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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奇功的红军司号兵作者：何立波来源：《检察风云》 2019年第16期何立波2019年8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将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司号制度的恢复和完善，着眼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2018年10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决定，我军司号制度正式恢复。
司号兵这一消失了三十多年的特殊部队，重新步入人们的视野。
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人民军队建立了司号兵。
在红军时代，我军建立了完备的司号兵制度，统一了红军的军用号谱。
在红军时期，司号员在战斗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红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沿用国民党军号谱，到红军统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就设立了司号兵。
在我军的编制序列中，司号兵属于通信兵，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师和团编有司号排。
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司令部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
另外还有司号大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培训部队的司号员。
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战斗频繁，连续打两三场仗是常有的事。
战斗中，旗兵与司号员往往冲在队伍前列，遇到敌人火力阻击，每每伤亡很大，有些连队因此配备了两名司号员。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军第四纵队一些部队曾经一天中先后伤亡好几名司号员。
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补充司号员成为当务之急。
红军很重视培训司号员的工作，经常举办各级号手学习班，从部队中抽调年轻力壮、肯钻研的战士学习吹号。
1929年6月，红军打下龙岩后，军部在城里中山公园办了两期司号员学习班，共有30多名学员。
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即可胜任工作，个别不合格的则退回原部队当战士。
吹号是十分耗费气力的工作，战斗中又起着传达军官号令、调遣全军的重要作用，因此司号员常与军官同食同宿，享受同等生活待遇。
红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但每月仍给司号员发三块大洋、鸡蛋费营养补助。
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县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近山- 人物简介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县人。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副师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旅副政治委员，新编第八旅代旅长、旅政治委员，第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
王近山- 主要经历1915年10月生，汉族，亦名文善，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五连战士。
9月调第三团机枪连当通讯员。
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2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机枪连班长、排长。
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任机枪连副连长、连长，第一营副营长。
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
同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一营营长。
率部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
1933年2月任第三十团第二营营长。
7月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9月任第二十九团团长。
长征红军在汉中作者：王晓建来源：《延安文学》 2020年第3期王晓建来到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汉中，感到很有感触。
为什么说汉中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呢？因为汉中既是红四方面军1932年开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组成地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区之一；又是红25军1935年开创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组成地域，是红25军继续长征的出发地区；并且还是1936年红二方面军发动的成徽两康战役的战场之一。
一、红25军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是1934年11月从大别山区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开始长征的。
经桐柏山区、伏牛山区进入陕西南部，1935年在商洛、安康和汉中的部分地区——洛南、蓝田、商县、山阳、柞水、洵阳（今旬阳）、宁陕、佛坪、洋县，湖北西部的郧县、郧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汉中洋县石塔寺一战，红25军歼灭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二旅大部，击伤旅长张飞生。
1933年，刘志丹等率领西北地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红26军第二团（红二团），从耀县照金根据地南下，在终南山区被陕军警备第一旅唐嗣桐部、警备第二旅张飞生部联手击溃。
红25军入陕之际，唐嗣桐、张飞生等扬言：共匪红26军南来被我们剿灭，红25军西来照样会被我们剿灭。
但大话言犹在耳，警备第二旅和警备第一旅却先后败在红25军手下，张飞生身负重伤，警备第一旅旅长唐嗣桐更作了红25军的俘虏。
唐嗣桐被俘后一再提出想见一见击败他的徐海东，徐海东闻言走到唐嗣桐的面前，掏出一张国民党军印发的传单幽了一默：“徐海东，你唐旅长怕是见不到了，你们的传单上说，徐海东早就被你们剿灭了。
”红25军曾在汉中攻克留坝、佛坪、洋县县城。
至今，洋县著名的旅游区华阳古镇还保存着红25军军部旧址。
几年前，笔者有幸陪同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徐文惠大姐，参观华阳古镇的红25军军部旧址。
在军部旧址的老屋里，摆放着一个示意石塔寺战斗战场的沙盘，上面两军作战的场面做得很逼真。
中国“异域”到抗战大后方：四川的身份转变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险恶的环境和交通是“异乡”发生的原因之一国中“异乡”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
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
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
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与外隔绝，一个主要原因，也因这种隔绝，在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之前，四川被很多国人视为“异乡”。
除了地理的主因外，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
比起更具全国性质的国民党人，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
