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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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集》如何体现惠特曼对诗歌艺术的革新?《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创作的一部重要诗集,通过其独特的艺术手法体现了对诗歌艺术的革新。
1.自由诗体:惠特曼将《草叶集》创作为自由诗,摒弃了传统的韵律和格律的限制。
他尝试了长短不一的句子和自由流动的诗句,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束缚,以实现对内心和情感的自由表达。
2.散文诗:《草叶集》使用了散文诗的形式,将散文和诗歌结合在一起。
惠特曼通过散文的方式,以自由的行文方式表达他的思想和感受。
这种形式使得他能够创造出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性的文本,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他的诗歌。
3.广泛主题和广采材料:《草叶集》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和材料,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精神等。
惠特曼以庞大的篇幅和详尽的描写,展现了人类的复杂性和世界的多样性。
他的诗歌包含了人类普遍的经验和情感,以及个体的独特经历和观点。
4.性与身体的自由表达:惠特曼的诗集敢于以独特的方式讨论身体、欲望和性的话题,挑战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
他以坦率和大胆的语言来描绘身体的美丽和活力,以强调人类身体的自然与神圣。
5.平等与民主价值:《草叶集》表达了对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
惠特曼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和尊严,主张人们应该平等地享受自由和权力。
他的诗歌中流露出对美国民主理念的推崇和批判的社会现实。
通过这些革新的艺术手法和广泛的主题选择,《草叶集》成为了19世纪美国诗歌的里程碑之作,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颠覆了传统诗歌的形式和主题设定,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特性,同时也呼吁人们思考人类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诗歌的力量和价值。
论惠特曼诗歌中自然意象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诗人,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自然意象,并运用了许多自然比喻和拟人手法。
这些自然意象在惠特曼的诗歌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使诗歌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
在中国诗歌中,自然意象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法。
许多中国古代诗人都善于运用自然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比如,杜甫的《蜀相》中,"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句话,就是运用了山的高度来比喻人的智慧,海的深度来比喻人的心怀。
因此,可以说,惠特曼的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它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带来了新的思路和灵感,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中国诗歌中,自然意象通常被用来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通过描绘自然界中的风景、动植物等,诗人可以表达出自己对生命、自然、社会的感受和看法。
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一首以自然意象为主要手法的诗
歌,通过描绘月亮、星星、花朵等,表达了白居易对爱情的长久思念。
此外,自然意象在中国诗歌中也常常被用来象征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比如,描写一个人像鹰一样高傲的诗句,就可以运用鹰这一自然意象来表达这个人的高傲性格。
总之,自然意象在中国诗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丰富诗歌的意象,还能更好地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论惠特曼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
齐揆一;高静芳
【期刊名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2(019)002
【摘要】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是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一部不朽之作.郭沫若是我国最早接触惠特曼自由诗的诗人之一,受其影响,郭沫若出版了新体诗<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代表,并在"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同时爆发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急先锋的作用.受惠特曼的影响,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思想在诸多方面都与其相似.两位诗人的作品在近代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页数】4页(P19-22)
【作者】齐揆一;高静芳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青岛,266071;青岛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青岛,266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惠特曼影响下的有岛武郎与郭沫若 [J], 刘立善
2.试析惠特曼与郭沫若之诗歌创作异同 [J], 许文;
3.炽热诗情的传递——浅论惠特曼诗歌对中国"七月派"诗歌创作的影响 [J], 彭继媛
4.郭沫若《女神》中的反复辞格例析——兼论《女神》反复辞格对郭沫若诗歌创作
的影响 [J], 刘竺岩
