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从左翼文学的复杂性看其对当下文学的意义左翼文学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的文学形态，它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所创造的无产阶级美学范式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左翼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对它的研究随着中国政治状况的变化呈现出波折起伏的状态。
长期以来，对左翼文学的研究体现出两种极端化的倾向：“惟左独尊”和“惟左为非”。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惟左独尊”，在政治上的极左政策的影响下，左翼文学成了唯一合法的文学形态，大量非左翼作家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造成了文学发展和文学研究的极大的不平衡；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惟左为非”，由于十七年以及文革期间文学遭到了严重的伤害，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急着拨乱反正，力图摆脱极左政治的束缚。
以往受到非议、被边缘化的一些非左翼作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如沈从文、张爱玲等，“但是，当我们在争取这一批人的自由的时候”，“却重新把另外一批人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对左翼文学的价值评价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无论是“惟左独尊”还是“惟左为非”，这两种倾向都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都是不合理的，对于左翼文学的研究来说二者皆不可取。
好在90年代以后，人们对左翼文学的态度逐渐趋向冷静。
前几年，学术界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底层文学”、“新左翼文学”等现象的出现，使得左翼文学重回人们的视野，关于左翼文学的评价问题及其对于当下文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那么，如何正确、客观地认识左翼文学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获取有益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创作资源呢？这首先要从正确认识左翼文学的丰富内涵开始。
一、左翼文学的复杂性以往之所以出现对左翼文学的两极化的评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左翼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认识上的偏差。
“左翼”之“左”有着很强的误导性，它的政治内涵容易使人将左翼文学的概念窄化并等同于受极左政治思潮影响并极端化了的文学观念。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
（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京派海派这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
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
（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左翼京派海派三足鼎立的原因及具体分析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这三种文学作一合论,会有助于在一个文学共同体内认识它们的对峙和互相穿透性.左翼文学是现代政治社会的产物,可由此寻觅百年来一切斗争的人们的精神解放、精神困境及其拯救的历程.京派的背景是"北平"文化社会,反映乡村中国在现代化冲击下保持自重并不断发生反观现代人性缺失的深长忧虑.海派自然来自于现代商业社会,表达新市民遭受物质文明正反两方面压迫的情景.而在表达民族国家理想、人民意识、社会批判精神方面,三种文学形态是贯通的.在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复杂纠葛中,它们所获现代品格的重要方面是手执先锋性和大众性两端,既占
据现代文明植根之地,又留心不被本土封建保守主义所腐蚀。
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
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
“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
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
“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
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
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
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
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
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
“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
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
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
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
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
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
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
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
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
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
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
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
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
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
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
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
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
），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
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
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在网络上出现了无少反映现实主义的作品，网络上称为新时代左翼伤痕文学。
这些反映现实主义的作品，一出现在网络上后，立即得到广大网友的青睐，而且点击率很高。
作家念人创作的小说《泪洒珠江》，在网络上发表后，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有近百的网站、博客转载，点击率达100多万人次。
《泪洒珠江》发表后，在全国掀起一股左翼文学热的旋风。
作者星火燎原写的一篇评论，其题目是读小说《泪洒珠江》感叹中国妇女的命运一文，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站《江南梦》网上刊登，仅一个月时间，点击率就达一万多人，平均每天点击就有四百多人。
可见，反映现实主义作品，深受广大工农兵的欢迎。
当前，从网络上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在我国当代文坛，文学创作基本上形成了三种文学派别：一是以魏巍、林默涵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还有在当今文坛上较为影响的梅俏、李孑、念人等左翼作家。
