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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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对话,走向语言的视界融合作为生命关怀的对话对话应该作为一种生命关怀的方式。
对话的本质,不是为了裁定、评价,给学生一个终极的标准答案。
这不是对话,它的本质应该是为了促进学生语言和精神的协同发展,本质是对学生精神生命发育的一种尊重、一种唤醒、一种理解、一种引导。
第一,对话,一种心灵的抚慰。
一位老师上《做一片美的叶子》,课文行将结束,他安排了一个练习,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大树把无数的叶子结为一个整体,无数的叶子在树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老师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说对这句话的理解。
……有个孩子说:“地球把所有的国家结为一个整体,但美国为什么不让伊拉克有自己的位置?”老师应对:“问得好!先天下之忧而忧。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还需要时间啊。
”(把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给悬置起来了,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功夫)一个女孩儿说:“家把爸爸、妈妈、孩子结为整体,每个人在家里都有自己的位置。
可是我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他们都不愿意要我,我没有自己的位置了,我很难过。
”孩子说完,就这么傻傻地站在那儿。
现场非常安静,大家都看着老师。
有时候一堂课的成败,就在这么一个点上。
处理好了,满堂生辉;处理不当,那就完了,黯然失色,前功尽弃。
老师稍稍想了一会儿,不能多想,这是课堂教学,不是论文撰写,必须马上想出应对策略。
只见老师走近学生,把女孩儿搂在怀里,就像只对这个孩子说,又像是说给大家听。
老师说:“孩子,不要难过,老师给你讲个故事,我非常喜欢一种小动物,叫珍珠贝。
这种贝类,如果有沙子什么的跑进身体里去,它会把它们包起来,最后变成一颗珍珠。
孩子,不要难过,用自己的善良包容人生所遭遇的一切波折与困难,这样,你的内心就会长出一颗颗璀璨的珍珠!”这番应对,既有肢体语言,又有自然语言。
这样一个对话,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情,一种心灵的抚慰。
抚慰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同时抚慰着其他的孩子,谁能保证你的人生就不遇到挫折呢?人生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伤感,碰到这些不幸,我们怎么办?相互之间的言语的慰藉,就是最好的疗伤。
“视界融合”概念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一、视界融合与译者主体性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的三大哲学解释阐释学原则之一。
根据伽达默尔所述,视界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
简而言之,各个阶段视界的形成和融合就是理解的过程。
学者周宪(1997:251)认为:“所谓视界的融合,是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自己对当前情境的理解。
……当前的视界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界。
这样便构成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界”。
作为特殊读者,译者在解读文本时,不可避免地会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在文本整合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无限接近原文的形式用目的语表达出来。
二、《流沙》叶译本与视界融合原则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观指出,“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
在翻译中,视界融合的过程往往是两个不同视界相互碰撞、退让并过滤的过程,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所展示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译者孜孜不倦地琢磨推敲。
《流沙》描写的是一位年轻姑娘被流沙淹没的景象。
下面本文将在视界融合观点下探讨叶译本中彰显的译者主体性。
1.译者在选词和表达方式上体现的主观能动性,是译者将自身视野与读者视野相结合的体现。
比如原句“Sweet funeral bells from some incalculable distance, wailing over the dead that die before thedawn, awakened me as I slept in a boat moored to some familiar shore.”叶译文:“悦耳的丧钟声,从不知多远的地方飘来,为那些黎明前去世的人哀唱,此刻唤醒了睡在舟中的我,舟正泊在熟悉的岸旁。
”此处,sweet原意甜美的,但形容丧钟声不太合适,译者选择了“悦耳”一词,以描述钟声客观上给人带来的感受;而incalculable表示“难以计算、不可估量的”,若直译成“难以计算的远处”,带有明显翻译腔,译者在calculate本意的基础上译为“不知多远的地方”,则避免了这种情况;此外,译者将整个句子拆分成了多个短句,则考虑到了意合语言的特点,中文读者即使不用连接词,也能看懂句子内在联系,且这种短句更能体现中文散文的魅力。
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聊斋志异》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杰出的艺术成就,问世之后,便成为了一种精神资源,不断被模仿、改编和改写。
当代作家汪曾祺也对《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目进行了改写,著成《聊斋新义》。
《聊斋新义》共13篇,其中有7篇维持了《聊斋志异》的原命题,另外六篇从题目上做了改动。
题目维持原判的,细究起来,乃是因为原命题较好地概括和凸显了小说内容,姑且以旧瓶装新酒而存之。
而推翻原判换以新题的,实际上是一反原著某些篇目在命名上的随意性,故在对小说主题进行了概括提炼,抑或是选取了小说所刻画的主要人物或主要事物的基础上重新命名,从而显示出严谨为小说的意识。
当然,改写不能只是改头换面。
汪曾祺的改写,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到神髓意蕴,都对原著进行了颠覆、重构与提升,让古典小说散发出现代光彩。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改写堪称“故事新编”,是传统和现代的视界融合,在原文的骸骨中注入了现代意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其间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本文拟以《陆判》为例进行分析。
一、情节:干净《陆判》是汪曾祺维持了《聊斋志异》原命题的一篇小说,题目虽同,但在情节安排上,两者大相径庭。
在《陆判》这一共名之下,汪曾祺与蒲松龄,现代和古典,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在《聊斋志异》中,《陆判》凸显了陆判与朱尔旦之间的友谊。
这种友谊主要体现在陆传统和现代的视界融合———以《陆判》为例看汪曾祺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朱美禄1092009.1朱经常通宵豪饮,二人抵足而眠,陆为朱换心,为朱妻换头,以及为朱排忧解难,平息意外官司等情节上。
