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和遗址的无形方面

古迹和遗址的无形方面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吉恩·路易斯·鲁克森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不断地被拓宽。

《威尼斯宪章》提及了“古迹和遗址”，也谈到了建筑遗址。

此问题迅速地拓宽以致涵盖了建筑群、民间建筑、工业及20世纪修建的遗址。

除对古园林的研究外，“文化风景”的概念强调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渗透。

如今，对“遗产”的一种人类学方式引导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许多不同的、复合的相互独立的表现形式的社会整体来看待，它反映了一个人类群体的文化。

“保护”代表了对在一个社会群和它的环境之间长期的和谐的强调，不论它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

而这种生活方式的保护被认作可持续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近，“中国遗产地保护准则”被通过，它被看作是一个保护学说的全面的现代综合体。

在过去的几年中，真实性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特殊关注。

遗产种类、建设或调整中运作的建筑材料和方法的多样性已导致了各种真实性保护标准的建立。

同时，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也需要对真实性这一概念的不同阐述考虑在内。

为了清晰地论述一处文化遗产在人类社会眼中所代表的价值，《奈良文献》推出了根据普遍性要求对一定程度的相对性校正的一种表格。

这些变化使保护专家从提出“怎样保护”的问题发展到提出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为谁保护？”；“保护的意义是什么？”。

对文化遗产“要旨”的追寻要求我们来确定其道德价值、社会风俗、信仰或神话，而有形的遗产则是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标记 和表现。

为了揭示城市建设和通过人类介入而造成的自然景观转变的重要意义，真实性或本体性的标准要在先。

最后，文化遗产的概念或社会表现比它形体本身更为重要：无形方面占了上风。

其结果是，在快速的社会变更和对外部影响开放的背景下，为给文化遗产、文化群体及“根源”的重要性质的独特性以更好的理解而设计的一种更为综合的方法。

这一方法是基于一种清晰的意识和社会的不断变化。

然而，如果110失去对普遍性的洞察，以及文化间充分的对话和对外开放的话，它也带有对本质作过分的甚至沙文的以及矛盾的确定的危险。

实体遗产与无形遗产间的差别现在看来是人为的。

只有潜在的价值放出光辉，实体遗产才获得它的真正意义。

相反地，如果要保护，无形遗产必须通过有形的表现形式来体现。

在为那些强调口述习惯胜过书写、强调民间艺术和传统胜过复杂的艺术表现的文化提供更好的表现方面，这种辩证法也许证明卓有成效。

非洲和大洋洲是特别受益的地理文化区，它们的实体遗产包含更多用不耐久材料制作的简朴作品，一种长期被“纪念馆专家”方式所忽视的遗产。

然而，这些文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代表了世界遗产宝库的重要性和丰富性。

然而，在一个适当的保护政策的各个方面：定义和分类、法律保护、保护和重建、管理和宣传、公共意识和职业培训，一个确切的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必不可少的行动基础。

对于无形遗产和改变了的自然风景或人类构造的建设之间重大关系来讲，“实体”形式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最近制定的一些分类标准，这些实体已被整理出来并以具体的术语来描述，并且已使一定的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可能。

这些分类提出以下具体行动领域：文化路线或旅程：它们的有形遗迹带有跨边界、跨世界文化和艺术交流的特点；朝圣之路如去往圣地亚哥之路；贸易路线如丝绸之路；迁徙或探险之路如盐路或奴隶之路。

在每一实例中，路线的描述都是基于对实体证据的“系列描述”之上：正是这些路线才被定为文化遗产。

文化风景：它具有农业或畜牧业系统的特点，如法国北部林地上的阶地稻田、葡萄园或林木茂盛的乡村，或具有人类居住或社区形式的风俗特点的，如长帕多细亚穴居人的居住地、尼日利亚舒古尔的遗址或是位于多贡的邦贾加拉的峭壁。

111联想遗址：它使人想起一个传说或神话，如位于新西兰的汤加里罗遗址或澳大利亚的Uluru-Kata，在那里见不到人类的建筑，然而对当地人来讲却代表着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

纪念性遗址：它以人类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时刻为特点，如奥斯威集中营或南非的罗本岛。

这些例子意味着令人激动的可能性，它们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它们也有失去关注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具有有限实体价值但富有象征意义的纪念性遗址；这一类型具有吸引来一大批表达一种令人困惑的纪念感觉的战场的风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界遗产委员会（1996年）决定今后不会仅仅根据“大会落实的指导方针”中的第六条标准：“与具有杰出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事件、现存传统、观念、信仰或艺术与文学作品有直接的和实体联系”，而将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去。

然而，我们应注意到，这一决定是颇具有争议性的，因为它对那些无形因素起主导作用的文化遗产的认可方面提出了苛刻的限制。

在遗产无形方面的任何探索中，与我们的专业领域保护联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它们与实体遗产即与纪念性建筑和遗址关系方面的无形因素，它们是我们研究和行动的场地。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争论和探讨才最具有成效。

我们才不会对无形遗产各个方面的分析而分散了精力，例如它们的习惯和传统，音乐、语言、诗歌和其它形式的人类表述和那些超出我们大多数人专业能力的领域。

（传统工艺）遗产建造术的保护也构成一个特殊的建造技术或传统技术的“保护学”，它的创造力值得认可和保护，在确保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许多重要建筑认可自然景观变改的继续留存方面，对它的认可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而它们对当地气候和经济要求的适应是数世纪传统的产物。

