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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花月痕》研究述评作者：刘欢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第02期摘 ;要：《花月痕》作为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其地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超过《红楼梦》。
自其出刊以来，备受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对它的文学解读也因为衡量文学的价值标准的异同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本文将从作者生平及成书过程、文本的分析及解读等方面，对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花月痕》的研究进行整理研究及总结，并附有笔者自己的看法，力求窥探此中研究的不足并探寻出《花月痕》研究的新空间，丰富《花月痕》的研究。
关键词：花月痕 ;研究 ;评述时过境迁，评判衡量文学的价值标准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思想学术界也随之改变，面对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研究者企图用历史的标准和当代人的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的阐释与解读，并试图在解读的过程中，力求历史标准和当代人的标准的和谐，以达到全方位的认识了解这些文学作品。
清代同光年间的小说《花月痕》就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花月痕》，一名《花月姻缘》，存十六卷原题“眠鹤主人编次”[11]。
小说主要讲述了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对才子与名妓的情爱故事。
《花月痕》自其问世以来，争议颇多，对它的评论及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的生平考证及小说的成书年代;对文本的解读，在这一点上，由于小说本身描写的内容题材，褒贬不一，甚至出现了年代分层现象，主要经历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多样评价，有栖霞居士、弱水渔郎二位先生对其所作点评时，“以妙笔善墨写之，而又令其先带反映，旁见侧出，若在有意无意之间”较为高度的评价，也有符雪樵的“词赋名家，却非说部当行，其淋漓尽致处，亦是从辞赋中发泄出来，京感顽艳而具此仙笔，足证情禅，拟诸登徒好色，没交涉也”的保留;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集体贬低[12];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其进行历史重读，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新的研究理论的引入，《花月痕》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012.06学教育16《花月痕》研究之我见彭玉静（烟台鲁东大学，山东烟台264025）[摘要]《花月痕》是一个文学奇迹！它容许人们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研究它，但是至今对它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像研究《红楼梦》那样汗牛充栋，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花月痕》作为清朝时期的一部狭邪小说，与这一时期的其它小说存在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故事的生动性，以及人物个人之间矛盾的尖锐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时代的尖锐矛盾，这同时也折射出一个客观问题，文学作品自有它应负的社会职能和历史使命。
巴尔扎克是一位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经说过：“文学是社会的表现。
”这是真理。
[关键词]《花月痕》；魏秀仁；价值《花月痕》又名《花月因缘》，或题名为《花月痕全书》，《花月痕全传》。
作者魏秀仁，字伯肫，一字子安。
号眠鹤主人。
福建侯官人。
生于嘉庆23年，卒于同治12年。
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中国清朝的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衰至亡的时期，是酝酿着新的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作者生平颇多坎坷：虽“幼庭承训，学有渊源”，然而“久困童子试”，到了28岁才考中了秀才，第二年乡试中举，此后又屡试进士不第。
面对生活的压力，他离家北上，辗转于山西、陕西、四川之间，或作幕僚，或作塾师，或为书院主讲。
时战乱四起，川、陕、晋时有战事，太平军则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
