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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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以下内容为经由本人实践调查原创写作)1990到200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开始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
作为九零后的我,从有记忆以来亲眼见证了我身边的变化,小到吃穿住行,交通通讯,大到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转变都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一时期国家做出了一项关乎中国国未来经济走向的重大决定——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实行。
这一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继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推动中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九十年代以前,由于物质条件较差,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基本都是定量供应。
在粮食方面,供给的大部分都是粗粮,每人每月仅供28斤左右,勉强达到温饱,至于想要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更是天方夜谭。
而九十年代以来,吃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改观。
到九十年代中期,定量供应制度取消,食物的数量与种类明显增多。
细粮的大量上市,改变了从前粗粮主导的饮食结构。
在服饰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单一款式与色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日常的衣着穿戴也逐渐有了新的流行趋势,踩脚裤,文化衫,松糕鞋,流苏裙等成为了人们热捧的时尚。
大波浪,富成头更是成为九十年代的经典发型。
这一时期,家电的普及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冰箱,电视,洗衣机作为新的“三大件”在家庭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有力见证。
交通与通讯状况在九十年代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九零年以前,一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说私家车什么的了。
进入九十年代,公交车的数量大幅提高,车次明显密集,另外还有计程车的普及,更是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了相当的便利。
这一时期,电话在家庭中基本普及,逐渐改变着写信——邮寄——等待——焦急而不得回信的局面。
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见证历史·*+,-.+/0123456789:;<=>?@赵东宛口述 谢文雄 李树泉整理 工资制度改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很复杂的工作,也是干部职工很关心的工作,矛盾也很多,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和“左”的思想影响,工资制度改革困难重重,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工资制度后,为什么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我国工资制度一直没有变革的重要原因。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工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8月、1988年4月,我先后被任命为国家劳动人事部部长和人事部部长。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具体主持了这一时期两次工资改革:一次1985年,一次是1993年。
下面就我的亲历作简要回顾。
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的缘起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没有工资制度,都是供给制。
供给制分成三个等级:一般干部、县团级干部、高级干部。
譬如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工作,是某野战医院的政委,相当于县团级。
按照当时的规定,县团级干部享受中灶的待遇,就是说吃饭可以吃中灶,衣服、津贴比一般干部稍微高一点。
从1951年开始,发展成为小米制。
当年我在抚顺重型机械厂任厂长,一个月的报酬是1000斤多的小米,小米的价格是按照当月的物价来折算的,算完之后再发给干部职工当工资。
直到1956年,我们国家才正式出台了工资制度,也就是级别工资制。
当时的工资级别一共分了27级,毛主席是一级,工资664元,普通办事员是二十七级,工资是30元。
当时规定:一级至二级是总理、副总理、副主席;三级至四级是部长级,五级至八级副部长级;九级至十一级就是正司级;十二级至十三级是副司级;处长级的工资档在十四至十六级。
我自己的工资当时被定为十级,合200多元。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提出把他的工资降两级,与三级一样,这样一级至三级就合并了,也就是说一级的工资由664元,降为404元。
其他级别也就相应地往下调工资档位,譬如一般的副司局长调到十五级的工资。
2012/10++TEXT/黄润生突破的力量——论张晓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油画创作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潮油画与当代油画混为一谈,是许多人容易犯的错误。
事实上,这两者不仅出现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艺术目标也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对油画的认知基础及其艺术目标都是完全不同的。
油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术界乃至全球美术界中扮演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艺术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油画在那个时候从简单地学习西方转变为对自身文化的思考。
在整个20世纪几代中国人的内心情感中,油画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象符号。
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家通过油画这一载体传达出来的象征意义是明显而独特的,从这一时期代表画家张晓刚的艺术作品中不难读出象征某种封闭性、私密性的语言。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油画是由传统油画进入以张晓刚为典型代表的当代油画的重要开端时期。
它彻底打破了中国以往在油画中墨守成规,是写实主义向超现实主义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中逐渐产生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并使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远销国外。
对于许多新潮油画家来说,当时出现的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热,不过是暂时性的手段与策略。
他们在借鉴中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超越了用西方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渡性阶段,转而进入用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阶段。