自1920年代始，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四川战争乃真正成为“内战”，也就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1925年，就已有人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
当时人认为，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
窃以为“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
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四川军阀刘文辉曾称，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败退。
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以自保为主。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
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
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
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
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
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傅葆琛曾经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
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
20年代的四川在全国政治地图上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对“外边”的影响远还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者：罗娅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4年第03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巩固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红四方面军在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武装多次的斗争中，紧紧依靠苏区人民，不断坚持和实践正确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不断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部队的素质教育，为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川陕苏区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根据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比分析，确立和坚持了“诱敌深入、收紧阵地”战略战术思想和指导原则，取得了各个战役的巨大胜利。
采取“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的方针，粉碎了敌人“三路围攻”。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入川不久，只有兵力1.5万余人。
四川军阀田颂尧集中约6万兵力，乘我军立足未稳，实行“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认真分析川北山区狭谷要隘多的有利条件，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伺机反击。
当红军主力收缩到四川省通江县以北方圆百里的空山坝地区时，然后集中兵力发起总攻。
田敌主力及其它纵队纷纷败退。
红四方面军穷追猛打，歼敌14000余人，俘敌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00余件，迫击炮50余门，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反“三路围攻”胜利的基础上，展开了“三大战役”。
在一个月之内，红军巧妙隐藏战役企图，造成战役突然性，展开了著名的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三战三捷，歼敌两万余人，根据地总面积拓展到42000余平面公里，人口约700余万，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有效地巩固发展了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创造了“反围攻”的光辉业绩。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四川军阀也纠集了140余团兵力约30万人，加紧组织对川陕边红军发动“六路围攻”。
1933年12月中旬到1934年6月下旬，川陕苏区红军在半年多的运动防御作战中，分东西两线，逐次“收紧阵地”，集中主力红军在保持我军旺盛攻击力的同时，拉长敌人的战线，分散敌人兵力。
2021年1月Jan. 2021第31卷第1期Vol. 31 No. 1四川文理学院学报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Journal客观认识川陕苏区的几个问题郑丽天（中共达州市委 党史研究室，四川 达州635002）摘要：针对时下网络和现实中，对川陕苏区历史和人物评价所形成的不良倾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其历史功绩的形成，回应关于川陕苏区历史功绩的归属问题、张国烹在川陕苏区的作用问题、川陕革命老区发展慢是张国烹原罪的问题。
关键词：川陕苏区；历史功绩；评价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志码：A 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 区，毛泽东主席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 评价。
然而,在网络、坊间，甚至在川陕老区革命纪念场馆的参观现场，我们时常会听到对川陕苏 区历史功绩和川陕苏区最高领导人作用的种种奇 谈怪论。
如川陕苏区的历史功绩归功于张国燕（认为他毕竟是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有最终决策 权），把川陕苏区取得的成绩说成是他后来分裂党 和红军的政治资本（认为兵力、物力都超过了中央 苏区），川陕革命老区发展缓慢的原罪是因为有个张国舂等等诸如此类的谈论。
这些谈论缺乏评价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正确指导思想，明显带有 主观主义,造成了歪曲党的历史、误导群众和党史爱好者的不良影响。
一、关于川陕苏区历史功绩的归属问题对于川陕苏区历史功绩的归属问题，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川陕苏区存 在、发展的客观史实和推动它发展的决定力量，从 不同层面对川陕苏区的历史功绩的形成，进行辩文章编号：1674—5248（2021）01—0014—07证分析和客观评价。
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 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历史上的毛浴镇、清江渡会议历史上的毛浴镇、清江渡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在木门会议后相继召开的两次重要的政治、军事工作会议，会议的召开不仅对加强红四方面军政治军事工作方面的建设，提高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取得后期开展的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其广大指战员曾用鲜血和生命在十年的艰辛战斗历程中，谱写出了壮丽的英雄诗篇。
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曾召开过多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毛浴镇、清江渡会议于1934年11月1日和中旬召开，会议不仅分析总结了反“六路围攻”和地方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了以冲破敌人“川陕会剿”为一切工作中心，制定了川陕甘计划。
