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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作者：商逸琪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6期【摘要】当今社会新闻媒体的报道范围和力度日益加大，“媒体监督”一词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媒体监督对于司法机关的活动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
本文将透过当今媒体监督的现状，从媒体监督对法律活动的利弊得失角度具体分析媒体监督与法律公正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媒体监督；法律公正；司法独立；司法审判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日渐普及，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范围和报道力度都在不断加大。
新闻媒体的监督是保证法律公正的重要手段，但是从现状看来，媒体监督对司法活动的“双刃剑”作用还是尤其显著的。
一方面媒体监督有助于维护法律公正，监督执法人员依法行政；另一方面，媒体监督也会威胁司法独立，使得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活动时不能单纯的依靠法律规定行为。
如何平衡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是每个法律工作者，乃至所有关心我国法制建设的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概述（一）媒体监督的概念媒体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载体对某一社会事件、现象或事实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及言论，让这些社会事件、现象或事实接受公众的督促和察看，引起社会和人们的普遍关注，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维护社会和平和正义，达到帮助解决问题的作用。
（二）司法独立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者个人干涉的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工人的原则之一，为各国宪法所确认。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证，是公民自由的保证。
二、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冲突现状（二）媒体监督存在的必要性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法治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对国家权力的约束，离不开监督机制的保障。
媒体监督的出现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广泛的公开的社会舆论监督，借此寻找一种终极控制权。
在现实中，媒体有责任为民众提供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条件。
媒体是公民行使和实现言论自由的重要途径。
试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作者：黄雨桑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10期黄雨桑作者简介：黄雨桑（1992-），女，汉族，江苏如皋人，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本科在读。
【摘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两者的冲突在现代法治进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
这本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知情权与司法独立公正审判这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一方面，新闻自由有助于监督司法，有利于司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如果新闻舆论过度地干预影响司法活动，又会导致司法向民意的妥协，牺牲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所以，两者必须实现平衡与契合。
但要达到两者都能接受的平衡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磨合与调整的。
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冲突的原因和探讨解决的方案。
经过分析后笔者的建议是首先要从立法上予以规范；其次要完善司法建设和规范新闻媒体行业规范；再次要增进两者的沟通协调。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冲突；司法公正一、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冲突现状分析（一）两者概念的界定新闻自由这个概念由来已久，最早是由约翰·米尔顿提出，他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思想先驱。
1644年，在他的《论出版自由》中写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的最重要的自由”。
①美国民主之父的杰斐逊也说过：“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
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
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②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很早就开始关注并重视新闻自由。
关于新闻自由的确切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专家学者的观点看法也并不一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列入宪法的直接或间接保护范围之内，使之上升为一项宪法权利。
”③本人比较同意甄树青教授对新闻自由下的定义“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通过传播媒介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
它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刷、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
从美国经验看如何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摘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者存在冲突，特别是近几年“媒体审判”的现象时有出现。
美国在处理两者关系的实践中，通过严格适用的藐视法庭罪、控制报道的限制性命令、司法机关的自我补救措施，较好地平衡了两者的利益，保障了诉讼参与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对我国当前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媒体审判；藐视法庭罪一、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在现代社会中，传媒对保障民众的自由有重要作用。
因为它保障了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和思想的权利，也保障了民众获取信息的权利。
而司法独立旨在保障民众能在法庭上获得公正的审判、防止人权遭受来自社会上其他力量的践踏，可以说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制度。
故而两者在现代社会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在现实中，两者客观上也存在冲突。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热情日益高涨，同时由于网络舆论的兴起，传媒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甚至能够实现“实时报道”，所以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往往能激起广大民众的激烈讨论，有时还会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
媒体审判可能妨害无罪推定的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p我国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
那么，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是在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还是在侵犯被追诉人获取公正审判的权利呢，值得我们思考。
诚然，在任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中，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但关于传媒与司法的冲突，无论是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抑或是在传媒业逐渐发展、公众逐渐关心司法运行情况的我国，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了平衡此两种价值的价值冲突，美国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借鉴。
二、美国的做法美国在立国之初就特别重视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就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如果由我来选择，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无政府，我不会有任何迟疑地选择后者。
如何看待司法的独立性《如何看待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石，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于司法独立性的理解和认识，却存在着多种观点和看法。
首先，我们要明确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包括法院和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能够依据法律和事实，独立地做出公正的裁决，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左右。