他们不仅在西方现代艺术的批判吸收、改造重建和促使其中国化上作了大量的工作,还利用现代意识重新清理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油画传统。
青年油画家是目前中国艺坛最具活力的一群,其代表性画家有张晓刚、方力钧、刘晓东等。
他们就是成长于90年代中后期,技术扎实,思维活跃,注重个性风格的一群青年画家,使中国当代油画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创造出了市场行情飚升数倍,乃至几十倍的市场奇迹。
在海外画廊及欧美资金的直接操作下,将中国前卫风格的艺术作品推入西方艺术市场体系,并获得了商业成功。
例如,王广义的《大批判》就利用文革报头与流行商品,调侃地涉及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大举入侵的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漫思作者:刘鹏程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5年第09期摘要:文章选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几个关键词,以此为切入点,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进行了反思,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一个文学神话消解的时代,一个文学“回归自我”的时代。
关键词:九十年代文学;反思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6-0028-0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渐行渐远,学界也由最开始的倒声一片中开始转向反思。
下面就从这片倒声中选取几个关键词谈谈我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看法。
一、文学边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失去了头上耀眼的光环,文学家一夜之间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一个自谋生路的流浪艺人,“小说似乎正在死亡。
”文学边缘化了。
“边缘化”一词正流露了他们心中多少不甘与叹息。
但凭什么文学就应该坐在殿堂之上呼风唤雨,享受掌声雷鸣之誉,我们挑粪桶的、卖茶叶蛋的就应该风里来雨里去,招人鄙弃,独担顾影自怜之苦呢。
文学既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生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武汉的热干面、西安的凉皮,有人吃有人做,只不过热干面凉皮后来一时“小人得志”,合了某某人的胃口与需要被招进了御膳房。
得了志的文学就摇起尾巴起来,衣锦还乡,指点江山,俨然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
孰不知他的祖先也就是住山洞衣不遮体的野蛮人茶前饭后的八卦新闻。
文学欺压我们太久了,我们对文学太盲目太尊敬太畏惧了,文学被宠坏了,文学家们太娇弱了,以致无法接受生活本来就是“无人喝彩”的事实。
但生活的本质就是“无人喝彩”。
所以“文学边缘化”其实应该叫做文学“回归自我”、“官复原职”。
当然在日益边缘化的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依然有二张——张炜、张承志等人在继续做着昨日辉煌的黄粱美梦,那自让他们做去,没人有权利去干涉他们,他们有这个自由。
文学边缘化,这是文学的正常化,也是文学的宿命。
文学不需要霸主,只要平民。
汽车消费的黑白年代:十多年前种下的"日系情结"1988年-1998年中国汽车消费的黑白年代★关键词“下海”“拼装车”“罚没车”“套牌车”“广东日系车情结”上世纪90年代,进口车卖得特别贵,佳美要60多万元,进口雅阁要40多万元,富豪(今称沃尔沃)、凌志(今称雷克萨斯)400都是70多万元一辆。
即使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也觉得难以承受,再加上正规渠道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少,许可证也被控制得紧,有钱人被迫想尽办法买走私车或者套牌车。
政策的含糊不清、管理的严重缺陷造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走私车、套牌车市场,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不过大量走私的日本车来到广东,满大街都是佳美、皇冠、公爵,这倒是“无心插柳”,培养出了今天广东人浓重的日系车情结。
卖组装雅阁赚钱毕业后,何威进了当时广州一家汽车厂。
那是一家做汽车改装、加工的工厂。
“其实毕业前我没想过搞汽车方面的工作,虽然学的是这个专业,但那时年轻人很流行自己创业,去南方、特区做生意、淘金,我当时想的是这个。
”何威说。
当年,汽车一点都不热,他的师兄愿意去广标竟然是因为听说工厂里到处有冷气——不过何威最终还是来到广州这家商用车厂。
这家组装厂当时的产品现在看来有几分可笑:将广标生产的标致皮卡单排座改成双排座销售。
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喜欢双排的车,能多坐人,但固执的法国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改变,所以就把车买回去改了再卖出去,还很好卖。
当时工厂还有个非常赚钱的业务就是组装本田雅阁。
雅阁当时是SKD进来,因为是配件,关税就非常低,厂里把车装配起来,再把本田的LOGO换成羊城厂的LOGO。
其实,这种组装的成本只有3000块左右,但是卖出的车是30多万元。
一辆车利润很高,能赚几万块,很多人想买,供不应求。
当时这个厂组装的雅阁就是第五代雅阁,大约1993年推出的,国内应该是1994年才有第五代雅阁。
何威曾经在这个厂卖过车,他们会在资料袋里装上一个雅阁的本田车牌,提车的时候一起交给客户,很多客户一拿到车就会把本田牌重新挂上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研究一、本文概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讨九十年代中国传媒文化在社会、经济、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所经历的深刻变革。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全球化的逐步展开,中国传媒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其转型过程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演变,也预示了未来传媒文化的发展趋势。
本文首先将对九十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背景进行概述,分析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技术条件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传媒文化的转型。
接着,文章将详细阐述这一时期传媒文化转型的具体表现,包括媒介形态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内容生产的变革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传媒文化转型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公众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通过对九十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时期传媒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为理解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也期望能够引发对传媒文化转型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深入思考,为推动传媒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二、传媒文化转型的背景分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的背景是复杂且多元的,它既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的产物。