但是在小说后部分却不自觉地游离开去,叙述了和主题没有什么关系的朱氏亡魂悉心教子,朱氏显灵父子聚首,以及朱氏子孙的荣华显达等内容。
在改写版的《陆判》中,汪曾祺保留了凸显陆朱之间友谊的情节,如二人通宵豪饮,抵足而眠,陆判为朱换心,为朱妻换头等内容,而删除了和主题无关的枝节。
这样修改,无异于为小说减肥和瘦身,加强了小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小说更加简练干净,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枝蔓。
伽达默尔“视界融合”视角下的翻译活动主体间性一.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一个译本就是一个时代创造的偏见,好的、严肃的译本应是该时代认可的合法的偏见。
由于历史性的约束,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永远无法完全重合,文化过滤现象也不可避免。
对原文本的绝对复制是不可能的,同时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去衡量译文也是行不通的。
译者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解读和翻译原文,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因此每个译文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同一个原文本总是在不断地被重译而获得新的生命。
文学名著如《红与黑》就先后在我国出现了带有时代烙印的十几个重译本。
研究翻译的主体性,不能忽视翻译主体间的关系。
于是需认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看待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如何认识和把握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与读者这三个主体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否定自己,然后才能确定自身。
翻译最根本的问题,也必须以达到理解为目的。
而要在翻译中达到理解之目的,就“必须以确立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1]。
译者要“尊重”原作并要对原作“负责”,这里借用的是现代阐释学关于主体间关系的“宽容”与“能动”观点。
这里的“尊重”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保留原文的特质、气韵、风格等;二是要在目的语中进行再创作,以丰富、拓展、延续原作的生命[2]。
考察翻译活动,探讨翻译的本质,不能不关注译者、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
因此,如何协调好作者、译者与读者间的关系,使共在的自我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非常重要。
翻译是一种对文本意义进行解释的主观过程。
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是在主体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生成的。
哲学阐释学所说的理解,也就是“对意识的意识,集认知、评价和审美于同一过程。
这与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活动是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的融合”的“视界融合”概念吻合[4]。
理解的历史性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
读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无法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原文加以客观理解,总带有历史的偏见性。
偏见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积极因素。
每个时代都有它理解文本的方式,文本意义不只是由原作者最初的意图所决定,同时也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决定。
解释者将文本与自己所处历史处境相结合进行解读,有时他对文本的理解可能比原作者要深刻,将原作者无意识创作中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挖掘出来,因此,文本的结构有召唤性,解释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阅读将文本具体化,使理解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性。
二.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观点解释者解读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原作者意图,而原作者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被理解,为了将两者统一起来,伽达默尔提出了“视界融合”观点。
视界指人的前判即对意义的预期它有运动和开放的特点,作者有他创作时的初视界,而解释者有在现在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情景变化而引起的差距是任何解释者都无法消除的。
伽达默尔主张在理解的过程中,将两种视界融合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并超越原来的两个视界,从而给新的解释提供了可能。
理解者和理解对象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称为“效果历史”。
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关系,意味着对不太熟悉的事物的理解是通过解释活动去消除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陌生性和疏远性,克服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情景造成的差距。
这一过程是可能性与现实性、过去与现在相统一的创新过程。
二、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与翻译思想“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三大哲学解释学的原则之一。
伽达默尔反对传统解释学对文本原意只有“唯一正确”的理解。
他认为,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追求对文本作者本意的迷信,而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5]。
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文本和主体都有各自的历史演变中的。
视界”,因此,理解就是文本所拥有的许多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
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Hofizontverschmel—zung)。
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
视界是一个不断形成与变化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固定,我们的视界是同过去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界与传统的视界不断融合的过程,理解的产生和出现便是这两种视界的交融,这就是所谓的“视界融合”。
在伽达默尔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
