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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事件始末中新网4月8日电受累于去年爆发的外汇交易巨额损失案，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8日正式下课。
港股蓝筹股中信泰富周三盘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宣布荣智健辞任公司主席等董事会变更事宜，并宣布股票于明日复牌。
以下为本网整理的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事件的始末：2008年10月20日香港恒指成分股中信泰富突然惊爆，因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而巨亏155亿港元！其中包括约8.07亿港元的已实现亏损，和147亿港元的估计亏损，而且亏损有可能继续扩大。
中信泰富两名高层即时辞职，包括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集团财务总监周至贤。
莫伟龙获任集团财务董事，负责集团财务及内部监控。
2008年10月21日中信泰富股价开盘即暴跌38%，盘中更一度跌至6.47港元，跌幅超过55.4%，当日收报于6.52港元，跌幅达55.1%，远远超过业界预计的20%左右的跌幅。
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确认，已经对中信泰富的业务展开调查，而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在两天内已经跌了近80%，联交所公布的公告显示，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及母公司中信集团，于场内分别增持100万股及200万股，来维持股价稳定。
2008年11月香港中信泰富在炒外汇衍生工具录得巨额亏损后，终于获母公司北京中信集团出手相助。
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授出11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认购中信泰富发行的可换股债券，以及承担中信泰富在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的损失。
2009年3月26日中信泰富公布08年全年业绩，大亏126.62亿港元，董事会主席荣智健强调集团财政状况仍稳健，暂时无供股需要。
2009年4月3日中信泰富继早前被香港证监会调查后，3日再度接受警方调查。
由以上两案来看，两公司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其订立的合约如分为两部分的话，前半部分买入看涨期权可以看作出于保值的愿望和行为，但后半部附带的作为前半部合约对价的卖出协议，使两公司都成为期权的庄家，从而使整个交易成为投机交易。
从这个角度看，两公司的投行对手才是真正的资产“保值”者，他们以合约前半部条件为“权利金”，购买了一个“看跌期权”，从而规避了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
中信泰富巨亏案例分析一、公司背景中信泰富的前身泰富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
1986年通过新景丰公司而获得上市地位。
同年2月，泰富发行2.7亿股新股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集团）持有泰富64.7%股权，自此，泰富成为中信子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业务集中在香港及广大的内地市场。
业务重点以基建为主，包括投资物业、基础设施（如桥、路和隧道），能源项目、环保项目、航空以及电讯业务。
中信泰富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并为恒生指数成分股之一。
其最大股东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二、案例背景2006年3月底，中信泰富与澳大利亚的采矿企业eralogy Pty Ltd达成协议。
以4.15亿美元收购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炖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Sino-Iron和Balmoral Iron的全部股权。
收购之后它将成为中国未来巨大的铁磁矿石供应商。
中信泰富大股东是国企中信集团，属红筹股，而香港恒生指数的成分股都属蓝筹股，中信泰富恰是恒指成分股，所以中信泰富集红蓝一身，加上澳大利亚的收购项目是目前澳洲已规划开发的规模最大的磁铁矿项目，中信泰富的资金实力可见一斑。
然而，这只香港红筹股却于10月21日曝出155亿美元巨额外汇交易亏损的噩耗，当日股价下挫55%，累及恒生指数下挫1.84%。
使中信泰富遭受巨亏的则是为其在澳洲的磁铁矿项目规避风险而购买的杠杆式外汇期权合约——Accumulator。
三、案例分析（一）杠杆式外汇期权合约Accumulator意为累计期权，属于杠杆式期权的一种，所谓杠杆合约则是收益放大同时风险也放大的合约。
中信泰富购买的为变种累计期权，英文全称是Knock Out Discount Accumulator（KODA）。
最初Accumulator是投资者与私人银行订立股票累计期权合约，也就是投行设定一个股价，当市场价高于这个价格时，则可以规定价买入股票以套利，但是当市场价低于这个规定价格时，却需要投资者买入双倍的股票，一般最低认购额是百万美元。
现代商业MODERN BUSINESS35一、中国企业频发衍生品交易亏损事件，国资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４日，国资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要求央企严守套期保值原则，禁止投机。
这不禁让人想起此前国内众多央企爆出的在金融衍生品中的巨额亏损事件，包括中航油（新加坡）因参与石油期权衍生品交易造成５．５亿美元亏损；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在航油套保值上分别高达６８亿元和６２亿元的亏损；中国远洋在 ＦＦＡ（远期运费协议）上高达５０多亿元的投资亏损拨备；以及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双铁”）出现的１９元亿和３亿元的大额汇兑损失等。