这一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对于传媒业来说,意味着必须调整原有的运作模式和内容生产机制,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在技术上,九十年代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数字化、网络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传媒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开始面临来自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挑战,传媒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文化层面,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之中。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开始大量涌入,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和融合。
这种文化背景的多元化为传媒文化转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得传媒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形式也更加创新。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8期·研究综述·!"#$%"&'()*'+,-./0123刘 维 芳 20世纪20年代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发端,确立了“妇女史”的名称,并形成了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妇女史写作繁盛期。
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30年间,妇女史研究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
进入80年代,与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同步的是妇女史研究的复兴并形成了新一轮高潮。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的当代部分逐步成为妇女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受到诸多党史、国史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发展至今,在选题领域、研究方法、史料运用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从已有研究看,涉及这一时期的学术综述主要有两篇,其一是坦丁的《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概述》(《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该文系统梳理了1991年至1995年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史研究的概况。
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作者认为1949年至1966年的妇女史研究基本是空白,仅有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妇女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些许研究。
其二是肖扬的《2001—2005年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该文系统梳理了2001年至2005年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近现代妇女运动史方面的论文及著作,其中对当代妇女运动史研究作了全面梳理和总结。
上述成果对笔者了解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一方面由于距时已久,近十年当代妇女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系统梳理其研究理路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丰富和庞杂的研究成果,充分检视和反思已有研究,为下一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也是推动妇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通过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状况①,通览其发展样貌、剖析其学术热点、思考学科未来发展,以期对推动此方面研究有所裨益。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物质化倾向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20090401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城市与物质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物质的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家在直面中国城市当下的存在状况时,对物质化的现实做出了思考,普遍地运用物质化叙事对社会现实进行形象化的书写和表现,因此形成了与以往城市书写不同的新特点:物质化叙事倾向。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部分探讨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物质化叙事倾向的特征及成因: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的“绪论",主要阐明“城市书写”和“物质化叙事"的涵义,阐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和“物质化叙事”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书写发展到九十年代,在现实社会背景下,势必会出现物质化叙事倾向。
同时,梳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研究现状,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在物质化叙事方面研究的欠缺,表明本论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第二部分包含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以王安忆的上海书写、邱华栋的北京书写、张欣的广州书写为例,通过详尽的文本解读,分析他们以物质化叙事方式想象塑造城市的共性和不同特点。
在此基础上,由点及面,对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整体形态进行考察,从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入手,联系、对比九十年代以前的城市书写,概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物质化倾向的几个新特点:具有广泛性,丧失主体性,建构了同质化的现代城市等。
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第四章,从社会现实的影响、作家创作观念两个方面探讨、分析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物质化倾向的生成条件,指出物质化叙事倾向的产生不仅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的物质特性、现实对作家的影响相关,还与作家同城市的关系、作家的生长背景、创作观、视角、读者接受等原因不无关系。