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来看，司法独立是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
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需要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机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司法受到其他权力的干扰，那么公民寻求公平正义的途径就可能被堵塞，权利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司法独立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应当是普遍适用且公正无私的，如果司法过程受到不当干预，法律的执行就会出现偏差，导致同案不同判等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从而削弱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司法独立并非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完全脱离监督和制约。
司法权力同样需要在一定的框架内运行，以防止权力的滥用。
这种监督和制约应当是依法进行的，不能损害司法独立的本质。
在现实中，司法独立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例如，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影响司法的独立判断。
某些情况下，行政机关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
此外，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可能对司法独立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中，公众的强烈呼声和舆论压力可能会使司法机关在做出裁决时面临更多的考量和挑战。
为了保障司法独立，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司法机关的权力和职责范围，建立健全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体系。
另一方面，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确保他们能够坚守法律底线，不受外界干扰，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
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法治视野下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摘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现代民主社会弥足珍贵的两大价值，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实践中二者的冲突屡屡发生。
本文试图探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关系，揭示二者冲突现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并在坚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种价值不可偏废，均应得到尊重的思想指导下，对二者关系的重构提出设想。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媒体监督一、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现代社会中，人们开始将新闻自由看作是一种”第四种权力”--即立法、行政、司法外的第四种权力，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权力。
在我国，新闻自由并不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自由权利，是通过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间接推出的一项权利。
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是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依据。
司法独立，又叫审判独立，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认可和确立的法律准则。
我国宪法始终把审判独立原则作为重要的宪法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大法官所言：”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
”毫无疑问，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在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
首先，两者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审判的公平正义。
其次，两者的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的实现。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而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是保证受到侵害的人的权利得以合法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司法公正。
新闻媒体则通过公开广泛及时的报道，唤起公众意识的觉醒，同时也监督着司法权力的行使，从而保障公民权利。
二、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冲突的法理分析（一）问题的根源--权力配置失衡产生的冲突宪法将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公众的批评，意见等等是通过新闻媒体反映出来的，新闻媒体成为公众发言人，所以媒体对司法监督是媒体的一种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延伸。
人权、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关系的知与行摘要：研究“媒介审判”现象必然要涉及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三权”架构着现代社会的市民社会。
人权是本源，衍生和催生着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实现形式，司法独立是人权的保障。
在实务中，三者的关系集中体现、贯穿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相互“敌视”的良性互动中，均得有所为，有所不能为。
前言新闻界有人称2003年为“记者挨打年”，2004年人大会修改宪法把“人权”入宪，“两会”后又见国家新闻传媒产业结构大调整。
这三件事吸引并引发着笔者的思考。
早些年震惊全国的“张金柱案”，当张金柱面临自己的末日时哀叹道：是记者杀了我。
有类似感叹的不只一人，包括后来“张军案”和“蒋艳萍”案中的主犯，在我国这叫舆论监督的威力。
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曾担纲过舆论监督“急先锋”的典范角色，吸引着3亿人的眼球，发挥着“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的重要作用，但也曾有部分报道对司法产生着消极作用。
西方把新闻媒介通过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称为“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
英美、大陆两大法系的法治国家在高擎“新闻自由”大旗的同时，都反对“媒介审判”，或专门制定《藐视法庭法》或单辟“藐视法庭法罪”以拒斥、惩戒“媒介审判”现象，以捍卫“司法公正”这一最后防线。
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谁要新闻媒介地位隆显，成为“第四机构”呢!但司法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活动，公众享有知情权，公众了解司法审判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
公众(包括大众传媒)、法院和诉讼当事人三者存在着多重矛盾：公众和媒介具有知悉案件审理过程与结果并且就此发表意见的欲望和利益，希望能够不受限制地旁听、报道、评论;法院负有保证诉讼当事人接受公正审判的责任，有维护自身权威，司法独立的尊严等要求，允许公众和记者合法旁听和报道，但同时要求他们尊重司法独立和公正裁判，服从约束;诉讼当事人则有着保障自己接受公平公正审判，维护自身人权和法益的要求。
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如何平衡与契合，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促使人类社会迈向民主、自由、公正、理性、有序的理想状态，引起了社会广泛而深入地思考。
一、“媒介审判”现象须知(一)理论背景人权人权亦即基本权利，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权利，也是为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要求的最低的、起码的、基本的权利。
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人权被认为是彻底的、纯粹的、人之作为人，人之只作为人就应享有的权利。
或概括为“人类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揭示出了人权作为自由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所不能缺少的东西，离开这些条件，人也就不成其为人。
从人权的内涵出发，人人都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平等主体，也是自己的主人，应当享有与这种主体地位相称的价值和尊严。
每个人都有权以一定的形式参与到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
每个人除了受亲自或经由代表制定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外，不受任何其他形式的强制约束。
徐显明教授进一步提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
”[1]他认为，言民主而不言法治，言法治而不言人权，则民主与法制都是虚假的。
2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体的进步与发展。
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百世不移。