在一系列投资复杂金融衍生品亏损事件中，最令国人震惊的当数中信泰富１５５亿港元汇兑损失。
二、中信泰富事件回顾１、中信泰富与１３家投行签定多个复杂金融衍生品合约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信泰富曝出曾与花旗银行香港分行、瑞信国际、法国巴黎百富勤、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１３家外资银行签订了数份杠杆式外汇合约，其中金额最大的是澳元累计期权合约，总额为９０．５亿澳元，锁定汇率０．８７。
合约规定在此后两年多内，每月（部分是每日）以０．８７美元／澳元的平均兑换汇率，向交易对手支付美元接收澳元，最高累计金额约９４．４亿澳元。
（据外汇分析人士推测，签约时间点应锁定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前后，因为在２００７年ｌ０月以后，澳元兑美元的汇率才处于０．８７之上。
自２００７年底至２００８年７月，澳元一直处于上升态势，２００８年７月，公司在两周内又增加了很多类似合约。
）２、合约签定当时已造成中信泰富亏损这些合约规定中信泰富的向上利润有敲出封顶，而向下亏损却是加倍且无敲出的：如果汇率保持在０．８７美元／澳元以上，中信泰富会获得有限利润，敲出障碍期权便利总利润最多只能有４亿多港元，而且若每月利润超过一定额度，投行即可选择取消合同，则以后有限利润也无法取得；而极不对称的条款是当汇率低于０．８７美元／澳元时，中信泰富需要加倍以０．８７美元的高价接澳元仓位直至合约日期结束。
期货经典战役之中信泰富外汇事件期货经典战役——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00267)发布公告称，公司为减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而引致亏损,实际已亏损8.07亿港元。
至10月17日,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为147亿港元。
换言之，相关外汇合约导致已变现及未变现亏损总额为155.07亿港元。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汇市波动剧烈，中信泰富因此遭遇巨额汇兑损失。
该公司主席荣智健20日表示,2008财年公司可能因此出现净亏损。
财务董事张立宪未遵守对冲风险政策来进行有关外汇交易，财务总监周志贤也没有尽到监督职责。
从即日起，两人辞去董事职位。
对冲风险外汇合约巨亏据中信泰富公告称，集团为了减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以对冲风险。
自2008年9月7日察觉到该等合约带来的潜在风险后，公司终止了部分合约。
但2008年7月1日至10月17日，公司已因此亏损8.07亿港元。
同时，中信泰富表示，目前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为147亿港元。
但合约期限截止到2008年12月底，按当时公平价定值的亏损并不等同于目前的数据。
公司将密切监察及留意实际情况，适当时将终止或重组该等合约。
一银行国际业务部人士表示，大型企业在进行数额巨大的海外收购时，由于付款时间较长且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因而必须考虑本币及收购执行货币的汇率不确定性。
为尽可能锁定成本，一般企业都会进行外汇衍生交易。
据了解，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是目前非常普遍交易工具。
交易者只需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数十倍的额度交易，本质上属于高风险金融交易，外汇价格正常的波动会因杠杆放大。
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肆虐下，部分国家货币汇率近3个月来波动剧烈。
类似波动在经杠杆放大后，将更为惊人。
相关责任人辞职“如果单纯出于避险的目的进行类似外汇保证金交易，亏损基本在可控范围内。
金融工程案例分析中信泰富事件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滨江学院课程论文题目金融工程案例分析——中信泰富事件课程金融工程案例分析专业 2013级金融工程学生姓名吴欣怡学号任课教师李长青二Ｏ一六年六月三日金融工程案例分析——中信泰富事件一、案例简介2008 年 10 月 20 日，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泰富召开新闻发布会。
中信集团主席荣智健表示，由于中信泰富的财务董事越权与香港数家银行签订了金额巨大的澳元杠杆式远期合约导致已经产生 8 亿港元的损失。
由于这笔合约的期限为二年，荣智健说如果以目前的汇率市价估计，这次外汇杠杆交易可能带来高达147 亿港元的损失关键词：中信泰富；外汇；远期杠杆二、案例的具体内容中信泰富的公告表示，有关外汇合同的签订并没有经过恰当的审批，其潜在风险也没有得到评估，因此已终止了部分合约，剩余的合同主要以澳元为主。
管理层表示，会考虑以三种方案处理手头未结清的外汇杠杆合同，包括平仓、重组合约等多种手段。
荣智健在发布会上称该事件中集团财务总监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
他同时宣布，财务董事张立宪及财务总监周志贤已提请辞职，并获董事会接受，而与事件相关的人员将会受到纪律处分。
自即日起，中信集团将委任莫伟龙为财务董事。
由于这笔合约的期限为二年，荣智健说如果以目前的汇率市价估计，这次外汇杠杆交易可能带来高达 147 亿港元的损失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SINO—IRON铁矿投资项目，亦是西澳最大的磁铁矿项目。
整个投资项目的资本开支，除目前的16亿澳元之外，在项目进行的25年期内，还将至少每年投入10亿澳元，很多设备和投人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
为降低澳元升值的风险，公司于2008年7月与13家银行共签订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对冲澳元、欧元及人民币升值影响，其中澳元合约占绝大部分。
