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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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自我概念与利他行为关系研究一、概述在当今社会,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自我概念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道德价值观作为个体行为的内在指南,对于塑造大学生的品格和人格具有重要意义自我概念则是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影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和情感体验而利他行为则是道德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在行动上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个体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态度。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自我概念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梳理,我们将界定相关概念,并构建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
接着,我们将采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收集大学生的相关数据,并运用统计分析技术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道德价值观在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其道德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道德风貌。
同时,自我概念作为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决策。
利他行为作为社会道德行为的重要表现,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准。
研究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自我概念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了解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内在机制,促进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提升,以及推动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自我概念与利他行为的关系,有助于揭示道德发展的心理机制。
道德价值观是个体对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的总体看法和态度,它影响着个体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
自我概念则是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包括对自己的能力、价值、特点等方面的认识。
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深入了解道德价值观是如何通过影响自我概念来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的。
研究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自我概念与利他行为的关系,对于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探究道德价值观、自我概念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可以为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通过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提升自我认知和评价能力,可以促进其形成积极的道德行为和利他行为。
朋友圈点赞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朋友圈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分享生活点滴、交流情感的重要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点赞作为一种简单而直接的互动方式,不仅表达了对朋友分享内容的认可和支持,也可能在无形中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朋友圈点赞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以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背后的心理机制。
具体来说,我们将首先通过文献回顾,梳理现有的关于社交媒体互动、点赞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接着,我们将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收集一定规模的样本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来验证朋友圈点赞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直接关联。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更为复杂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这个模型将考虑到个体心理特征、社交动机、社会支持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朋友圈点赞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过本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理解社交媒体互动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同时也为社交媒体平台的设计和使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分享生活点滴、交流情感的重要场所。
在这个背景下,朋友圈中的点赞行为不仅代表着对他人的认可和支持,还可能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近年来,关于社交媒体互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增多,而朋友圈点赞作为其中的一种互动形式,也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关于朋友圈点赞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已有研究多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方面,有研究表明,获得他人的点赞能够增强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例如,等()在一项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中发现,获得朋友圈点赞的数量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频繁地给予他人点赞可能使个体在社交比较中产生压力,进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如等()的研究显示,过度使用点赞功能可能导致个体产生社交焦虑和抑郁情绪。
养宠热潮下宠物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目录一、内容综述 (3)1. 研究背景 (3)2. 研究意义 (5)3. 研究目的与问题 (6)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7)二、文献综述 (8)1. 宠物依恋研究进展 (9)宠物依恋的定义与类型 (10)宠物依恋的理论模型 (11)宠物依恋与个体发展的关系 (13)2. 亲社会行为研究进展 (14)亲社会行为的定义与分类 (15)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 (16)亲社会行为与道德发展的关系 (17)3. 宠物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 (18)宠物依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19)宠物依恋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 (20)调节因素在宠物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作用 (21)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22)1. 理论框架构建 (23)宠物依恋作为自变量的理论依据 (24)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的理论依据 (25)中介变量的作用 (26)2. 研究假设提出 (27)四、研究方法 (28)1. 变量测量 (29)宠物依恋量表的选择与修订 (30)亲社会行为量表的开发与验证 (31)自尊和情绪调节能力量表的选用 (33)2. 数据收集 (34)样本选择与样本规模确定 (34)数据收集方法与实施过程 (35)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36)五、实证分析 (38)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9)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40)宠物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分析 (41)2. 