第四部分是结语,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物质化叙事倾向进行总结,探讨其意义,提出这种叙事方式体现了作家沟通城市生活现实与人文精神、重返精神家园的努力,总结物质化叙事表现城市的文学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电影文化内核差异【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电影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内核差异。
在题材和风格方面,美国电影偏重商业片与大片制作,注重效果与票房;而中国电影更注重现实主题与文化内涵。
在价值观念上,美国电影追求个人英雄主义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奋斗与成功;而中国电影强调集体主义与社会责任感。
审美取向上,美国电影更趋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强调刺激与观赏性;而中国电影则更注重情感与人性的表达。
在文化传承方面,美国电影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兼容并蓄;中国电影则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注重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技术应用上,美国电影在特效、拍摄技术等方面较为先进;中国电影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发展。
这种内核差异对中美电影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和启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电影、文化、内核、差异、引言、背景介绍、研究意义、正文、题材和风格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差异、审美取向的差异、文化传承的差异、技术应用的差异、结论、影响和启示、未来展望。
1. 引言1.1 背景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美两国电影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美电影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背景介绍中,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电影文化的发展背景。
在中美电影文化中,美国电影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强大的市场推广能力。
而相比之下,中国电影业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闭和发展阻碍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开放和崛起。
美国电影以商业化和大众化为特点,主题多样化,涵盖了各种题材和风格,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而中国电影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更注重表现社会现实和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审美取向。
由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限制,中国电影在制作水平上与美国电影存在一定差距。
整体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电影文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题材和风格、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等方面,也反映在文化传承和技术应用等方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金融危机简单介绍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共经历了五次金融危机1: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表现形式及结果:90年代初,两德合并。
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一年的动荡。
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欧洲货币危机发生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有三:(1):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2):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3):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形式及结果: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
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
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
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
表现形式及结果: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可编辑修改精选全文完整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对苏轼研究述略“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在我国国内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在世界各地亦是如此。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创作的热情,他天资聪慧又不乏努力进取,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诗词书画和文学作品。
不仅是这些人尽皆知的优秀作品,苏轼的政治对策、宗教思想和精神境界等方面对国内外的学者来说也都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
而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的交流自远古时代便已经开始。
因此,就海外的苏轼研究来说,日本的研究必然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所在。
日本的苏轼研究范围之广、内容之多、主题之深入,都值得我们细细揣摩和品味。
日本的苏轼研究,早在其生前便已开始,经历了各个时代,依然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诗词文赋的研究与苏轼相关的研究中最为盛行、数量最多的,不论古今,必然是诗词文赋之研究。
这不仅在国内,日本亦是如此。
近年以来,对苏轼诗词文赋的研究更是络绎不绝。
总结近年来日本有关苏轼诗词的研究,有几个热点值得关注。
其一是有关苏轼次韵诗的研究。
所谓次韵诗,是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次韵所作的诗,旧时古体诗词写作和诗的一种方式。
次韵也叫步韵。
相关论文有内山精也的《苏轼次韵诗考――以诗词间所见次韵的异同为中心》,末葭敏久的《次韵诗中的韵字相关――以苏轼的和陶诗为中心》等,文中就苏轼的次韵诗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研究。
晋代以后,以苏轼、郝经为代表的诗人,推崇陶渊明的诗歌,并以次韵、从韵等形式所创作的大量作品的总称。
苏轼和陶诗的相关研究成为今年来日本学者的第二个研究热点。
相关论文有末葭敏久的《论苏轼的和陶诗》,斋藤茂的《与古人的唱和――以苏轼为中心》,原田爱的《苏轼与苏氏一族――苏轼遗留给子孙之物》等。
其三为咏画题画诗的研究,咏画题画诗是指画艺作品中派生出来的诗作。