为了回家瞻养老母，历经险阻，于同治元年，返归故里，时年逾不惑矣！“既归，益寂寞无所向，米盐琐碎，百忧劳心，叩门请乞，苟求一饱”。
再加上著述劳苦，一年数病，年仅56岁，即于潦倒落魄中去世。
其生平著述多达30余种，而尤以《花月痕》最为流行。
《花月痕》之大部分脱稿于咸丰8年，于同治3年又补写了后小半部，已成全璧。
从总体上看，《花月痕》可称一部优秀的作品。
对该书首次进行系统精妙的论述的要属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了，它不仅涉及到了作品的构思、内容、中心、影响，还涉及了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社会背景等问题。
对性别模糊现象的个人见解性别模糊，这个被人们忽视或回避已久的话题，随着选秀中“异类”的不断涌现，渐渐浮出了水面，成为我们迫切需要正视并反思的问题。
性别模糊，顾名思义就是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倾向以致于很难一眼分辨性别。
换句话说，就是个人言语行为与其性别的社会期待不相符的现象。
极端的个案不需要赘述。
目前，社会中、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词语，如：“娘炮”“女汉子”等，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性别模糊现象。
总所周知，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前者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具有的差别，而后者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是一种文化上的社会期望。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语言交流中使用的“性别”一词，更多的是使用其第二个含义。
因而，我们所说的性别模糊现象，是一种社会性别模糊现象，也就是行为人本身的行为颠覆了大众在社会文化构建下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违背了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群体所特有的行为方式。
且不论这种性别模糊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无论是心理学原因也好，社会历史原因也好。
我们只关注这种现象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在有利的方面，个人觉得社会性别模糊现象带来最直观的改变是审美观的性别模糊。
女孩的中性打扮逐渐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而“花样美男”也能被诸多青年男女喜欢爱慕。
当两性差异减少，并且同时趋向中性时，这或许能改变整个社会在社会性别上的歧视，当然这种改变不一定是彻底的、完全的。
举个例子，用人单位在一定程度上都不愿意招收女性员工，认为谈恋爱、生孩子会影响工作，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也就是说，由于生理和性别分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原因，企业所需负担的女性就业成本一般比男性更高，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找女性。
因此，在当前的就业竞争中，女性的生育价值即人类自身生产价值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补偿是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直接原因。
而当某一女性的社会性别产生模糊，展现给别人的是“女强人”“女汉子”的形象，往往会打消用人单位的疑虑。
新世纪以来《花月痕》研究述评◎翁少娟（广西钦州学院中文与传媒学院广西·钦州535000）摘要本文从现代性和结构主义的新阐释、女性意识和精神分析的新发现、“情感”书写和人物形象的再挖掘等方面入手，对新世纪以来学界对《花月痕》的研究进行总结、梳理，寻找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探寻新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中国晚清狭邪小说新世纪《花月痕》研究述评文章编号1671-0703（2011）08-0015-03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和《海上花列传》称为“清之狭邪小说”，认为这些“狭邪小说”只是文人墨客为了“聊遣绮怀而已”[1]202，都是些风花雪月的陈腔滥调，不合正统。
但这些不合正统的说部对我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如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就有着《花月痕》中韦痴珠的影子。
而雷瑨在他的《雷颠随笔》中也直言《花月痕》“笔墨哀艳凄婉，为近代说部中之上乘禅。
”[2]但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由于政治的原因，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多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花月痕》“全书充斥着庸俗无聊的描写和消极颓唐的情调。