我国制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权重塑时代的开始，人权内容的丰富与发展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运动。
所以黑格尔说“‘人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著名功利主义者边沁，在评论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宣言”的时候也说，其“天赋之论”完全是胡说，“自然权利根本就是胡说，绝对的自然权利是利用玩弄辞藻的胡言乱语。
”[2]由于人权的对应面不是自然，所以人权也不是来自于自然。
人权来自于人民自身，并且只能来自于人民自身，是一切人对于他所处的社会的政府而享有的权利，主要是用于限制政府、约束政府、要求政府作为或不作为而承担的某些义务。
新闻自由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新闻有没有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称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世界各国对新闻自由内涵规定各有差异，在日本，日本新闻协会对新闻自由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即两个自由：第一，任何势力也强制不了的符合事实的报道和评论的自由;第二，为此目的而接近新闻出处，采访新闻的自由。
在美国，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通讯自由、批评自由、出版自由和贩卖自由。
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后，提出了衡量新闻自由的四条标准：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批评自由。
[3]采访自由指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新闻事实的权利，政府机关，有关部门和个人应给予方便，而不应进行任何干扰。
传递自由指无论新闻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记者采访所写成的稿件，首先必须传递到所属新闻机构的编辑部，方能进行新闻传播的其他程序。
如果传递受阻，将被视为对新闻自由的触犯和违反。
出版自由指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如果这方面受到限制或发行受到检查，此项自由即遭破坏。
批评自由指允许每个公民有思想、言论自由，可以自由表达各种意见，评论时政、批评政府的政策和官吏的不法行为。
可见新闻自由是社会自由的重要内容，它和政治自由、思想文化自由密切相关。
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各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1994马德里会议文件《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新闻自由对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至关重要，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前提下，对司法活动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进行评论，而且对评论的权利不应予以任何特别限制，除非其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我国已加入)。
我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的言论出版自由。
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胜利果实，其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由三个机关分别掌握和行使并彼此分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垄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如果同一个人或者重要人物，贵族或者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正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4]司法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权人争讼的权力，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
孟德斯鸠指出，这种权力应具有独立的超然的禀性。
他还曾经把司法权同行政权分立作为自由存在的前提，把司法权同立法权的分离作为公民生命和自由的保障，这是很有见地的。
[5]司法独立确立后被奉为现代社会的宪法原则，司法被视为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最后一道防线。
它的公正与否维系着国家的安危、社会的安宁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司法的公正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和能否保持其独立地位。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
通常认为司法独立首先是法院地位的独立，然后是法官司法人格的独立。
“对其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识有控制权”[6]故制度的设计与安排都应以此为突破口。
根据《世界司法独立宣言》和《国际律师协会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应当包括四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即实质独立、身份独立、集体独立、以及内部独立。
实质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指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以及制作司法判决书的过程中，只能按照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
[7](二)人权、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内在联系前面我们从静态角度简单地阐释了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内涵和本质，那么这三者作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车轮，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任何社会群体告别独裁、专制，走向现代社会，自由、公平、正义、民主就成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价值取向，维系社会在秩序中运行的最高准则，国家社会(专制时代家国合一)的一元结构，必然走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
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分解权力集中、打破政治资源垄断，制衡之术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至上手段。
一是政治国家内部社会之间的制衡，二是市民社会对由其产生的政治国家社会的制衡，表现为监督。
所以柏拉图说：“绝对的权力对行使这种权力和服从这种权力的人，对他们的子孙后代及其后裔都是不好的;这种种企图无论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满灾难的。
”[8]在“二元结构”社会模式下，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是社会前进的三只车轮，人权是开辟方向的第一只车轮，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两只相互平行的车轮。
(如图)人权之轮向前驶进，开疆辟土，新闻自由之轮奋然践行，摇旗呐喊跟进;司法独立之轮一手擎利剑，一手托天平，环顾四野与新闻自由之轮齐头并进。
在三者关系中，人权是首位的，是现代社会制度之圭臬，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由其直接衍生和催生的，而二者又通过实现和保障手段反作用于人权。
这从人权的产生理论中可以得到解释，人通过劳动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类特征，成为自然界主体后，每个人不论如何，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便为他人做出了一大贡献：缔结、创建社会。
任何人的其他一切贡献者基于此!所以缔结社会在每个人所做贡献中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因而潘恩说：“社会并未没送给他什么。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
”这种权利就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股东之一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
这种基本权利叫人权。
[9]可见人权是基于维系社会存在而产生的权利，是权源，是一切权利与权力的乳母。
生存与发展这种基本人权得以满足后，人必然追求更高级态的人权，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权利，言论或称思想表达自由便成了满足基本人权后的人的必然追求目标。
人们要有效地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并拥有知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信息的权利。
基于此，便衍生了新闻自由权和知情权。
媒介是大众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的载体和代议性的组织，媒介应属于人人，但人人不能办报。
社会个体把自己的言论自由权浓缩转化为新闻自由权委托授权给供职于媒体从业的记者、编辑行使。
所以新闻自由要忠于真实、忠于大众;以及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和“社会公器”的角色定位，理论依据皆源于此。
人权产生后，人权的发展和实现谁来保障，不同个体的权利相冲突时何处救济，谁来公允裁决?寄望于“自然权利”自然的“天行有常”的规律吗?信任于“人的理性的力量”吗?结果往往让人失望。
中国“文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砸烂公检法”，结果人权荡然无存。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破产，“社会责任论”的出笼，就是很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