噻嗪类利尿剂在联合降压中的研究进展_方厚民

噻嗪类利尿剂在联合降压中的研究进展方厚民１ａ，邱　倩１ｂ，张海澄２（１．兴国县人民医院ａ．心血管内科；ｂ．神经内科，江西兴国３４２４００；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４４）摘要：噻嗪类利尿剂因其价格低廉、疗效确切，循证医学证据充足，受到国内外高血压防治指南的一致推荐。

最近几年进行的高血压循证医学研究不仅增强了噻嗪类利尿剂在联合降压中的地位，而且优化了联合降压的方案，对医师的临床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章综述了噻嗪类利尿剂的分类与降压机制及其在联合降压方案中的循证医学研究。

关键词：噻嗪类利尿剂；循证医学；联合降压；终点事件；降压机制；高血压中图分类号：Ｒ５４４．１；Ｒ９６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４７２７（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７６－０３ 据２００２年全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８．８％，全国有高血压患者约１．６亿［１］。

高血压是我国人群脑卒中及冠心病发病及死亡的主要因素，控制高血压可遏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及死亡的增长态势［２］。

选择安全、有效、经济的降压药物，循证医学证据充足的联合降压方案可以减少高血压患者的靶器官损害，降低心血管事件。

噻嗪类利尿剂用于临床治疗高血压近４０年，由于特别适用于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盐敏感型高血压、低肾素性高血压及肥胖人群的高血压，且价格低廉、降压确切，被国内外高血压防治指南推荐为一线降压药物。

现就噻嗪类利尿剂的分类与降压机制及其在联合降压方案中的循证医学研究进行综述。

１　噻嗪类利尿剂的分类与降压机制 噻嗪类利尿剂包括“噻嗪型”和“噻嗪样”两大类［３］。

噻嗪类利尿剂作用于远曲小管，阻断钠－氯转运体，抑制钠、氯、钾和水的重吸收，促进排出［４］。

降压机制主要与减少细胞外液及血浆容量、扩张外周血管有关。

噻嗪类利尿剂通过减少钠离子在血管平滑肌的含量，使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下降，同时抑制碳酸酐酶活性、部分关闭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下调血管紧张素受体等一系列作用，使血管平滑肌的顺应性及松驰性增加，外周血管阻力下降，血压下降［５］。

噻嗪型药物的基本化学结构由苯并噻二嗪核和磺酰胺基组成，半衰期为９～１０ｈ，以氢氯噻嗪和苄氟噻嗪为代表，特别是氢氯噻嗪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固定复方降压药物所选择的利尿剂。

噻嗪样药物化学结构不同于噻嗪型，如吲哒帕胺虽同样含有磺酰胺基，但有一个特殊的二氢吲哚结构，更具亲脂性，更易与血管壁内皮细胞结合，血管舒扩张作用更强，半衰期长达１４～１６ｈ。

２　噻嗪类利尿剂在联合降压方案中的循证医学研究 １）利尿剂联合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ＡＣＥＩ）的方案适合糖尿病合并高血压人群，可改善糖尿病患者的大血管与微血管病变。

在降压及降脂治疗预防心脏事件（ＡＬＬＨＡＴ）研究中，以氯噻酮为代表的利尿剂与氨氯地平［钙通道阻滞剂（ＣＣＢ）］、赖诺普利（ＡＣＥＩ）、多沙唑嗪（α受体阻滞剂）相比虽然在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与ＡＣＥＩ和ＣＣＢ无显著差异，但增加了新发糖尿病的风险［６］。

该项研究结果导致临床医师对利尿剂可能出现的代谢性不良反应产生了顾虑，对利尿剂在高血压治疗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

ＡＤＶＡＮＣＥ［７］研究的发布使噻嗪类利尿剂在联合降压中的安全性获得了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

该项研究入选了１１　１４０例年龄≥５５岁、伴有至少一项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２型糖尿病，合并或不合并高血压的患者。

将其随机分成２组，分别接受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缓释片固定复方制剂治疗或安慰剂治疗。

