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

8月的一天，在从四川芦山县古城村考察完项目点出来的路上，何道峰拐进一家小茶馆等待与王石会面。

等待的间隙，他靠在椅背上休息，一不小心睡了过去。

常摆弄的老花镜握在手上，耳机线垂在胸前。

告别王石继续赶路时，他自嘲：“刚才怎么睡着了？看来年纪真的大了。

”何道峰57岁，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现任执行会长，也是公益慈善领域著名的改革派和实践派，曾对这个官办慈善机构进行过大刀阔斧的去行政化改革。

如今，何道峰又在操刀扶贫基金会一项新的转型，“转型的概念我们2007年就提出了，2010年正式写入理事会报告。

”何道峰说，核心就是由操作型基金会转向筹资资助型基金会。

通俗点说，就是基金会由筹资后自己操作项目，变为培育和资助草根公益组织。

不过，直到今年，扶贫基金会的转型才正式进入到最具突破性的阶段。

8月19日，全国200余家致力于农村建设与服务的草根社会组织、基金会齐聚成都，参加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多家社会组织发起举办的“美丽中国·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

论坛上，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正式宣布，在未来3年内，扶贫基金会将投入2500万元用于支持农村社区发展，支持的内容包括社区人才培养、社区发展支持、社区能力陪伴3个层面。

2500万元资助资金的构成是：英特尔1000万元，加多宝1000万元，扶贫基金会自有资金500万元。

2007年扶贫基金会发起溪桥工程。

2011年时，网友可以通过拍摄各地农村缺桥状况的照片上传，并因此获得援建大桥的机会 2008年汶川地震后，扶贫基金会组织明星义工探访、交流玉树地震后，由格桑花组织执行的光伏电站工程，工作人员正在架起囊谦觉拉乡第二小学内的太阳能路灯芦山地震后，工作人员在天全县考察灾情 2009年5月4日，什邡龙居小学内发放爱心包裹同日，英特尔正式宣布其在芦山地震后向扶贫基金会捐赠的1000万元将用来支持灾区的灾后社区发展，草根组织可根据自身特点和使命设计项目，并向扶贫基金会项目合作部申请资金，如获批准，会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获得反馈。

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扶贫成果的贡献分析及其发展建议曲天军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扼要描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和政府支持政策的演进过程,对如何评价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效果给出一个大体判断,根据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建议。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扶贫效果评估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N G O ( 非政府组织) 面临着新的环境与发展机遇, 社会团体数量由1978 年的6000 个增加到1998 年底的16 . 5 万个,自下而上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目前N G O 发展情况看,中国并不存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那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开展工作的纯粹N G O , 即通常所说的具“六性”。

但是,由于中国的N G O 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性和官方色彩,因而良莠不齐。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N G O 是以全国妇联、残联为代表的,组织管理制度和机构内部建设十分完善,从中央到县( 市) 各级均设立了相应机构,享受国家部委级待遇。

主要领导均是各级机关部委退下来的一把手, 管理的方式是完全拷贝国家机关的模式进行管理的, 连工资关系也是套取国家公务员标准,不具有独立性。

带有官办色彩,也带有西方国家N G O 烙印雏形、不很完善的新一代N G O ,是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为代表,由于其现有规模和能力,他们是有可能代表中国N G O 今后发展方向的,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发展势头很好,在农村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际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 WB ) 、亚洲开发银行(ADB ) 、日本协力银行(JB IC)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粮食计划署(WFP) 等在中国陆续开展针对扶贫领域大规模、综合性项目, 越来越多的国际N G O 在中国开展项目, 他们与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N G O 有效结合,一些独立性很强的、自下而上的N G O 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他们熟悉的农村领域将扶贫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四) 经济上大发展各地的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而经济是推进小城镇建设的坚实基础, 因此政府积极拿出相应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优势产业,保进经济的大发展: ( 1)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中石油：慈善走出去作者：宋厚亮来源：《中国慈善家》2013年第07期如何将慈善行为做得更加专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让投资国的国民感受到来自企业的善意，是中石油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在中石油的重要投资对象国度苏丹，15年中，中石油累计进行慈善捐助近5000万美元。

而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建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则是中石油第一次与中国的专业公益机构在海外进行慈善合作。