5.他找到了“喷火口”——简论惠特曼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 [J], 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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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8-27作者简介:黄桂友(1961-),男,博士,现任美国佛蒙特州诺威治大学学术副校长(V i c eP r e s i d e n t f o rA c a d e m i cA f f a i r s)兼教授院院长(D e a no f t h eF a c u l t y )和英语教授(美国文学),主要从事19-20世纪美国文学㊁20世纪亚美文学和东西方文学文化关系研究;译者简介:朱昕辰(1988-),男,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㊁戏剧与电影文化以及跨文化研究㊂第28卷第5期2013年9月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O FC H A N G S HA U N I V E R S I T Y O FS C I E N C E &T E C H N O L O G Y (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V o l .28N o .5S e p .2013新诗歌领域的开创:惠特曼对艾青的影响黄桂友(著),朱昕辰(译)(美国佛蒙特州诺威治大学)[摘要]文章探讨了美国诗人惠特曼对中国诗人艾青的影响,虽然艾青缺乏惠特曼那 拥抱一切的自我 ,但惠特曼仍对他的诗风影响重大,使得艾青将散文元素引入其诗歌中,从而开创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新领域㊂[关键词]惠特曼;艾青;散文元素[中图分类号]Ⅰ207.25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1672-934X (2013)05-0029-04O p e n i n g u p N e wP o e t i cD o m a i n :I n f l u e n c e o fW h i t m a nu p o nA i Q i n gHU A N GG u i -yo u (a u t h o r ),Z HU X i n -c h e n (t r a n s l a t o r )(N o r w i c hU n i v e r s i t y ,V e r m o n t ,U n i t e dS t a t e s o f A me r i c a )A b s t r a c t :T h e p r e s e n t a r t i c l e i s a p r o b e of t h e e x t e n t o fW h i t m a n s i n f l u e n c eo n t h eC h i n e s e p o e tA iQ i ng (1910-1996),sh o wi n g h o w ,a l t h o u g hA iQ i n g l a c k sW h i t m a n s "a l l e n c o m p a s s i n g s e l f ,"W h i t m a n s i n f l u e n c e i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e a d i n g A iQ i n g to"i n t r o d u c e p r o s e e l e m e n t s "i n t oh i sw o r ka n d t h u s o p e nn e w g r o u n d f o r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C h i n e s e p o e t r y.K e y wo r d s :W h i t m a n ;A iQ i n g ;p r o s e e l e m e n t s ㊀㊀在过去的六十年间,中国诗人艾青的作品曾极大地吸引学界的注意,但是有关外国诗歌对其诗风的影响却少有人重视㊂他的崇拜者和批评家有时不过顺带提提惠特曼对他的影响,并猜测两位诗人的联系,却没能很好地阐明这点㊂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要探讨惠特曼对于艾青的影响程度,以及诗人艾青是如何将散文的元素融入他的诗歌之中,从而在20世纪的中国诗坛开启一个崭新的诗歌领域㊂艾青的诗歌在形式和主题上无可置疑地与惠特曼的诗歌相类似㊂按照李野光的说法,惠特曼的中文传记和他的诗体风格可见于艾青的许多诗歌中㊂这包括了他最著名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其他一些耳熟能详的诗歌,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㊁‘吹号者“㊁‘哀巴黎“㊁‘时代“和‘野火“[1]等等㊂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看,艾青的诗歌也让人想起一些欧洲的作家,如波德莱尔㊁兰波㊁凡尔哈伦㊁叶赛宁㊁马雅可夫斯基,某种程度上还近似于智利作家聂鲁达的诗歌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在某种方式上都与惠特曼有关,相互之间也有着形式上的相似㊂然而,艾青的诗似乎最与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两位他最欣赏的诗人的诗意趣相投㊂1933年秋天,艾青发表了两篇散文诗㊂第一篇题为‘海员烟斗“,他写到 如其我画W h i t m a n 或M a i a k o w s k i 的像,我一定要在他们的宽大的唇边加上一个海员烟斗不管他生前曾否有一个海员烟斗 ㊂艾青之后继续解释为什么他想看到两位诗人抽烟的情景: 为了大集团的朗诵的嘴像海洋般张开着,我要在他们的画像中加上这征象着c o s m o p o l i t e 情感的,它的白烟像最新鲜的诗句般流向全世界的海员烟斗啊㊂ [2]这篇短短的散文诗愉快真诚表达了艾青对惠92网络出版时间:2013-09-26 13:58网络出版地址:/kcms/detail/43.1447.C.20130926.1358.006.html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钦佩之情㊂正如诗评家孙玉石指出,在艾青诗歌事业的初始阶段,他就已经流露出对两位诗人深切的喜爱之情: 嘴衔海员烟斗的惠特曼㊁玛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是艾青自己内心艺术追求外射的具象化㊂ [3]欧阳桢(E u g e n eE o y a n g)发现 艾青和惠特曼一样能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有意味的东西 ,[4]像惠特曼在1855年‘草叶集“所声明的: 美国的天才 大多总是在大众当中㊂ [5]艾青也认同大众强调团结一致㊂然而,正如欧阳桢指出的,虽然惠特曼对艾青有着最最契合的影响,但仍然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即是 艾青缺少惠特曼怀抱万物的自我㊂惠特曼是作为一个民众的化身且作为 代表着民众的诗人 在发声,但艾青则采取更加谦逊的姿态:他只是不时满足于成为一个 属于民众的诗人 ㊂ [6]惠特曼因其自我中心主义而臭名昭著,而这恰恰在艾青的身上无从寻觅㊂虽然艾青也意识到个体自由的必要性,他的诗歌却表达出他对他人和国家的命运更多的关注㊂在中国,尤其是在20世纪50到70年代,没有什么比被赞为 