主要联合终点是联合血管事件（大血管事件和微血管事件），次要终点为脑卒中、冠心病、糖尿病肾脏病、糖尿病眼底病变、心血管死亡、总死亡等。

平均随访４．３年，结果显示：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缓释片固定复方制剂的治疗组与安慰剂组比较，减少６７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３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Ｖｏｌ．５３Ｎｏ．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０１联合终点事件９％，减少总死亡１４％，减少心血管死亡１８％，减少总冠脉事件１４％，减少总肾脏事件２１％，减少新发生微量蛋白尿２１％。

ＡＤＶＡＮＣＥ［７］研究充分说明，吲达帕胺缓释片联合培哚普利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不仅降压安全有效、耐受良好、可预防心血管事件、改善糖尿病患者的预后，而且固定的复方降压制剂进一步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

此外，该研究使用的１．５ｍｇ吲哒帕胺缓释片较２．５ｍｇ吲哒帕胺平片有更多优势，如降压幅度更大、半衰期更长、不良反应更小等。

２）利尿剂联合ＣＣＢ的降压方案可降低卒中事件，不增加新发糖尿病的风险。

中国是脑卒中高发区，高血压的主要并发症是脑卒中，故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卒中的关键。

利尿剂与何种降压药物联合使用也可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值得探讨。

有研究［８］主要观察积极降压和常规降压方案对高危高血压患者致死性和非致死性卒中发生的影响。

此项研究入选了国内近万名高血压患者，至少合并１个或２个危险因素或１个临床情况。

将患者随机分成非洛地平联合氢氯噻嗪组和安慰剂联合氢氯噻嗪组，平均随访３．３年，结果显示：与安慰剂联合氢氯噻嗪组相比，强化降压组（非洛地平加氢氯噻嗪）的主要终点事件（致死和非致死性卒中）降低２６．８％；次要终点事件中，全因死亡率降低３３．２％，冠脉事件降低３２．５％，所有心血管事件降低３４．６％，癌症发生率降低３６．４％。

揭示降压是硬道理，噻嗪类利尿剂与ＣＣＢ的联合使降压幅度增大，脑卒中事件下降，而新发糖尿病风险未见增加，患者耐受性良好。

３）利尿剂联合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ＡＲＢ）的方案拥有较多的循证医学证据，使更多的高危患者尽早、尽快达标。

单用利尿剂虽可使血压下降，但其带来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酫固酮系统（ＲＡＡＳ）的激活效应反而弱化其降压作用。

如与ＡＲＢ联用能否带来协同降压效应并互相抵消不良反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研究［９］入选了１　００５例既往单药治疗（包括ＣＣＢ、ＡＲＢ、ＡＣＥＩ、β受体阻滞剂）收缩压无法达标的高血压患者，采用厄贝沙坦联合氢氯噻嗪治疗方案。

１６周后，收缩压达标率达７７％，舒张压达标率达８３％。

厄贝沙坦／氢氢噻嗪治疗５周内可使４７．２％的重度高血压患者血压达标（坐位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治疗第３周时，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的坐位舒张压及坐位收缩压降幅分别＞２０及２７ｍｍＨｇ，而厄贝沙坦单药组在第７周时仍未达到相似的降压幅度［１０］。

更值得关注的是，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组的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单药组［１１］。

这些研究［９－１１］充分说明对重度高血压患者采用利尿剂联合ＡＲＢ的优化方案较单药治疗更加安全有效，使高危患者更早、更快达标。

４）噻嗪类利尿剂与β受体阻滞剂联合的降压方案可能引发糖、脂代谢的异常，应当慎用于代谢性疾病的患者。

噻嗪类利尿剂与β受体阻滞剂的联合曾广泛应用于临床降压。

然而，２０１０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１２］将噻嗪类利尿剂与β受体阻滞剂的联合降级为次要推荐的降压方案。

ＡＳＣＯＴ研究是迄今欧洲最大的高血压临床研究，入选１９　２５７例患者，合并有３个或３个以上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排除临床冠心病），随机分成２个治疗组。

一组采用ＣＣＢ（氨氯地平）联合ＡＣＥＩ（培哚普利），另外一组采用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联合利尿剂（苄氟噻嗪）。

研究结果显示，β受体阻滞剂联合利尿剂组因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导致终止治疗率与新发糖尿病发生率明显高于ＣＣＢ联合ＡＣＥＩ组，而ＣＣＢ联合ＡＣＥＩ组在预先设定的１５个次要终点中的１０个均显著优于β受体阻滞剂联合利尿剂组［１３］。