其创作的思想指导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信仰共产主义，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宗旨，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大多数贫穷人呐喊；其次是以杜正导、胡绩伟为代表的右翼作家，还有一些像辛子陵、胡星斗等一些右翼文人。
其创作指导思想是：以特色理论作为指导，配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鼓吹复辟资本主义，为少数地主、资本家叫喊；再是以那位全国首富作家为主的少壮派作家（人们也称为市场派作家），他们的思想指导是：按市场需要，什么样的题材赚钱就写什么样的题材，不管是歌颂社会主义题材还是资本主义题材。
然而，右翼作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对此，该作品没有多大空间；少壮派作家作品粗制滥造，价格昂贵，仍适合于部分人的胃口，在工农大众中也没有多少市场；至于左翼作家的作品，鉴于立足点在于工农大众一边，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积极为工农大众呐喊，就得到了广大工农兵大众的认可。
一、人民需要左翼文学众所周知，左翼文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简述20世纪30年代游记作品艺术上的三大进展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三大主要文学派别是：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派。
左翼文学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
京派文学的主要成员有巴金、沈从文、朱光潜等。
他们的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京派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
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和审美意识。
海派的代表人物有张资平、穆时英等，与京派对立。
海派文化既具有江南的古典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时尚，海派活跃在上海一带，直到现在上海还一直受欧美文化的影响。
试论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1930年代的中国小说进入繁盛阶段，政治和商业对小说的介入十分明显，小说领域分别被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京派”和最接近读书市场的“海派”所分割。
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和以张资平、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海派”在艺术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都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京派”和“海派”不同的艺术风格①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a．京派创作的突出特点在于追求一种执著而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品格他们一方面企图远离政治，另一方面又充分继承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倾向，忠实于现实与人生，他们在现代文化、文明和封建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流行格局中，熔铸一种具有浓厚的原始风貌与自然气质的乡村文化形态，形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三维空间。
包括：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第二，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第三，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第四，在题材、主题及意象方面表现出开放的民族性。
例如，凌淑华的《弟弟》表现出对中国人生范围内的封建文明的嫌恶和现代文明异化人性的疑惧。
其中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
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的无限向往。
b．京派小说在美学上表现为追求一种“和谐”的审美理想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
这种美学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方法和文体建构上，便是将艺术与生命并重，生命形态不愿受束缚，小说便自然要摆脱开重情节、重故事的成规，趋向散文化、生活化，从而描绘出完整的社会生活。
例如，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无故事，近似随笔或是散文，信笔写来，不事雕琢，表现出平淡、古朴、闲适、中和的风格。
她只是将北平城里两个阶层的人生片断互相穿插，几乎不见故事线索。
他们重视的是气氛的渲染，意境的营造，内涵的隽永，是“人与自然的契合”。
左翼文学研究左翼文学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重要的文学现象。
它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了解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情况，对其进行恰当的理解和评价，是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一、左翼文学的地位：左翼文学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变动的原因，而不是文化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应然结果。
当然，“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语）。
左翼文学的兴起有其社会历史的必然因素。
这一因素有两个方面：其一，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由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历史趋势；其二，“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
由于左翼文学的政治背景，所以其性质应该定位为一种从属于政治需要的文学而不是独立意义的文学，它的功能主要是功利的。
过去的文学史一般把它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左翼文学的领导团体“左联”规定左翼文学的任务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
”从总体上看，左翼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否定和取代，它以“阶级的文学”代替了“人的文学”。
但是，具体来看，左翼文学也包含着某些对五四文学的继承因素：（1）左翼文学继承了“人”的解放的主题，但把个性解放转换为阶级解放；（2）左翼文学继承了改造人生的主题，但把用文化革命“改良人生”变换为用政治革命改变“工农大众的命运”；（3）左翼文学继承了社会批判的主题，但把反封建的文化批判转变为反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批判；（4）左翼文学继承了新文学的艺术素质，但把这一艺术素质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了狭隘的限定。
左翼文学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
左翼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的十年间形成当时中国文学的主潮。
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的转换。
具体有三点：（1）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2）文化革命向社会革命的历史转化；（3）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的内在需要，即大众化运动。
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左翼文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以批判社会不公、追求人类解放为主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左翼文学不仅是对现实的呐喊，也是对人类理想的追求。
