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腐败的社会学解读-精品文档资料

教育腐败的社会学解读公共物品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 CorruptionWANG Zhan-jun（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 Beijing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Education corruption is thought highly as an education problem. This paper defines education corruption, anddiscuss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corruption.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e think the cause of education corruption is that the power groups have gained education resources by their especial power. As a result, the public of education is damaged.教育腐败不仅是教育领域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顽疾。

可以说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同声斥责种种教育腐败行为，其间既包括民间大众群体、媒体也包括学术界。

在已有的学术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虽然专门谈及教育腐败的不多，但是在对腐败问题的专门研究文献中也往往会涉及教育腐败问题，尤其是近些年一些学者利用经济学的工具对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如罗斯?阿克曼的《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我国学者郑利平的《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从国外的研究看，对教育腐败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教育腐败的界定、分类和测量上[1]，而对教育腐败的理论分析方面的成果并不多见。

本文拟用社会学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教育腐败进行分析，试图对教育腐败的认识和治理有所助益。

一、教育腐败的界定教育腐败是个难以界定清楚的概念，但是作为一项合理的理论研究，仍有必要界定清楚所讨论的问题，因为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合理的问题域有助于问题的讨论和澄清。

鉴于教育腐败和腐败存在着共通之处，那么有必要了解权威辞书和一些研究文献中关于腐败的概念界定。

《辞海》：“腐烂。

《汉书?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也泛指坏，堕落。

”《辞源》：“溃烂发臭，陈旧迂陋，腐朽败坏。

”已有的文献对腐败的界定各异，大概有两种类型，一是受贿型腐败的界定，如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在其著作《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所有未上报上司而由代理人收取的支付"；另外一种类型是公权谋私利型的界定，如安德瑞?施雷弗和罗伯特?韦什尼（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Vishny）认为的腐败就是政府官员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出卖公共权力[2]。

我国学者张曙光在其《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分析》中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所谓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或者具体说就是“指通过损坏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牟取私利”[3]。

而学者郑也夫的界定则更为宽泛，他把腐败分为三组：即物质的腐烂与瓦解；道德的堕落；公共事务滥用职权。

教育腐败作为腐败的下位概念，它的概念属性当然会符合腐败的一些概念特征，但是更多地会由于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而表现出实质上的差异。

笔者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根源于教育的本质属性，即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

公共物品指的是相对一组主体（X1、X1……Xn）而存在的物品，如果其中任一主体Xi可以消费它,那么其他主体也能消费它[4]。

教育这一公共物品是由人们联合生产的，由此，教育腐败指的是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主体不生产教育这一公共物品，却选择搭便车消费教育这一公共物品从而侵害教育公共性的行为。

可见，教育腐败就是由教育行为主体、搭便车避免生产教育这一公共物品的成本的操作过程和最终对教育公共性的侵害的结果三个条件构成。

二、教育腐败的分类教育腐败在现实中的表现可谓色彩斑斓、形式各异。

也有学者对教育腐败做了归类，如我国学者杨东平认为教育腐败可以分为：(1)行业性的不良风气,不规范收费、内部照顾的潜规则等等;(2)办学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如大规模的乱收费、注水文凭、学术腐败等;(3)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舞弊、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

即从行业性不正之风,到违规违纪的不规范行为,到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这样的一个分布[5]。

还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分类形式，大多涉及到了目前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现象。

但显然这种分类是按照教育腐败的内容来分的。

笔者认为，从教育腐败的概念出发，根据教育腐败发生的主体分类更为合理一些。

由此，教育腐败可以分为教育行政腐败、学校管理腐败、学术腐败。

教育行政腐败指的是教育行政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在教育活动中不付出教育成本，却获得教育这一公共物品，甚至是从教育活动市场外获得额外的利益补偿的违规行为。

这种类型的腐败和其他行政部门人员的腐败特征基本相同，属于公权腐败。

学校管理腐败指的是学校管理部门人员非正当使用学校管理权，谋取个人或者团体利益的营私舞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违规行为。

这一类型的腐败发生在学校管理部门，虽然管理者权力相对有限，但是仍属于公权范围内，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公权腐败。

例如湖北美术学院原院长李某1996年7月至2000年10月间，利用负责招生工作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妻违法收受19名考生家长所送的人民币22.3万元和41名考生家长的所送的"好处费"13.38万元，被称为"吃黑院长"。