由于合约只考虑对冲相关外币升值影响，没有考虑相关外币的贬值可能，在全球金融危机迫使澳大利亚减息并引发澳元下跌情况下，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告因澳元贬值跌破锁定汇价，澳元累计认购期权合约公允价值损失约147亿港元；11月14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中信集团将提供总额为15亿美元(约11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用于重组外汇衍生品合同的部分债务义务，中信泰富将发行等值的可换股债券，用来替换上述备用信贷。
中信泰富巨亏案例分析—内部控制角度一、公司简介中信泰富的前身泰富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
1986年通过新景丰公司获得上市资格，同年2月，泰富发行亿股新股给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集团）持有泰富%股权。
自此，泰富成为中信子公司。
而后，中信（香港集团）通过百富勤配售部分泰富股份，使中信（香港集团）对泰富的持股量下降至49%,目前已降至%。
1991年泰富正式易名为中信泰富。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的业务集中在香港及广大的内地市场，业务重点以基建为主，包括投资物业、基础设施(如桥、路和隧道)、能源项目、环保项目、航空以及电讯业务。
另外，透过其全资附属机构大昌贸易行有限公司及慎昌有限公司进行贸易及分销业务。
集团在港拥有多项物业项目，包括大型住宅及优质商用物业。
于一九九七年，公司的总部大楼“中信大厦”更于海旁落成，为香港海滨的重要标志。
中信泰富现上市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是恒生指数的成份股，属于蓝筹股。
此外，因为其大股东是国企中信集团，中信泰富也被视为红筹股。
红加蓝就是紫色，于是，一些香港的分析师把中信泰富戏称为“紫筹股”。
公司业绩优良，2007年年报显示公司盈利高达亿港元。
早在2006年，公司董事会主席荣智健曾展望了中信泰富的三大主营业务：钢铁、航空、地产。
在荣智健看来，未来几年中信泰富将把钢铁业务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核心业务，而航空、地产成为了“守成”式的日常营收业务。
为了拓展核心业务，中信泰富曾先后收购了内地三家龙头特钢企业。
2008年中信泰富全年特种钢业务净利润大幅提升68%，盈利达亿港元，成为对中信泰富利润贡献最大的业务。
二、中信泰富前董事长简介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
荣智健可谓衔玉而生，他的爷爷荣德生是中国棉纱大王，百年前，无锡荣宗敬与荣德生两兄弟，白手创业，贵为中国面粉和棉纱大王。
他的父亲荣毅仁，着名“红色资本家”，曾任国家副主席，其爷爷是中国棉纱大王，百年前，荣宗敬与荣德生两兄弟，白手创业，贵为中国面粉和棉纱大王。
中信泰富事件
事件亏损具体产生：为了降低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中面对的货币风险，从2007年起，中信泰富开始购买澳元的累计外汇期权合约进行对冲。
该操作的操作不当（澳元贬值）引起巨额亏损。
风险对冲：通过投资或购买与标的资产收益波动负相关的某种资产或衍生产品，来冲销标的资产潜在的风险损失的一种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产生原因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其中内部控制是主要原因。
内部环境包括：
董事会制度：
董事长大权在握控制着董事会
独立董事制度失去作用
董事会高管巨额薪酬
风险评估：
中信泰富事件反映出其内部的风险监管和治理机制存在问题，累计期权的风险与收益严重的不匹配，收益固定但风险却无限。
中信泰富选择了澳元作为买卖产品，但却并未考虑汇率变动引起的汇率风险而设定止损金额。
风险表现包括：
1.市场风险：截至2008年第一季度，中信泰富共先后买入澳元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因全球金融海啸，澳元大幅贬值。
澳元兑美元从全年最高价（七月份为0.9848）狂跌到10月份的0.6004
2.流动性风险：
中信泰富08年10月20日对外披露自身资产巨亏信息，由于巨额亏损，曾出现短暂的流动性危机，随后中信泰富主席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母公司授出11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认购中信泰富发行的可换股债券，并承担中信泰富在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的损失。
3.信用风险
受巨额亏损等负面消息影响，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2008年10月的股价暴跌逾5成，收市时跌幅达55.1%,股价由14.52港元跌至6.52港元。
大量投资者对中信泰富信心不足。
集团主席荣智健代表董事会向公众表示道歉。
为挽回投资者信心，荣智健声明称：中信泰富拥有包括特钢、铁矿、地产、基建等各种优良资产；中信泰富集团高级管理层发现问题后，召开了特别董事会，并授权审核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并同时也在寻求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支持。
控制活动：一般包括业绩评价，信息处理，实物控制，职责分离。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出盈利预警，首次披露持有超过百亿澳元的累计期权，并称早在9月已经察觉其潜在风险。
中信泰富事件折射出中信泰富外汇衍生品交易在操作上违背了基本的内部控制原则，尽管公司有很多的规章，实际上都成了摆设，而没有被执行。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的落实甚至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因为没有被落实的制度形同虚设。
所以，控制活动一定要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才能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信息沟通：
信息与沟通指为了使职员能执行其职责，企业必须识别、捕捉、交流外部和内部信息。
沟通是使员工了解其职责，保持对财务报告的控制。
而中信泰富的内部信息沟通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中信泰富的财务层面对金额如此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合同，不向公司董事会汇报与请示，信息在企业内部就不流畅。