顾名思义,咏画诗是指观摩绘画作品有感而作的诗,而题画诗则是指直接写在画作上的诗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阶段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阶段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黄金时期,有很多哦重要外交活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期《1979-2009》,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触、开展多边合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时期。
1979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中国的中心任务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的确立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由此开启了一个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组织的时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开始申请和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事务。
1988年,中国成为维和行动委员会成员,1989年1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
在经济方面:中国开始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中去。
1980年,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也参与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事物。
1989年,中国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
1982年,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关贸总协定。
1986年,中国申请全面加入关贸总协定。
在人权领域,中国也与一些国际组织进行广泛的对话,1979年,中国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并于1982年成为其理事国。
在环境方面:1992年,中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核不扩散体制方面,中国先后签署了《南极条约-1983年8月》、《外层空间条约-1983年12月30日》、《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1987年2月10日》、《非洲无核区条约-1996年4月》等国际条约。
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诺遵循该机构所规定的义务,1992年3月,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9月24日,中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中国先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023/7下经营全方略代际关系题材电影(以下简称“代际电影”)是中国电影一种代表类型,由中国电影早期的开拓者郑正秋、张石川拍摄的《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苦儿弱女》《盲孤女》发展而来,它聚焦长幼代际关系之间的角色互动,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电影的一部分。
代际电影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起步和探索阶段,“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曲折发展阶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代际电影开始进入成熟时期。
相对于之前的发展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代际电影在影片内涵开掘和审美范畴上显示出了浓郁的民族化特质,力图树立电影的民族化身份,影片数量、类型化融合、视听语言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提升,在电影的产业化机制、商业化探索方面都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坚守电影的民族身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既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强势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会给民族文化的特征和身份带来一定的模糊。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好莱坞的一些大片登陆中国,它刺激了低迷的中国电影市场,促进了中国观众影视欣赏水平的提高,也显示了国产电影在本土市场上的冷清,使中国电影陷入了几分文化尴尬的境地,委实令人深省。
面对如此生存境遇,中国电影并未盲目悲观、望“洋”兴叹,而是以务实姿态,坚守了中国电影的民族身份,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思辨,对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不断开掘,扎实壮志前行。
舒缓凝重的抒情风格、中国古典审美的空间意识和写意结构、深邃的文化旨趣,这些电影的民族性特征在代际电影中也有着典型的体现。
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是民族化的核心,民族化不是静止不变的,现代的生活呼唤着能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态和时代精神。
中国电影能够走向世界获得普遍的认同,是在电影中表现了人类能够普遍认同的、能引起普遍共鸣的情感,表现了人类的本性,如温情、宽容、诚实、正义、勇敢、忠诚、关爱、坚贞等,虽然观众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但是观众所体悟到的人类天性却是相通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一、本文概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妇女问题逐渐凸显,妇女史研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本文旨在对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期揭示其研究特点、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的妇女史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概述妇女史研究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和变化;总结妇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理论创新、史料挖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突破;再次,分析妇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研究视野的局限、史料的不完善、理论框架的缺乏等;展望未来的妇女史研究趋势,提出推动妇女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建议和策略。