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
理解者和文本固然都有各自的视界,但理解并不像传统解释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界而置身于异己的视界,这是不可能的。
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界就进入了他要理解的那个视界。
文本总是包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在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
两种视界在主观上存在的差距是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境变化引起的。
任何理解者都难以和无法消除。
伽达默尔主张,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的对象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
三.“视界融合”视角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活动既然前理解包括了理解主体的一切精神要素,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知识经验和情感因素等。
因此,前理解其实也就规定了理解的视界。
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界就根本不能形成。
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界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现在视界。
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视界的融合过程,而这些视界总是被我们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
前理解规定了理解者的特殊视界,是理解者在进行理解前的社会文化语境所造成的不同理解者的不同社会文化心理个体。
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个体的不同在理解活动中具体表现为理解视角和切入点选择不同,理解的视界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理解的偏好和侧重点不同,对文本的期望不同。
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而毛泽东却从中看见了阶级斗争。
然而,要实现翻译视界融合并非易事。
不言而喻,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即“传承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内在的互动”。
视界融合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融合。
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观从理论上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历史根源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性。
在翻译中,理解的主题和对象由于处在不同历史境况中而拥有各自不同的“视界”,虽然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本意。
但这只是视界融合表面上的要求。
而实际上,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世界。
语言与文化间透明的互译不可能。
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它是冲突的场所。
如唐代金昌绪那首著名的绝句《春怨》,在西方译者笔下,这首反映中国古代妇女的怨妇诗却被误译为一首充满情趣的生活小诗。
Fletcher将后两行的“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译为“Their warbling broken the dreamwherein/My lover smiles to me”。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辽西”一词,表明原诗是一首典型的唐代征夫怨妇诗。
但译诗是给20世纪西方读者阅读的,译者只好淡化时代背景,打破唐代征夫怨妇诗的局限,将其译为一首爱意缠绵的情诗。
在翻译中,译者视界与作者视界相碰撞和排斥,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原语文本。
就文学翻译来说,这种过滤现象从意向、内容、形式等各方面都很容易得到证明。
近代翻译中,在文学形式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中西视界相碰撞、相过滤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如辜鸿铭译的《痴汉骑马歌》就颇有《陌上桑》的神情;拜伦的《致雅典少女》,经苏曼殊的手转译,成了中国式的“桑间濮上”之情[7]。
四、结语综观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解释学思想,可以看出,他强调理解不是对文本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创新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者试图理解作者的原意;同时,这种理解受当前历史条件的制约,作者的初视界与解释者的现视界相互融合,达到一个新的视界。
一个译本就是一个时代创造的偏见,好的、严肃的译本应是该时代认可的合法的偏见。
由于历史性的约束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永远无法完全重合,文化过滤现象也不可避免。
对原文本的绝对复制是不可能的,同时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去衡量译文也是行不通的。
译者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解读和翻译原文,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因此每个译文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同一个原文本总是在不断地被重译而获得新的生命。
文学名著如《红与黑》就先后在我国出现了带有时代烙印的十几个重译本。
因此,文学名著的重译值得提倡。
当然,伽氏的“视界融合”的观念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地位的彰显,具有积极性。
然而“视界融合过于强调理解者知识的个体差异,而忽略了共性”。
而且,译者主动性的发挥也不是随意的,必须在充分尊重文本的基础上,巧妙灵活适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使译文具有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3.[2] 张德让.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1,(4)[3] 傅雷,1984,《翻译经验点滴》[A],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4] 思果,2001,《翻译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 余光中,2002,《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7] 金圣华,2002,《认识翻译真面目》[M]。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第五组:张晶张俊俏李慧刘雅宁芊影倩郭尚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