2012年6月30日晚，中国妇产科医生周华枝乘坐的飞机抵达苏丹喀土穆机场，与她同行的还有三名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

第二天，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距苏丹首都160公里的杰济拉州的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

受中国扶贫基金会派遣，周华枝此行的援非医疗任务非常繁重。

在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工作的20天里，她每天起早摸黑进村入户，给妇女讲解健康和母婴抚育知识，同时对医院助产士进行能力培训，并帮助医院周边社区搭建了母婴保健网络。

实际上，作为首个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国门实施的公益项目，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不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次跨出国门的国际化实验，也开创了中石油海外慈善的崭新模式。

但对于中石油来说，海外慈善之路任重而道远，过于乐观还为时尚早。

借力专业组织2005年印尼海啸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为灾区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此后，扶贫基金会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走出国门，以实现国际化。

2009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率团赴苏丹考察，寻找可以合作的慈善机构。

在苏丹，何道峰走访了七八家慈善组织，包括贫困母亲慈善会、比尔特瓦苏慈善会、红新月会、妇女总联盟、和平发展会等。

经过一番调查，何道峰了解到，贫困母亲慈善会由苏丹总统巴希尔的夫人领导，比尔特瓦苏慈善会由苏丹副总统塔哈的夫人领导。

最后，他选择将比尔特瓦苏慈善会作为合作伙伴。

为什么偏偏选择副总统夫人领导的基金会，而不选择总统夫人领导的基金会呢？“按一般思维考虑，肯定会选总统夫人的慈善会。

但问题是，总统夫人不会讲英语，只会说阿拉伯语，双方没法很好地交流。

格莱珉银行模式[格莱珉模式的中国进程]在尤努斯看来，传统的银行法规是用来建造“超级油轮”以航行世界，而小额信贷是一艘小船，“你不能用建造超级油轮的架构来建造这艘小船，因为其只能在浅水航行，繁复的法规会让小额贷款的效率大打折扣，所以(在中国)更健全的法规制度亟待建立”。

“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改革，要能够向底层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

”8月14日，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广州如此评价中国的小额信贷，他说：“底层老百姓即使收入很低，他们也需要资金来发展自己的手工业、自营企业，在中国，依然缺乏这种模式。

”1995年首次来中国之后，这位来自孟加拉的小额信贷之父，十几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向这个正努力消除贫困的国家推广针对农民的小额信贷。

数年前，他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已经通过格莱珉信托以各种形式的合作进入了中国，去年开始在四川和内蒙古直接开展项目。

一条腿走路72岁的尤努斯，头发花白，目光如炬。

每次公开露面，尤努斯都是典型的孟加拉民族风格打扮，一袭传统的蓝色孟加拉格子长衫、浅色坎肩。

所到之处，他总是亲切地跟遇到的人打招呼，并耐心地微笑着满足人们想要跟他合影的愿望。

8月14日，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尤努斯被中山大学授予名誉教授。

当天，尤努斯还与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等为“尤努斯中国中心”揭牌，该中心将在政府、社会企业和学术机构之间展开多维度的合作。

此前，温家宝总理和人民银行主要领导都接见过他，高度评价他通过微型金融减除贫困的贡献。

然而，在各界众口交赞的同时，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并不顺利。

1995年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是尤努斯的首次中国之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就在那一年开始复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

到2012年，何道峰的基金会已经帮助13万个家庭贷款14亿元，其中有70％是妇女，坏账率坚持在0.69％，但是何道峰仍然面临着法律困境：“虽然我们的规模已经不小，也得到政府及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但至今仍没有营业执照，严格来说，还是无照经营的非法状态。

一、基金会为什么要收取管理费？公益慈善项目运作需要成本慈善需要成本，这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慈善机构无须避讳的一个话题。

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基金会的运营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中国基金会的管理费主要是指维持基金会正常运作的成本，基本分为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执行费为例，基金会预提项目执行费约1902万元，占总筹款额的6.27%。