人民艺术家 的更高荣耀了㊂尽管艾青受惠特曼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这美誉也长时间联系着艾青的艺术生命㊂第一篇关于惠特曼在中国影响的论文作者 田汉,也被赞为 人民艺术家 ㊂这赞誉与惠特曼在1919年的论文中自称为 大众诗人 [7]的自我标榜相呼应㊂之后,在1991年8月26日于北京举行的艾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的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发表演讲,表彰艾青是 一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 ㊂[8]不必惊讶艾青缺少惠特曼那种不断膨胀的自我意识㊂在这一点上,艾青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到1978年期间的一个典型而已㊂在这近三十年间,作家被要求屈从于政治需要并被强制遵守共产主义原则㊂共产主义原则忽视个人主义的重要性,赞同集体主义㊂此外,艾青自身的谦逊品质毫无疑问也有利于他作品被社会广泛接受㊂在诗歌中,艾青很少使用第一人称,除非绝对不得已的需要(或者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谦逊的时候),他才会使用㊂当惠特曼不忘怀他的 工人和女工 的时候,他也从不忘却他自己的存在㊂事实上,惠特曼的诗歌经常强调他自己的存在㊂相比之下,艾青则优先考虑人民,把人民摆在他诗歌的中心地位,把自我藏匿于典型传统的亚洲谦逊美德之后㊂但是,艾青不是被认为是一个 新 诗人吗?难道他抛弃了外国的意识形态,比如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继续走在中国传统诗歌的路上吗?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传统强调对国家胜于对自我的关心㊂在中国,作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而颇受尊重㊂他们被鼓励去书写关于社会和人民的题材㊂书写自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被允许:即他/她自己已经从一个有着落后的意识形态的作家进化为一个忠诚于共产党,无条件地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规训,遵守马克思主义教导的爱国的㊁社会主义的㊁革命的作家㊂惠特曼和艾青的诗歌分别是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㊂正如欧阳桢所言, (他们)都是有美德的诗人,有着博大的同情心,都会因他人的生存境遇而有所触动 ㊂[4](PV i)在惠特曼的言语中,诗人 是大千世界的仲裁者,他是一把钥匙㊂他是他所处的年代和土地的平衡器㊂他支持需要支持的,制止需要制止的㊂ 惠特曼认为诗人扮演者普世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公职㊂他说到: 如果是在和平年代,就通过他(指诗人)表达出和平的精神 在战时,他是最凶狠的战斗力㊂谁要是征募他,就是征募骑兵和步兵 他会拿来迄今最优良的成批的大炮㊂ [5](P9)艾青的诗歌中,对于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持有同样的看法㊂当他因在1932年到1935年间参与左翼政治活动而遭受国民政府囚禁的时候,他用诗歌 这是他失去自由后唯一留下的武器,反抗他所谓的 不公的世界 ㊂在那时候,当他讽刺并谴责压迫统治时,他召唤外国诗人,如阿波利奈尔㊁波德莱尔和兰波㊂更重要的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艾青开始创作抗日诗歌㊂除了创作诗歌,他还编撰了‘诗刊“杂志㊂这是一个在20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总部 在延安出版并被广泛阅读的杂志㊂在这杂志上,艾青刊登了被中国诗人翻译的惠特曼诗歌㊂[9]这些诗歌包括‘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㊁‘大路之歌“㊁‘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和‘我坐而眺望“㊂其中,‘大路之歌“联结着希望,鼓吹民主,反复吟颂着人精神的自由,这与在共产党统治地区所推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 相一致㊂‘人皮“是艾青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㊂该诗涉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撼动了许许多多的中国读者和中国军人,以至该诗被认03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第28卷为是有利地激起了全中国的反日爱国情绪㊂因此,艾青担当了战士诗人的角色,成为一个不是用剑而是用笔去战斗的伟人㊂诗歌作为情绪性和生理性力量的触媒,生产出意识形态的功能皆为惠特曼与艾青意识㊂正如艾蒂安.巴里巴(E t i e n n eB a l i b a r)和皮埃尔㊃马舍雷(P i-e r r eM a c h e r e y)指出: 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是通过读者或观众和英雄人物或反英雄人物之间的身份认同而物质化,同时存在着文学人物的虚拟意识和读者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构成㊂ [10]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像艾青的‘人皮“和惠特曼的‘敲呀!敲呀!鼓啊!“这类文学作品的力量㊂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是 激起其它意识形态话语 这些话语有时被认为是文学话语,但它们通常是被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掌控的美学㊁伦理㊁政治以及宗教的话语 ㊂因此,一旦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被统治阶级支持的新意识形态被制定的时候,任何文学的㊁政治的和文化的逆流都会被审查㊁惩戒,最终使之沉默㊂艾青自己后来也成为以写作为战斗工具的牺牲品:当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他的作品被认为表达了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㊂那时,许多编造文章一齐攻击他的诗歌和他的人格㊂结果,他成为了他自己曾称为的受别人吐槽的 痰盂 ㊂那些批判如此极端,以至于他在中央政府加紧对全国作家进行控制的1957年到1978年的21年间被迫保持沉默㊂即便在沉默时期,艾青也绝不放弃他对惠特曼的关注㊂总之,围绕着那些艾青所洞察的,与惠特曼彼此共有的,是对受苦的㊁贫困的㊁弱势的以及沉默无声的人民的情感,他对惠特曼的敬佩日益加深㊂两位诗人内心有着近乎相同的体贴和同情心㊂这可见于他俩在诗歌中对于受伤鸟儿的书写有着令人吃惊相同㊂艾青的‘水鸟“简洁有力地描写了一只鸟儿所遭受的来自猎人的突如其来的伤害㊂当其他鸟儿在惊恐中逃离时,徒留那只受伤的鸟儿自己奋力挣扎,以找寻在岩石裂缝处的避难所,同时哀伤且无望地等待同伴的归来㊂艾青写到:此刻/它在岩石的隙缝间/用自己的嘴扶自己的创伤/在寂寞的哀鸣里/期待着伴侣的来临㊂[2](P258)惠特曼的‘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也写到一只在筑巢的雄性鸟儿,在雌性鸟儿神秘失踪后,唱出的哀伤动人的情歌㊂诗歌中的男孩好像理解了那雄性鸟儿悲恸的情歌,并对它产生同情㊂‘水鸟“和‘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分别表达了对于不幸的受伤害的鸟儿和幸存下来的雄性鸟儿的深切怜悯㊂虽然惠特曼的诗歌根本上是关于一个男孩如何通过面对死亡而成长为一个诗人的故事㊂在诗歌中,两位诗人都赞颂了友情,也都强调患难与共㊂雌性鸟儿的失踪或者可能的死亡以某种方式成为惠特曼写诗的灵感源泉,而且这样的儿时经历成为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㊂另一方面,艾青却拒绝一个悲剧性的结尾㊂他诗歌的最后一行留下了一丝微弱的对那些逃离的鸟儿归来的希冀㊂‘大路之歌“中所体现的惠特曼思想的广阔性和开放性,在艾青的一些诗作中也留下清晰的印记㊂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艾青的‘公路“㊂在这首诗的前几行写到: 那些阿美利加人/行走在加里福尼亚的大道上/我行走在中国西部高原的/新辟的公路上㊂ [2](P322)但是,并不是在加利福利亚的美国人的祈祷使这首诗有惠特曼的诗风特质,而是诗中那轻松愉快的语调和无忧无虑的心灵清楚表明了两者诗风的亲密关系㊂在惠特曼的诗歌中,诗人那坚定的乐观主义和自我的解放感从诗歌一开始就清晰可见: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到我想去的地方㊂[5](P297)走在宽广而平坦的中国公路上的艾青也纵情于那开阔的大路上那令人开怀的自由自在,正如他所反复吟咏地:于是/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解放/我的肺腑呼吸着新鲜/我的眼瞳为远景而扩大/我的脚印欢忭而跛行在世界上㊂[2](P324)在两首诗歌中,宽阔的大路是自由的象征,是身体和心灵双重自由的象征;都表达出当诗人走在乡村道路时所感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㊂马路和公路给两位诗人提供了一个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而这大自然又反过来营造出一种令人兴奋的解放感与自由感㊂显然,这种处于广阔乡野间的自由自在于都市和人口稠密的城区中皆不可得㊂两位诗人不仅表达了他们在与大路上与大自然物质性的接触中所体会到的愉悦,也传达出对通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却与人类社会短暂隔绝而获得的自由的深深赞美㊂这些例子表明:艾青从惠特曼的诗歌中挑选出许多品质 同情心㊁自由以及对民众的献身精神㊂可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诗歌还存有共同的品质,正是此品质使艾青的诗歌与那些遵守严格韵律132013年第5期黄桂友,等:新诗歌领域的开创:惠特曼对艾青的影响和节奏的中国传统诗歌相异且出新㊂我们称这为散文元素㊂惠特曼被认为是有功于打破传统诗歌形式,并对那些原属于散文的本质元素如不规整的长句㊁诗歌韵律㊁节奏的普遍漠视,引入诗歌中㊂在‘诗的散文美“中,艾青写到 我们喜欢惠特曼㊁凡尔哈仑,和其他许多现代诗人,我们喜爱‘穿裤子的云“的作者,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诗带到了更新的领域,更高的境地㊂因为,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 ㊂艾青声称: 从惠特曼,凡尔哈仑,以及马雅可夫斯基所带给诗上的革命,我们必须努力贯彻㊂我们必须把诗成为足够适应新的时代的新的需要的东西,用任何新的形式去迎合新的时代的新的需要 ㊂[11]立足于对惠特曼的研究,艾青在他的诗歌中进行了新的散文性实验㊂以下这些摘自艾青写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诗歌‘向太阳“中的诗句不仅提到了惠特曼也揭示了他的诗歌风格:初升的太阳/照在我们的头上/照在我们的久久地低垂着/不曾抬起过的头上/太阳照着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照着我们的久久地住着/屈服在不正的权力下的城市和村庄/太阳照着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照着我们的从很久以来/到处都蠕动着痛苦的灵魂的/田野,河流和山峦 [2](P157,159)这些诗句明确展现出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漠视,也显露出惠特曼诗歌中通常可见的散文化特征㊂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在20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尤其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 新 诗人开始写作 新 诗㊂这场新文化运动在推动中国进行一系列政治㊁文学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改革做准备的五四运动中达到巅峰㊂中国的历史学家㊁学者和作家通常将那些在1919年以后用白话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列为 新 文学,这 新 的标签大多数是用于指称诗歌㊂但是很少人会去研究这个术语定义的历史特殊性㊂如对郭沫若和艾青,这两个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20世纪中国新诗诗人的文本细读,会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中国 新 诗中的 新 不仅指的是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也指新的创作方法㊂在‘艾青名作欣赏“的序言中,编者牛汉在相当广阔的中国新诗语境下探讨艾青的作品㊂他认为艾青的诗歌实践使中国的新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㊂罗伯特.