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的可比性与研究方法赵学斌课程：中外文学比较教学目的和要求：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可比性，例如文学存在方式和功能上东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异同点。
了解当前比较诗学的主要五种研究方法。
重点和难点：在了解平行研究与文类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学派中的主要论题是关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现代转换即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重建问题，由叶维廉与曹顺庆的研究方法为出发点，启发学生理解中西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与当前的学术热点，进而掌握相当的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
这一部分的重点是比较诗学的可比性问题，难点是当前颇有争议的研究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和讨论结合，多媒体课件辅助。
教学过程：从教材《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对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谈起，指出“豪放飘逸”与“浪漫主义”，“沉郁顿挫”与“现实主义”在诗学比较中之同与异（时代与文化背景），进而引入比较诗学的话题，例如“失语症”与异质话语对话理论。
（可设计提问：请问为什么你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或杜甫是现实主义？）季羡林先生很有感触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文论的不景气，亦颇有同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十分感慨地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
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
……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
”一、基本理论概述：诗学与比较诗学早期翻译者用汉语的“诗学”指代“poetic”,而中国传统诗学指的是限定在诗歌范围内的一种特定文类研究。
经过翻译整理,汉语读者所获得的西方“诗学”概念大致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包括了诗论和一般文艺理论乃至美学理论的总体概念。
广义的诗学是指包括诗歌等艺术样式在内的显示人的生存实践和状态的一种特定方式,将“诗学”与诗歌理论、诗歌美学、作诗之学等同起来;狭义的诗学则是专指诗歌理论和实践活动,认为“诗学”是研究诗歌的语言、韵律、传达方式等内部因素的理论。
厄尔·迈纳先生1990年在他的《比较诗学》一书的绪论和第一章为“诗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诗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比较诗学最早出现于当代法国学者艾金伯勒1963年撰写的《比较不是理由》一文。
艾金伯勒认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
‛比较文学理论或比较诗学其目的就是通过对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原理、范畴、标准，文学批评的概念、原则以及具体作品的评价等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以寻求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
“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鲁迅《诗论题记》二、中西比较诗学的可比性以下是由上面的概念介绍出发，阐述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产生的学理基础：可比性的问题。
举例：1、叶维廉论中西山水诗。
2、颜元叔析《春望》。
3、曹顺庆论“意境与典型”。
1、词源简说“文学”二字最早见于诸子百家，如荀子《非相》：“将论先志，比类文学邪‛，墨子《非命》：‚凡出言谈由文学为之导也‛。
梁代萧子显作《南齐书》更进一步立“文学传”，指出：“文学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
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
这里，前者与《毛诗大序》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礼记乐记》所说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一脉相承；后者则与《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文雅·释诂》：“文，饰也”；《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也”相呼应。
《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在西方文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例如著名的罗马诗人贺拉斯(Hratius，公元前65一公元8年)在他那篇《诗艺》中就曾强调：大自然“使我们能产生快乐的感情，又能促使我们忿怒、时而又以沉重的悲痛折磨它们，把它们压倒在地上。
然后，她又使我们用语言为媒介说出它们心灵的活动”。
他同时也强调要“文辞流畅，条理分明”，要使表达能够“尽善尽美”。
2、本体论：关于文学的存在方式：中国的“形神”说与西方的“以个别反映一般”。
中国追求“虚静”西方则要求“真实。
举例“镜子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系统地谈到文学应是将作者的心志寄寓于物象的一种表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他又在《神思》篇中提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是说心神通过形象而得以表现。
在《比兴》篇中提出“拟容取心”即模拟事物的存貌以寄托作者的情思，都是指通过具体个别来表现一般，通过有形来表现无形。
王国维曾指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
