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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山州大通道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纲要云南省经济信息中心2007年11月目录文山州通道经济发展规划纲要附图1：文山州区位示意图附图2：文山州通道经济示意图附图3: 文山州交通规划图附表1：文山州通道经济建设项目表------------------------------------------------------------------------------专题研究报告：1、文山州通道经济发展现状2、文山州通道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3、文山州通道经济发展目标预测与分析4、文山州通道经济的产业架构与布局云南省文山州大通道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纲要一、制定通道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背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0二0年比二000年翻两番。
这一宏伟目标和战略部署，既鼓舞斗志，催人奋进，又给后发达地区的文山州带来了新发展机遇和挑战。
在《文山州通道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编制了《文山州大通道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纲要》。
1、文山州在大通道经济战略中的区位优势明显文山州距省会城市昆明356公里，东距广西百色市390公里、北海港890公里，南距越南首都河内460公里、越南海防港690公里，西与红河州接壤，北与曲靖地区相连，素有“滇桂走廊”之称，是云南省的东大门和全省唯一既沿边，又紧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步伐的加快，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深入实施，中越“两廊一圈”构想的实质性推进，文山州在全省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现。
文山州既与南贵昆经济带紧密相连，又与昆河经济带携手相融，是我省参与三大区域性经济合作的交汇点和枢纽地带，是云南通往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最便捷的通道。
云南省文山州大通道经济发展文山州，这片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土地，拥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
近年来，文山州积极推动大通道经济发展，为地区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大通道经济，简单来说，就是以交通通道为依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于文山州而言，发展大通道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文山州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它地处云南、广西与越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重要交通枢纽。
这一地理优势为发展大通道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文山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高速公路网络不断完善，一条条宽阔的公路穿越山川，将文山州与周边地区紧密相连。
铁路运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货物和人员的运输效率。
同时，航空运输的不断拓展，为文山州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搭建了更便捷的空中桥梁。
交通的改善带来了物流行业的蓬勃发展。
物流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物流园区日益壮大。
货物的运输更加快捷、高效，成本也不断降低。
这不仅促进了文山州本地特色产品的外销，还吸引了大量外地商品的流入，丰富了市场供应。
大通道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文山州的传统产业，如农业和矿业，在新的发展机遇下，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农业方面，特色农产品通过便捷的交通通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矿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也在文山州迅速崛起。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逐步发展壮大，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这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通道带来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文山州还积极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合作。
与广西等地的合作不断深化，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
