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

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

作者简介

韩震（1958年—），男，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分会理事长、《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哲学》（英文）主编，入选北京市“跨世纪青年理论工作者百人工程”培养计划、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人社部等部委首批“新世纪百千万国家级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首席专家。

摘要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的认同问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在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人们都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在文化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国家认同的维度上，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族群）认同的地位，这就是说，族群的认同不能超越或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大于族群的文化认同；应该通过构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重建，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把经济社会的区域均衡发展置于今后工作的重心位置，并且通过人口的流动促进人民之间的交流与文化融合；强化国家认同还必须有政策和法规的支撑，譬如，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等的规定。总之，在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置于文化认同之上，用公民的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

关键词 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进程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的自身认同和集体认同问题都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从历史认同的定义来看，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在一定的意义上，到了全球化时代，似乎人的认同才成为一种问题，因为人们从自然经济的熟人社会进入市场全球流通的契约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差异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属于什么群体的问题。在现时代，人们都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可是，全球化进程在改变着人们的认同。全球化不仅侵蚀着国家主权，同时也激活了民族主义，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文化认同出现动摇，而且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也遇到严重的挑战。本文旨在探讨文化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并且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国家认同。

一、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时代变化了，人们的生存境遇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

所谓认同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现代性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文化自觉。这一方面使人们的眼界扩大了，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有意识地确认自己的文化特性，这后一方面的问题就在全球化的时代激活了沉睡的或潜在的民族主义。就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S.Nye）认为，“迅捷而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了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这些认同交织在一起，颇具张力。鉴于传播的瞬时性，它们能够促使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譬如，如果说印刷术增强了国家的内部统一的话，那么现在的互联网就既有可能增强国内人民的共同话语，也有可能因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通而削弱国家认同的强度，信息不经时间验证和过滤的瞬间聚集甚至会产生突发性危机。正因全球化带来如此这般的新变化，“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夯实认同基础，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由于人们的流动和多元交流，人们不得不时刻考虑自己的身份。当你到国外旅游时，你不时会因身处陌生的地方和文化环境而意识到自己当下已经变成“外国人”；当你在跨国公司工作时，你究竟是在为谁工作；当你在国外大学做研究时，你的工作成就与什么样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当你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可是你的工作却仍然属于原祖国的性质—如最近，拍摄的《建国大业》影片，参加演出的却大都是加入其他国籍的华人演员，人们为此议论纷纷。为什么人们对自己有身份感到疑惑，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人的身份议论纷纷？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身份焦虑或认同问题。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人们的社会身份也就越来越多重。过去的多重更多的是家庭和社群（如部落、村落）之内的角色变化。如你既是父亲的儿子，又是儿子的父亲；你既是家庭的一员，又是村落中的成员；如此等等。在本文中研究的认同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我们讨论的认同是与国家公民的身份相关的认同问题。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这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基础性的和首要的。但是，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其自然属性永远与社会属性密切相关。人没有纯粹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都是文化属性所浸染之后的自然属性。因此，人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的。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文化认同一方面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同时又与全球化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相关。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必须一方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的部分，另一方面与国家认同有交叠的部分，同时与全球认同（有人提出所谓“世界公民”的概念）有交叠的内容。测量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程度，就是看文化认同与这三种认同之间各自交叠部分的比重。这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1）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交叠基本重合，这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情形，这往往表现为单一民族国家；2）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交叠存在部分重合，这往往表现为多民族国家。这又会出现两种情形，或重合部分很小，这是国家认同比较弱的表现，或重合部分较大，这是国家认同比较强的表现；3）前两种情形都存在是否与超国家共同体认同（如欧盟、东南亚联盟，等等）和全球认同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超国家认同成分多的，卷入全球化的程度深些，超国家认同成分少的，则卷入全球化的程度就浅些。

在现代社会，单一民族国家很少。按照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说法，“地球上存在大量潜在的民族”，而潜在民族的数字“可能比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的数字要大得多。”这就是说，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至少不能按照潜在民族的数量无限分裂下去，如果那样将是无休止的混乱，世界将碎片化。另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移民现象越来越多，单一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不可能。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情形2）加3），即绝大多数国家由多民族构成，且国家认同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浸染。

我们先探讨情形2）。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认同就有了差异。譬如，有些苏格兰人的地域认同往往影响到其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身份认同，魁北克人的地域认同过大时也会时常影响到他们作为加拿大人的归属感，比利时的佛勒芒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是文化认同强化了国家认同，还是文化认同强化了族群认同，在不同的国家和这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程度的差别。如果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交叠部分大于与国家认同，那么国家认同就处于弱认同的地位。如果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交叠部分大于族群认同，那么国家认同就处于强认同的情形。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大过族群认同，“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墨子·尚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情形2）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文化往往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大多数情况下，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二者可能全部重叠，只是地域认同作为部分重叠于国家认同。但是，二者之间也不是没有脱节的可能，如果因内战或分治，也会影响国家的认同。也就是说，如果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不重叠或重叠很小，对国家的统一也会提出挑战。南北朝鲜的分治，造成民族的分裂；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是属于这种现象。

在我国，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的缘故，人们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并不完全重叠，而是可以分离的。当然，随着中国内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香港和澳门人的地域认同逐渐向与国家认同重叠的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既是为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这就是说，香港和澳门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部分越来越多。

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机的是台湾，这里的问题是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尽管也存在地域的差异），但是国家认同就出现复杂的现象。很多人仍然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这个问题只要一天不得到最终解决，仍然会不时地困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我们再探讨情形3）。全球化加深，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到国家认同：第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活动，资本、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人们即使不出国门，也可能是在为其他国家的公司工作，这种情形已经影响到某些人的国家认同，至少使人们的认同出现某些模糊化的地方，有些人为了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与国家周旋。第二，人员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也使“身土不二”的认同不再那么坚定，大家经常提到我们的许多影星、歌星移民他国就是表现。第三，超国家的组织或机构也在争夺着人们的认同和忠诚。目前在超国家政体方面，可能比较深入的仍然惟有欧盟。“在当代的欧洲，公民和政客不断地被迫在最近不同的超国家主义和他们更为熟悉的民族忠诚之间进行选择。”据美联社报道，在欧洲晴雨表舆论调查机构2004年的一项调查中，42%的受访者觉得只是自己国家的国民；但58%的受访者表示，或多或少认为自己是欧洲人。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大多数欧洲人会认为自己具有多重身份，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第四，超民族超国家的宗教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人们的国家认同。第五，全球化压缩了世界的文化空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让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这些都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认同，也对国家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世俗化进程一直削弱着宗教的感召力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似乎宗教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有复兴的迹象。

尽管全球化进程加深引起对国家认同的侵蚀，但目前国家仍然是最具权威和组织能力的共同体。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指出，“……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因此，国家认同仍然应该是一个国家国民最基本的认同，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更应加强国家认同，而不是削弱之。

总之，无论什么民族，只要生活在特定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框架之内，其族群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政治框架相适应，因此其文化认同就浸染了国家认同的成分。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不同的族群或群体才能相互认同，从而使族群与这种整体的国家形式的共同体相嵌合。正因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家认同的教育，他们通过义务教育、语言、文化媒体等因素，强化人们的国家认同，使族群认同的文化因素与国家认同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多地相互交叠。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首位，至少不能让族群认同强于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