为红四方面军取得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历时十个月在川陕边区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严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共毙伤俘敌军八万余人，获枪三万余支（挺）、炮一百余门，取得了自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的空前大捷。
四川刘湘、杨森、田颂尧、罗泽州、邓锡侯、刘存厚等军均遭到惨重打击，互相责难。
刘湘无能为力，遂于1934年8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等职，四川反动统治阶级一片混乱。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又重新布置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围攻――“川陕会剿”。
蒋介石为稳定四川局势，先于9月底电促刘湘“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辈进剿，以资振作。
”同时令杨虎城“迅饬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
后又于l0月7日亲自飞赴西安策划“川陕会剿”。
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拨200万发子弹给四川军阀，并令刘湘复职。
随后刘湘又于19日在成都召开各路军阀头目参加的“剿匪”会议，并于22日通电“复职”。
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正在加紧准备中。
虽然自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红四方面军先后取得了反“三路围攻”、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长年的战争消耗和破坏，加之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的影响，川陕革命根据地元气大伤，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形势严重。
“王疯子”王近山：《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根据都梁先生长篇小说《亮剑》上半部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一播放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于是人们都在猜剧中那位在渴望嗜血的拼杀中、在为战友之死的复仇中，具有铁血军人不计生死、压倒一切的霸气，同时又有中国农民式的狡猾与狭隘的一面的李云龙，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遍翻八路军团级军官名单，绝对没有李云龙这个人！然而，《亮剑》绝非胡编乱造，李云龙的许多故事都是有原型的，例如苍云岭之战中一炮击溃坂田联队长，就取材于1939年11月黄土岭之战中时任晋察冀军区第1团团长的陈正湘（原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副团长）用山炮击毙了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真实战例；李云龙的部队见到物资就贴上封条、让俘虏跑步以甄别隐匿其中的军官，则都是在曾任东野五师师长、三下江南时屡屡违抗林彪军令但却被林彪直接提长为十二纵队司令员的钟伟的真实故事。
此外，在陈赓、陈正湘等人身上，也可看到李云龙的影子。
不过，被称为“王疯子”的王近山，才是李云龙最主要的原型。
在共和国开国将军中，王近山同陈光、钟伟、王必成（《红日》中沈振新的原型）、皮定钧等堪称最有个性的几位！战争篇：徐帅之勇、刘帅之谋、邓政委之断“我算什么？一个放牛娃！我的勇敢是向徐帅学的，谋略是向刘帅学的，果断是向邓政委学的。
”王近山的这番话本属自谦，但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自吹自擂，但独狼觉得这话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徐帅之勇1930年，赤色风暴席卷大别山。
一位身上有着军事奇才成吉思汗血统、年仅15岁的蒙古族少年王文善，改掉自己文绉绉的名字加入了红军队伍。
他想让自己像大山一样坚强起来，所以新名字就叫“近山”。
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使得红军干部奇缺。
1931年，16岁的王近山就是在这种血雨腥风中走上连长岗位的。
当上连长后，王近山就渴望打仗，拼命打仗。
一次战斗，他和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兵搏斗，打红了眼，结果两人一同滚下山崖。
国民党兵当场身亡，王近山却奇迹般生还。
主持人/纯朴 记忆邮箱：*******************1933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与陕军杨虎城的代表孙蔚如、武志平通过谈判达成了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汉中密约”（又称“汉中协定”）。
其后，为方便落实“汉中密约”的内容，陕军密使武志平在中共陕四方面军渡过汉江，于当年12月下旬到达川北，并在此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随后，面对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和川军刘湘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皆应对自如且越战越强。
到1935年初，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之众，地方游击队发展到10万多人，达到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入川后的红四方面军得到了国民党陕军杨虎城的大力帮助。
陕军除了从物资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还向红军提供了军用地图、川军动向、电报密码等绝密要件。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得到陕军给予的电报密码后，很快就截获了许多军事情报，对粉碎川军刘湘的“六路围攻”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属下的“剿共”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部，是多路“剿共”部队中最卖力、最顽强的一支主力。
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下篇中写道：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
到了快过阴历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发电报催他返万县度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
他于2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
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部属都不知道。
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自代理总指挥的职务。
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讯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汉中密约”背后的故事※文/李明智484950群众组织。
郭沫若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作为历史考古学家的郭沫若，对陕西这个号称“天然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大省不免多有关注青睐。
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郭老去世，其间20余年，他先后多次莅陕，所到之处多有题字题词。
红军三大方面军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于一九三0年八月，是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支红军主力。
后来曾改称为中央红军。
一九三0年五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成军团。
据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辖三个军：第四军，第六军（不久改为第三军），第十二军，随后，赣西南的地方红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二军，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