佩恩也认为艾青是 第一个对中国诗歌进行本质的外科手术般的操作,而使得中国诗歌完全从它过去的根部分离,并且将其移植进新的土壤中 ㊂[12]这种观点虽然忽略了郭沫若的诗歌,但大体上还是准确的且和周红兴的观点 艾青首先提出了诗的 散文美 的问题 [13]一致,其中, 诗的散文美 是艾青在‘诗的散文美“中提到的问题㊂另一方面,牛汉也强调了艾青对朴素的喜爱,坚持使用白话文写诗,这二者构成了他创造诗的散文美之关键元素㊂然而,他也很谨慎地补充道: 散文 美不意味着 诗的散文化 ㊂[14]那首写于1933年于狱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就表达了这种所谓的 散文 美: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汁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㊂[2](P16)这些诗句有着明显的反复,佩恩把这种特征看成是艾青诗歌的弱点[12](P21) 这也是许多读者在惠特曼的诗歌上发现的缺陷㊂牛汉相信艾青天生喜欢 散文 诗写法,当人们意识到阿波利奈尔㊁兰波和凡尔哈伦对艾青产生深刻影响时,牛汉(像佩恩一样)却忽视了惠特曼的影响,惠特曼的自由诗体曾被艾青真诚地赞美㊂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当艾青说惠特曼㊁凡尔哈伦和马雅可夫斯基把诗歌带入一个更新的领域且上升到更高的水平时,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㊂在惠特曼㊁马雅可夫斯基㊁郭沫若和聂鲁达诗歌中的新,实际就是他们都使用了散文的元素㊂那么这种更新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就是指诗歌革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那些更老的且没有生机的诗歌形式,因被新的 散文 血液及时注入,重新苏醒而焕发生机㊂这种强势㊁自由的元素是当艾青写给聂鲁达 没有人将会遗忘惠特曼作为一株正直地矗立在地球上的日夜咆哮的高大的橡胶树 [1]时,他在惠特曼诗歌中所聆听到的㊂[参考文献][1]李野光.惠特曼在中国[A].福尔松.惠特曼与世界[C].爱荷华:爱荷华出版社,1995.426.[2]牛汉㊁郭宝臣.艾青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3]孙玉石.被遗忘了的歌声[A].牛汉,郭宝臣.艾青名作欣赏[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65.[4]欧阳桢.艾青,一位人民的诗人[A].欧阳桢.艾青诗选[C]..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外语出版社合作), 1982.i-i i.(下转第49页)23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第28卷文‘艾青诗选“,吴天才译,吉隆坡马来亚J a b a t a nP e n g a j i a nT i o n g h u a 大学1981年版㊂意大利文‘强盗和诗人“㊂日文版‘艾青译诗集:芦笛中国现代诗星“,稻田孝译,劲草出版服务中心1987年版㊂法文版‘艾青诗选“,倪友诵译,巴黎百花1987年版㊂德文版‘时间的尺度“,曼弗雷德㊁舒鑫㊃瑞查德译,柏林人与世界1988年版㊂罗马尼亚文版‘艾青诗选“,M i r aL u p e a n u译,E d i t u r aU N I V E R S1988年版㊂法文版‘光的赞歌“,倪友诵译,巴黎百花1989年版㊂日文版‘艾青诗集“,秋吉久纪夫译,东京星期六艺术公司1995年版㊂意大利文版‘一个拿撒勒人的死“,A n n aB u j a t t i译,诺瓦拉:领先1999年版㊂②转见柳门:‘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在巴黎“,见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班编‘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三),第6-7页㊂[参考文献][1](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13.[2](苏)Л㊃切尔卡斯基.‘太阳的话“俄译本序言[A].宋绍香.中国解放区文学俄文版序跋集[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299.[3](美)罗伯特㊃C㊃弗兰德.从沉默中走出来 评现代诗人艾青[A].海涛㊁金汉.艾青专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37-38.[4](意)罗伯特㊃白英(编选).当代中国诗选[M].伦敦:路特里齐出版社,1947.117.[5]M e r l e G o l d m a n.L i t e r a r y D i s s e n t i n C o mm u n i s tC h i n a.C a m-b r i d g e,M a s s:H a r v a r d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1967.248.[6]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 现当代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3.[7](法)苏珊娜㊃贝尔纳.‘艾青诗选“法文本序[A].海涛㊁金汉.艾青专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96.[责任编辑㊀刘范弟](上接第32页)[5]惠特曼.诗歌全集和散文选.纽约:美国图书馆,1996.5-6.[6]欧阳桢.艾青,一位人民的诗人[A].欧阳桢.艾青诗选[C].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外语出版社合作),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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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民主精神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杜璇"(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淮南232001)内容摘要: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草叶集》,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民主的光辉。
深受惠特曼的民主精神影响的中国新诗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对政治权威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人物的趋炎附势和屈膝献媚,大多以一种全新的标准看待底层民众,对农民、工人、妇女等平民的劳动品质的赞美、精神灵魂的发掘、劳苦工作的展现和优秀品格的探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惠特曼民主精神在“本土语境”的传播途径、接受状况,以及中国现代诗人在众多的诗学中选择当时并不流行的惠特曼诗歌的原因,探讨其民主精神对中国现代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及其被接受过程中发生的变异现象和原因,以期对当下诗歌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国现代诗人;惠特曼;影响;《草叶集》;民主美国诗人的数量庞大惊人,而其诗歌的内容更是博大精深。
中国诗人选择译介和传播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本土语境决定的,并与国人对美国诗歌的內容及其表现形式的期待有关。
国人始终是以本土语境为选择依据及标准来筛选美国诗歌的,而界定“本土语境”却是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的概念。
中国本土思维方式的特点、心理结构的特征、伦理道德的把控、社会背景的环境因素等,以及对美国诗歌的衡量标准、翻译策略,译作和原作差距甚远的原因,译介所引发的读者热潮的根源,皆与本土语境密不可分。
