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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管理法》的最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6日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近日，网络媒体新闻有关《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最新解读和实时评论可谓百家争鸣、汗牛充栋、不一而足。
笔者也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次法律修改已经酝酿了十多年，一些“重大突破”其实在理论界早有共识，一些网络风云人物也在论坛发表过相关论调，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国家之前也在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与实践，多数还写进了2014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2015年3月原国土资源部印发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最终能够上升为法律可谓水到渠成。
第一个“意料之中”：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新《土地管理法》删除了原法第43条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规定，明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同时规定了入市条件（虽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同意）、入市土地权能（受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以及后续管理措施等。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广东、安徽等地已有十多年探索试验，实践基础扎实，上述修改规定也与《意见》和《细则》的表述基本一致，当属“意料之中”。
但法律修改彻底解决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合法性问题，向着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迈出了关键一步，将释放巨大的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和资产潜力，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可以说是此次修法的最大亮点。
第二个“意料之中”：积极稳妥改革土地征收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实现重大突破——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莉华解读新土地管理法文章属性•【公布机关】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公布日期】2019.08.27•【分类】法规、规章解读正文农村土地制度实现重大突破——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莉华解读新土地管理法8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土地管理法修改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有哪些重大突破？新法的实施对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出了哪些新挑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莉华。
背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管理法是一部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法律。
土地管理法确立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耕地保护为目标、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基本制度总体上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为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显现：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因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积累较多；农村集体土地权益保障不充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宅基地取得、使用和退出制度不完整，用益物权难落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不够。
针对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由于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为审慎稳妥推进，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201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行政区域内暂停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在33个试点地区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5个条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个条款。
论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前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土地是我国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我国农村发展和稳定的重要保障。
传统的土地制度虽然在过去的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了当务之急。
本文将论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土地制度义务集体经济时期义务集体经济时期，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种制度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从总体上说，这一制度确实推进了土地的集体化，也有一定的通用性，但这一制度的不足也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生产品质低，经济效益不高。
•由于一些过当的政策调整，农民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下降。
•土地资源的不同化引起了一些贫富差异。
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实行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这一制度强调实行门限责任，土地承包期可到40年，家庭可以自主决定土地的流转。
在这一制度下，个体经济和生产方式都得到了提升：•农民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逐渐增加。
•由于家庭的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然而，这一制度与传统土地制度相比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无法满足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需求等。
现行的土地制度当前，我国的土地制度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时期——流转承包土地制度，该制度主要表现在：•适当加快新一轮土地承包和流转的步伐；•政府需为承包人提供保障；•承包土地契约、证书的规范化；•注重流转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
虽然现行土地制度相较于前两个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创新，但仍存在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
现行土地制度的问题与对策土地承包期限现行土地承包制度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虽然实行了40年承包期，但在实际运转中，土地流转周期过短，土地资源保护不足，这种问题应该通过增加或修改法律来解决，保证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说明文章属性•【公布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日期】1986.06.24•【分类】立法草案及其说明正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说明──1986年6月24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联组会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这次会议于本月17日、18日分组对《土地管理法（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
委员们认为，修改稿吸收了常委会委员们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改得比较切合实际，体现了从严管理土地的精神。
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法律委员会逐条研究了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对修改稿作以下修改：一、有些委员提出，应当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国策写进土地管理法。
