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法律法规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其三个配套的管理办法，即《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这些法规已明确规定，发放安全证书需要进行环境安全与食用安全检测，并对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进行强制性标识。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必须进行标识。
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了标识的标注方法：转基因动植物（含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微生物，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含有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份的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等产品，直接标注转基因某某0；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标注为转基因某某，加工品（制成品）或者加工原料为转基因某某0；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或用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份的产品加工制成的产品，但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有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份的产品，标注为本产品为转基因某某加工制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份或者标注本产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某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份。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缺陷纵观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从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到今年的“地沟油”事件和“龙虾门”事件，食品安全问题始终十分突出。
下面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缺陷进行分析：1、现有立法层次不高。
国际上以美国、日本等为代表的很多国家都是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专门立法，而我国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颁布的多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这些法规大多从本部门的职责角度出发，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进行管理，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难以从整个生物安全角度出发，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产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作出全面系统规定。
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法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与国外（如美国、欧盟、日本）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我国缺乏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专门立法。
虽然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有关规定可散见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但适用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一些特殊规定，如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标准，就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有所不同。
而且这种分散的部门法规在执行中也存在很大的阻力。
笔者建议由我国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将现行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从转基因食品安全角度进行修改和完善，成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有关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法。
在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法时要注意借鉴国外的立法模式，建立完善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监控及标识制度，以有效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2、责任主体结构不明显，政府问责机制不完善。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立法中，食品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的相关规定生产、加工、销售食品，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食品安全负主要责任；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政府为第二责任主体，制定合适的食品安全法规并监督其施行，必要时采取制裁措施。
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更多强调食品生产加工参与者的责任，对政府责任的关注度较小。
就现有监管部门及检验机构的监管责任规范来看，其责任程度明显过轻，不能适应食品安全市场对加强政府监管职责的需求。
在强化政府对食品市场监管职权的同时，还需要同等程度的责任规范约束。
如果市场失灵可以大体归结为客观因素而有所容忍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尤其是政府监管懈怠、不力，更是为民众所不能理解。
因此，我国应加强相关立法，建立完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切实履行对食品市场的安全监管职责。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建立政府问责机制目前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管理部门虽然较多，但缺乏一个统一协调的部门，再加上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也不明确,不能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管。
为了加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管理，必须明确特定部门（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使统一监督管理权，重点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同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转基因食品的市场准入标准和市场审查制度，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并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使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监管规范化3、食品标准设定较低，并且相互冲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其表现之一就是食品标准设定得较低，不能有效地起到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作用。
在我国，制定食品标准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但事实上农业部、卫生部也有权制定在全国施行的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这就导致了我国食品标准很难与国际接轨。
[5]目前，我国采用国际标准还不到一半，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并且，我国食品标准之间还存在着冲突。
由于我国的食品标准绝大多数都是在2000年以前制定的，并且这些食品标准往往是不同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
由于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对同一对象设定两项或两项以上标准的现象并不在少数，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严重，形成了食品标准设定、管理的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标准的实施和食品安全的监管。
因此，设定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标准，是准确判断食品性、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
制定统一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标准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标准，使转基因检测结果的伸缩性过大，给检测工作和司法实务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如在上海消费者朱燕翎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为由状告雀巢公司一案中，上海农科院对同一检测对象雀巢巧伴伴由于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检测方法，即巢式pcr法和大豆定性pcr法，得出了该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和不含有转基因成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一结论暴露了我国在转基因食品检验检测标准上的漏洞，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难题。
4、标识制度不健全。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还很不健全，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标识标准不具体，许多转基因食品生产商之所以不进行标识的原因就是有关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转基因食品应该如何标识，缺少相应的具体标准，这就限制了实际的操作，而监督部门也没有依据来对此进行监督管理。
不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就相当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使得消费者很可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食用了转基因食品，产生过敏反应等不良症状。
完善标识制度如前所述，转基因食品优点多，但也存在着安全方面的忧虑。
对消费者来说，他们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而权利的现实享有，则首先必须让消费者知道，货架上陈列的食品哪些是转基因食品，哪些是含有转基因成份的食品，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所占的比例有多大。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增加我国标签中的信息含量, 用准确易懂醒目的文字和数据表述标签的内容，尽量避免使用过分专业的术语，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是否有损于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做出警示。
[9]毕竟，大多数消费者都是普通人，无法理解那些稀奇古怪、名目繁多的专业术语；只有标签的内容大多数消费者能看懂了，才是真正实现了知情选择权。
第二，我国通常以不含有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作为标识标准，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不同，而且我国现有的生物技术水平也无法达到检测水平。
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与国际接轨，采用大多数欧洲国家通的0.9%的标准去衡量转基因产品是否需要标识，也没必要采用欧盟0.5%最严格标准，以奉行适度控制原则为宜。
5、追踪制度缺位。
所谓转基因食品“追踪制”就是指记录转基因食品在整个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来源和去向。
具体做法是使每一种“转基因食品”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识号码。
[6]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经营商必须建立信息档案制度记录上手供货商和下手购买商的身份，并保留记录5年备查。
同时向购买商书面说明食品含有“转基因生物”、该“转基因生物”的标识号码或食品含有由“转基因生物”制成的食品成份或添加剂。
当该购买商转售这种转基因食品时，也必须记录购买者的身份，并以书面形式提供同样信息。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追踪转基因食品去向的锁链。
这一制度在我国有关立法中暂时处于缺位的状态，仅仅在新《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中规定了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转基因食品经营者要如实记录转基因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用追踪制度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程监控追踪制度要求食品经营者对购进和销售的食品要按产地、供应商、购进日期和概况建立档案，同时，批发企业要建立主要销售对象档案，便于经营企业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后追查供货源头，追回有问题的食品。
当发现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时，各生产商和分销商保留的信息资料便于管制机关及时在市场上找到出现问题的转基因食品，并制止其继续流通。
同时有必要对长期消费转基因食品的用户进行档案登记、跟踪调查制度，及时反馈转基因食品的有关情况，为进一步完善转基因食品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以上所有这些措施，都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所以有关立法还要继续加进完善。
6、对食品安全的违法者处罚力度过轻。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法律对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处罚非常严厉。
[7]如英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一般违法行为根据具体情节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或3个月以内的监禁；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食品或提供食品致人健康损害的处以最高2万英镑的罚款或6个月监禁；违法情节和造成后果十分严的，对违法者最高处以无上限罚款或两年监禁。
由于法律责任大，制裁措施严厉违法成本很高经营者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近两年，我国新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但是，对于违法者处罚力度仍然过轻，使得法律惩罚缺乏威慑力，导致生产经营者为了利益，敢于以身试法。
例如，根据《食品卫生法》第39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卫生许可证，并同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1）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人以下，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5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0.1-3 万元的罚款；（2）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11人至3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2-5 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4-5 万元的罚款；（3）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31人至10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4-5 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5 万元的罚款；（4）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1人以上或者人员死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4-5 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5万元的罚款。
从这一条款可以看出，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范围过窄，在处罚力度上乏力，不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难以达到打击目前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
加大对食品安全的违法者处罚力度如前所述，由于市场具有滞后性加上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范围过窄，在处罚力度上乏力，不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难以达到打击目前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