本土语境对美国诗歌的筛选和翻译具有很强的操控性:一方面我们根据本土语境选择、译介、吸收、传播美国诗歌,而其吸收标准、吸收效果、吸收程度则是由本土社会语境来决定的。
美国文学是否契合中国社会上主导意识形态的审美品位,是否能为文坛主导意识观念所接受和利用,则是问题的关"作%简介:杜璇,文学博士,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149I键所在(冯至认为,接受外国文学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接受影响的时机必须成熟(如果时机没有成熟,外来的事物很不容易被接受。
论惠特曼《草叶集》对郭沫若《女神》的影响内容摘要:惠特曼《草叶集》对郭沫若《女神》抒情主题的影响包含五个方面:一是黑暗势力的摧毁;二是理想世界的蓝图;三是人与劳动的颂歌;四是对科学技术、文明进步的肯定;五是自然风光的图画。
关键词:惠特曼《草叶集》郭沫若《女神》惠特曼的《草叶集》对郭沫若的《女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郭沫若曾说:“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1]“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的欲望,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
我的《凤凰涅??》、《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
”[2] 一.黑暗势力的摧毁惠特曼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废奴立场上,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废奴战争,为北方联军的胜利战斗呐喊。
内战前的《面团人之歌》(1850)和《在朋友家里受了伤》(1850)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
在南北战争时期,诗人的诗篇是革命的号角,歌颂反对奴隶主战士的英勇行为,把林肯当做反蓄奴制的战士、民主的代表来描写(《当紫丁香在庭中开放的时候》、《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内战后,诗人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和道德的堕落,鞭挞了资产阶级各类人物的残酷和贪婪(《致政府》)。
诗人对蓄奴制下惨遭压迫的黑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自己之歌》中,作者描写了他怎样救助一个为争取自由而受伤逃亡的黑奴,让他复元后到北方去,而且赞叹了黑人健美的身躯、圣洁的灵魂和远大的前程。
在《敲吧!敲吧!鼓啊》这首诗中,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把战争放在首位,奋勇走上前线。
诗人还把目光投向世界,写下了一些声援欧洲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诗篇,如《欧罗巴》、《永挂在心头的一个思想》、《向世界致敬》等。
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郭沫若《女神》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一切阻碍新生和解放的黑暗腐朽势力的极端痛恨上,并力图将他们摧毁。
试论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重要影响惠特曼在美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开创写作自由体诗的先河。
中国诗坛自五四前后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惠特曼,新文学的主将们从其有着饱满的民族精神和充分本土化的诗作中汲取灵感,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成功地建构起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此后,无论战争救亡背景下极具使命感的新诗创作,还是文革后重塑人文精神的新诗再生的历程,都有成就卓著的诗人从惠特曼处受益。
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始终有着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标签:惠特曼中国新诗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具有开创意义的诗人,他突破传统的詩歌形式,率先写作自由体诗,以鲜活明快的语言歌颂世间万物,展现了一种热情饱满又积极向上的美国精神。
他的诗犹如一股清泉,滋润了当时因循守旧的美国诗坛,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对于后来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提倡本土化和颂扬本民族的创作原则,为美国的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正是从惠特曼开始,美国这个新生国家才真正有了爱默生口中“美国自己的诗人”。
然而,惠特曼的影响又是全球性的。
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开阔雄浑、磅礴大气的创作风格也影响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
特定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内环境,让中国本土的诗人更多地关注起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对民主的强烈渴求诉诸诗歌也使得他们更接近了“平民诗人”惠特曼。
这样,中国诗界便与惠特曼建立起了天然的联系。
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等五四新诗的代表人物就已经认识到了惠特曼对于新诗革命的重大意义;到了三四十年代,戴望舒、艾青、穆旦等杰出的诗人也纷纷注意到了惠特曼;文革之后,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等朦胧诗人,也从惠特曼身上获得启迪,摆脱了压抑的政治环境继而复兴了新诗;即使到了当代,惠特曼的影响也依然存在。
一、五四时期初识惠特曼惠特曼最早进入中国始于田汉。
1919年,日本文坛为纪念惠特曼诞辰100周年而掀起一股“惠特曼热”,在日本留学的田汉深受鼓舞。
试论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重要影响【内容摘要】惠特曼在美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开创写作自由体诗的先河。
中国诗坛自五四前后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惠特曼,新文学的主将们从其有着饱满的民族精神和充分本土化的诗作中汲取灵感,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成功地建构起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此后,无论战争救亡背景下极具使命感的新诗创作,还是文革后重塑人文精神的新诗再生的历程,都有成就卓著的诗人从惠特曼处受益。