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从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言。
”情和景的关系应是情中有景，景中寓情。
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所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倩，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神于诗”者．应是“妙合无垠”。
西方文学理论也认为通过个别形象反映一般情思正是文学的特点。
例如巴尔扎克就曾说过：“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又说“(演员)只用一种表情就传达出一个史诗场面的全部诗意”。
黑格尔在他的多卷本《美学》中更是强调真正艺术的独创性产生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的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
他强调：艺术家作为主体，“必须使自己与对象完全融合在一起，根据他的心情和想象的内在的生命去造成艺术的体现”。
黑格尔又以歌德的《牧羊人的怨歌》为例，指出“作者的心”，是“凝聚的，紧缩的。
为着要使旁人的心可以了解它，于是把自己反映到完全有限的外在的情况和现象上去”，“牧羊人的愁苦怅悯的心情，流露于几笔关于纯然外在的农物的描写，它显得是沉默的，发不出声音的，但是他的极端凝聚的深刻的情感仍然在无言无语之中透出声响来”。
黑格尔把这首《牧羊人的怨歌》称为“最优美的短歌”，“最美的例子”。
3、功能论：关于文学的存在理由由《诗学》关于悲剧的效果说起，谈及弗洛伊德，离骚之形成，史马迁之身世，王国维论红楼梦，引入正文。
一、反映与模仿。
《诗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强调一切艺术都是模仿，只是“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
但这里所讲的模仿并不等于机械地反映或“如实再现”。
而是一种创造活动。
这种创造性就表现在不仅“描述已发生的事”，而且也“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也就是说文艺不能只模仿偶然性的现象，而且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
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模仿世界的这些理论对西方诗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17世纪，以布瓦洛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强调“艺术模仿自然”，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这就是说宇宙元气构成万物，推动万物变化，形成了艺术(舞咏)，艺术因此天生就反映着这种元始的“气”。
可见文艺首先反映着这种构成世界的形而上学的“道”和“气”。
同时，另一方面，文学也反映着“道”相“气”所构成的形而下的实体世界。
例如《乐记》所描述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毛诗·大序》也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正因为文学有这些反映客观世界治乱兴衰的功能．所以才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参考。
孔子说诗“可以观”，郑玄解释说指“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解释说这是指诗可以“考见得失”。
西方文论谈得最多的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的世界，而中国文论所强调的则是一个形而上的、总体的、偏重于道德风尚和抽象关系的虚实相生的世界。
而且西方的模仿多少带有人为的、自觉去仿照和创造的意思，中国文论则强调世界在诗歌中的自然流露。
二、情感宣泄。
《诗学》第六章中强调悲剧的目的在于使感情得到“净化”或“宣泄”(catharsis)。
韦勒克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说文学的功用在松懈我们(既包括作者，也包括读者)被压抑的情感；具体的表现就是从情感中解脱。
据说歌德就是要借写作《少年维持之烦恼》而把自己从悲观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
《诗经·园有桃》中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小雅》中的“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司马迁举了大量实例说明了由于外在的失意不平引发了内在的悲哀激愤，进而产生了伟大作品，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贼离骚，左丘失明，厌有国语，孙子胺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逼，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都说明文学是抒写悲哀激愤的结果。
清代叶燮进一步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
”“作诗者，在抒写性情。
”因此也可以反过来，从诗人的作品中看出他的而目：“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外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外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
”，这也就是孔夫子早就总结出的“诗可以怨”。
中国文论强调真诚自然，有节制，西方则强调创造和激情。
中国文论强调自然流露，认为直觉与领悟比创造和技巧更重要。
西方文论则强调想象力的“赋形和创造”。
三、教育作用。
《诗·大序》早就指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对人民实行移风易俗。
第二个作用是增加知识，包括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的《诗艺》中就强调‚寓教于乐‛，‚既劝渝读者，又使他喜爱‛。
他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在你教育人的时候，话要说得简短，使听的人容易接受，容易牢固地记在心里。
”后来英国文学理论家锡德尼根据文学对读者的作用，把诗归为三类：第一种诗使人获得慰藉，“他们在带来死亡的罪恶的惨痛中，由之获得那水不捐弃人类的善良(指上帝)的慰藉”。
第二种诗着意于传播知识，锡德尼称之为“美妙地传出知识的美妙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