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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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基本逻辑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回顾与反思
2010-12-6
内容摘要: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应与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理解相结合,与对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全面认识相结合。当前亟需系统总结在应对这次危机的过程中,我国经济运行所显现出的基本逻辑及其深层次原因,改进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改善宏观调控。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经济社会体制,宏观调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出口大幅下降,部分企业倒闭,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2008年底,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了两年新增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有效扩大了内需,成功度过了近十年来最为困难的时期。这次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成较大冲击,同时也揭示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系统总结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经济运行所显现出的基本逻辑及其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改进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改善宏观调控。
一、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机制的认识
在2008年底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始,社会各界对刺激计划在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资产泡沫方面的政策效果普遍估计不足,这说明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机制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中国是出口依赖型模式,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战略,维持低汇率,低估能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把产能过剩向全球输出,形成了较严重的内外部失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每一阶段经济增长引擎的切换都是沿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路径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的轻纺,90年代的家电,2000年以来的汽车、地产,每次主导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浪潮都是在居民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下实现的。
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我国宏观调控空间和力度的判断。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封闭经济体模式,而是具有混合型特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并没有表现出严重依赖外需的出口主导型模式的特征。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但人均水平偏低;出口规模很大,但加工贸易占一半。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拥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城市化率2009年仅为46.6%,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内需扩张潜力巨大。
表1 中国三大需求比重与贡献(%)
年份 三大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 三大需求对总需求的贡献率
内需 外需 内需 外需
最终
消费 资本
形成 内需
合计 出口 最终
消费 资本
形成 内需
合计 出口 1983 62.0 30.6 92.7 7.3 59.9 37.9 97.8 2.2
1984 60.3 31.3 91.6 8.4 49.0 35.7 84.7 15.3
1985 57.9 33.5 91.4 8.6 43.7 46.4 90.1 9.9
1986 57.1 33.0 90.0 10.0 48.7 28.3 76.9 23.1
1987 56.2 32.1 88.3 11.7 47.9 24.0 71.9 28.1
1988 56.3 32.6 88.9 11.1 57.0 36.5 93.6 6.4
1989 56.8 32.2 89.1 10.9 72.5 21.8 94.3 5.7
1990 54.8 30.6 85.3 14.7 21.5 3.6 25.1 74.9
1991 53.9 30.1 84.0 16.0 45.8 25.7 71.5 28.5
1992 53.0 31.1 84.0 16.0 46.8 37.7 84.5 15.5
1993 50.3 36.1 86.4 13.6 34.0 66.8 100.8 -0.8
1994 47.6 33.1 80.7 19.3 31.7 15.5 47.2 52.8
1995 48.2 33.4 81.7 18.3 55.2 37.0 92.2 7.8
1996 50.5 33.1 83.6 16.4 81.5 28.4 110.0 -10.0
1997 50.5 31.4 82.0 18.0 50.8 10.7 61.5 38.5
1998 51.5 31.3 82.8 17.2 68.7 28.6 97.2 2.8
1999 52.0 30.8 82.9 17.1 58.3 25.2 83.5 16.5
2000 51.5 29.2 80.6 19.4 45.6 11.7 57.3 42.7
2001 50.9 30.3 81.2 18.8 43.3 44.5 87.8 12.2
2002 48.6 30.9 79.5 20.5 28.9 36.4 65.2 34.8
2003 44.6 32.3 76.9 23.1 17.5 41.4 59.0 41.0
2004 41.4 32.9 74.2 25.8 16.9 37.5 54.4 45.6
2005 39.6 32.7 72.3 27.7 26.3 31.1 57.4 42.6
2006 38.2 32.6 70.8 29.2 27.4 32.2 59.6 40.4
2007 37.7 32.5 70.2 29.8 32.7 31.2 63.9 36.1
2008 38.0 34.1 72.1 27.9 47.8 84.9 132.7 -32.7
2009 78.1 21.9 160.5 -60.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9年》,《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85~2009年》。 表2 中国三大需求拉动的GDP比重与贡献(%)
年份 GDP增速 三大需求拉动的GDP比重 三大需求拉动的GDP贡献率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出口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出口
1996 10.0 54.8 35.9 9.3 77.3 30.9 -8.2
1997 9.3 55.4 34.5 10.2 61.5 18.9 19.5
1998 7.8 56.4 34.2 9.3 69.7 31.3 -1.0
1999 7.6 56.9 33.7 9.4 63.5 26.7 9.8
2000 8.4 57.0 32.3 10.8 57.5 15.1 27.4
2001 8.3 56.2 33.4 10.4 46.6 47.1 6.3
2002 9.1 54.0 34.3 11.6 30.7 44.8 24.5
2003 10.0 50.2 36.2 13.6 11.4 55.2 33.4
2004 10.1 47.0 37.4 15.6 15.9 48.6 35.5
2005 10.4 45.4 37.4 17.2 29.6 37.8 32.6
2006 11.6 43.9 37.5 18.6 31.3 38.1 30.6
2007 13.0 43.7 37.6 18.7 41.7 38.5 19.7
2008 9.6 43.8 39.3 16.9 45.5 56.6 -2.1
2009 9.1 12.9 -32.7
资料来源:《中国投入产出表1997、2002、2007》,《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9年》,《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方法:采用区分加工贸易出口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从历史上来看,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时期,我国经济往往表现为外需驱动为主的特征;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时期,则表现为内需驱动为主的特征。比如2002~2007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外需驱动特征,而在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阶段,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阶段,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阶段,我国经济则表现出明显的内需驱动特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率由1997年的38.5%迅速下滑至1998年的2.8%和1999年的16.5%。2000年稍有恢复后,互联网泡沫破灭又导致外需贡献率下滑至2001年的12.2%。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以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期,2003~2006年我国外需贡献率连续4年超过40%。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贡献率迅速大幅下滑至2008年的-32.7%和2009年的-60.5%。
正是由于我国经济具有的“双轮驱动”动力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空间和余地是比较大的。在外部环境恶化时期,我们有条件从容应对,而不必自乱阵脚或过度刺激。虽然我国外贸依存度很高,较易受外部冲击,但是可凭借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启动内需在若干年内走出低谷。我国既不会出现像严重依赖外需的小国经济体那样,由于外需萎缩而导致深度衰退,也不会像大国封闭经济体那样,可以完全脱离世界经济的波动而独善其身。 1999和2009年的两次外部经济危机,外需大幅下滑,我国通过主要依靠内需,实现了7.6%和9.1%的经济增长。2009年成功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另一方面则来自居民的购房、买车消费。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2005~2007年由于外需爆发式增长,内需受宏观调控的抑制,这些被抑制的内需于2009年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集中爆发出来,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同时,上一轮经济繁荣周期较长,为本轮刺激计划提供了充足的政府财力保障。
由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力量,而且两股力量都很强。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同时,中国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愿望迫切,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
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我们应该清晰地分析这两股力量的强弱波动,很好地平衡这两股力量以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时加快解决困扰这两股增长动力的深层次机制问题,比如收入分配、汇率形成机制、产业转型升级、户籍制度等,使得这两股驱动力量能够保持持久动力。
二、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行为的认识
2008年底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初,有观点认为,经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前几年的公开上市,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市场行为主体。在市场前景不好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会像西方私营企业一样,在投资风险增加时投资意愿减弱。同样,经过公开上市和引进外部股东,国有银行治理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在经济前景不好的情况下,银行很可能会出现惜贷现象。
而实际结果是,2009年国有企业既没有“惜投”,国有银行也没有“惜贷”。在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取消信贷规模额度控制后,信贷和投资规模迅速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