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始终有着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关键词】惠特曼中国新诗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具有开创意义的诗人,他突破传统的诗歌形式,率先写作自由体诗,以鲜活明快的语言歌颂世间万物,展现了一种热情饱满又积极向上的美国精神。
他的诗犹如一股清泉,滋润了当时因循守旧的美国诗坛,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对于后来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提倡本土化和颂扬本民族的创作原则,为美国的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正是从惠特曼开始,美国这个新生国家才真正有了爱默生口中“美国自己的诗人”。
然而,惠特曼的影响又是全球性的。
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开阔雄浑、磅礴大气的创作风格也影响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
特定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内环境,让中国本土的诗人更多地关注起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对民主的强烈渴求诉诸诗歌也使得他们更接近了“平民诗人”惠特曼。
这样,中国诗界便与惠特曼建立起了天然的联系。
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等五四新诗的代表人物就已经认识到了惠特曼对于新诗革命的重大意义;到了三四十年代,戴望舒、艾青、穆旦等杰出的诗人也纷纷注意到了惠特曼;文革之后,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等朦胧诗人,也从惠特曼身上获得启迪,摆脱了压抑的政治环境继而复兴了新诗;即使到了当代,惠特曼的影响也依然存在。
一、五四时期初识惠特曼惠特曼最早进入中国始于田汉。
1919年,日本文坛为纪念惠特曼诞辰100周年而掀起一股“惠特曼热”,在日本留学的田汉深受鼓舞。
是年7月,他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少年》创刊号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这篇文章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形势谈起,联系惠特曼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对惠特曼的民主思想、美国精神和灵肉调和观作了充分的论述,甚至将中国新诗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惠特曼,作者号召当时的文坛以惠特曼的“美国精神”为鉴,发展自己的“中国精神”。
在田汉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中,人物“灵”与“肉”的冲突成为表现其戏剧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这之后,同样得益于日本纪念惠特曼的浩大声势,五四新文化的另一位主将——郭沫若于同年开始接触惠特曼。
在读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1878—1923)的名著《叛逆者·草之叶》之后,他深感惠特曼摆脱了陈规旧俗的纯净诗风与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1]。
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写到,“他那豪放的诗调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的煽动。
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2]。
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确实都有着明显的惠特曼烙印,比如强调情绪的运用,第一人称代词“我”的频繁出现等等。
其中以“男性的音调”吟就的《女神》体现得最为集中,它激昂、狂暴的旋律,彻底反传统的姿态,和敢于冲破一切的自我形象,也都是惠特曼诗歌的重要特征。
在《晨安》(1920)中,郭沫若直接向惠特曼致意,将其与美国国父华盛顿和伟大总统林肯并列:“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whitman的墓呀!/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啊啊!太平洋呀!”除了在惠特曼的诗作中寻找创作源泉之外,郭沫若还对其诗歌做了译介,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惠特曼诗的译者。
除创造社之外,五四时期活跃在诗坛的还有“新月派”,其代表人物徐志摩和闻一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了惠特曼的诗歌。
徐志摩曾留学美英,较早接触西方文学思想,在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学开放包容的整体风气下,也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的译介。
1924年3月1日,徐志摩在上海刊发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己翻译的惠特曼的诗作《我自己的歌》中的一个节段(第31—32行),译诗清新淡雅、格调轻快,带有典型的徐志摩风格。
稍早前,他于同年2月26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用家乡方言硖石土白创作的《一条金色的光痕》,取材于民间普通人的见闻,又特意用接近底层市民的方言创作诗歌,这在徐志摩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在此,他将平民思想和口语风格带到新诗创作之中,从题材到诗风都实践着惠特曼平民化的诗歌精神。
闻一多在留学美国时曾对惠特曼发生过强烈的兴趣,也逐渐产生了对惠特曼诗歌的偏爱。
闻一多的诗作《园里》、《我是中国人》、《南海之神》、《发现》和《一句话》等,都借鉴了惠特曼的风格。
师承“新月派”的卞之琳,虽然本身的诗歌创作融入了许多古典诗的元素,但他善于从小处着眼,对一切事物都保持着好奇和热爱,倒不能不说与惠特曼广博的胸怀和歌颂一切的积极态度十分契合。
“现代派”的主将戴望舒重诗情而轻韵律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新诗突破旧体诗严格的格律形式可谓意义重大,“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3],这一创作倾向正是惠特曼的自由体风格。