通过加强对外合作，文山州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大通道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山州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古代商路大史料1 古代商路的起源古代商路是指古代时期通过陆路、海路、江河水路等各种交通方式往来于不同区域的商贸通道。
商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人类贸易活动，但真正形成商路网络的则是在中国东周时期。
在东周时期，中国各地开始建造道路，促进了交通的畅通，这为商贸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古代商路的重要性古代商路对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商路的存在使得不同地区的商品和资源得以流通，鼓励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在商路上，人们还可以进行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3 中国的古代商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形成商路网络的国家之一。
在古代中国，商路主要包括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南北运河等。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沿线的各种商品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互通。
茶马古道主要是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和藏区的商路，其中在路线的支付和交通中，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南北运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水路交通通道，横跨中国南北，是促进南北地区经济交流的重要工程。
4 古代商路的国际影响古代商路对于全球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带一路”倡议。
在21世纪初，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利用沿线国家的资源和优势，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这也是对古代商路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5 古代商路的现代影响古代商路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对于现代世界的影响仍然非常重要。
现代物流和贸易的发展与古代商路息息相关。
同时，商路文化和商路精神也成为现代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6 古代商路的继承古代商路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古代商路的传统和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保护商路遗址和商路文化，加强商路国际合作，推进商路文化交流与传承，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抗战时的第三条援华物资大通道：昆仑山驮马古道史实12-11 20:13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作为抗战时期援华物资陆路和空中通道，不知道的人少，但从卡拉奇翻越喜马拉雅山和喀拉昆仑山到新疆叶城的驮马古道运输线则知道的人少，不知道的人多（援华物质另一条通道为：由欧洲给经苏联到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经伊犁、奎屯、乌苏、到迪化过哈密经星星峡，进入内地）。
昆仑山驮古道，古时称“桑株古道”，从新疆南部的皮山县桑株起，穿越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到达印度列城（列城：被拉达克人称为小西藏，1834年前系我国领土），是七世纪吐蕃强盛时统治西域和河西时西出屋脊开辟的重要通道，也是后来连接印度和中亚之间的桥梁，所以也被称为喀喇昆仑之路，也是历史上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
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缅甸被占领后，滇缅交通受阻，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驻印度运输处副处长陆振轩博士受命开辟从印度出发到国内的新运输线，陆振轩根据古书所载的“桑株古道”开辟了从卡拉奇港到新疆叶城的驮马运输线，是为抗战时重要的援华物资大通道。
由于这条道路的开通，使在卡拉奇港堆积万吨的援华物质得以疏散，有力的支援了抗战。
“桑株古道”未曾想到，800年后，这条古道被开辟成了一条从印度到新疆的国际运输线。
古道沧桑，道亦有情。
从1942年始，陆振轩博士自任运输队长，在新疆组织马匹和人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高原运输。
1942年至1945年，使用驮马1500余匹，先后参加人数达1300余人，人畜伤亡率约10%，运进汽车轮胎6600套、军用布匹782包、油袋588件、电讯线缆63捆及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抗战紧缺物资，可复活800辆完整载重汽车的运力。
正是这些轮胎让抗战时趴在路上承担不了运输任务的车辆重新恢复了运力。
据陆振轩博士《1943驮工日记》记载：“山麓越走越陡，坡度足有35度以上，这里空气稀薄，气喘头痛，驮马双腿打滑，路上出现了不少死伤的驮马”、“卡尔东到班登塞山麓，两边都是峭壁。
时政热点：经贸大通道有力支撑东北经济振兴2016年以来，中俄珲春—马哈林诺铁路(简称珲马铁路)国际联运开启了“暴走模式”，这条线路正在成为中国连接俄、日、韩陆海联运通道的关键节点。