通过对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全面回顾和评述,本文旨在揭示妇女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深化妇女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也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社会各界对妇女史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共同推动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背景与特点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妇女史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研究背景与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背景的变迁: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的变革对妇女的生活、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为妇女史研究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的深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从多学科、多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妇女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妇女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庭、婚姻、生育等领域,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拓展。
资料基础的丰富:随着档案、文献的逐步开放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更多、更丰富的妇女史资料。
这为妇女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摘要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看看周围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我国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学流逝,我们的道德也被一点点地冲刷掉了,道德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亟需正视国学以及国学教育,但国学教育如何有效地展开发挥其德化育人的功能值得我们研究,而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正在接受国学教育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学生入手,从他们学习国学的过程、内容等多个方面审视当下的国学教育。
本研究从校外培训机构中接受国学培训的小学生入手,通过发放问卷辅以访谈,了解了当下小学生国学教育的现状以及原因。
小学生学习国学之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也暴露了很多问题。
当下小学生有多种渠道接触国学,但小学校国学教育缺位,小学生深入接触国学机会较少,参与培训的小学生参与意识较强,但多是带着功利心目的学习,而在课外学习中缺乏主动性。
校外培训机构中所学国学内容上贴近生活,内容多样,但无法形成系统,教材权威性让人质疑。
针对小学生国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首先,要加强小学对国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将国学融入校园文化中去;其次,关注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合理引导小学生对国学教育的看法,避免盲目跟风或全盘否定的倾向;再次,注重教材编写,加强师资培训;最后,社会多方助力增加小学生接触国学的机会。
关键词:国学;国学教育;小学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一股“文化热”的发展,“国学热”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我国国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苏醒、民族自尊心增强的背景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繁荣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步凸显,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官员腐败、子女不孝、各种大学生伤害事件等情况接连出现,尤其是小学生一代出现的道德问题让国人倍感焦虑。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国家将传统文化提到了发展的关键点上,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国学,也日益成为社会大众学习关注的焦点。
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试图从国学中所包含的经义中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国学强大的道德感化能力让社会各方投以瞩目的眼光,一次次拨动着大众的神经,于是国学就从高校专门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在大众中普及。
2006年1月,《光明日报》推出了国学版专栏,基本的国学知识开始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同年10月,中央电视台和于丹女士合作讲授《论语与人生》,开启了国学系列栏目《百家讲坛》的序幕。
随着栏目的播出成功,2009年国学普及开始走向小学生,在央视二套财经频道推出了以“开心学国学”的一系列知识竞赛为主题的《开心辞典》栏目,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主流媒体的参与下,国学越来越多被国人了解,国学教育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己经不再满足于对国学的简单了解,而是想对其有深层次的学习,于是学校变成了国学教育展开的一大阵营,社会上的校外培训机构也积极筹建各种国学学习班,读经运动、私塾书院的出现在当下看来也已是司空见惯。
然而小学生接受国学教育、尤其是在蓬勃兴起的校外培训机构中接受国学教育的的现状到底如何,却很少有人关注,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调查从这个角度出发了解现状发现问题,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绪论(一)问题的缘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一股“文化热"的发展,“国学热”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我国国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苏醒、民族自尊心增强的背景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繁荣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步凸显,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官员腐败、子女不孝、各种大学生伤害事件等情况接连出现,尤其是小学生一代出现的道德问题让国人倍感焦虑。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国家将传统文化提到了发展的关键点上,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国学,也日益成为社会大众学习关注的焦点。
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试图从国学中所包含的经义中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国学强大的道德感化能力让社会各方投以瞩目的眼光,一次次拨动着大众的。
(二)国学教育研究现状综述1.关于国学及国学教育概念的研究综述(1)关于国学概念的研究“国学”一词在古籍中就己出现《礼记.学记》中“试比之各国,国学即所谓大学也,家塾,党库,术序,即所谓蒙学、小学、中学也。
其等级盖甚分明’,。
