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先秦青铜器的造型风格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取得很大的成就，青铜工艺被视为当时社会文明的标志。
其中商代是青铜艺术由成熟达到鼎盛的时期。
在崇尚“礼治”的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物大都被奴隶主当做“礼器”，成为祭祀礼仪之器和等级、权力的象征。
青铜器的多寡和规模大小，往往象征着特定的等级和权力。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
青铜较之红铜，有熔点低和硬度大等优点。
青铜器的合金成份，视用途与器类之不同而有不同的铜锡比例，这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谓的“六齐(剂)”，即六种不同性能的铜锡配剂表。
先秦时代的青铜器分为四大类：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
其中，礼器是青铜器中最主要的部分。
礼器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炊煮器鼎是商、周时期的青铜炊煮器兼盛食器,用于主食和肉食,也是祭祀中的礼器。
鬲,煮食器。
最初应由鼎演变而来, 商代始有青銅鬲, 行用於商周時期作烹煮食物饮具,又作祭器用。
其形似鼎, 三足,中空而曲, 易容水加熱。
多用来煮粥。
战国晚期,青铜鬲已少见,至汉代逐渐消失。
甗，蒸食器。
全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是甑鬲结合的一种食器。
多为圆形、立耳,少数为方形。
甗的主要用途是蒸饭。
商代早期开始使用青铜甗,但并不广泛。
到商代晚期,青铜甗为数渐多。
西周初期,又出现方甗。
西周以前,绝大多数的甗都是浑体的,春秋早期以后,开始广泛使用分体甗。
甗主要是供日用,也兼作礼器,与鼎、簋、盘、匜等配套使用。
2.食器簋，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
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
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
西周早期的典范之作，相当于今天的碗，是商周时期的盛饭工具。
文献中说是用来盛黍稷稻粱的器皿，容量为一升或二升，用途已明。
盂，大型盛饭器,亦可盛水或冰。
盂大约发明于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盂为陶制品, 青铜盂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中期后逐渐消失,为青铜鉴所取代。
汉代的盂则变为另一种形制,多小而浅腹,质地也多有不同,并从食器中消失,成为一般的器皿,如水盂之类。
簠，古器具。
亦写作“胡”或“瑚”。
多用作盛黍、稷等饭食。
现所见的簠为青铜制品,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器与盖形状、大小相同,上下对称。
盖可却置使用。
器盖相合成一器,打开则为一对食器。
簠在西周时出现,流行到战国末年。
青铜簠是先秦时期主要的青铜礼器之一，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西周早期开始出现，进入春秋之际而大盛，战国之际开始衰落，到了秦汉时期完全绝迹。
豆。
豆是盛放食物的器皿,除日常饮食、祭祀礼仪使用外,还被当作量器使用。
豆原为陶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始有青铜豆,并且逐渐演变成一种礼器。
豆的使用常以偶数组合,多少表示奴隶主贵族身份,故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原有豆、区(ōu)、釜、钟等量器。
由此推算,一豆的容量合约今820毫升。
3.酒器周朝时，对青铜酒器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六升曰壶。
这种青铜酒器的格式和规格一直沿袭到清代。
除此之外先秦青铜器的种类还有觯，斝，尊，卣，壶，盉等。
青铜器用于贵族阶层的各种礼仪活动，成为礼制的工具，因而被称之为“礼器”。
在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所以，礼器只归贵族使用，是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死后大部分随葬到墓穴里。
同时，奴隶主贵族内部等级森严，使用青铜器的数量和规模必须同他们的地位相当。
如周朝礼制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决不能超越这个规定，否则就是非礼。
被当反映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而严格地确立下来，便形成了“礼制”。
青铜器造型大都端庄凝重，纹饰富丽而怪异。
作为礼器，青铜器在造型和纹饰上要体现一定的政治主题和宗教观念。
在先秦时代，神和权力至高无上，人被鬼神化。
青铜礼器造型端庄凝重，纹饰富丽而怪异，无疑有助于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体现了早期奴隶制社会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有饕餮纹（兽面纹）、凤鸟纹、龙纹、夔纹、云雷纹、乳钉纹等。
其次有蝉纹、蚕纹、鱼纹、象纹等。
饕餮纹是传说中的怪兽形象，是一种想象中的奇异动物。
它由正面的动物颜面组成，包括虫、鱼、鸟、兽的部分形体特征，它运用综合或分解的手法组成图案，可能是由虎或象、牛的头、羊的角、鸟的羽和足、蛇的身等器官拼凑而成的。
它表现精巧，结构严谨，外貌凶猛而庄严，体现了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凤鸟纹是一种想象中的神鸟，头部有华丽的冠饰，嘴部为呈弯钩状的啄，体躯和尾部装饰性很强。
凤鸟是风神，又是天神的使者。
有蜿蜒躯体的动物大都归属为龙纹。
在中国神话中龙是水神，被视为神秘的灵物，人们把它看作自然力量的形象而加以崇拜。
夔纹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
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张口、尾上卷。