”[3]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花月痕》才得以平反，且得到学界的高度赞美，如范伯群先生就在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赞《花月痕》是“一部穿着狭邪外衣的言情杰作”[4]。
新世纪以后，受海外学者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和西方叙事学和结构主义等研究文论的影响，学者对《花月痕》的研究就更是多样化了。
一、现代性和结构主义的新阐释美籍学者王德威先生在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提出，晚清小说不仅代表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和被忽视，本身就见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
王德威先生认为，如果“现代”一词指“求新求变，打破传承”的话，那中国作家对文学现代化的努力并不比西方迟，而这种创作的冲动，并不始自于“五四”，应是发端于晚清。
“当晚清作者面对欧洲传统的同时，他们已然从事对中国多重传统的重塑。
近十年来有关《花月痕》的研究综述摘要：魏子安的《花月痕》是近代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言情小说，也是狭邪小说的主要代表作，自其现世以来，研究者就很多。
本文就此书进入21世纪以来的研究状况做一简单的归纳综述，大体上我从其文本解读、人物形象、《红楼梦》对其影响这几个方面来加以呈现。
关键词：《花月痕》，文本解读，人物形象狭邪小说在十九世纪初期风靡一时，魏子安的《花月痕》即是它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花月痕》以才子韦痴珠和妓女刘秋痕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两人不能相合最终双双死去的爱情悲剧。
自它面世以来，研究者就从他的主题、影响、悲剧内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就此书在21世纪以来的研究状况和成果加以归纳和综述。
一，关于《花月痕》的文本解读。
王若安在《末路士子梦——《花月痕》的症候式分析》通过对名士和名妓交往心态的症候式分析得出了他关于此书内涵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花月痕》中作者对名妓的溢美之词是清末明初这些落魄、寂寞士子聊以自慰的寄托物，而韦痴珠和韩荷生这两个主人公不同人生境遇的鲜明对比则是他们在近代这样的语境中文士价值得不到实现而产生的自恋自欺的梦境而已。
孙丹红、王枝忠二人在《<花月痕>双重含义的阐释》一文中则是运用结构主义的符号矩阵理论在行动与价值的二元关系和个性与权力、金钱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来对其文本的双重含义进行解读的。
他们认为韦痴珠和刘秋痕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二人在该行动时不行动、又认不清价值的情况下使得行动和价值不能完美结合造就的命运悲剧，而对于同是妓女出身的刘秋痕、瑶华、杜采秋、碧桃等几个女性的不同命运结局则是以“美满人生=个性+才情+权势+金钱”这一公式来阐释的。
杨雄林的《乌托邦与救赎——论前期狭邪小说的历史症候》则把“溢美’型狭邪小说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试图最大限度的主体省思和文本主体内涵”，并从“被构建的‘情爱’乌托邦”和“自我救赎”这两方面来展开论述，他认为《花月痕》“溢美”的历史文化症候是士子借“乌托邦”之力来寻找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据和救赎自身的确证。
文精神，所以在阅读含有暴力书写的文本时，对社会是有要求的，“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必须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后现代社会，高度法制化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6]。
可以这样认为：若社会达不到要求，阅读这部作品时就会存在争论。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莫言的暴力书写就认为他是一位非正常的作家，更不能因为文本对社会和读者有要求，就忽略了它本身的价值意义。
再者，近年来，以“暴力美学”为出发点的各种艺术创作，在所谓前卫思想和科技的陪衬下，使现代艺术似乎弥漫着一种夸大描述暴力实施过程的病态，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谴责。
而如何借由暴力阐述来展现美学的意义，从而转化读者认知，使美感在作者体会客观事件后更深、更广的思维下生发，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对《檀香刑》中暗含的暴力美学因素的研究意义所在。
（本文系宁夏社科项目“新时期以来宁夏女性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NXBZW01）注释：[2]莫言：《檀香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3]赵先锋：《狂欢化的酷刑与变异的权力——<檀香刑>的主题意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62页。