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体现在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示上。
左翼作家通过描写工农阶级的生活困境和斗争经历，呈现了社会不公和阶级矛盾的现实。
例如，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以阿Q这个普通农民为主角，通过他的遭遇和心理变化，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虚伪和残酷。
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使左翼文学成为了人们了解社会现实的重要窗口。
其次，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它对人类解放的追求上。
左翼作家以人类解放为信仰，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对人类幸福的追求和对压迫的抵抗。
例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以主人公的疯狂和自杀来表达对封建社会的愤怒和对人类解放的渴望。
左翼文学通过对人类解放的追求，激励了后世作家对社会不公和人类理想的探索。
此外，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它对文学形式和语言的创新上。
左翼作家在创作中大胆尝试新的文学形式和语言风格，使文学作品更加生动、有力地表达出社会现实和人类理想。
例如，鲁迅的小说以犀利的笔触和生动的语言描绘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使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
这种对文学形式和语言的创新，使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然而，左翼文学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和批评。
一方面，由于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左翼文学在一些特殊时期受到了政府的审查和限制。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发表，他们也受到了迫害。
另一方面，一些批评者认为，左翼文学过于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斗争，忽视了个体的情感和人性的表达。
他们认为，文学应该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而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
综上所述，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左联文学的历史意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
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左联文学的历史意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左联文学的历史意义“左联”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组织机构，许多成员如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等人本身就是革命家，从事着实际的革命斗争。
因此，“左联”成立以后，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但是，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左联”仍然顽强战斗，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创办刊物，繁荣文学创作“左联”成立以后，先后创办了一批刊物，如《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这些期刊杂志吸引了一大批新老作家，形成了一支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大军，出现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鲁迅后期的杂文、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夏衍、田汉、洪深的戏剧，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收获。
在鲁迅的关怀爱护下，叶紫、沙汀、艾芜、丁玲、张天翼、周立波、萧军、萧红等一批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写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绩。
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据统计，“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约有700种，占1919年至1949年全国翻译总量的40%。
除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一批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外，辛克莱的《屠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故事》、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王》等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
京派海派左翼文学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一、引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各自绽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它们各具特色，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本文将分析这三者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
二、京派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京派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
在创作中，京派作家强调人性、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作品风格独特，富有诗意。
2.代表作及作者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品有老舍的《茶馆》、沈从文的《边城》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京派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三、海派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海派文学以市场化、市民化为特点，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性。
海派文学作品既反映了社会的变革，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同时，海派文学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2.代表作及作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茅盾的《子夜》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海派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四、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左翼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感。
左翼文学作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积极倡导革命精神和民族团结。
2.代表作及作者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林海雪原》、巴金的《家》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五、三者之间的异同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京派文学注重艺术性和人性，海派文学关注现实意义和地域特色，左翼文学强调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感。