通常作侧面描写。
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云雷纹是大多是连续的回旋状线条。
一般称圆形的为云纹，方形的为雷纹。
多用作地纹（底纹），以衬托主要文饰。
青铜器在造型方面，或为了提高实用功能，或因生产条件的发展，或因时代风尚，各朝代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各种器形的美学价值在于形象的创造满足着一定的情感要求，富于变化的造型给人以多样的印象，有挺拔、茁壮、稳重、秀美等等不同的感觉。
夏代是奴隶社会的形成期，也是青铜器时代初期，据《越绝书》卷十一“记宝剑”所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又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之间，与《史记》的夏代纪年相当，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有戈、戚、爵、铃、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牌等，种类不多，器形较小，质地单薄，纹饰尚不发达。
公元前16世纪前11纪的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盛的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大量青铜礼乐器。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为代表，器形有鼎、觚、簋、钺等；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为商代前期青铜器的代表作。
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形丰富，流行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象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纹饰，通常在云雷纹地纹上再加浮雕式的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系几个字的族徽图像。
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及人面纹方鼎等，皆具型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
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铭文加长。
陕西临潼零口乡出土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商的重大历史事件；淳化史家塬出土的兽首大鼎，通高117厘米，重226公斤，形制庄重，纹饰清新，堪称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
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青铜器出现、钟、等新品种，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纹、分尾的鸟纹、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及瓦纹，长篇铭文习见。
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克鼎及史墙盘，县出土的方彝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虎?等，皆属西周中、后期的典型器。
公元前8世纪前476年的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制逐渐瓦解，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青铜冶铸业不再为周王室所垄断，各诸侯国的铸器增多，形成不同的地区风格。
春秋中期，出现模印法与失蜡铸造法等新工艺，流行繁缛的蟠虺纹与蟠螭纹；燕、赵、蔡等国兴起在青铜器上镶嵌红铜及错金新工艺；吴、越、楚等国出现鸟篆铭文。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蟠螭纹大铜禁及“王子午”列鼎，花纹繁密而剔透，器形奇巧而富丽，标志着失蜡法铸器的卓越成就。
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盖顶莲瓣丛中企立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鹅，壶身攀附着龙虎，气势升腾，结构不凡，具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艺术特色。
公元前475前221年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
战国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鎏金、镶嵌、镂刻、金银错等装饰技法的广泛运用，使青铜器具有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格调。
生活气息浓郁的狩猎、习射、采桑，宴乐、攻战、台榭等图案纹饰的广泛流行，是各国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在青铜艺术上的反映。
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战国早期的狩猎纹壶，传出洛阳金村、今藏日本永青文库的错金银骑土刺虎纹铜镜，表现了人们战胜猛兽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是时代特色最鲜明的战国青铜器。
此外，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蟠虺纹铜尊盘，表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的继续发展；同墓出土的大型铜编钟，音调洪亮悦耳，造型恢宏庄严，堪称战国青铜器的杰作。
先秦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反应了我国当时先进的社会文明，是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