从中可见,古时国学所指是学校教育系统中的高级学校,类似当下的高等学府。
与今日“国学热”所提国学并无太直接的关系。
今日“国学”这一概念一般被认为缘起于20世纪初,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西方文化涌入,国学式微,一些学术界人士,为了应对外来文化的侵袭,实现保存和发扬中国固有学术之目的,借用日本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引入“国学”。
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田正平教授为首的学者在《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中指出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黄遵宪于1887年提出;其二是梁启超于1902年秋提出;其三是吴汝纶于1902年8月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开始采用“国学”一词。
但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只是简单引用了日本流行的“国学”一词,并没有提出说明我国“国学”的存在和发展。
吴汝纶在1902年8月的日记中只是对日本学者主张在中国提倡国学的建议的记录,而其自己并未对“国学是什么”有任何的研究和阐释。
1902年梁启超论及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但从时间上讲已谈不上“最早”。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意义“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乃是屠仁守,他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在文中他试图学习日本,提倡近代意义之国学。
在当时背景下出现的“国学”概念,在今日许多学者们看来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识学者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冲击而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着新世纪文化的不断繁荣,“国学热”诱发了越来越多对国学概念的研究。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认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虽然这些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这个概念中注重了国学所承载的文化的多样性。
国际易经学会理事南柯舟认为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
包括五术、六艺和诸子百家。
在这个概念中将国学的范围进一步细化到中华五千年来我国传承下来,有文字记载的学术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的简称,其主干是儒家的尊重先祖、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内容是经史子集。
儒家文化的重要地位在这个概念中体现地比较充分。
著名学者余敦康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总称,国学有关核心价值观,有关民族的精神支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层面上的东西,是精神驱动力量,可以鼓舞我们的志气,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凝聚力。
这个概念更注重对国学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影响力。
武汉大学覃启勋教授将国学看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之总称,国学的主体是儒学,儒学就是儒家学说,“儒学十三经”乃是国学的核心典籍,此外国学还有外延,即古代医学、戏剧、书画、相及文字、音韵、训话等等。
关于对国学的定义众说纷纭,对国学包含哪些内容也更加细化,但至今并无形成定论。
(2)关于国学教育概念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徐勇认为,现代化所选用的现代教育并不能忽略中国本身的特色、气派和风格,而不可全盘移植西方,质言之,国学教育是现代中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学教育必要融入现代教育,才能使中国的现代教育更加完整。
这二者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存在同一个体制即现代教育体制之内:有些研究将国学教育的解释建立在对国学概念的解释将其定义为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核心内容,注重人们的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人文精神、民族意识以及健全人格为主要目标的教育。
如同国学一样,国学教育也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教育包含了各种类型各级层次的国学教育,包括非正规的诸如社会上举办的针对各种层次、各年龄人群举办的国学班等国学培训机构和正规的学校的国学教育,包括国学启蒙教育、基础教育阶段的国学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学教育以及成人继续教育阶段的国学教育等。
而狭义的国学教育主要是指在正规学校中进行的国学教育,国学启蒙教育亦可包含于其中。
赵淑梅认为国学教育主要以国学内容为载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获得相关国学知识,培养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促使学生成为文理兼通的有民族气节的全面发展的人。
也有研究认为国学是一种养成教育,是在反复的诵读和生活的感悟中进行潜移默化。
它注重对学生的启发教育,同时注重感召学生的人格,又注重调动受教育者接受德育的自觉性、主动性。
河南教育学院李迎春副教授认为,国学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国学教育一方面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注重对孩子文化气质的培养。
2.中小学国学教育研究现状综述中小学是国学教育的主阵地,针对中小学国学教育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
针对中小学国学教育研究主要是从中小学的具体教育实践出发,包括与国学相关的校本课程、国学与语文或历史结合进行的教育实践、国学与德育课程相结合的教育实践等,研究内容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有:中小学生学习国学的原因研究、在中小学实施国学教育的必要性问题的研究、关于中小学开展国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在中小学有效实施国学教育的策略的研究等问题上。
(1)关于中小学生学习国学的原因研究学者对这个问题也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王彦坤教授认为,这股“国学热”持续升温中,知名学者的大力倡导、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著名高校的设院办班、民间正面积极地响应或负面地盲目跟风、官方的倾力支持,都引起了家长对国学的重视。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在《在新世纪“国学热”发展》中,从具体的实例对当下“国学热”的发展做了分析,其中包括“儒藏编纂”、甲申宣言等学者高校层面的积极态度,在国学普及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广泛民众参与,推动国学普及的层次越来越多,主流媒体的积极参与形成的巨大声势,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小学生的家长的关注度也在日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