然而，三者也有共同之处，如都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体现了作家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六、结论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流派，各自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左翼”“京派”“海派”的⼩说第⼋章“左翼”“京派”“海派”⼩说（3课时）第⼀节左翼⼩说⼀、蒋光慈的初期⾰命⽂学创作1.“⾰命+恋爱”题材；⾰命浪漫蒂克的创作倾向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性，但思想⼤于艺术，观念⼤于形象，概念化、公式化较为严重。
2.⼩说代表作：《少年漂泊者》《短裤党》《⽥野的风》⼆、柔⽯及其《为奴⾪的母亲》《⼆⽉》（1929年）通过主⼈公萧涧秋在芙蓉镇的经历，对中国知识分⼦道路进⾏了思考。
否定了陶岚的个性解放主义，陶慕侃的⼈才教育主义，⽅谋的三民主义等。
《为奴⾪的母亲》（1930年）采⽤⽩描⼿法，以深切客观的写实，表现了⼀个悲惨的“典妻”故事，塑造了春宝娘这样⼀个忍辱负重的中国普通农妇形象。
表现了她的精神痛苦。
柔⽯的作品脱离了当时左翼⽂学的概念化倾向，达到了了较⾼的艺术⽔准。
三、丁玲《莎菲⼥⼠的⽇记》1.《莎菲⼥⼠的⽇记》(1928年)，塑造了莎菲这⼀“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性的典型形象。
她在爱情⽣活中表现出的伤感、颓唐、⾃恋⾃悼的情绪，是“五四”时期获得个性解放，在⾰命低潮中陷⼊彷徨⽆助情境下的知识分⼦的“时代病”的真实写照。
作品表现了丁玲强烈的现代⼥性的⾃我意识。
2.《⽔》（1931年）标志着丁玲创作由个性⽂学向⾰命⽂学的转变。
四、“东北作家群”之萧红的创作1.东北作家群：P108。
《⽣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是萧红的主要长篇代表作。
2.《⽣死场》（1934年），鲁迅⽀持下出版的“奴⾪丛书”之⼀。
作品以抗⽇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九·⼀⼋”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个偏僻村庄发⽣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的故事，字⾥⾏间表现了东北农民⽣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说体现了萧红对普通、卑贱的最底层⼈民命运的关注，尤其是⼥性视⾓下对⼥性命运的格外关注。
描写了王婆、周⽉英、⾦枝等群体⼥性⼈格与尊严被漠视，⽣不如死，或如死般⽣存的不幸命运。
《⽣死场》在表现“⼈和动物⼀起忙着⽣忙着死”的闭塞、愚昧、落后的同时，也也了北⽅⼈民“坚强和挣扎的⼒⽓”，写他们在⽇本侵略者带来的新灾难⾯前的反抗。
京派海派左翼文学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原创版】
目录
一、引言
二、京派海派左翼文学的概念和背景
三、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四、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五、结论
正文
一、引言
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流派，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京派和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二、京派海派左翼文学的概念和背景
京派左翼文学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以北京为中心的一批左翼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海派左翼文学则是指同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批左翼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两派左翼文学在创作背景、地域特色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三、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民族精神的强调。
在价值取向方面，京派左翼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具有现实意义和民族意识，关注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矛盾，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四、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对都市生活的描绘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
在价值取向方面，海派左翼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具有现代意识和个人立场，关注个体命运，抒发个人情感，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
五、结论
京派和海派左翼文学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方面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
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
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
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
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
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
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
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
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
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
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
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
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
），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
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
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
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
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
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
史称“京海论争”。
），为一新的起点。
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苔莉》为契机，约是1928年。
如果从作家们的分流情况考察，也是意味深长的。
“五四”时期著名的两大文学社团，就在此时分流了。
“文学研究会”的文人，随着政治与文学中心的南移，留在北平（北京）的一部分便成为京派，集聚在上海的如鲁迅（注：鲁迅是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会成员。
此社团的宣言为周作人起草，经鲁迅修改。
鲁迅不实际参加的原因是当时他兼政府教育部的官员。
）、茅盾却变成左派作家的核心。
“创造社”的郭沫若、田汉和从日本回来的“后期创造社小伙计”（注：创造社分前后期。
1926年一部分留日左翼青年回国参与创造社的活动，他们是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被戏称为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
）是左翼，而张资平、叶灵凤却是海派的领头羊。
三分天下似乎是一个大趋势。