基金会在抗震救灾中支出包括：救灾物资运费、差旅费、人员费、筹资费、监测评估费等项目。

详见下表：提取管理费为国际惯例慈善公益事业的营运成本并非中国独有。

以美国为例，美国民众已经普遍接受公益组织收取“行政管理费”。

不过，从慈善捐助中提取的管理费并不是美国公益组织最重要的收入（不超过20%），甚至连第二重要的地位都没有，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年度收入大部分是来自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各类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收入（大体将近占60%）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大体占30%左右）。

二、中国基金会的管理费提取比例有哪些?中国法律标准：不超10%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

《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基金会只能通过捐款收支的时间差，通过投资增值赚取经费保障机构正常运行。

为了保证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我国于2004年制定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2006年开始实施《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

对基金会进行年度检查。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0”管理费：并非成本为零从爱佑华夏基金会2010年6月发布的上年年报里可以看到，其对外投资、负债总额、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支出几项，开支全部都是0元。

基金会会议纪要篇一：《基金会理事会会议纪要》样表编号：10基金会会议纪要登记证号：深圳市民政局制篇二：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长春旭声播音主持培训学校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会议名称：长春旭声播音主持培训学校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会议时间：20XX年5月6日会议地点：长春旭声播音主持培训学校会议室会议议题：1、通报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的主要工作进展；2、审议20XX年工作计划；3、审议学校内部管理制度；4、审议学校20XX年度收支预算；会议应到人员：魏本华、张志平、柳志伟、李言赋、关贵森、刘文华6位常务理事。

会议实到人员：魏本华、张志平、柳志伟、关贵森、刘文华5位常务理事出席；王永华理事列席会议，程博明理事派代表王俊锋到会；李言赋常务理事因公务缺席，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意见。

会议主持人：魏本华会议审议通过了《20XX年工作计划》和《20XX年度预算》，审议通过了内部管理制度。

会议讨论事项和决议、意见如下：一、1二、会议审议通过秘书处起草的6项基金会内部管理制度，即《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细则》、《薪酬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办法》、《接受捐赠管理办法》。

三、下一次常务理事会安排。

会议决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拟于7月底在上海召开，由柳志伟负责安排，秘书处配合。

2特此纪要。

篇三：基金会会议纪要编号：10基金会会议纪要登记证号：深圳市民政局制篇四：中国扶贫基金会六届六次理事会会议纪要中国扶贫基金会六届六次理事会会议纪要20XX年4月1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XX年4月14日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

段应碧、何道峰、陈开枝、江绍高、王行最、柴久凤、董耀会、张志豪、焦守田、扈双龙、傅蕾、吴国宝、项雷、王碧玲等14名理事及蒋中一、王昌渠、孙永军、吕平、梁大超等5名顾问出席了本届理事会；司树杰监事出席会议并作《中国扶贫基金会20XX年监事报告》；王国良、郑文凯、徐永光、康晓光4位理事以通讯方式审议了会议材料，并委托其他代表代为签署了意见；四川、内蒙古、广西3省区扶贫基金会的蒋世伟、曹树山、徐建新、黄德举等4位领导应邀列席了会议。

一、基金会为什么要收取管理费？公益慈善项目运作需要成本慈善需要成本，这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慈善机构无须避讳的一个话题。

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基金会的运营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中国基金会的管理费主要是指维持基金会正常运作的成本，基本分为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执行费为例，基金会预提项目执行费约1902万元，占总筹款额的6.27%。

基金会在抗震救灾中支出包括：救灾物资运费、差旅费、人员费、筹资费、监测评估费等项目。

详见下表：提取管理费为国际惯例慈善公益事业的营运成本并非中国独有。

以美国为例，美国民众已经普遍接受公益组织收取“行政管理费”。

不过，从慈善捐助中提取的管理费并不是美国公益组织最重要的收入（不超过20%），甚至连第二重要的地位都没有，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年度收入大部分是来自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各类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收入（大体将近占60%）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大体占30%左右）。

二、中国基金会的管理费提取比例有哪些?中国法律标准：不超10%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

《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基金会只能通过捐款收支的时间差，通过投资增值赚取经费保障机构正常运行。

为了保证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我国于2004年制定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2006年开始实施《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