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加速了相关各国能源、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也为各国之间奠定了经济互补及政治互信方面的深刻基础。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资源丰富、文化繁荣、经济实力雄厚，更是重要的多民族融合聚居区，具备与俄罗斯、韩、朝、内蒙古、日本等多边经贸交流的重要区位优势。
在“一带一路”指引下，东北地区同样形成了兼具东北特点的“丝绸之路”，而其中交流最重要且最高效的一环就是铁路口岸。
据了解，全国共有10个铁路口岸，而东北就占据其中6个，借由近年来东北地区铁路基础设施的提升和高速铁路网建设完善，货物运输逐步由单一列车形成定时定发的货运班列，货运运能也通过客货分离得到极大释放，国际货物班次及运量都有极大提升。
据报道，大连港成功开行直达俄罗斯卡卢加州的集装箱货运班列，营口港已开通第三条中欧直达班列，港铁联运与通关口岸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拓宽了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大通道，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乃至国际货物交流都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数据得知，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仅珲春铁路口岸2015年进出口货物114万余吨，同比增长90%。
作为东北最重要的铁路口岸之一，珲春铁路口岸位于吉林省东部，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接壤，是通过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扎鲁比诺港口，连接中、俄、日、韩、朝等国家和地区陆海通道的节点，是中国参与东北亚多边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窗口”和“桥梁”。
多国货运列车经由入关口岸形成国际及全国范围内快货运输，所必需的就是铁路大动脉的输送，以目前东北路网情况来看，京沈与哈大线互联，经由191条干支线充分承载货运需求，沈丹线、与既有哈大高铁、沈丹高铁等横纵高铁线路，规划形成了区域内1小时生活圈，与之相称的是经由铁路干线辐射形成了东北经济走廊，同时与之配套的沈阳站、大连站、长春站、哈尔滨站等铁路枢纽站形成了货物运输调配体系，再经由大连港、营口港等大型港口的港铁联运形成了货运无缝对接系统，密织密布的铁路线，无疑成为推动东北地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设的重要支撑。
大通道经济史料五十年代的廉州炮竹业张振钿我国民间历来的习俗，每逢新春佳节、婚嫁喜庆，或者新居落成、吉日开张、除旧迎新等喜事。
为了表示欢乐高兴，都要燃放炮竹，热闹一番。
合浦——主要是廉州，是我国制造炮竹烟花的四大著名产地之一(另外的三个是：广东省东莞、湖南省浏阳、江西省万载)。
廉州生产炮竹烟花，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一直是外销出口的传统产品，仅民国元年(1912年)出口国外的炮竹就达981担，金额值7851关平两，在海南岛和东南亚等地，享有盛誉，甚为畅销。
解放前，廉州制造炮竹烟花的作坊有四、五十间，其中资金较大、工人较多、生产能力较强的主要有张广声、洪成发、庞廉声、许有隆、马益隆、苏和声、声声响等，除了三几间具有较大生产规模之外，大多是分散的、家庭型的、家店不分的小手工业作坊生产，五十年代前期(即合作化以前)仍是如此。
生产的品种以鞭炮为大宗，规格多样。
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即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是廉州炮竹行业兴旺的“黄金时代”；抗战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的几年，则是炮竹行业旺盛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廉州炮竹制造业的这两个“黄金时代”，产品销路除了本县各圩场以及钦廉一带外，主要是外销安南(越南，通称“做海防炮生意”)和海南岛，也有由海南再转销南洋、新加坡等地的(东南亚的华侨习俗同祖国家乡一样，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都要燃放炮竹助兴，因此，炮竹很畅销)。
所以说，廉州炮竹行业在合浦经济上有“一业兴，带动百业旺”的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1950年4月中旬，所向无敌的解放大军英勇横渡琼州海峡，一举解放海南岛后，下半年廉州炮竹销售稍有起色，但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包围和连年战争的破坏，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廉州炮竹的出口销路，当时国内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些人认为炮竹这种商品是一种消耗品，对国计民生方面没有多大的裨益，可有可无，甚至被视作“迷信品”、“焚化品”之类，征税率较高，因此．廉州炮竹耷生产、销售上受到很大的抑挫，处在一个“低谷”的地位，年产值徘徊不前，仅二、三十万元而已。
土改后，廉州炮竹行业有52户作坊。
1953年1至12月全年营业额共二十三亿九千五百八十三万五千八百元(旧人民币，每万元折合人民币一元，即相当币制改革后的239,583.58元)。
现在详列廉州炮竹行业各作坊为了向外寻找市场，打开炮竹销路．庞廉声、苏怡隆、许有隆、钟华隆、王振乾、庆祥声等七户作坊，曾联拢起来组成“炮竹联营社”，联销产品。
廉州炮竹业另外一种合作的形式是全行业联购联销。
在购进原材料时，如白药、硫磺等主要原料，是以炮竹业同业公会名义(当时，廉州炮竹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是许瑞远)联合成批采购，按每间作坊资金的多少，生产能力的大小，分配原料供应。