ＩＮＳＩＧＨＴ的研究提示，在减少新发糖尿病和周围血管病方面ＣＣＢ联合β受体阻滞剂明显优于β受体阻滞剂联合利尿剂［１４］。

上述两项经典的研究使包含利尿剂的不合理联合方案浮出水面，为优化联合降压方案高举明灯，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５）我国高血压患者约５０％属于盐敏感型，以利尿剂为基础联合国产卡托普利及尼群地平适合中国的国情［１５］。

我国是农业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高血压患者急需价廉、有效的降压药物。

孙兆青等［１６］开展了以氢氯噻嗪为基础的辅以尼群地平及卡托普利的高血压低成本综合干预研究。

该项研究选取了辽宁省阜新县原发高血压患者５　２９２例，随机分为健康教育组及药物干预组。

干预组以阶梯式加药方式给予国产氢氯噻嗪、尼群地平及卡托普利，观察药物的降压效果及对脑卒中发病的影响。

结果显示干预组的血压控制率明显高于健康教育组。

药物干预后，干预组平均血压下降１６．１／９．４ｍｍＨｇ，治疗有效率达８６％，与健康教育组相比，在非致死性脑卒中发病风险减少５７．３％，总脑卒中发病风险减少５９．４％。

患者一年降压药物费用仅３０元左右。

上７７方厚民等：噻嗪类利尿剂在联合降压中的研究进展述研究为中国农村地区高血压患者选用以国产利尿剂为基础联合卡托普利、尼群地平的降压方案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噻嗪类利尿剂可作为农村地区降压治疗的一线药物。

３　结语 噻嗪类利尿剂用于治疗高血压虽然历经争议、饱受质疑，但其确切的降压疗效、安全的药理作用、低廉的价格使其成为高血压药物中的“长青树”。

最近几年不断进行的高血压循证医学研究推动了高血压药物治疗的进展，增强了噻嗪类利尿剂在联合降压中的一线地位。

在临床工作中，只有选择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联合降压方案，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才能使患者更多获益。