对基金会进行年度检查。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0”管理费：并非成本为零从爱佑华夏基金会2010年6月发布的上年年报里可以看到，其对外投资、负债总额、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支出几项，开支全部都是0元。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前世今生——何道峰副会长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9月13日2007年第25期《风凰周刊》（9月5日出版）上刊登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的罗生门》、《开发第一，扶贫第二》、《大陆官办慈善组织现状》三篇文章，其中的一些报道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历史事实有出入并在社会上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声誉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前世今生》一文是2007年9月13日何道峰副会长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的讲话，现刊登在此，以正视听。

中国扶贫基金会2007年9月30日2007年第25期《风凰周刊》（9月5日出版）上刊登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内讧的罗生门》、《开发第一，扶贫第二》、《大陆官办慈善组织现状》三篇文章。

三篇文章在香港影响是很大的，基本可以说，是整个大陆公益组织的信用危机。

在第三篇文章的结束语中，作者引用了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现时中国公益组织的评价：“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

”此话讲得很好。

这个报道是我们基金会面临的一个危机，不要小看这样一个报道，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会造成很多的误解和负面效应。

尽管在第三篇文章中也说道：现在内地官办NGO中，有几大机构被认为较为规范，其中包括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等。

文章发表后，我们基金会的各位员工，很容易碰到别人问这个问题，因此需要面对并进行危机处理。

一个公益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会碰到困难和危机的，我们要直面危机并正确处理危机。

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核心的文化是阳光文化，阳光文化的本质就是基金会的每一个员工都有对自己组织的知情权，了解基金会的历史事实。

尽管这次报道是历史的陈年旧事，但是既然报道了，大家都应该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中国NGO产生的历史大背景首先要说的是，三篇文章中列举了很多事例，事情都有，但很多细节是不对的，比如说卖汽车给基金会员工发工资，对香港新同达公司的3000万投资，福建金桥广场项目等。

被退休后的尤努斯作者：修思禹来源：《英才》2012年第09期当远道而来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出现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临时设立的媒体采访室时,每个与他目光相对的人都能感受到一抹灿烂的笑容。

这位以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著称的孟加拉经济学家,一年前在与当地政府几经博弈后，还是被迫放弃了格莱珉银行行长的职位。

而现在他似乎已经看淡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两个小时专访，尤努斯没有拒绝记者任何一个问题。

包括他的“被辞职”。

其实，自辞职后，尤努斯并没有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

这位古稀老人感慨自己“退休”后反而更忙碌。

“小额贷款部分我在继续做，另外还要做很多跟社会、跟企业相关的事情，经常要去很多地方参加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场合见很多人。

总之越来越忙”。

而这一次来到北京，他也是因为接受了如新集团的邀请，出席了“2012NUSKW大师趋势论坛”。

没有政治野心借钱给穷人这件事，并非开始在1983年,那一年，拿到银行执照的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

其实，在那之前，尤努斯就已经跟政府探讨了很多年，格莱珉银行的执照就是讨论的结果。

但当成为孟加拉首屈一指，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小额金融机构之后，孟加拉政府方面开始不断暗示他主动辞职。

尤努斯虽几经抗争，胳膊最终还是没能扭过大腿。

2011年5月12日，尤努斯被迫辞职，离开了他亲手创立并领导了多年的格莱珉银行。

尤努斯在辞职时表示，自己最关心的是格莱珉银行的未来。

而一年后的今天，虽然参与创建了更多企业与相关组织，格莱珉银行仍是尤努斯谈得最多的话题。

让他欣慰的是，没有他，格莱珉银行似乎依然是穷人信任的银行。

尤努斯透露：2012年，格莱珉银行总共向850万人发放了小额贷款，其中57%是女性，放款的数量达15亿美元。

虽然在任时，尤努斯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格莱珉银行卷入政治斗争，但有观点指出，政治斗争是尤努斯离任的根本原因。

2006年10月，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全媒体时代地方党报乡村振兴宣传报道创新路径——以《贵
州日报》为例
何华琳
【期刊名称】《西部广播电视》
【年(卷),期】2024(45)5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新媒体时代,创新性地做好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新闻报道是党报的职责所在。

本文以《贵州日报》乡村振兴宣传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贵州日报》乡村振兴相关新闻报道的特点,指出其宣传报道特点包括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及时地传递政策;总结经验,突出特色,层次丰富地展示成果;聚焦典型,讲述故事,声情并茂地引领价值。