[4]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第40页。
[5]张坤，李云莉：《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暴力现象探析——在当代审美文化的理论视域中探索“暴力”》，阴山学刊，2008年，第1期，第22页。
[6]吴娟：《大众文化冷思考:“暴力美学”真的那么美？》/GB/wenhua/27296/2292269.html2004-1-12.参考文献：[1]李海彬.酷刑“戏”的背后——论莫言《檀香刑》[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3，（4）:10.[2]黄瑛，李艳.男权文化屏风上的翠鸟——析《檀香刑》中女性人物的生存状态[J].安徽文学，2013，（6）:28.（王红丽，吕颖 宁夏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 750021）女性的觉醒与局限○李 艳摘 要：在张洁的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女性，她们大都缺少美丽的外表，婀娜的身姿，但又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希望爱情婚姻幸福美满，在工作上能有所作为。
月未圆花已开摘要：2017年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是一部标榜女性独立、彰显女性价值的“大女主”剧，开播以来引起社会上对该剧所阐释的女权主义的热议。
该剧呈现出从依附到平等之传统两性模式的转变、打破传统男女社会分工模式之男权话语秩序的颠覆以及封建男权环境与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人物之间的冲突。
文章从性别文化视角来审视这部电视剧，以这三个角度为契入点，探讨该剧所建构的性别文化内容。
关键词：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性别文化；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7.3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2-0113-04（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烟台264005）作为2017年的热播剧，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无疑有其吸引观众的多处看点，但其所传达的颇具现代色彩的性别文化观念应是最大看点之一。
像曾经热播的《甄嬛传》《芈月传》一样，《那年花开月正圆》是孙俪主演的又一部典型的“大女主”电视剧。
虽然后者仍然是一部女性成长的传奇励志故事，但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却不再是“后宫”这一封闭的空间。
《那年花开月正圆》讲述了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成长环境被移至一个更为开放也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
在一个男权意识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环境中，一个女性如何突破重重障碍获得了经商权力和资格，并取得成功，这个故事本身蕴涵了极为复杂的性别文化观念。
电视剧将现代性别观融入这个故事，从而将周莹的一生表现得活色生香。
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年代剧。
”因此也引起社会上对女性主义的热议。
那么，该剧中的女主人公是否真正做到“女性独立”，其“独立”又展现出怎样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文化观念，其所包含的女性观、女性解放意识又是表现在何种程度？周莹这朵已绽放的女性独立之花，处在封建男权社会环境下，又展现出怎样的冲突与和谐？基于此，从性别文化视角来审视这部电视剧，参照男权社会下女性难以独立生存的社会传统，以传统两性模式的转变、男权话语秩序的颠覆、人物的现代女性意识三个角度宋为为周丽娜∗∗∗第39卷第2期绥化学院学报2019年2月Vol.39No.2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Feb .2019收稿日期：2018-09-10作者简介：宋为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周丽娜，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
第31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1月 Vol.31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9 ────────── 收稿日期：2008-01-16作者简介：闫月英（1975-），河北邢台人，硕士，西安欧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与社会性别研究。