同时，红五军团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辖两个军：第五军和第八军。
随后，湘鄂赣边地方武装编成第十六军，也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支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三万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后，撤销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及其领导机关，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指挥。
此后，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
一九三二年二月，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强令中央红军攻打赣州，不仅久攻不克，反遭重大伤亡。
三月，中革军委重编第一、三、五军团。
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
六月，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及其指挥机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兼红一方面军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
八月八日，重新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十月，正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由于朱德、周恩来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一九三三年三月继续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五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军史: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沉重打击四川军阀大巴山延绵数百里，横亘于川陕之间，山势雄奇，岩悬壁绝，原始森林，遮天蔽日。
素有“秦川锁钥”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古巴人英勇善战，出兵助武王伐纣，助秦王灭六国，刘邦据巴蜀之地，在巴山建牟阳城筑巴峪关，得巴人以争天下。
1932年12月初，红四方面军1.5万人，翻越秦岭来到大巴山的南麓，寻求新的立足点。
12月20日，西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通江两河口。
从此，开始了川陕根据地建设，至1935年3月全军西渡嘉陵江，历时2年零4个月。
期间，经历两次“反围”斗争、三次外线进攻作战和嘉陵江战役，毙伤俘敌10万余人。
根据地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部队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
开辟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一、反“三路围攻”1932年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陕南西乡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趁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在川西混战、川东北地区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
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进至两河口，20日部队进驻通江。
1933年1月28日，田颂尧宣誓就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将他在川西参加混战的部队调回川北，部署对川陕苏区实行三路围攻。
田颂尧的29军辖5个师及军师独立旅，共60个团，他投入三路围攻的部队30多个团，约3万多人。
2月12日，田颂尧发动三路围攻，很快控制了巴河右岸。
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城列宁公园召开了军事会议，徐向前总指挥提出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应采取“收紧阵地、节节御敌”的战略方针。
首先分兵固守隘道要口，节节抗击敌人，尔后集中兵力实施反击。
至3月18日，敌军虽然占领了巴中、南江两座县城，却付出了伤亡8000多人的惨重代价。
红军主力根据作战方针，在北起贵民关，南沿官渡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至得胜山一线，步步设防，阻击敌人。
又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竹峪关一线占领新的阵地，继续与敌周旋，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从3月下旬至4月25日，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
4月26日，田颂尧部又向红军阵地发起强大攻势。
红军继续依托险要阵地、工事，以猛烈的火力、灵活的战术，顽强地进行阻击，并再次收紧阵地，主动放弃通江县城，将红军主力集中于通江空山坝一带。
5月17日，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停止收紧阵地，转为对敌反攻。
徐向前总指挥提出反攻的首要对象是打击已冒进至空山坝的敌人左纵队13个团，并对部队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5月20日夜，红军各部队进行了声势凌厉的大反攻。
仅10余日，就将田颂尧花了4个月占领的地区全部收复，毙伤敌人官兵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成等官兵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00余支(挺)，迫击炮50门。
田颂尧的部队损失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
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不到半年时间，川陕苏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北起陕西的镇巴、西乡，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苍溪附近。
纵100余公里，横150公里，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余万人。
二、三次外线进攻作战1933年8月，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巴中城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任务》的决议。
会议决定在进行苏区建设的同时，依托根据地，采取由北向南、各个击破、全面推进的作战方针，主动对敌发起外线进攻。
(一)仪(陇)南(部)战役1933年6月，田颂尧“三路围攻”失败之后，大部分兵力撤退到嘉陵江以西，在嘉陵江东岸的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南部等地只有18个团的兵力驻守。
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乘胜发起仪(陇)南(部)战役。
8月12日，以红9军为主力，对敌发起攻击，历时半月，共歼灭田颂尧部3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
夺取了洪山、三合、碑院等盛产食盐的地区，缴获食盐10余万斤，并恢复盐业生产，年产食盐70余万斤，保证了苏区军民的食盐供应。
苏区扩大到仪陇全境及广元、昭北、苍溪、阆中、南部等县在嘉陵江东岸地区。
(二)营(山)渠(县)战役盘据在营山、渠县等地的军阀杨森20军的部队，占据了巴中的玉山场、鼎山场等地，突出于仪陇和江口(平昌)之间，犹如一把刀子顶在根据地的腹部，成为红军向南发展的严重障碍。
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营(山)渠(县)战役，拔掉这把顶在根据地腹部的刀子，首先消灭玉山场、鼎山场之杨森部混成第2旅，尔后，向南发展。
