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1)(Ownership Structure，Corporate value)一、引言伯利与米恩斯(Berle & Means)1932年出版《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从此以后股权结构一直被视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说明，除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上市公司都存在着家族、银行或者国家等控股股东，这一现象在东亚、拉美、东欧等新兴市场国家最为普遍(LaPorta,1999)。
存在操纵性股东的情况下，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利益趋同效应与利益侵占效应。
施而弗与维施尼(Shleifer & Vishny，1986)指出，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使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它们具有足够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并有效监督管理层，从而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免费搭车”问题；此外，大股东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解决了外部股东与内部管理层之间在投资机会、业绩表现上“信息不对称”问题。
可见，控股股东既有动机去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又有能力与必要对企业管理层施加足够的操纵以实现自身利益，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的代理问题，因而股权集中型公司相关于股权分散型公司要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与市场表现。
另一方面，德姆塞茨(Demsetz，1985)与拉波特等认为(LaPorta，1999)，控股股东的利益与外部小股东的利益常常并不一致，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
在缺乏外部操纵威胁，或者者外部股东类型比较多元化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可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通过追求自利目标而不是公司价值目标来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
如今，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与市场价值要优于股权集中型公司。
根据上述两个相互对立的假说，理论显然无法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给出唯一的结论，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德姆塞茨(Demsetz，1983)1980年对511家美国公司进行的实证研究说明，利润率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有关性存在。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问题探析近些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上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很多公司股权相当集中且在多数上市公司以股权融资为优先选择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显得更加的明显和重要。
现代公司制企业通常面临的两类代理问题是：股东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Berle、Means，1932；Jesen、Meckling，1976)，即传统代理问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hleifer,Vishny，1997)。
从国内外众多的资本市场实践可知，多数公司的控股股东在监督管理者方面(解决传统代理问题)并未产生较大作为，反而常常侵占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治理的效果不但没有得到好转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正如LaPorta(1999)等学者所说，在世界大多数大企业中，主要的代理问题已经转变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大股东的出现虽然可以解决由股东分散带来的“搭便车”问题，减少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但同时大股东的出现又带来了另一个代理问题：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张光荣、曾勇、邓建平，2007)。
一、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大股东控制的股权结构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也有股权集中的趋势。
在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研究中，宋小保(2007)将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分为两类进行了研究，即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和控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两类代理问题。
目前更多的集中于对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行研究。
那么又是什么让控股股东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和回顾，笔者发现，较多的学者针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均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找到了相关的解释，但从我国的实际来看，主要是“一股独大”问题和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较为落后等原因。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获利方式是有差异的：普通股东的获利方式除了股票增值和股利，一般不存在其他方式和手段；但对控股股东来说，还可以凭借其控制权获取控制权私下收益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目标。
Financial View金融视线 | MODERN BUSINESS现代商业49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齐婉瑾 王晓艳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00134一、引言股权质押是指控股股东将自己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标的物进行质押，从而得到券商、银行这类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债务融资的一种方式。
在2013年后场外信托质押逐渐转向券商主导的场内质押，相较于场外质押高额的准入资金和严苛的审核条件，场内质押宽松便捷的优势导致股权质押在A股市场蓬勃发展，甚至是“无股不押”的状态，目前A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用股权质押进行融资早已是屡见不鲜。
截止2020年9月25日东方财富网查到的数据，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司有2799家，质押总股数达到5140亿，质押总市值高达4.54万亿，质押总比例为6.57%。
面对资本市场上“热火朝天”的股权质押现象，我们不得不考虑股权质押这把“双刃剑”对上市公司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近几年来，有关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研究层出不穷，本文在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深入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同时从公司财务、公司治理、公司价值三个方面分析该行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现有研究主要从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分析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动因，例如投资需要、缓解资金困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掏空行为等。
结合已有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善意动机和恶意动机。
(一)以融资为目的的善意动机上市公司在财务活动中，在面临资金困境和投机需求时，公司股东通常可以采用股权转让和股权质押两种方式进行融资，以此来满足资金需求。
股权转让是指股份所有者(出让方)按照法律规定把自身所有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支付相应对价而获得股权，出让方从而获得资金的融资行为。
股权转让不仅受制于转让场所等规则，还会让股东丧失了上市公司的股权和控制权。
相较于股权转让这一传统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评定的标准是资本市场上的价值也就是股价，而不是特定机构来估值因此更易操作，股权质押带来了全新的、更为简捷的渠道满足对资金的渴望。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吴寿康（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摘要：本文基于大股东所属产权类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就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试图克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股权分类不彻底、股东持股比例计算方法不合理、ROE度量企业价值不合理”的缺陷。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倒U形态；较之于其他类型，私营产权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要显著很多。
本文还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新变化。
关键词：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企业价值；股权分置改革作者简介：吴寿康，联合证券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否支撑企业价值扩展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我国当前经济体系中“国退民进”改革战略、融资格局改善等重大宏观政策紧密相关。