-37-意义与性别规训── 透视《花月痕》对女性的再表现闫月英（西安欧亚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摘 要：运用叙述学和性别理论，考察文学作品中叙述者的心理结构，从而揭示父权制文明对女性的边缘化建构。
在杜采秋与柳秋痕身上，不是在体现着娼妓的生命真实，而是体现着作为男性的创作主体对娼妓这一特定身份的价值再造，小说文本成为男性作者对女性进行性别规训的载体。
关键词：文学叙述；娼妓；规训 中图分类号： I 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09)01-0037-03Meaning and Gender Training─── Analysis to Hua Yue HenYAN Yue-ying(Department of News and Communication,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5, China)Abstract: With narration and gender theory, it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narrator’s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Therefore it discloses the role fringing construction to women in patriarchic civilization in Hua Yue Hen. Within two characters, there embodied an value system that the creative subject is male, rather than their life truths. Therefore the novel becomes a carrier that male authors carry on gender training .Key words: literature narration; prostitute; gender training小说绝不只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作者的诠释、想像。
法国学者巴柔认为，文本中的形象是作者的想像物，而非再现物，作者通过制作文本中的某一个人形象或群体形象，来显示或表达对虚幻空间的某种期待或认识。
在晚清的狭邪小说中，作者们正是通过对笔下人物的想像，在文本中诠释、鼓励、扶植一套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来“制造性别”，“诠释女人”：女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特征？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一种埋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想像性建构，而这种建构遵循着男权文化及时代形势的深层结构规律。
在著名狭邪小说《花月痕》中，作者通过对两个主要人物杜采秋和刘秋痕的建构，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清晰明确而耐人寻味的性别表述，代表着作者特定时代的性别体验。
创作主体对娼妓的形象进行干预，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挣扎，乃至她们的自我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都被作者的声音建构起来了。
我们可以借此来推断魏秀仁本人乃至特定时代的性别期待。
论者多称韩荷生与杜采秋为作者“理想中之自我”，而称韦痴珠与柳秋痕为“现实中之自我”，特别是韦痴珠与柳秋痕之情恋缠绵哀怨，“乃子安花天月地沉酣醉梦中嘻笑怒骂而一泻其肮脏不平之气者也”[1]。
我们看《花月痕》描写韩荷生屡建奇功，终得封侯，杜采秋也终得一品夫人封典，而韦痴珠则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与柳秋痕的爱情受尽磨折，最后双双死去，确是表现了魏子安本人一生的不幸遭遇。
这些论点固然接触到了文本的一个方面，但是，处于后结构语境之下，我们应进一步追问，作者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想第31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1月-38-像两位女主人公？站在性别视角之下，我们还要追问，作者制造两位女主人公的过程中透露出什么样的性别信息和权力关系？柳秋痕，先贤考证出魏子安情侣“栖梧”乃是此人的现实原型[2]。
韦痴珠则为魏子安自况，“韦者魏也，先生少号痴珠”[3]。
小说中第六回以诸名士为韩荷生洗尘，传教坊司十妓侑酒，引出妓女柳秋痕。
柳秋痕于宴席之上唱《长生殿》，宛转凄楚，声裂金石，全场悄然。
韩荷生于是重翻花案，定柳秋痕为第一，除柳秋痕之外，还有九名妓女榜上有名。
然而花榜第一并不能给柳秋痕更多欢乐：杜采秋听说她“脾气不好，不大招呼人”[4]，韦痴珠之好友谡如把她与杜采秋比较，称“采秋事事要占人先，他却事事甘居人后”，说她“有点傻气，一语不合，便哭起来”。
柳秋痕把身在娼门称作是“前生造孽”，“落在火坑”，可见柳秋痕与杜采秋不同，她本人并不认可自己的娼妓身份。
杜采秋虽然也“自恨堕入风尘，事事不能自主”，但却能够坦然处之，并且这个环境里积极争取可能争取的一切。
柳秋痕却极端憎恨自己的娼妓身份，以至于在人喧马闹之际，也会没来由得“淌下泪来”。
柳秋痕却对韦痴珠一见钟情。
在与痴珠还未会面之前，柳秋痕偶然闯入韦痴珠居处，从侧面了解了韦痴珠行状，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感情的共鸣。
