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高等教育的外部性
几乎多有的人类活动都不可避免的伴有外部性，教育也不例外。
教育被普遍认为都是具有“很大”“正外部性”的现象。
卢卡斯认为，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同时通过“潜移默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都会提高。
但他并不因此获得额外的报酬，高等教育也是同一个性质的。
高等教育外部性指的是高等教育服务的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所带来的额外的成本或收益，而这种有利影响的接受者并未付出任何成本的现象。
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传递不通过价格机制，其接受者无需付出成本，其他受益者并不需要对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进行付费；第二个特征，在个人获得收益的同时，其他人也获得了收益。
比如：教育程度的提高使我们的收入增加，增加的同时也会为国家交一些税，具有外溢性，这两种收益具有不可分割性。
但它具有特殊性，它是高等教育外部性的极端表现。
高等教育服务随着消费人数的增加而变得拥挤，它的效用虽然为全社会成员所共享，但是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
因此经济学家又称它为俱乐部产品，即如果学生不服学费就不能享受高等教育服务，具有排他性。
第三个特征，引起他人效用的增加或者成本的减少。
由于高等教育外部性的接受者无需付出成本，因此会使效用得到增加，其成本相对减少。
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税收收入。
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其入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因其缴纳的税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也是比较多。
哈佛大学毕业的学子都是比较顶尖的人才，一般都是进入比较尖端的各行各业，其年收入也是一个很大数字，那么所证得税收也是比较高的。
（2）增加社会内聚力，公共教育向受教育者灌输一种共同文化准则，这种准则可以低交易成本、缓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
就比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就比较重视和平发展的观念，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一股力量。
（3）减低犯罪率，改善社会治安状况。
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法律意识较强，因此相对更少的选择犯罪。
（4）降低人口出生率。
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妇女的受教育水平，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口出生率。
（5）改善社会健康状况。
教育使人们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减少疾病传播的机会，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
（6）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
受过教育的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思想觉悟，参政议政的能力比较强。
从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是对经济、社会、政治展开来讨论的。
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的正外部性来看，高等教育对社会和个人在经济方面都会产生一定正的外部性，在这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体现这一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揭示了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一种政策工具。
高等教育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持和人力资本。
而且还直接为经济发展提供各方面的人才。
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正外部性来看，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和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较多的联系在一起。
柯恩认为。
教育的社会收益中有外部收益，即那些归因于教育投资而本人不能获得的收益。
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很难用数字来表现出来，在上一段的(2)(3)(4)（5）的侧面才可以看得出来。
并且高等教育对于社会价值的正外部性表现为对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最主要机构是大学，是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引领社会真善美的追求，坚持一种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的社会价值体系。
高等教育对于政治的正外部性来看，尽管现在很多大学都想摆脱政治来崇尚学术自由，但是总会无可避免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
把教育当作政治的工具也是许多教育哲学家的观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杜威，都认为教育受政治的影响和控制。
而且现在国家队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延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培养政治人才。
就比如美国的很多位总统大部分都是毕业于美国的名校，他们中很多是学习政治、法律的。
在很多人看来高等教育是只有正外部性或正外部性远远大于负外部性，不然世界上很多的父母都想把孩子送上大学。
但是高等教育也是有自身固有的负外部性的：
其一：高等教育一直被看成是“脱贫致富”、“出人头地”的法宝，很多父母就算是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但是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走向大众化，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加上农民增产不增收而高等教育的学费呈现“几何级
数”增长之势的多重压力下，“教育返贫”现象严重。
2004年，据甘肃省农业
部门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甘肃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
“教育”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大因素。
据调查，青海贫困农民的年纯收入在800元以下，而从1994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升至5000—8000元，学费猛增约20倍，而国民收入增长不到4倍。
近年在青海省属各大专院校就读的学生，每年学费和生活费等各项支出约需
1万元，一个家庭供养一个本科生，最少需要4万元，省外就读花费更高，相当于贫困农民50年收入。
教育返贫现在发生更多的是西部地区，他们大部分生活贫困，但是却要支付高昂的学费。
（虽然看起来不多，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
其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而需求膨胀，社会竞争日益炽热化，社会压力沉重，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极端的非理性”，因此“应试教育”弊端难愈。
而我们现在一直倡导着素质教育，这与中国未来提倡素质教育相违背，不利于中国的教育方面的改革。
其三：教育资源浪费。
高等教育部门在国家计划指令下进行人才产品的生产，以应试教育为主，高等职业教育落后，专业设置与人才市场需求脱节，造成教育成本增加，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于找工作都是比较眼高手低，但是他们在大学接受的教育又不能与实际的工作要求相符合。
一些高水准的工作岗位的确招不到人，导致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其四：是最重要的一点，从以下的表格可以看出来，从社会收益率的角度上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呈递减趋势；从个人收益率的角度来看，初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最高，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略高于中等教育；由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不是特别明显，高等教育在收益率上明显是少于初级和中级教育，但是投入的成本却是比初级和中级的成本多的多。
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略高于社会收益率，这可以看得出来高等教育已经更多的属于私人物品的外化了。
这让我联想到德国这一个非常治学严谨的国家。
它仅仅依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慢慢的振兴发展起来的国家，现在已经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了。
但是它的教育体制更值得我们思考的。
虽然德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但是只有14%的人数比例上大学继续升造，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接受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
而德国的
经济的繁华、精致高质量的产品是与那些接受非常专业知识的职业教育人才紧紧相联系的。
这说明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对社会的发展是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国家教育体系中所欠缺的。
教育收益率的国际比较
像刘琼老师说的那样，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存在的两个严重的问题：（1）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收益中，有75%以上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很不明显。
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提高私人效用，其私人物品属性较强。
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很低，高的个人收益与低的费用收取不协调，
这种比例关系严重不对称。
所以今后在不断完善针对困难学生的自主系统的前提下，我国应适当提高高等教育的私人缴费标准，但是也要尽量减少教育返贫现象（2）在高等教育内部，与本科教育相比，研究生的外部性更弱，其私人物品属性更加明显。
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存在不同的有效率的交易治理机制。
对于高等教育这种准公共物品来说，应该是市场与政府共同调节，但是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私人属性更大，则应该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
虽说现在今年的研究生的学费是自费，但是政府拨款支出比例还是相当大。
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私人属性，在管理的体制上，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增加学校的自主权。
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补贴的形式进行对高等教育的支持。
由于高等教育的学费相对较低，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支出，学生应该相对承担适合的私人缴费，最好体现出“谁受益、谁缴费”的原则。
而且现在当地政府利用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使高等教育依赖政权，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独立，成为政权的另一个附属。
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生教育的私人属性比本科教育更明显，对研究生教育可以实行更为开放的管理模式，比如，在课程设置、招生规模、缴费等方面，赋予学校更多的权限，让其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灵活把握，相关部门只需在宏观上进行指导调节。
由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不是很明显，越是接受更高的教育自我受益更大，其中的费用更是要得益者自己承担。
当前我国已经走向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这其中的过程也必然会涉及高等教育的外部性问题，探索这些问题，也有利于变革高等教育体制，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