结合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和受众需求,提出乡村振兴宣传报道的创新路径,包括运用“文本+”,拓展报道方式;满足需求,贴心服务群众;立体定位,打造均衡议题。

以期打破常规、有针对性地提升地方党报乡村振兴宣传报道的传播效果,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总页数】4页(P47-50)
【作者】何华琳
【作者单位】贵州省教育宣传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1
【相关文献】
1.全媒体时代下地方党报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与创新——以《梅州日报》为例
2.探寻地方党报全媒体时代新路径--以《南通日报》版面优化调整为例
3.论新媒体与地方党报的主题宣传报道创新——以信阳日报社为例
4.全媒体时代党报乡村振兴宣传实践探析——以河池日报社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宣传为例
5.全媒体视域下地方党报重大主题报道创新路径探析——以成都日报建党百年主题宣传融合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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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3月25日）很高兴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三次全体会议。

我在扶贫办分管社团工作，是第一次参加扶贫基金会的理事工作会议。

吕飞杰主任对扶贫基金会的工作十分重视，本来他要亲自来参加此次会议，但是他要去山东参加全国农村抗旱工作会议，所以委托我来代表扶贫办参加今天的会议。

今天在会场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其中还有老领导，感到很高兴。

可以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组成是特色的，既包含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包括了我们四面八方行行业业的非常热爱公益事业、扶贫事业的众多人士。

同时我还高兴地看到我们扶贫办系统的许多省和市的领导同志参加到理事中来。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理事会议，如果按国际上的说法应该是一个NGO的会议，在我们国家说是一个社团会议。

在这个理事会议上见到国内主要的社团组织的领导也在座，其中包括做得非常成功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领导，所以能够在这么一个范围内商量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对扶贫基金会今后的发展方向及其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战略意义，同时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的公益组织、中国的NGO组织如何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发展、发育、提高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我这次主要是来学习的。

从国外刚刚回来，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没考虑要讲话，但既然来了总要说两句。

下面就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和体会说几句，不代表扶贫办，有错误的地方请各位予以批评。

刚才听了何道峰秘书长、甘子玉副会长和孙文芳副会长的几个报告很受启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完全同意以上报告和他们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去年以来的工作所做的评价。

去年以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处在一个大发展、大改革、大提高、大收益的这么一个阶段，无论是社会筹资、内部管理、项目运作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务院扶贫办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和高度评价。

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办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吕飞杰主任代表办党组对去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其中有一段涉及中国扶贫基金会，下面我把这段念一下。

四川地震救灾回溯：公益领域的“合纵”与“连横”文/王欧THE UNION OF PUBLIC SECTOR8月29日，在昆明举行的基金会透明暨基金会中心网三周年大会上，由爱德基金基金会、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等42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正式启动，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被推选为联盟主席。

芦山地震所激发的公众的热情和善意毫不亚于汶川地震，但中国公益这几年也遭遇了公信力的下降，自律联盟成为基金会充实公众信任的一个机会。

8月29日的成立仪式上，42家基金会也表明了在后续的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中公开、透明、合理使用善款的决心。

实际上，许多公益基金会对于联盟的期许并不仅仅止于通过联盟来促进行业自律和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据统计，参加芦山地震救灾的180家基金会获得了15.6亿元人民币的社会捐款，通过联盟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促成合作也是许多基金会的期待，为此，此前的4月29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了“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NGO组织同样也在寻求联盟。

在芦山地震发生的当天，一个名为“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就成为了众多公益组织的“大本营”。

NGO组织的自发合作4月20日早上地震时，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执行主任周晓翔正在即将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因为通讯中断，被困在机舱里的周晓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他在一天以前建立起来的微信群里却已经开始酝酿着展开行动了：当晚他拉了入公益界、学术界的部分人士，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微信的联盟为政府提供一种参考——NGO组织可以有效地联盟，地震发生后，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为大家的沟通平台。

有人在群里提议，地震了，NGO组织应该要做点什么。

几乎是同一时间，北川中国心的刘剑峰、滴水公益的“大海”和NGO 备灾中心的张国远已经开始向灾区芦山县城进发，中午时分，官方的救援力量尚未到达，张国远等人已经在芦山拉起横幅、支起帐篷，开始着手进行灾害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