韦痴珠“为先生之自况，韦者魏也，先生少字痴珠”[4]，是带有作者自传性的一个人物。
他生于东越，“弱冠登第，文章丰采，倾动一时”，虽怀救世之情，然处于乱世，售世不宜，怀才不遇，穷困潦倒，满腔肮脏不平之气。
因南方战乱路阻，他滞留并州。
柳秋痕由对痴珠沦落天涯的同情，想到自己身陷风尘的痛苦，想到双方都因“不合时宜”而同样受到世人的冷眼。
彼此之间境遇有差而感情实同，落魄名士与风尘佳人精神上的联盟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小说中是这样交待秋痕出身的：本是良家子女，三岁丧父，生母改嫁，荒年被卖为婢，接着又被牛氏诓骗至并州。
牛氏把秋痕认作女儿，逼秋痕学昆曲，从此秋痕入了教坊，成为妓女。
正如作者竭力描写韩荷生与杜采秋思念渴慕的情感，缠绵绯恻的爱恋，柳秋痕与韦痴珠的恋爱生活的缠绵绯恻，哀感顽艳，比之有过而无不及。
恋爱双方从一开始似乎就感觉到了这场恋爱的难以结局。
他们时时提醒对方这段感情可能很不实际，也许注定要失败。
在他们感情越来越深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场面是在一起哭和笑，但更多的是哭。
甚至，情人双方“缺乏障碍反而去有意地欢迎失败与死亡”成为这本小说的一大特点[5]。
情分愈笃，风波愈多，牛氏以秋痕居奇，痴珠为之赎身受挫，奸人从中挑拨，等种种波折坎坷，都在给这对情人制造着发挥他们伤感天份的机会。
第二十四回中，牛氏的儿子狗才对秋痕行奸未遂，秋痕几乎丧命。
羿日，两人相对而泣，悲恸难言。
秋痕问，如果她昨晚死了，痴珠怎样，痴珠道：“你果死了，我也没法，只有跑来哭你一回，拼个千金市骨罢！”当晚北风粟烈，两人围炉煮酒，秋痕发完誓后割臂以证，将手臂上流下来的血与酒和在一起两人分着喝了。
秋痕道：“……至我总拼一个死，到那一天是我死期，我就死了。
”两个人当然都渴望爱情的圆满，但他们又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他们的爱情必定落空，他们的悲剧命运将是无可挽回的。
第四十四回中，秋痕几乎葬身火中，此时秋痕不知痴珠已死，急急地回并州找痴珠，然途中却心惊肉跳，坐卧不安。
这段写秋痕未知痴珠已死，梦中遇到痴珠的情景，一种沉痛凄惋的格调笼罩在字里行间，强烈地预示着最终的悲剧结局。
果然，秋痕在得知痴珠死去的当晚，即以身相殉，自缢在梅花树上。
当秋痕殉身后我们听到了叙述者的声音：“例斯人于死节，心固难安；报知己而投环，目所共睹。
遭逢不偶，衔大恨于三生；视死如归，了相思于一刹。
留芳眉史，歌蒿借《孔雀》之词；证果情天，文梓起鸳鸯之冢。
”秋痕殉身的行为受到了叙述者的表彰与鼓励，认为为报知己之恩而捐躯的秋痕将留名史上。
如果说，杜采秋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一脉相承，满足了男性虚构的欲望，而柳秋痕这个人物则显示了动荡年代男性欲望的某种变形。
柳秋痕是一个“脾气不好”、“不喜欢巴结”的姑娘，我们发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自己娼妓身份的极端憎恶──虽然她是一个妓女，但她依然保持了内心的高洁自守。
第十九回中她恳切地问痴珠，如果妓女不受人污辱，算不算是节？作为妓女的她仍然渴望着“节”的声名。
她敏感脆弱、多愁善思，对穷困潦倒、沦落天涯的男性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在未与痴珠见面之初就达成了精神上的联盟。
在感情上，她表现出了比痴珠更多的坚决，聚散离合、颠沛流离，外加误解和周围的险恶处境的考验中，表现了秋痕无条件的情爱与坚忍。
痴珠病亡后，是柳秋痕的选择殉身，把这段感情推入了比韩杜二人更加高妙的爱情境界。
魏秀仁为什么为柳秋痕想像了这样一种姿态？面对日之将夕、危机四伏的晚清王朝，这些男性在国家权力机构的剧变中感受到了自身所受的威胁，他们的前途很渺茫，他充满了危机感，忧心忡忡、焦虑不安。
他害怕危机，本能地抗拒危机的到来。
他无限缅怀着才子佳人的美梦，但现实逼迫他抬起头来面对现实中的危机。
杜采秋与柳秋痕的同时出现反映了他的这种内心矛盾。
他想像了柳秋痕式的女性，他需要女性同他一起面对这种威胁与危机，要求女性“窥其风格倾慕之，怜其沦落系恋之”，魏秀仁正是设计了女性的这样一种抗拒姿态来表达他在动荡年代的一厢情愿的性别欲望。
魏秀仁预先帮助女性想像了这样一种姿态，接下来他用各种手段从柳秋痕的身份、性格、恋爱开始建构，使他为女性想闫月英：意义与性别规训-39-像的这种姿态更加合理真实。
柳秋痕出身良家，幼年受骗，被迫从娼，性情高傲，与人寡合，是叙述者所描述的秋痕的出身来历透露给我们的重要信息，是一组重要的意象组合。
在这组意象组合的背后已经隐约显示出了父权意识：“好”女子绝不是自愿沦落烟花的，她必是被迫或受人哄骗。
杜采秋和柳秋痕都被叙述者鼓励去做一个理想的情人：需要高洁自守，能诗善文，能够与知识男性相匹配。
即使她在实际中操娼妓业，她也必须保持性情上的高洁，表示对娼妓身份的憎恶。
她还要体解人意，能够与知识分子达成精神同盟，愿意对男性献出自己无条件的爱情。
在她俩身上，作者扶植、鼓励一整套性别规范，设计、规定了娼妓的身份、地位和特征。
作为娼妓的女性，她们不仅要有美丽的外表，还要有敏捷的诗才。
虽从事娼妓业，但她们被要求性情高洁。
虽然情人可以拥有不止一个相好，但她们必须忠贞无二。
无论娼妓怎样优秀、杰出，如果要想获得所爱的人的爱情，她们必须表示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臣服。
韩荷生携艳妾美婢衣锦还乡，暴露了男性知识分子无可救药的男性中心立场。
与其说创作主体在建构着一个个自主的人，勿宁说在建构着一种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