第三种类型的腐败即学术腐败指的是教育活动中的行动者，不履行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准则，不付出获得学术资源（科研成果、专利等）的成本却获得学术资源的违规行为。

例如媒体曾披露的武汉大学薛某以一本子虚乌有的经济学专著《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导。

限于文章的篇幅和学术腐败的特殊性，本文着重分析的是教育管理群体的腐败，而对学术腐败分析较少。

三、教育腐败的理论分析对教育腐败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其中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交汇的理论产物，最初起源于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假设，即行为者总是追求自我利益，并试图使其最大化。

从20世纪中期起社会学家开始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做出超越，他们更为关注自私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如何创造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需要的规范与合作方式。

最终形成以赫克特和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形态的理性选择理论。

其中赫克特的群体团结理论由于延续并发展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成就，其理论效能更为可观。

赫克特虽然也赞同理性选择的基本假设，但是他更关注的是那些理性的、资源占有最大化的行为者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建立起文化与社会系统来促成这样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

他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可以为行为者为什么建立并遵守群体的规范义务提供答案”[6](P319)。

在赫克特的理性选择理论中，他对群体活动的分析逻辑是这样的：群体――公共物品――搭便车――群体类型分析――群体控制模式――群体团结。

群体在赫克特的理性选择理论中被概念化为为了向成员提供或者生产物品而存在的事物。

由群体成员共同活动所制造，而且可以为群体外的成员所获得的产品被称为公共物品，而在这种公共性的生产中，不参与公共物品生产却消费物品就是理性的，避免生产公共物品的成本就是搭便车。

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秩序的基本问题也就围绕着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搭便车问题进行。

同时，基本的社会秩序问题则围绕着如何创建群体团结从而生产出免于被搭便车的公共物品展开。

这样团结就被视为对搭便车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群体团结不仅和依赖、监控与赏罚有关，而且还与群体类型密切相关。

赫克特根据群体不同的控制模式将群体分为义务性群体和补偿性群体。

在义务性群体中，成员生产公共物品是为了成员的消费，因而成员高度依赖这种生产行为，在此群体中，遵守规范是理性的行为。

而在补偿性群体中，公共物品生产更多为了面向市场交换获得外在补偿，在这样的群体中，不事生产、搭便车就是理性的选择。

结果在补偿性群体中，将不得不高度依赖惩罚和监督的控制形式，而且由于成员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倾向，群体团结的程度要远低于义务性群体。

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工具为我们认识教育腐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它的较为成熟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对教育腐败问题的分析很有帮助。

笔者拟按照它的逻辑线索即群体――公共物品的生产――搭便车――群体类型分析――群体控制模式――群体团结来分析教育腐败问题。

首先，从教育腐败行为的主体来看，上文依据发生主体把教育腐败分为教育行政腐败、学校管理腐败和学术腐败。

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由社会成员共同生产，而且可以为社会成员共同消费，具有公共性。

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秩序和效率需要，衍生出两种教育活动群体，一个是掌控教育资源的群体，即具有公权的教育管理群体（部门）；另外一个是普通受教育群体（公众）。

在掌握公权的教育活动群体中，公权的存在将为教育腐败的发生提供前提条件，当然有公权并不意味着腐败必然发生，但在监督和制衡薄弱的情况下，公权正好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一部分群体成员利用公权去正常的教育活动市场外与其他活动者进行交换，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

在这种群体中，不付出教育成本搭便车被视为理性的选择，部分逃避了监督和惩罚的群体成员利用公权获得了教育资源，甚至获得额外的补偿。

例如在现实中，一些官员不参与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听课不做课题但是却堂而皇之地在大学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公权腐败。

而在普通受教育群体（公众）中，成员高度依赖公共物品（教育资源）、顺从教育活动规范显然是理性的，在此群体中只有付出教育成本才能获得教育资源，在这样的教育交换市场，比较容易实现群体的团结，也就很少需要对搭便车进行社会控制。

针对学术腐败也可以做近似的分析，虽然不像公权腐败那样有明显的群体特性，但同样，基于搭便车不付出必要的成本的理性选择倾向，这些成员没有履行公众所认同和遵守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却同样获得了学术资源。

因循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线索，我们最终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群体的控制模式上，而对教育活动群体控制模式的分析也将是下文提出腐败治理的理论依据。

根据赫克特的理论，往往可以通过在补偿性群体中实施正式的社会控制，即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提高监控与赏罚的程度，从而减少成员的搭便车现象。

当然这种正式的控制由于消耗了监督成本无疑也会增大教育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