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王禹杰201404333004

中国传媒大学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课程编码课程名称西方行政学说史题目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学生姓名王禹杰学号201404333004班级14行政管理学生所属学部、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任课教师王琳琳教师所属学部、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成绩摘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应从中得到启示，推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公共行政改革发展。

今天，结合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现状及困境，重新认识和借鉴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的新公共行政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行政学；社会公平；民主行政；行政改革目录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 错误！未定义书签。

引言.................................................................................................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新公共行政学产生的背景.....................................................................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对传统的突破 (5)四、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 (7)结论： (10)以新公共行政学审视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变引文：西方行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

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思想基础奠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60年代后期，新公共行政学的兴起标志着传统公共行政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新的公共行政范式的形成。

七八十年代以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了西方各国，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乃至今天仍在继续的行政改革的汹涌浪潮。

相形之下，新公共行政运动在现实政治中并没有达到该学派预想的效果，“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尤其关于价值观、道德观和关注现实政策的主张，一直是当代公共行政学的中心议题之一”。

[1]（第52页）今天，结合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现状及困境，重新认识和借鉴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的新公共行政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公共行政学产生的背景（一)新公共行政学产生的社会背景20世纪六七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逐渐衰退,尤其是经过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经济陷入滞胀状态,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进一步激化。

特0. 别是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贫困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斗争浪潮日益高涨。

此时,以政治-行政二分原则和官僚制为理论基础的,以效率为中心目标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已不适应解决时代问题的需要。

故以倡导社会公平为中心目标的新公共行政学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新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也可以说它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上的一种回音。

(二)新公共行政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公共行政学是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但其发展与演进以及研究方法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行为主义研究,注重定量研究,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力求使政治学科学化。

传统公共行政研究主张政治-行政二分原则,倡导价值中立以及以效率为最高目标,这一研究方法无疑是深受政治行为主义影响的。

但政治行为主义在60、70年代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正是在此背景下,后行为主义兴起,它重新肯定了理论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要更关心价值问题。

后行为主义直接影响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新公共行政学使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结合起来,因此,“新公共行政学是和“新政治学运动”平行的,是和消除政治科学强调行为主义的运动同时发生的”。

[2]二、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理论观点概括起来,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主张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他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注重效率、经济目的和管理行为的协调性或许并没有错,这种协调性经常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而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恰恰是公共行政的目的,也是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点以及与传统行政学的最重要的的差别。

因此,有必要把社会公平作为行政原理和政府目标的一部分作为政府基本的价值标准之一。

（二）主张改革的、入世的与实际过程相关的公共行政学他们主张,第一,变革,改革那些妨碍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和制度结构。

变革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

第二,关注政策,通过入世的、积极进取的学科方式更为普遍的改进影响所有人生活质量的各项政策。

第三,典范革命,即对传统行政学的基本假定、理论框架、价值规范、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进行一次重大的调整,重视行动理论。

（三）主张构建新型的政府组织形态他们认为,就需要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对行政现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定义分配过程、整合过程、边际交换过程和社会情感过程,构建新型的公共组织,进而实现社会公平。

（四）主张突出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共性质他们认为,公共之于政府的重要性意义正在淡化,而公共性质、公共目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行为等,正是政府公共管理与以产权私有为基础的企业管理的根本性区别。

因此,不存在适用一切组织的全称性管理科学,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必须坚持政府管理的公共性质。

（五）主张民主行政,并以此作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识别系统。

他们认为,民主行政的核心价值观,在于尊重人民主权和意愿,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反对滥用权力和行政无力。

[3]（第268页）三、对传统的突破（一）突破“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政治———行政两分法”是传统行政学的一大理论支柱，在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已有所体现，在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得以系统化。

简言之，即政治的职能是制定政策，行政的职能是执行政策。

这样的假说由于缺乏实证支持，很快让位于另一种假说，即政治与行政都参与了政策制定过程，但政治带来的是权力分配和价值观，行政带来的则是中性的事实和专门知识。

“政治———行政两分法”是西方国家政务官与常务官分离、常务官“政治中立”的重要理论依据。

新公共行政学致力于突破“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他们认为传统行政学把研究范围局限在行政预算、人事管理、组织结构等所谓“中性”问题上，很少关注与社会、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分析，忽视公共行政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公共行政远离社会危机处理的需要。

在研究方法上主张放弃与价值中立相联系的“逻辑实证论”，推崇“后逻辑实证论”的思辨方法，将价值理论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二）社会公平库夫曼将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式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并认为效率是其核心价值，其他价值只是维持和保证效率的实现。

[4]（第51-56页）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质疑：“实用的或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试图找出下列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怎样才能够利用可利用的资源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务（效率）？我们怎样才能够花费更少的资金保持服务水平（经济）？新公共行政学则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服务是否增强了社会公平？”。

[5]（第300页）“公平”本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当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他著名的公平理论：人们不仅关心个人努力所得到的绝对报酬量，而且关心自己的相对报酬量。

新公共行政学派在政治哲学的范围内使公平概念进一步获得了社会意义，即社会公平。

该派领袖弗雷德里克森高度概括了“社会公平”的意义：“社会公平包含着对包括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

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社会公平还强调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更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实现对解决相关问题的期待……总之，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

”[6]（第81-84页）不过，新公共行政学派并不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完全不相容。

沃尔多提出“社会性效率”来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技术性效率”。

“技术性效率”是指可以用具体数字表示的投入产出比率，强调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

“社会性效率”则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地予以衡量的效率，认为效率必须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平等自由等价值目标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按照这样的理解，效率与公平可以互相促进。

例如，公平的环境可以为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有利于人尽其才，进而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反之亦然。

所谓公平行政,就是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要做到对每个公民的均等化,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追求结果的平等。

本文认为,推行公平行政至少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一,政府的一项最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时应努力实现均等化。

中央政府对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应使全国的各个公民得到均等的收益。

地方性公共物品一般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可能不同地区的居民得到不同的服务水平。

中央政府的职责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努力避免这种差异超出合理的范围,努力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获得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第二,市场机制是解决效率问题的,它会导致社会不公的产生,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

社会不公问题要靠政府来解决。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其突出表现是社会事业的发展赶不上经济发展,政府社会职能滞后于政府经济职能。

第三,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这种特殊时期导致公平问题相对突出。

特别是近年来,改革过程中不公平现象以及收入悬殊形成的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的社会冲突值得警惕。

为维护社会稳定,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也使政府必须推行公平行政。

(三)如何推行公平行政至于如何推行公平行政,本文认为,正如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要“改变那些在制度上妨碍社会公平的政策和结构”。

[7]改革那些在制度上、功能上、效果上妨碍社会不公的政策与影响社会公平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目前,推行公平行政宜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公问题,惟一的办法是坚决改革、废除产生社会不公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