影响因素分析 (42)宠物依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分析 (43)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45)调节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46)3. 假设检验结果 (47)对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进行汇总 (48)对未得到支持的研究假设进行解释与讨论 (49)六、结论与展望 (50)1. 研究结论总结 (52)宠物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总体结论 (53)中介模型的验证结果 (54)2. 研究贡献与意义 (55)对理论研究的贡献 (56)对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 (57)3. 研究限制与未来展望 (58)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与改进方向 (59)对后续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60)一、内容综述随着养宠热潮的兴起,宠物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与人们的亲密关系愈发显现。
母亲积极教养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共情的中介作用与OTR基因的调节作用1. 本文概述在当今社会,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成为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
亲社会行为,指的是个体自愿采取的、旨在帮助他人或增进社会福利的行为。
本研究旨在探讨母亲积极教养方式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以及共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OTR基因的潜在调节作用。
积极教养是指母亲通过支持性、鼓励性和温暖的交流方式,促进儿童心理社会发展的教养策略。
这种教养方式被广泛认为对儿童的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关于积极教养如何具体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在共情和基因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研究仍相对有限。
共情作为连接积极教养和亲社会行为的桥梁,是指个体理解和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
它在促进亲社会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因因素,特别是与社会行为相关的OTR基因,可能影响个体对积极教养的敏感性和反应,从而调节积极教养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量化研究方法,结合问卷调查、行为观察和基因检测,旨在揭示母亲积极教养、共情和OTR基因如何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
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亲社会行为发展机制的理解,也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科学的教养指导和建议。
2. 文献综述近年来,母亲积极教养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已成为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众多研究表明,母亲的温暖、支持和积极引导在青少年的社会化和情感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种积极的教养方式不仅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有助于培养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如合作、分享、同情和助人等。
共情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被认为是连接母亲积极教养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键中介。
共情能力强的个体更能理解和体验他人的情感,从而更容易产生亲社会行为。
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共情在母亲与青少年互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即母亲的积极教养通过提升青少年的共情能力,进而促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
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基因在青少年行为发展中的作用。
共情促使利他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作者:饶婷婷来源:《科教导刊》2017年第17期摘要共情(empathy)是指人们采纳他人观点,感受他人情感的一种心理过程。
共情有利于利他、助人等行为的产生,是心理学界重视的热点问题。
共情促进利他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可以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来阐述:认知共情使旁观者注意到了行动者内心的想法和更多的情境信息,有助于人们产生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归因和情绪,从而产生利他行为。
情感共情中产生的他人指向的共情关心则能直接促使利他行为的产生。
关键词共情归因认知情绪利他共情是英文单词“empathy”的中文翻译,又译作同感,共鸣,是指人们进入了他人的内部,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去分享他人的感受和情绪。
关于共情的研究结果发现,共情有利于利他、亲社会、助人等行为的产生,共情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共情能够降低刻板印象等等(房绍霞,2010)。
由于共情对社会交往的重要作用,它成为心理学界一直重视的热点问题。
1共情的定义关于共情本质的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是Gladstein(1983)提出的两成分理论,该理论理顺了关于共情的诸多争论,认为共情既包括认知成分又包括情感成分。
Gladstein用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去表达认知上采纳了另一个人的观点、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角色,而用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来表示以同一种情感对另一个人做出反应(郑日昌,李占宏,2006)。
共情中认知的重要性体现为共情的发生要求人们有采择他人观点和情感的认知能力,只有能够了解他人的情感和观点才有可能产生共情。
情感是共情最关键的成分。
在共情的最初阶段,情绪的感染和分享从神经机制上来讲是自动和迅速的,在简单情境下,人们受到他人情绪的感染会产生与他人的共情。
在共情状态中,对他人的情绪体验越深,共情程度越深(Nordgren et al,2011)。
最后,他人指向的应对性情绪则直接影响着接下来的对他人的行为反应(stel et al,2008)。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9, 9(2), 223-230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9 in Hans. /journal/aphttps:///10.12677/ap.2019.92029Empathy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Xiaoli Zhang, Yongping Zhao, Xuemei Gao*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Received: Jan. 10th, 2019; accepted: Jan. 24th, 2019; published: Jan. 31st, 2019AbstractA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481 college students’ data. The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wheth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whether this mediating process was mod-erated by gend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mpath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was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2) empath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net altruism behavior;3) social responsibil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internet altru-ism behavior;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was moderated by gender, and this mediating effect was stronger for males than that for female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 empathy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because of their hig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result, empathy can influence internet altruism behavior by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was stronger in males.KeywordsEmpath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s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张小丽,赵永萍,高雪梅*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收稿日期:2019年1月10日;录用日期:2019年1月24日;发布日期:2019年1月31日*通讯作者。