因此，建议将修改稿第三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的行为。
”二、有些委员提出，本法应当强调节约用地。
因此，建议在修改稿第二十条中增加国家建设和乡（镇）村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的规定。
三、有的委员提出，本法应当强调保护耕地，并增加维护排灌工程设施的内容。
因此，建议在修改稿第一条中增加“切实保护耕地”的规定，在修改稿第二十条中增加“维护排灌工程设施的规定”。
四、有的同志提出，应当增加按照国家规定围垦滩涂的内容。
因此，建议将修改稿第十七条中关于“开发国有荒山、荒地”的规定修改为“开发国有荒山、荒地、滩涂”。
五、根据水利电力部的意见，建议在修改稿第十六条中增加一款：“在江河、湖泊的安全区内，土地利用应当符合江河、湖泊综合开发利用规划。
”六、根据有些委员的意见，建议删去修改稿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关于“省、自治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放宽或者缩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征用土地的权限”的规定。
七、有些委员提出，为了制止乱占土地，最好不给乡级政府批准用地的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条款，也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这一条法律的内容和意义，希望能够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主题。
1. 国家所有权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原则。
这一原则的确立，彰显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和调控权，有利于保障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
国家所有权的确立，也是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统一规划、有效管理的基础，有助于维护土地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
2. 对农民承包地的影响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农民通过承包土地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
然而，国家所有权的确立对农民承包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家所有权意味着土地属于国家，农民承包的土地只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这就要求农民在土地利用上要遵守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有权对土地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管理。
3. 土地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国家所有权的确立，为土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法律基础。
在实践中，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土地资源过度开发、非法占用等问题，国家所有权的确立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遏制土地非法利用，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国家所有权也为土地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4. 个人观点和理解在我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的确立，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完善的重要一步。
国家所有权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管理与保护。
也需要注重在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对农民权益进行保护，避免出现过度集中化管理对农民正当权益的侵害。
总结回顾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法律对土地所有权、农民承包地、土地资源保护与管理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
国家所有权的确立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提供了法律基础，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管理水平和利用效率。
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很大转变，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由“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由“抓住办企业的权利”转向“抓住土地开发权”，从侧重工业化转向侧重以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逐步由依靠企业转向依靠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让[1-6]。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由工业化的“单引擎”转变为（高价）城市化与（低价）工业化的“双引擎”[7-8]。
这种由政府主导并高度依赖土地收入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复杂的。
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城市扩张的步伐，提高了城市化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在1996—2010年扩张了19843.82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为5%，并且年均增速从1996—2000年的约2.7%增至2001—2005年的7.9%和2006—2010年的4.5%（见图1）。
城市化率则由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约30%提高至2010年的近50%。
经济增长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速，经济总量一举跃升至世界第二位[8]。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9-10]以及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11-12]是解释这一模式的主要理论。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指出了这一模式的负面影响：（1）政府通过压低土地价格（以及放松劳工和环保标准等）引资，短期内提高了GDP，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无效率的“竞次”模式[13-14]。
（2）并不必然促进地方政府将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反而加剧了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以及城市生产和生活成本上扬，导致“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1，8，15-16]。
（3）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以及中央银行的金融风险，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府与农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17-18]；造成地权不稳定并减少了农业投资，导致腐败加重并系统化[19]。
对于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模式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方面讨论：一是分析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难的动机[1，4-5，20-24]，认为上述因素构成了地方政府扩大征地数量和范围的主观意愿，即地方政府变得非常有动力通过征用农地来经营城市。
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解读（2020）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改土地管理法，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动摇，坚持农民利益不受损，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等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对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把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决策和试点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重点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明确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宅基地改革和管理。