另外，早在2008年9月7日，中信泰富董事会即已获悉该公司投资外汇交易，酿成百亿亏损，却在9月9日的一份公函中称，“公司的财务或交易状况没有出现重大不利改变”，而直到2008年10月20日，该公司才正式对外坦诚损失。
内部监督：
中信泰富作为在业内颇有影响的红筹股公司，其自身的内部监督却没能合理有效的设计与落实。
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志健的公开信中称，“集团财务董事未遵守集团风险对冲政策，在进行交易前未按照公司一贯规定取得董事会主席的事先批准，超越了职权限度”，“财务总监未尽其应有的把关职责，没有将此等不寻常的对冲交易提请董事会主席关注”。
中信泰富巨额的外汇交易亏损反映该公司欠缺适当的内部监管，透明度不足。
企业要想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并切实予以实施，且实施的效果良好、内部控制能够随时适应新情况等，就需要对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进行再控制，即对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总结：
首先基于企业现有的内部环境,对企业经营活动风险,包括公司层面的风险和业务流程方面的风险进行评估,确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并针对风险评估确定的风险点确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实施内部控制活动;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和沟通机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进行收集、加工、整理,及时反馈至企业内部控制相关的各方,并同时实施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以提高控制措施实施的有效性,从而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
中信泰富正是对风险没有合理估计，对权力没有有效监督，在信息披露上又严重违规，结果导致内部控制系统漏洞百出，最终成为其巨额亏损的根本原因。
巨亏原因分析：
加框效应：
高估收益头寸。
加框效应是指在投资决策时，对低概率事件作出过高的期望，从而使得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加框效应的实质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输赢概率，降低对损失可能性的估计，而提高了对赢利可能性的估计，因此选择了与市场方向完全相反的决策。
由于特种钢生产业务的需要，中信泰富2007年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公司的全部股权。
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
而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中信泰富在市场上购买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即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澳元多头上。
在中信泰富看来，澳元在最近几年的持续升值趋势还将保持，做多澳元肯定会赢利。
然而，一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让澳元飞流直下。
对澳元价值前景的误判导致了中信泰富决策的失误，并最终让中信泰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投入升级：
误判市场风险。
投入升级主要是指投资决策者为了证明自己最初选择的正确性，进一步向已经存在较大风险或者证明可能失败的地方继续追加新的投资，希望能够弥补过去的损失，并最终获得赢利。
投入升级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获取高额收益的期望，和即使在低概率条件下运气也会改变的信念相结合的产物。
中信泰富买入澳元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并且其买入行为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采取分批买入的方式。
应当说，中信泰富在投资澳大利亚磁铁矿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话，此时做多澳元完全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密集买入澳元的时段为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而此时，全球经济已显危险征兆，特别是到了2009年，所有不同经济体衰退的趋势非常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信泰富已经发生明显亏损却仍在一味做多澳元。
之所以如此，就是中信泰富认为澳元跌势已经见底，并试图通过追加投资挽回前面的损失，结果窟窿越填越大。
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
企业没有建立起防火墙机制，在遇到巨大的金融投资风险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对冲交易来规避风险，使风险无限量扩大。
事实上公司是建立起了会计事务所设计的风控机制来预防流动、营运风险的，但因为总裁荣智健的独断专行，该机制完全没有启动，造成制定制度的人忘却了制度对自己的约束的局面。
产权经济学原因：
国家控股企业由于事实上割裂了产权所有者和产权经营者的利益链条，不仅淡化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意识，而且也放松了经营者对市场的风险意识。
因为，在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中，风险最大承接者是政府。
中信泰富正是背靠着官方这棵不倒的大树，以为政府具备了超级的风险分解能力，才敢于大胆压赌，孤注一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