张小丽 等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481名大学生的数据,探讨了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效应。
结果表明:1) 共情与社会责任、网络利他行为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 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 社会责任在共情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 该中介效应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在男生中更为显著。
因此,大学生共情通过社会责任影响网络利他行为,其作用在男生中更明显。
关键词共情,社会责任,网络利他行为,大学生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licenses/by/4.0/1. 引言网络利他行为(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是指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支持、指导、分享、提醒等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自觉自愿行为(郑显亮,2010)。
目前,网络中的帮助行为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Erreygers, Vandebosch, Vranjes, Baillien, & Witte, 2018; Han, Xu, Bian, Gao, & Ren, 2016),网络帮助行为的发生率比网络消极行为更高(Erreygers, Vandebosch, Vranjes, Baillien, & Witte, 2016; Lister, 2007)。
网络利他行为是一种积极行为,有助于构建个体的积极人格(郑显亮,赵薇,2015b),有助于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郑显亮,王亚芹,2017),有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品质(谢园梅,2015)。
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以及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利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共情受到广泛关注(Barnett, Howard, King, & Dino, 1981; Eisenberg & Miller, 1987; Batson, 2008),研究发现共情是预测利他行为的重要指标(李文辉,李婵,沈悦,但菲,2015;Batson et al., 1995; Paciello, Fida, Cerniglia, Tramontano, & Cole, 2013)。
巴特森的共情——利他主义假说认为共情诱发真正的利他动机,该动机的最终目的是使他人而不是自己获益(Batson & Shaw, 1991),共情程度越高,帮助他人脱离困境的动机就越强烈。
并且,共情在减少网络欺凌行为和增加网络利他行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Steffgen, König, Pfetsch, & Melzer, 2011; 赵欢欢,张和云,刘勤学,王福兴,周宗奎,2012)。
研究表明,在线共情体验在网络亲社会行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Khang & Jeong, 2016),个体的共情能力越强,越能对困境中他人感同身受,从而表现出网络利他行为(郑显亮,赵薇,2015a ;蒋怀滨,郑婉丽,马松,肖威龙,张斌,2016)。
由此推测,共情是网络利他行为的促进因素。
然而,仅考虑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足以阐明二者的内在联系,所以本研究要考察二者的内在机制,进一步说明共情是如何影响网络利他行为。
尽管先前的研究证实了共情是网络利他行为的诱因,然而,关于共情究竟如何引发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较少,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相关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中存在中介机制,而社会责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个体积极承担责任或帮助他人张小丽 等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助人心理品质(黄四林,韩明跃,张梅,2016),与利他行为密切相关(宋琳婷,2012)。
陈思静和马剑虹(2011)的研究表明,社会责任影响社会规范的激活,也就是说个体的社会责任越高,其社会规范激活程度越高,从而促进其亲社会行为。
所以,本研究推测社会责任是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积极因素。
同时,共情也是促进社会责任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共情是影响社会责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Wray-Lake & Syvertsen, 2011),研究发现共情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即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其社会责任也越强(黄四林,韩明跃,张梅,2016),故推测个体的共情能够预测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共情不仅直接促进网络利他行为,而且能够通过社会责任促进网络利他行为。
然而,回顾以往研究并未发现关于二者共同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对此做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完善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机制。
此外,社会责任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共情通过社会责任进而影响网络利他行为,这一机制可能受到性别的调节。
研究发现,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多于女生(郑显亮,张婷,袁浅香,2012)。
也有研究发现性别影响个体社会责任,女生的社会责任明显强于男生(Maliki, Asain, & Kebbi, 2010; Nakamura & Watanabe-Muraoka, 2006)。
由此认为性别会调节“共情→社会责任→网络利他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
因此,本研究拟探讨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二者内在关系的性别差异,进一步阐明网络利他行为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探讨大学生共情、社会责任、性别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及其具体作用机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假设如下:第一,共情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第二,社会责任在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性别在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调节作用。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图1. 研究假设模型2. 研究方法2.1. 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向大学生发放问卷。
共发放52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81份,有效率为92.50%。
其中男生183名,女生298名,平均年龄为20.31岁(SD = 1.54)。
2.2. 研究工具2.2.1. 共情Davis (1980)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是普遍用于测量个体共情能力的工具,本研究采用学者詹志禹修订的中文版,经检验该版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人(张凤凤,董毅,汪凯,詹志禹,谢伦芳,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