红9军、红30军主力，于1933年9月22日对敌发起攻击，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敌军节节南逃。
10月3日攻克营山县城，逼近渠县城郊，6日占领蓬安对岸的周口。
共毙敌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枪支2500余支。
川陕苏区向南扩展50余公里。
(三)宣(汉)达(县)战役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决心发起宣(汉)达(县)战役，打击盘据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之敌刘存厚部，进一步扩大川陕苏区。
刘存厚部盘踞达县20余年，有兵工厂、印刷厂及大批枪支、弹药和大量的银元、布匹，都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急需物资。
宣(汉)达(县)战役于1933年10月16日开始，19日解放宣汉，20日攻克达县城，21日占领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历时11天，重创刘存厚的23军，歼敌6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火炮36门，子弹500余万发，电台2部，银元100多万两，布匹20万匹，棉衣2万余套，以及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全套设备。
在宣(汉)达(县)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得到了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有力配合，战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
三次外线进攻战役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开展起来。
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8万余人。
另有地方武装1.5万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数十万人。
川陕苏区扩展到东至城口近郊，西到嘉陵江沿岸，南达营山、达县，北抵陕南镇巴、宁羌的广大地区。
纵400余里，横500余里，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人。
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8座县城，先后建立了24个县(市)的革命政权，使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展到鼎盛时期。
三、反“六路围攻”1933年10月4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成都，将四川军阀部队编为六路，分布于川陕苏区的东、南、西周边地区，准备以绝对优势兵力对红军发动进攻。
参加六路围攻总兵力共110个团，约20万人。
另有空军2个中队，飞机10架。
从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1000余里弧形线上形成了对川陕苏区的合围态势。
第一路为28军邓锡侯部，共18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进攻；第二路为29军田颂尧部，共24个团，由阆中向巴中进攻；第三路为新编6师李家钰部和23师罗泽洲部，共15个团，由南充向仪陇、巴中进攻；第四路为20军杨森部，共12个团，由蓬安向鼎山、通江进攻；第五路为21军刘湘部，共24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进攻；第六路为23军刘存厚部，另有土匪王三春部共18个团，由开县、城口向万源进攻。
刘湘企图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陕边境地区。
战役筹划分为三期实施：首先攻占宣汉、达县、江口、营山、旺苍、木门、恩阳、曾口等苏区外围地区；尔后攻占巴中、南江、通江等苏区中心地区；最后攻占苏区后方苦草坝。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川陕苏区的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反围攻作战方针：采取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不断杀伤、消耗敌人，削弱敌人进攻力量；抓住敌人的弱点，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快速反击，各个歼敌；对退却之敌，实施大纵深迂回战术，分割包围，速战速决。
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红4军、红9军、红33军及红30军2个师共20余个团，布防于万源、宣汉、达县一带的东线，抗击刘湘精锐部队和刘存厚的第五、六路军。
由副总指挥王树声、30军政委李先念统一指挥红31军、红30军的90师和红9军的27师等10个团，布防于北起广元、嘉陵江东岸至营山、渠县以北一带的西线，钳制敌第一、二、三、四路军。
另以红30军2个团置于通江与旺苍的边境监视陕南敌军之行动。
从1933年11月16日，敌人开始发动总攻，至1934年1月中旬的两个月内，红军东西两线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敌人进攻，共毙伤敌人1.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期总攻计划。
1933年12月至1934年春季，红军节节胜利，使敌人的第二期、第三期总攻计划相继破产，再次付出了3.5万人的惨重代价。
1934年5月1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会议，制定了第四期“剿匪”计划，共投入兵力140余个团，再次向川陕苏区发起进攻。
红四方面军决定从西线敌人左侧依托巴山进行反击，首先打击敌第一路邓锡侯部，成功后转入反攻，由北向南横扫西线敌军，然后转进东线。
东线的红军在万源至通江一线有力地阻击了敌人后，撤到根据地后方，纵横仅一、二百里范围。
刘湘集结了总兵力的五分之四，约80余个团，10多万人压向东线，企图夺取万源，截断川陕通道，将红军消灭在通江以北地区。
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决心实施“万源保卫战”，决定从东线开始反攻。
西线将敌第一、二、三、四路军钳制于原地，利用万源附近有利地形，以少数部队坚守防御。
主力在二线休整，以备反攻。
7月11日，“万源保卫战”开始。
红军采取“夜袭击破，大纵深迂回包抄”之战术，对敌实施反击作战。
8月10日，红31军93师274团奇袭青龙观得手后，红军主力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形成了分割包围敌人的有利态势。
在徐向前、李先念、陈世才的直接指挥下，部队直插木门以西的黄猫垭、旺苍坝，向敌人第二路兜击。
陈世才带先头部队急速穿插，徐向前、李先念带后续部队快速跟进，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军刚到黄猫垭占领阵地，敌人便溃退下去。
徐向前命令部队旋即展开，包围敌人十多个团，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歼敌一万余人，缴获长短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
至8月下旬，敌人共发动五次大规模进攻，损兵折将，却未获进展。
至9月22日，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全部收复，敌第一、二、三路逃至嘉陵江东岸，第四路逃至营山、渠县地区。
至此，刘湘精心策划的六路围攻彻底破产。
反六路围攻战争历时10个月，战绩卓著。
总计毙伤敌副司令郝耀庭以下官兵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获枪支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
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大大鼓舞了川陕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四、嘉陵江战役1935年1月22日，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四项重要决定：一、暂时停止同胡中南的角逐；二、由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四、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上，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25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