谈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考

浅谈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考浅谈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考【摘要】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当前刑事审判改革的焦点热点问题。

在改革过程中，会对我们的辩护权、公诉权、检察监督权以及审判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我们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不少不足仍有待改善的地方。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辩护权；公诉权；审判权量刑公正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大众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人们对量刑公正的内涵和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量刑规范化改革成为近几年来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它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它有利于规范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做到同一类案件在同一地区的量刑基本统一，更好的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同时量刑规范化不仅仅体现在审判权中，在检察监督权以及辩护权中也可以得到体现。

对于如何进行深入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同时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也进行了较为有益的改革和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逐步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同时发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明确了未成年犯、自首等14种常见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选择了交通肇事等15种犯罪进行规范，并统一了量刑方法和步骤、量刑情节适用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众反映强烈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它的改革进程充满了探索、不足与修正，但这正显现出其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新兴事物的崭新活力与魅力所在，在探索中修正，寻求最合适的路。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含义及重要意义要了解量刑规范化的改革，必须先了解其含义。

量刑规范化改革就是指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目的是在现行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裁量空间比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规范法官裁量权，增强量刑公开性与透明度。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着手，双管齐下。

在实体方面，改变传统的“估堆式”量刑，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将量化引入量刑机制，确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规范法官裁量权。

浅析量刑规范化改革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颁布，量刑规范化改革已经进入全面试行阶段。这是在我国司法权威还不够高，司法公信力还不够强的司
法环境下，我国刑事审判事业的自我发展和完善。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建立和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规范
国１２０多家试点法院开展试点活动以来，共试点１５种罪名４．５万多件。试点结果表明，试点前与试点后的量刑情况总体上保持平衡，没有大起大落，而且个案之间、地区之间的量刑更加均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同案不同判
导意见的颁布和试行，便于行为人准确判断自己行为的法律
后果，实现了量刑的可预测性，从而引导公民自愿遵循和认同
问题，增强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具体实践早在２００３年，江苏省姜堰市法院结合审判实践经验。首先对１１种多发犯罪的量刑进行规范，制定了《规范量刑指导意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 — ４２４４（２０１３）１２ — ０５２ — １
２．量刑规范化改革坚持实体改革与程序改革并重：就实体方面而言．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以定性为主的量刑方法，引人了定量分析，建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量和刑方法；就程序方面，引入了量刑建议，使检察机关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真正参与到量刑活动中来，增加程序的抗辩性；建

量刑程序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量刑程序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关键词: 量刑程序改革/自由裁量权/实体控制/诉权制约内容提要: 目前，由最高法院所推动、各地法院所试点的量刑程序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和挑战。

走出这种困境的主要出路在于通过建立控辩双方的诉权制约机制，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公开、透明和对抗式的诉讼程序的制约。

为此，应当改变那种数量化的量刑制度改革思路，使得量刑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在对抗化的法庭审理中得到检验，使得量刑情节对于量刑裁决的影响也得到恰如其分的法律评价；同时，量刑程序改革还应注意避免量刑程序的公开化的改革损害定罪程序的公正性，防止量刑程序改革可能带来诉讼效率下降的问题。

一、引言按照最高法院的改革设想，量刑制度改革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制度环节：一是量刑规范和量刑方法的改革，这属于实体层面的量刑制度改革；二是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的程序，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属于程序层面的量刑制度改革。

迄今为止，最高法院已经在一些地方法院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发布了两个指导量刑制度改革的规范性文件，并在全国100多个法院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试点。

[1] 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到2010年初，最高法院有望将这种改革试验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

但是，无论是量刑规范的改革还是量刑程序的改革，都会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带来影响深远的变革。

在量刑制度的改革探索启动时间不长、诸多方面的改革方案都面临严重争议的情况下，最高法院的决策人士假如贸然将这种改革推向全国法院，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改革风险，令人对这种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产生合理的疑虑。

尤其是在量刑程序改革问题上，假如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地方法院有机会对各种改革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试验，从而观察实验的实际效果，总结那些效果良好的改革成果，那么，我们就很难发挥改革试验的“试错功能”，无法完成改革试验之“发现法律”的效果，那种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改革目标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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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内容提要】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

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中却专门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

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究，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关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关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量刑程序改革集中量刑模式交错量刑模式独立量刑模式一、引言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差不多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究：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之中。

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周密的问题。

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

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差不多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接着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

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不管公诉方依旧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阻碍。

⑴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大概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

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

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关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

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专门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

⑵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究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

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时期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同意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

⑶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时期也引入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能够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

⑷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确实是在法庭调查时期，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时期，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

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能够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讲明。

⑸关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

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

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事实上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至于以后中国究竟要建立如何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要紧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能够依照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

然而，这并不阻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

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要紧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大概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关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

而关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专门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

特不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点试点法院差不多上处于服从命令和同意指导的被动状态，要希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特不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能够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

依照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尽管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觉，却至少能够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

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差不多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一般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一般程序。

依照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

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能够有更为宽敞的探究空间。

至少，改革者有必要依照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专门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

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差不多特不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

通过几年的实践探究，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要紧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

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能够直接做出有罪判决。

⑹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差不多消逝，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差不多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

关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差不多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能够直接做出有罪裁决。

然而，关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

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

而那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

专门显然，相关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一般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一般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峻的后果。

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差不多上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然而，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一般中国人的敏感神经。

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差不多上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

加上简易程序要紧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阻碍。

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

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难道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

然而，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专门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专门难得到适用的。

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进展和探究，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关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差不多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

同时，在法庭调查时期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

且不讲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

事实上，关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差不多上进行统一的审理，而专门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

关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能够当庭予以确认，而全然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关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

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

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关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托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

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能够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专门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专门难得到实施的。

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

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

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托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能够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

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

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关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专门少存在太多的异议。

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

而这些量刑情节则专门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

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能够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