此外，选择包含利尿剂的固定复方制剂在提高患者依从性、减少治疗费用中更具优势，适合高血压患者的长期治疗。

参考文献：［１］　易秋艳，张林潮．原发性高血压流行病学研究进展［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９）：８２３－８２５．［２］　刘力生．２０１０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８）：７０３－７０４．［３］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高血压学组．利尿剂治疗高血压的中国专家共识［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３）：２１４－２２１．［４］　李君，张新军．利尿剂在老年高血压治疗中的应用［Ｊ］．华西医学，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４４－４５．［５］　陈秀梅，卢新政．利尿剂降压治疗的再认识［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７）：６２０－６２１．［６］　施仲伟．ＡＬＬＨＡＴ的简介与点评［Ｊ］．国外医学：心血管疾病分册，２００３，３０（２）：６９－７１．［７］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ｆｉｘ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ｅｒｉｎｄｏｐｒ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ａｐａｍｉｄｅ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７，３７０：８２９－８４０．［８］　Ｌｉｕ　Ｌ，Ｚｈａｎｇ　Ｙ，Ｌｉｕ　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ｆｅ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ＶＥＲ）ｓｔｕｄｙ：ａ　ｒａｎｄ　ｏｍｉｚｅ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５，２３（１２）：２１５７－２１７２．［９］　Ｎｅｕｔｅｌ　Ｊ　Ｍ，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Ｅ，Ｂａｋｒｉｓ　Ｇ　Ｌ，ｅｔ　ａｌ．Ｔ　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　ｄ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ｆｉｘ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ｂｅｓａｒｔ　ａ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ｉａｚｉｄ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ｔｒｉａｌ［Ｊ］．ＪＣｌ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２００５，７（１０）：５７８－５８６．［１０］　方宁远．２００７ＥＳＨ／ＥＳＣ高血压指南：让高危、极高危高血压患者尽早达标［Ｊ］．国际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８，３５（１）：６３－６４．［１１］　胡大一．充分发挥单片复方制剂在降压治疗中的优势作用［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２］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Ｊ］．中华心血管杂志，２０１１，３９（７）：５７９－６１５．［１３］　元鹏．从ＡＳＣＯＴ研究看抗高血压治疗的新策略［Ｊ］．解放军保健医学，２００６，８（３）：６７１－６７３．［１４］　胡大一，马长生．心脏病学实践２００８［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３．［１５］　胡大一，马长生．心脏病学实践２０１１：新进展与临床案例［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１：８１．［１６］　孙兆青，郑黎强，张大义，等．小剂量氢氯噻嗪联合尼群地平治疗农村地区高血压疗效分析［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０，３８（２）：１３５－１３８．（责任编辑：钟荣梅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上接第７２页）［５］　Ｃｈｏｕ　Ｙ　Ｃ，Ｌｅｅ　Ｍ　Ｓ，Ｗｕ　Ｍ　Ｈ，ｅｔ　ａｌ．Ｐｌａｓｍａ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ａｓ　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Ｊ］．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１９９－２０５．［６］Ｖａｎ　Ｍｅｕｒｓ　Ｊ　Ｂ，Ｄｈｏｎｕｋｓｈｅ　Ｒｕｔｔｅｎ　Ｒ　Ａ，Ｐｌｕｉｊｍ　Ｓ　Ｍ，ｅｔ　ａｌ．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Ｊ］．Ｎ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４，３５０（２０）：２０３３－２０４１．［７］马爱娟，董忠，李刚．北京市５０～７９岁人群脑卒中患病率和危险因素调查［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７）：６４５－６４８．［８］黄海威，郭明辉，黄家星，等．１　０２０名社区人群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调查和相关分析［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８）：７２１－７２４．［９］Ｇａｎｊｉ　Ｖ，Ｋａｆａｉ　Ｍ　Ｒ．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Ｂ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ｔｏｔａｌ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１９９９－２００４［Ｊ］．Ｊ　Ｎｕｔｒ，２００９，１３９（２）：３４５－３５２．［１０］　Ｇａｎｊｉ　Ｖ，Ｋａｆａｉ　Ｍ　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ｓｍａｔｏｔａｌ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Ｕ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Ｊ］．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２００６，８４（５）：９８９－９９４．［１１］Ｋｉｍ　Ｍ　Ｈ，Ｋｉｍ　Ｅ，Ｐａｓｓｅｎ　Ｅ　Ｌ，ｅｔ　ａｌ．Ｃｏｒｔｉｓｏｌ　ａｎｄ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ｎ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Ｊ］．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１９９７，４６（３）：２４７－２４９．［１２］Ｖｉｔｖｉｔｓｋｙ　Ｖ，Ｐｒｕｄｏｖａ　Ａ，Ｓｔａｂｌｅｒ　Ｓ，ｅｔ　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ｃｙｓｔａ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ｂｅｔａ－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ｘ－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Ｊ］．Ａｍ　ＪＲｅ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７，２９３（２）：Ｆ５９４－６００．［１３］Ｔａｎｇ　Ｂ，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Ｇｕｐｔａ　Ｓ，ｅｔ　ａｌ．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ｓ　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ｓｔａｔｈｉｏｎｉｎｅβ－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Ｊ］．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６（１１－１２）：１１７０－１１７５．［１４］Ｒｅｆｓｕｍ　Ｈ，Ｎｕｒｋ　Ｅ，Ｓｍｉｔｈ　Ａ　Ｄ，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Ｈｏｒｄａｌａｎ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Ｓｔｕｄｙ：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ｉｔ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　Ｎｕｔｒ，２００６，１３６（Ｓ６）：１７３１Ｓ－１７４０Ｓ．［１５］Ｃａｂａｒｋａｐａ　Ｖ，Ｓｔｏｓｉ　Ｚ，Ｚｅｒａｖｉｃａ　Ｒ，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Ｍｅｄ　Ｐｒｅｇｌ，２００７，６０（２）：８１－８３．［１６］Ｗｅｉ　Ｉ　Ｌ．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６ｖｉｔａｍ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６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ｚ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　ｒａｔｓ［Ｊ］．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１９９９，１８（２）：１４４－１５１．（责任编辑：刘大仁）８７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５３卷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