建议两种补充方法：第一，寻求揭示一实体建筑的无形方面；第二，寻求表述存在一实体中的一种遗产的无形形式。

112作为这种两面性方法的一部分来区分《世界遗产名录》上那些已获得一个无形方面论述的实体文化遗产和那些似乎已确认却还未获得论述的遗产或那些或许有资格获得论述的遗产是很有趣的，是基于明确的论述的。

宗教方面这无疑是最容易理解和解释得最清楚的方面。

诸如the Vatican、Santa Maria de Guadulupe、Vezelay、圣山寺、位于帕特莫斯的the Apocalypse洞穴或纪念卢琵位于Esleben 和Wittenberg（维腾伯格）的殿宇，它们反映了基督教文化和欧洲的主导。

对于《圣经》的三个单一宗教，耶路撒冷被视作一座圣城。

伊斯兰教主要由Kairouan和 Isamic Cairo所代表，佛教由Borobudur、康提的寺庙和奈良的the Horyu-Ji所代表。

还有日本的the Itsukushima Shito寺、中国的孔府孔庙以及印度境内的一些印度教寺庙。

就埃塞俄比亚的Lalibela教堂、南美的Jesuit教堂、沙特尔的教堂以及阿维尼翁来讲，宗教方面都没作考虑。

相反地，在一些古代仪式或埋葬地中，如孟斐斯和吉萨的金字塔、德尔斐遗址、奥林匹亚和埃皮扎夫罗斯、特奥蒂瓦坎的所有纪念性建筑群、或是科潘的玛雅遗址，宗教方面都是一个因素。

人类起源方面一些遗址得到了保护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特定阶段的例证，例如位于印度尼西亚的Sangiran遗址，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南非的Sterkfontein，加拿大的野牛崖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

这样的遗址还是太少了。

我们很惊异地注意到第六条标准从未适用到埃塞俄比亚的Lower Dmo山峪，它相当重要。

在这一科学领域作重大探索尚有很大空间，特别是以洞穴壁画为特点的遗址。

政治方面这一方面比其刚开始出现时表现得更为含蓄，只有通过几个事例才能清晰展现，如费城的独立厅或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瑞利寺院。

由于毁于火灾，其原真性有待确认，只是根据第六条标准，即作为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复113兴的标志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古城华沙完全重建之后，也一定是作为波兰渴望民族复兴的体现。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提防政治因素作用的过频使用，除非其价值特别明确，即与人权和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宽容联系在一起。

社会方面很多遗产体现的是人类对自然遗产地或历史城市的占有精神：威尼斯及其泻湖，非洲津巴布韦古城、也门的宰比德和萨那、加德满都溪谷、波托西古城镇、莫雷利亚或瓜纳华托。

但这一标准尚未惠及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很多地方。

像伊斯坦布尔、廷巴克图、京都、普埃夫利托或阿波美。

最重要的是，考虑社会历史因素的事例较为少见。

只有少数几个名录上的遗产阐述了工业革命，像英国的铁桥，法国的米迪运河和比利时中心运河的提升闸。

意大利的工人城Crespi d’ Adda并非基于这个标准而被挑选出来，德国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工厂也不是。

无疑，应该对工业和二十世纪的遗产地予以特别关注，包括城市住房发展，工业、商业和公共基础设施，这些只能用不远的过去的社会变化因素诠释。

探索和迁移在“文化旅行”这一概念被确认之前，一些遗产地就已作为迁移运动的证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例如加拿大的Anse aux Meadows 或者Mozambique岛。

对新世界进行探索的确认也已出现，像亚速尔群岛的Angra do Hwroismo，圣多明各老城和塞维拉的印第安档案等遗产地都具有浓郁的纪念意义。

这种确认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其强调了迁移活动所具有的相互影响的特性。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其他迁移路线尚需确认，例如跨越撒哈拉路线或太平洋岛屿登陆地等。

或者，简单地，所需要的是，用有形证据对确实存在的交流进行更好的说明，就像丝绸之路的例子一样。

这些方法特别有意义，因为他们跨越了政治和科学的藩篱，强调着文化和艺术的影响。

艺术方面这无疑是一个经常缺乏的方面。

114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的确包含了一些建筑瑰宝，例如雅典卫城、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包豪斯建筑学院和它们在魏玛和德绍的遗址。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标准未适用到在格拉纳达的爱尔汗布拉宫、北京的皇宫或是维琴察的贩拉弟奥别墅。

对艺术表现的其他形式的提及就更少了。

为数不多的清晰例子有纪念莫扎特的萨尔茨堡，或中国的泰山，因为它对中国山水画起决定性的影响，或是莫高窟，也在中国。

它们的确是有待开发的宝库，通过作家、音乐家以及雕塑家常常为光顾这些地方使他们得到荣耀。

比如说，我的一些法国朋友正设想把Montagne Sainte Victorire列入遗产名录以示对塞尚的崇敬。

聚会场所与公共场所或聚会场所有关的新方面值得注意，通俗文化在这种形式中得以表达。

如果我们考虑到基于口述习惯或简短形式的艺术表现的文明的独特创造力的话，对它们认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杰出代表是摩洛哥马拉喀什的Djema-el-Fna广场，这个简单的集市没有非同凡响的建筑，自很久以前这里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活动中心，说书人、杂技演员和魔术演员、音乐人、雕塑者等等在这里从事他们的行业。

由于新的《口述及无形遗产方面的准则》的出现，它已得到认可。

神圣的自然地另一个很少开展的方面是神圣的自然地：森林、河流、山峰、圣树或纪念树，虽然在世界很多地方它们都非常重要，但是对它们的认可需进一步考察文化和自然的联系，也需要认定合适的方式，因为这些自然物通常只为那些发起人所知晓，神秘性是它们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