而分流的原因，过去多半是单纯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分析的。
而且从历史形成的惯性看，从来的三类文学派别互相之间也一直是这样解读对方。
比如左翼就视京派为“封建余孽”（最初把这顶帽子戴在鲁迅头上，后来曹聚仁、胡风们就将它移给京派（注：曹聚仁写过《京派与海派》、《续谈“海派”》，胡风写过《南北文学及其他》、《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蜈蚣船》，都对京派的持论更严。
）），视海派为“洋场恶少”，等同于资本主义恶瘤。
而京派把左翼看作是党派政治，将海派看得铜臭一堆。
海派只有不断地“辩诬”，它不会去说左翼拿了卢布，也不会去攻击京派的保守落后不革命，它心里或许在这样腹诽，嘴上讲的只是文学应当有趣、可读，行动上毫不犹豫地去占领社会的读书市场。
今天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明三种文学形态是同30年代中国的社会情状和社会的各个侧面直接相关的。
左翼文学是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产物。
党派闹争，不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构成了不同的文学。
左翼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学。
其时还有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但是它敌不住带有全面批判性质（批判封建宗法农业文明，批判初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殖民主义文明）的左翼文艺运动。
我们只要看左翼文学是明确地反对当时政府的，是反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但是它却吸引了当时最具天才的文学家像鲁迅、茅盾、丁玲、萧红、张天翼、吴组缃、艾芜、沙汀等等。
国民党文学却不具备这样的吸引力。
再看上海的现代书局是一个商业性的文艺出版社，但它情愿冒被封闭的危险，接受出版左翼刊物《拓荒者》、《大众文艺》，后来为了不被关掉才被迫答应出版南京方面的民族主义文艺杂志《前锋》、《现代文学评论》，不久就停了。
它出版《现代》，打着不问派别的中间路线旗帜，还是要拉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稿子。
很简单，因为左翼文学有作者，有读者。
所以，连40年代的张爱玲谈起30年代的左翼文艺，她也说：“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
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
”（注：张爱玲谈的“文艺与电影材料”主要是指左翼文学和电影。
见其《银宫就学记》（《流言》，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版，105页）。
）她在挑剔左翼毛病的同时，客观地指认了不可更改的事实。
而京派文学是由一个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之外的特殊文化社会造成的。
它的形成环境，就是一个遭遗弃的古都、废都。
当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南移之后，南京是它的政治舞台，上海是经济前台（上海不是单纯的工商业社会，下面将论及），北京成了它的文化后院。
一个文化旧都，不能完全不受政治斗争的影响，但它有了超脱之势，它占据了中国文化承传的重心，是当时许多人对30年代北平的印象。
它所能留下的文人一定是心仪文学、文化本身，而又厌烦政治斗争和商业炒作的。
钱钟书半开着玩笑，说出真实的情景：“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
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
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
”为什么？因为北京有“文化”！“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街和资格。
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
”1](P21)偏偏这个旧都还拥有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北大、清华、燕京，养成了一批学院派文人作家，既懂得中华传统，又开过眼见过世界，知道现代外国的事情。
这是京派的立足之点。
海派的出现很明显。
如果没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30年代部分的资本主义商业化和都市化，老市民读者还是在读他们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哪里会有全新的属于新文学的海派文学产生呢？沈从文对“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所下的断语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2]。
鲁迅说得也够清楚：“‘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3](P43)。
都认定它是商业社会的精神产品。
三种社会不过就是一个社会的多种侧面。
只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南北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异，各个地区有可能在某一侧面上突出，在其他侧面反而“薄弱”。
京派的发生偏于经济发展相对沉滞的地区，而左翼、海派都集中在上海一带，那是中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滞后的地带，文化沉淀要比文化转换更具优势，于是，京派面对传统文化作出反应的机会就较多。
上海不然，它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商埠，还是中西文明激荡之地，加上租界特殊的言论环境，出版业繁盛，报刊众多，卖文容易，才有可能成为左翼文学活跃的大本营。
左翼文学要有激进的青年学生、叛逆的一代的支持，方能存活，而到了抗战时期，上海的激进文学青年大规模地流失，就给市民通常文学让出了大块的地盘。
而本来，上海除了激进文学青年，就是时尚青年，就是一批“现代都市之子”。
可以说，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较深的、追求时髦的上海新一代的市民，是新海派的基本读者。
京派的读者则是一些“余永泽”（注：余永泽是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内的人物，典型的京派知识青年。
）式的青年，他们的文化趣味大于政治趣味，藐视赶潮流，自动退出时代青年的圈子，但也不是全然不了解世界。
中国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与读者的不同倾向的多种联结，深深作用于这三类文学形态，给它们带来不同的风貌、色彩。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性社会的时间太久，30年代转化为工商社会的机会（可能性）因阶级危机和民族危机加深的缘故而夭折。
现在引起人们思考的是，下一世纪中国社会进一步的现代转型会给文学带来些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课题范围。
但是我曾在研究徐ｘū＠①的时候，注意过上海、香港、台北三城与文学的关系，这是徐ｘū＠①几十年文学活动和读者接受的文化环境，无一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城市。
我注意的是，为何在40年代的上海（加上重庆）以《鬼恋》、《风萧萧》一纸风行的作家，到了50年代的香港，竟连他的学生都无力帮助他出版小说（注：徐当面问学生徐速：“你是搞出版的行家，你得说老实话，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动，而那些黄毛丫头写的东西却有人看。
”徐速回答：“因为我怕赔钱”，“大概因为这里是香港吧”。
见徐速《忆念徐ｘū＠①》（《徐ｘū＠①纪念文集》，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1981年版，90至91页）。
）？倒是60年代的台北可以给他出版全集。
这是否说明，上海和台北在那个时代拥有着大致相同的读者，城市社会具有“同质”。
这种社会形态是我从一般的商业社会中再细分出来的，姑且命之为政治型的工商社会。
这种社会对于文学还要求理想主义，还要求真善美，这是徐ｘū＠①的文学。
而香港，至少在徐ｘū＠①的时代真正是个纯粹的工商社会，它要求的只是娱乐休闲。
文化型工商社会的香港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我还认为，中国大陆社会的前景可能是政治型的工商社会。
这就足够暗示三类文学在今后中国社会格局中的位置：商业文学将普遍地生长；主流政治的文学仍会占有一定的市场；文学的文化姿态将是纯文学特立独行的姿态，它还会不时地向流行的文学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