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批评视角分析

意识形态与文化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漫谈

一、意识形态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意识形态”多被当作某一阶级（政党）的政治思想观念或倾向来使用，以至于不少人总是将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混为一谈，却很少关注这一概念所依附的哲学史框架和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在今天更多地与贬义（如神秘化、虚幻或欺骗）相关联，但它最初是作为启蒙主义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理性概念被提出来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是第一个把“意识形态”(ideologie)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观念学”，即通过对观念进行唯物的、科学的精确描绘和研究而得到的知识。后来由于拿破仑将托拉西们污蔑地称之为“意识形态家（ideologue）”，才使这一概念蒙上了虚假、空洞的意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于意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探讨，揭示出这些意识形式对现实世界的异化和对主体的虚伪教化，这对“意识形态”涵义的转折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的费尔巴哈对宗教这种最具异化特征的意识形式进行的彻底批判，都为人们揭示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提供了自信心和思想条件。

真正对意识形态概念发生革命性影响的人是马克思。他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昭示出马克思主义

探讨意识形态的两条理论途径。一条是通过理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最终发展成《资本论》那样的经济学－哲学专著；另一条则是通过对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创立新的意识形态观，以指导无产者进行工人运动或暴动的政治行动实践；前者更重视意识形态的真假认识价值，后者更注重意识形态的社会改造效果。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看法紧密相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一般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社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属于 “观念上层建筑”，是我们应该揭穿和批判的幻象。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意识形态的内容被具体化，指的是创建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深入，马克思不再将意识形态简单看成带有贬义色彩的虚假（歪曲）幻象，而更重视从唯物史观为意识形态定位，更重视揭示构成意识形态虚假性或歪曲性的社会关系根源。换句话说，就是不再纠缠于对意识形态想象是否真实的追究和批判，而更加重视揭露和消灭造成意识形态虚伪性的真实（物质）条件。马克思不但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生成和运作得以依赖的社会物质关系，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使自己的存在更具合法性而采用的种种话语策略和隐蔽手法。

互文视角下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

摘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其重点不再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文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规范、政治权力等等。互文视角下，多种意识形态通过互文对话来实现对译者的操控。这些操控表现在：对译者的限制、对其译本选择的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确定及译者互文取向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互文性 译者 操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它是某一国家或集体流行的信念，潜藏在其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同时，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和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

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意识形态引起了国内外译界的关注。文化研究更主张强调文学艺术、文本翻译与历史现实、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以及其它思想话语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秦文华，2006：213）。

翻译活动中伴随着观念的传递与交流，其中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主体间的互动、主体的

认知过程和价值评判。因此，“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观（poetics）的影响；其中，赞助人（patronage）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控制诗学”（andre

lefevere，1992：14-15）。

译者在对众多互文本的认知解读与构建时，处于意识形态互文对话的中心，受到来自译者本身的互文性记忆、原文及其作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及所处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等多重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互文本之间的引用、参考、转换、重构，伴随着源语意识形态、原作者意识形态、目标语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的相遇、冲突、顺从、控制、引用、改写、容纳、吸收等互文交流。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内因，一切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诗学）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是外因，包括个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皇室、出版商和媒体（报纸、杂志和电视）。他们的意识形态，通常是作为操控译者翻译行为的外在因素。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政治外宣翻译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对外宣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尝试根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操纵的视角系统地探讨外宣翻译。通过对外宣翻译的分析，引发译者对于外宣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纵的清醒认识，提高外宣翻译质量。

一、引言

外宣翻译随我国对外宣传的需要应运而生。然而，关于政治外宣的研究仍有大量空白，研究成果并不多。学者们研究所依托的视角多为功能目的论，关联理论，模糊性视角等。政论外宣翻译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

二、政治外宣的特点

张健则认为：“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取。”（张健，2013）政治外宣文本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外宣翻译涉及到许多政治敏感问题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因而，译员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三、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

勒菲弗尔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改写操纵”理论。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书中提出影响改写的吉大主要因素：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机制（patronage）、诗学（poetics）（Lefevere，2004）。

四、意识操纵下的政治外宣翻译

政治外宣文本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政策方针的“窗口”。政治外宣翻译涉及诸多政治敏感问题，一旦错翻，甚至会引发国际争端。最初“台独运动”翻译为“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Independence Movement”一般是指殖民地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后来，译者将译文改为“Taiwan Secession Attempt”。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GWR 2016）

On behalf of the State Council， I now present to you my report on the work of

论文例文：新闻英语中语法隐喻意识形态功能之研究

论文范文：新闻英语中语法隐喻意识形态功能之研究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1 Research objectives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已经获得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2011年11月11日是中国的10周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国家已经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使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但不乏远离正义和加载具有强烈的政治偏见的新闻报道。有歪曲事实的端口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应用了大量的语法隐喻，那些新闻报道具有较强的思想观念落后，表面上高度影响读者的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应特别注意支付到语法隐喻（GM）揭露隐藏的含义。有些设备需要揭示如何GM输送思想在新闻报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批评话语分析（CDA），通过语言来揭示的某些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传播的一个有力手段。由于通用汽车公司丰富的英语新闻，笔者想探讨的特殊的语言形式 - 通用的英语新闻和其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如何实现从CDA角度分析其影响。With Chinarsquo;s increasing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world economic domain,

Chineseproblems,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problems, have gained much attention from news

mediaworldwide. November 11, 2011 is the Chinarsquo;s 10-year anniversary to join the

WTOsuccessfully. Some countries have written lots of news reports to make comments on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