股权分置改革是弥补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改善股权结构的重大举措。
总之，研究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特别是全流通环境下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有什么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献回顾国外关于股权结构及其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很多，最早在该领域开展研究的是美国的Berle和Means，他们首先研究了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命题，其结论是：公司股权越分散，经营业绩越差，公司股权越集中，经营业绩越好。
此后一般研究结论是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两种不同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和绩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
有部分学者认为股权结构和企业价值是线性正相关，主要观点有：Grossman和Hart(1980)证明，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小股东便会没有足够的激励来监督管理者，因此股权集中有利于更好地监督管理者来降低代理成本。
McConnell和Servaes (1990) 利用不同时期的样本，也研究了大股东持股与机构持股对托宾Q 的影响，发现大股东、机构持股水平与托宾Q 之间正的相关关系。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现金股利与权益资本成本罗琦;彭梓倩;吴哲栋【摘要】本文基于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视角分析现金股利分配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探讨这种影响在控股股东特征不同的公司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公司支付现金股利能够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且这一效果在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以及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缓解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从而使得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下降.%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y problems between controlling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companies` cash dividend distribution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n companies unde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ntrolling 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6 to 2011,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ash dividend distribution may decline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Moreover,such weakening effect is stronger when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is non-state-controlled or in the companies with the separation of control rights and cash flow rights.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cash dividends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alleviate the agency problem betwee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which will result in a decline of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期刊名称】《经济与管理研究》【年(卷),期】2017(038)005【总页数】9页(P125-133)【关键词】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现金股利;权益资本成本【作者】罗琦;彭梓倩;吴哲栋【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市,43007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市,43007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市,4300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5.3在完美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可以通过自制股利的方式实现资本利得与现金股利的完全替代，股利政策与公司资本成本无关[1]。
代理冲突的表现形式
代理冲突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公司财务决策上。
股东可能更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而债权人则更希望公司选择稳健的经营策略以确保其贷款的安全。
这种利益不一致可能引发代理冲突。
2.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在现代企业中，经理人员往往不持有公司的大量股份，因此他们可能更注重个人收益（如高薪、在职消费等）而非股东利益。
这种冲突可能导致经理人员做出不利于股东利益的决策。
3.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在股权结构较为集中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可能对公司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这种冲突可能表现为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方式侵占公司资源，损害中小股东权益。
为了解决这些代理冲突，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包括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以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公司的长期发展。
同时，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提高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参与程度，也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
机构投资者持股选择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平安再融资为例于晓忆杨鹏辉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平安再融资案例对两类股东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得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完成，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及壮大，在面对大股东利益侵害时，机构投资者由于其强大的资本实力和较多的股权份额，在一损俱损的情况下对大股东的侵害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并且对我国资本及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利益冲突持股选择大股东代理一、引言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大股东代理冲突对公司治理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如美尔雅、杭萧钢构等事件，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对公司造成日趋严重危害。
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主要是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
随着股权分置的顺利完成以及投资者力量的不断壮大，如何有效解决控股股东对机构投资者的代理冲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正成为学术界思考的重要问题。
本文基于平安再融资为例来研究在控股股东代理背景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选择及影响效果，找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新思路。
二、机构投资者持股选择及其影响─基于平安再融资唐跃军等人（２００８）基于不同的治理战略，得出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对信息披露的方面和内容具有不同的选择偏好。
李维安（２００８）发现机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降低了上市公司代理成本。
从总体上讲，目前对机构投资者研究中，对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产生的控股股东强势地位的研究结论难以让人完全信服，更缺少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开展的研究，不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对我国新时期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析有一定偏差，且很难找到有效协调两类股东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法。
１．案例背景及事件回顾。
２００５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传统大股东随着手持的“非流通股”的解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流通股大股东。
使后股权分置时代的中国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的利益冲突更加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