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在规定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管理和监督工作的同时，明确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并赋予了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宅基地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相应职责。
坚持实行一户一宅的基本管理制度，增加了户有所居的规定，下放了宅基地的审批权，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二是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改变了过去农村的土地必须征为国有才能进入市场的问题，能够为农民直接增加财产性的收入。
同时在集体经营性建设性用地入市的时候，要求必须由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同意才能入市。
三是规范征地程序。
要求政府在征地之前开展土地状况调查、信息公示，还要与被征地农民协商，必要时组织召开听证会，跟农民签订协议后才能提出办理征地申请，办理征地的审批手续，强化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在征地补偿方面，改变了以前以土地年产值为标准进行补偿，实行按照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区片综合地价除了考虑土地产值，还要考虑区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综合制定。
四是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论述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农村土地制度的和创新在中国的农村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各级政府和农业专家的关注。
首先，和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是为了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难、效率低的问题。
在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导致了土地集约化的缺失，农民难以集中使用土地资源进行规模经营，这限制了农业生产的效益和规模。
通过土地制度，可以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龙头企业实施规模经营，以提高农田的利用率和农产品的生产效益。
其次，和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农村土地权益保护是推动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在传统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缺乏确凿的权属证明，这容易导致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通过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流转权分离制度，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法律保护，提高他们的土地使用权的安全感。
第三，和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是为了推动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要求农村的土地制度具备灵活性，以适应新型农业生产的需求。
传统的农村土地制度往往限制了农民的自主选择权，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通过土地制度，可以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土地经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四，和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是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农村土地制度，可以将城市的经验和资本输入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可以将农村土地资源引入城市建设，实现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互利共赢。
通过土地制度，加强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和统筹，推动城乡交流和资源共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实施农村土地制度和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提供土地流转的法律保障和财政支持。
同时，要加强对土地流转市场的监管，防止非法侵占和乱象的发生。
土地权利制度创新：从《土地管理法》修改的视角摘要：土地权利制度创新是《土地管理法》修改的重心。
文章论述了四个命题，即，在既有土地物权体系下，不宜再创设一个新的物权类型“农用地使用权”，也不宜使用“土地抵押权”这一模棱两可的术语，但相关权利的物权变动规则应在《土地管理法》之下得以明确；建设用地使用权只能采取有偿（出让）和无偿（划拨）等两种方式设立，其期限无需在法律上作出规定；并非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无需审批，其流转亦应放开；土地登记机构应当统一，登记的效力应当符合《物权法》的规定。
关键词：土地权利'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权;土地登记一、问题的提出现行《土地管理法》颁布于1986年，其间历经1988年、1998年、2004年三次修改，基本确立了以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土地权利制度。
《物权法》对土地物权依传统法理和中国实践划分为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他物权，而土地他物权又可分为土地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和土地担保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由此而构建了全新的土地权利制度。
考虑到与既有土地管理法律之间的分工，也注意到我国土地管理实践的发展，《物权法》仅对有些土地权利作了原则性规定，而将许多具体规则授权《土地管理法》等作出规定 ①。
《物权法》实施后，《土地管理法》应与之做好衔接 ②。
同时，当前我国土地管理又面临新的形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土地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需落实到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去。
因此，《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不仅是为了贯彻《物权法》，完善土地权利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规则，而且是为了解决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权利的保护问题，为以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宗旨应该是以建立、健全土地权利保护制度为核心，从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土地权利体系。
本文拟针对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中土地权利制度的创新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二、土地权利的配置及其体系化：保守抑或超越？《送审稿》第11条第1款规定：“土地权利包括国家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抵押权；地役权等。
”这一规定在维系前述《物权法》有关土地权利体系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两种土地权利类型：农用地使用权和土地抵押权。
但其中权利配置和体系构建尚有以下疑问之处： （一）是否有必要增设“农用地使用权”这种物权类型？《送审稿》增加了“农用地使用权”这种土地权利类型，并明确规定“未设立承包经营权的农用地，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设立农用地使用权”。
可见，《送审稿》的立法意图在于，对于未设立承包经营权的农用地，也可设定一种用益物权，以稳定这种农用地的使用关系。
但这种用益物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在权利设定、权利内容等方面有何区别？就《送审稿》的规定来看，除了标的物、法律适用上存在区别之外，均作了同一处理。
这些规定均值得探讨。
第一，“未设立承包经营权的农用地”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是否需要创设一种物权类型？在实践中，“未设立承包经营权的农用地”主要是指未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地区的农用地、农村中属于国有的农用地，以及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地区的机动地。
这些农用地均有其特定的目的，如机动地主要是为了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之下，留作土地调整，以便于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些农用地之上不宜设立另外一种用益物权，完全可以通过订立合同，依债权方式来解决。
第二，将“农用地使用权”规定为一种新的物权类型，就应当明确规定这种新型用益物权的设定要件、效力范围，但《送审稿》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也未作出准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规则的规定。
这样就给土地利用实践造成了适用上的困难。
农用地使用权既属物权，则须以一定的公示方法周知于众人。
但农用地使用权的公示方法究竟是什么？占有抑或登记？不得而知。