如郭沫若所说,正因为惠特曼的诗风与五四精神的合拍,才让众多这一时期的中国诗人选择亲近惠特曼。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正与惠特曼的诗歌创作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产生良好的呼应。
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也将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形式向更为自由灵活的新体诗靠拢,惠特曼清新平易的自由体诗顺理成章地吸引了向往诗界革命的中国新诗人。
除此之外,发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五四新诗还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重构民族身份的重任,而诗界企盼民族新生的使命意识则彻底为惠特曼诗歌中的美国本土意识的激烈表达所激活。
新诗革命所倡导的与文言诗的决裂,即是新诗人渴望诀别旧时代、开创文化新纪元的呼声;当年出版《草叶集》时,惠特曼也发出了摒弃旧传统、创造本土新文学的强音。
惠特曼曾在《草叶集》初版序言中说,“过去的宝贵遗产要是成了民主文化前进途中的绊脚石,那么,今天对于美国的用处就在于有人会把它们摧毁!”同样的,五四新诗人们要想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超脱出来,在当时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语境下也不得不通过激烈的反叛。
“对传统诗歌形式的反叛必然导致新诗人对外国诗歌形式的青睐,因为在与传统诗歌决绝之后,他们必须依靠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来支持自己的诗歌主张,并抒发时代精神”[4]。
轰轰烈烈的新诗运动需要一位彻底反传统的启蒙者充当领路人,五四新诗人们企盼以焕然一新的形象完成在文化领域里对民族自尊心的救赎。
由此,惠特曼才真正促进了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生。
二、现实主义诗风中的惠特曼元素伴随着20世纪初动荡的时局进入到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30、40年代,中国新诗呈现出不同于五四早期白诗的独特景观。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诗歌承载了救亡的历史使命,诗人关注的焦点也自然而然地转向社会现实,现实主义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诗坛的主导力量。
即便如此,在现实主义这一主流创作倾向的背后,新诗创作仍然呈现出多样性,表现为活跃在这期间的众多诗歌流派。
与五四时期的新诗相比,此时的中国新诗在不断的发展借鉴中逐渐在中国诗歌传统、外国诗歌流派与本土现代诗歌中找到了平衡。
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不再体现为《女神》这样的描摹之作,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诗歌观念与诗歌哲学等方面的深层影响。
30、40年代的诗作中救亡的时代使命,以及受启蒙这一主题所触发的新诗大众化的趋势,可以说是中国诗坛在惠特曼进入中国的廿年时间里对他所倡导的诗歌时代性及民主精神的一种内化。
30年代跃居诗坛第一线的艾青,其创作中的惠特曼烙印极为明显。
1929年春天,艾青远赴巴黎求学,在自由的文化环境中,他接触了以惠特曼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人的作品,并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喜欢惠特曼、凡尔哈仑,和其他许多现代诗人,我们喜爱《穿裤子的云》的作者,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诗带到更新的领域,更高的境地”[5]。
在《向太阳·太阳之歌》(1938)中,他更是向惠特曼致敬道:“惠特曼/从太阳得到启示/用海洋一样开阔的胸襟/写出海洋一样开阔的诗篇”。
纵观艾青的诗歌创作,他恢弘大气的诗风和气势如虹的有机排比,都让人联想到惠特曼。
在其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他对哺育自己成长的母亲河展开了深情的歌颂,运用大量的排比、重复与想象,将内心深处对故土的爱和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主题和抒情结构像极了惠特曼: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自然与社会及诗人的统一,通过描写山川物产来展现时代和人民的个性。
同时,艾青也极为重视联系生活并取材于生活,他说过,“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6],对于生他养他的农村,艾青创作有讴歌田园的《旷野集》,也一如惠特曼的诗作中反复出现海港、候鸟、渔民等属于自己家乡的常见意象。
至于艾青最突出的贡献——建构了一个宏大的“现代中国”的形象,就更接近“民族诗人”惠特曼了。
到了40年代,穆旦成为了中国新诗的领军人,他力排当时盛行诗坛的抗拒西方文化的保守风气,坚持秉承五四时期对西方优秀文学的包容气度。
由于较早接触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穆旦在大量译介浪漫主义诗人的同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风格上也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
除雪莱与拜伦之外,惠特曼是与他联系极为紧密的一个。
穆旦开始诗歌创作的年代正是惠特曼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期,“他爱《草叶集》甚至到了一种发疯的地步,时常大声朗诵其中的诗作,比如惠特曼那两首悼念林肯的名作《啊,船长,我的船长啊!》和《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花的时候》”[7]。
与惠特曼颇为相似的是,穆旦也偏爱使用第一人称“我”来直抒胸臆,运用自白式的抒情策略,辅以重复、排比和列举等诗歌技巧,加上感情充沛的意象,赋予诗荡涤万物的气势。
在主题趋于惠特曼式的《我歌颂肉体》(1947)中,穆旦重复“我歌颂”,将肉体比作形象鲜明的“岩石”“蕴藏的煤”和“大树的根”,又使用“律条”“符咒”“思想”等抽象词汇,赞颂人这一本体。
三、文革后始于惠特曼的新诗再出发中国新诗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后,都被紧张的政治氛围压抑着自由创作的空间,直到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后,诗才重新被赋予新生。
70年代末,“朦胧诗派”的初步成形给沉寂多年的诗坛注入了活力。
最初摆脱时代禁锢时,摧枯拉朽般为时代之先的惠特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朦胧诗人的视野,他作品中敢于彻底突破传统、崇尚个人抒写的风格与文革后新时代诗人渴望摆脱历史樊篱的心情十分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