如依《送审稿》第三章第25条关于土地登记效力的一般规定，在解释上可以认为农用地使用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未经登记，农用地使用权不生效力。
果若如此，农用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功用相同，为何制度设计各异？综上所述，未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用地毕竟很少，就此类土地利用关系无需再规定一种新的物权类型。
利用财产的权利方式并不仅限于物权，利用债权方式解决相关农用地的利用问题，则更具灵活性。
（二）是否有必要以“土地抵押权”来涵盖与土地相关的所有类型的抵押权？在《物权法》之下，土地所有权以及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之上不得设定抵押权，涉及土地之上的抵押权仅限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以及（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此外，还包括了地役权抵押权。
《送审稿》创设了一个新的物权类型“土地抵押权”，这种抵押权究竟指什么？是否包括了上述《物权法》中所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地役权抵押权？第一，在抵押权的类型化上通常采取的方法是以抵押财产的种类为标准；在指称上，也是用“抵押财产的具体类别”+“抵押权”的称谓，如“动产抵押权”即以动产为标的的抵押权，而“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是指以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标的的抵押权。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不能成为交易的客体，自然不能设定抵押权。
因此，“土地抵押权”很明显并不是在土地所有权之上的抵押权，采用“土地抵押权”一语，容易产生误解与误读。
第二，采纳“土地抵押权”一语，可能是为了立法的简约和行文的方便而将现行法律允许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和地役权抵押权均包括在内，此外，还可以涵盖现行法律不允许但以后可能允许的用益物权抵押权，如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权。
但是，在上位阶概念“抵押权”或“不动产抵押权”、“权利抵押权”与下位阶概念“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等具体抵押权之间是否有必要再类型化出一种中位阶概念“土地抵押权”？或者说，下位阶概念所指称的各类别之间是否有足够多的差异性，以使中位阶概念成为必要？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出下位阶概念的各类“权利抵押权”之间有多少特别显著的差异足以说明这种类型化的必要性。
因为抵押权依抵押财产的类别可以分为不动产抵押权、权利抵押权和动产抵押权（高圣平，2009），其中，所谓“土地抵押权”大抵属于权利抵押权，而在《物权法》中明确规定的权利抵押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等均属土地用益物权之上的抵押权，在此之下再作一个位阶的分类，正当性不足。
因此，没有必要再创设一个物权名称——土地抵押权，直接规定各种抵押权类型即可。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主要争议及其解决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是在他人享有所有权的土地之上设立的，设立之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可以占有、使用他人的土地并从中获益，并可以处分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由此形成了所谓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路红生，2007）。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也就有了所谓“设立”和“移转”之分，两者之间的规则设计是不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涉及用地审批、用途管制、规划许可，程序比较复杂，而已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只要不改变用途，其移转应是自由的。
基于《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之间在调整范围上的区分，本文作者认为，虽然房地产开发必然涉及用地，但在我们目前行政管理体制未作重大调整的情况下，为使各部门条分缕析地履行自己的职能，避免相互争权和彼此推诿，《土地管理法》应仅调整土地的一级市场，亦即仅涉及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房地产管理法》应仅调整土地的二级市场，亦即仅涉及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移转。
本文仅就前者而展开。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出让、划拨抑或包括其他？就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而言，《物权法》第137条明文规定了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
《送审稿》第18条第1款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通过出让、划拨、租赁、作价出资入股和转让、出租、继承、赠与、互换等方式取得。
”就该条文的结构来看，“出让、划拨、租赁、作价入股”应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创设的继受取得）；“转让、出租、继承、赠与、互换”则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移转方式（移转的继受取得）。
对于这一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方式的规定，笔者不敢苟同，其原因在于：第一，“出让和划拨”两种设立方式是依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时是否支付对价为标准所作的分类。
本文作者认为，出让和划拨本不属于“法言法语”，大致反映着土地利用制度改革之初人们对于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初步认知。
在物权法之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依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合同而设立，是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所设定的权利负担，至于是否支付对价，自应由双方当事人去约定。
由此可见，出让方式的准确说法应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有偿设立，而划拨方式则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无偿设立（使用权人所支付的补偿、安置等费用并非其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对价）。
第二，在物权法定义之下，尚无法得出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依租赁方式而设立的结论。
依法理，承租人依租赁合同所取得的利用土地的权利并非物权而是债权，承租人依租赁合同所取得的利用土地的权利当然不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这种物权。
目前，允许建设用地使用权依租赁方式取得的依据仅为国土资源部于1999年7月发布的《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
从该意见的内容来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仍要支付对价（租金），仍应尽可能地采取竞价的方式取得，可以划拨使用的仍应划拨，不实行租赁。
因此，租赁方式与出让方式的区别在于：承租人支付的是租金，而受让人支付的是出让金；租赁期限比较灵活（但也不得超过最高出让年限的限制），而出让期限受到最高年限的限制。
但这两个区别并不足以说明在出让方式之外再规定一种租赁方式的正当性。
土地使用人均应支付对价，只不过称呼不同而已，一个称租金，一个称出让金，但就出让金的本质而言，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在我国土地出让的现状之下，出让金在性质上亦属于租金（批租）；至于期限上的区别，也不是允许以租赁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正当理由，因为出让期限本身就可以在最高年限范围内约定。
实际上，国有土地租赁往往成了规避法律对国有土地出让强势管制的一种工具，应予否定。
因此，本文作者反对将租赁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之一加以规定，但已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可将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租赁方式出租给他人使用，不过这已经属于土地二级市场的问题，此时通过租赁方式所设定的也不是某种用益物权。
第三，“出资入股”即意味着自己丧失权利而他人取得权利，由此可见，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土地所有权人的“出资入股”，肯定不是以土地所有权出资入股（在现行法律之下，土地所有权禁止交易），而是土地所有权人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资入股”，即在自己所有土地之上为其所投资的公司或其他组织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这实际上是“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土地所有权人从土地使用人那里所取得的对价不是土地出让金，而是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