在销售方面，例如海南省某某订货商号要定制一批炮竹，也就以炮竹同业公会的名义，全部承领接做，再按各间作坊的资金、原材料情况和生产能力，分给承造数额(以箱为单位)，装潢上面贴用印有“廉州炮竹同业公会”的招牌纸。
为了不致积压资金，一般都是以销定产，有销路、卖得炮就着手生产，没人买货就暂停产。
全行业联购联销的帐目，由“苏怡记”号苏玉田一手经管，经营一批后，就算好一批的帐，结清一批的货款。
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后，对手工业劳动者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
1956年初，合浦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改造办公室”把廉州炮竹行业中资金较大。
劳方及从业人较多的三户作坊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又认为炮竹没有发展前途，而将其资金和从业人转业，纳入廉州镇公私合营饮食服务业。
其余韵全部由廉州镇人民政府组织他们将生产资料折价入股，组成了“廉州炮竹生产合作社”。
1956年2月16日，廉州炮竹行业一百七十多人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参加了炮竹生产同时加入炮竹生产合作社的工人师傅(即原劳方)有：宁增耀、蒋志华、蒋志辅、蒋志铨、蒋启才、金华轩、潘成本、陈宏礼、陈宏柏、陈文富、陈礼佳、林益从、唐尚质、唐兴富、王士英、陈作业、花祥隆、陈霖芳、朱琼瑶、罗超权、王子元、王泽初、陈景安、陈景贵、杨雪明、刘华英、林辅荣、曾绪东、曾绪廉、曾道晋、曾道昭、庞耀廷、庞启云、庞庆先、许子邦、许子远、陈杰甫、陈世莲……等五十多人。
廉州炮竹生产合作社社址设在沙街尾李屋祠堂(今西华路40号)，后来又迁到康乐街85号(今为第二街居委会址)。
炮竹生产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报镇政府核准备案。
社主任：宁增耀，设理事会管理社务，宁增耀、张志荣、苏玉田、朱琼瑶(女)、苏炳光等五人为理事，监事会监事是许子贵(主任)、罗超权、洪士江等三人。
理事分工、生产安全：苏炳光；文教卫生：张志荣；妇女：朱琼瑶；办公室会计：苏玉田；出纳：洪士江；生产车间主任：马悦君。
下面分搓引、染纸、上药、包装、制药、场外加工、捆筒口、铍编各组。
制药、上药、搓引的工场设在沙路沟。
制造炮竹是危险性较大的火工生产，制药工场曾发生过一起因挪动装火药缸，摩擦着火爆炸，社员凌禹恒、张学醇两人被炸伤，生产社便在番塔脚附近洗鱼水近电厂旁边的地方建设一间造纸车间，建筑面积约三百平方米，由庞启云、吴志钦负责管理，把纸边、碎纸、废纸等以及竹为原料，用石灰浸湿，翻抄制成较粗厚的福纸，供包装鞭炮垫纸使用。
廉州炮竹生产合作社成立后，1956年生产总值十多二十万元，初步体现了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优越。
1957年生产有所发展，曾派出供销人员去贵州省等地推销炮竹产品，销售额近四十万元。
1958年上半年的产值、销售额详列如下：1958年职工工资概况：上半年全社职工191人，1—6月共纣工资39,672.74元，平均每人每月工资水平是34,56元。
7月16日炮竹生产合作社转为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有生产工人、管理干部及服务人员224人，7—12月工资共40,541.74元。
平均每人每月30元。
现详列如下表：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下半年，合浦人民投入了万众奔腾，大兴水利，建设南流江的热潮。
合浦水库工地工程要大量石头，采石场急需炸药爆炸石头。
因此，经县里领导研究决定，将炮竹生产合作社，于7月16日改为“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以生产炸药，供应南流江水利工地建设的需要。
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姚池厚。
当时社自有流动资金不足一万元，后来又增拨七万元购买原料。
同时，为打开炮竹销路，十月间派员参加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争取产品出口。
所以，生产上有很大的发展，下半年销售额502,315.54元，是上半年134m715.37元的374％，利润更是大幅度的增长，上半年利润仅为26.53元，转厂后下半年利润23,138.07元，是上半年的872倍。
交纳国家税金(金额单位：元)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1959年有职工224人(其中女100人)：计生产工人207人，管理于部11人，服务人员6廉州炮药厂于1959年春由康乐街搬迁到县城南郊瑶上街1号。
为了发展炮竹生产，打开炮竹销路，后又将厂名更易为国营合浦炮竹厂。
在利润和税收方面，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1959年的利税也仅是十八万多元，对本县的财税收入以上所列举的资料表明．五十年代期间，具有悠久历史、在东南亚享有盛誉，一直成为本县大宗出口传统产品的廉州炮竹，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在走下坡路，生产徘徊不前(据合浦县炮竹厂资料：1958年产量2896箱、产值624，900元；1959年产量2508箱、产植491,800元)。
正处于“低谷”的地位。
直到1959年才开始恢复传统炮竹外销，提供货源给北海对外贸易部门出口，据北海外贸的统计资料，廉州炮竹1959年经香港转销新加坡炮竹814箱．金额3540美元。
廉州炮竹在迎接六十年代后，逐步开始恢复好转，现在发展到全县有二、三十间炮竹厂，产值每年数千万元，成为合浦的名牌“拳头”产品，提供税收逾千万元，是县财政收入的支柱。
合浦蓝靛业史话张振钿蓝，是一种草本作物，叶子可沤制成蓝靛，作为染布的有机染料，甩来染土布，也叫靛蓝或靛青。
它主要是用植物“蓝草”加工沤制成还原染料。
又因为它是半流质软膏状的靛浆，故又称水靛。
赵镇在《镇安土风》诗中有句赞美的话：“靛采蓝盈掬”。
可见我国很早很早以前就应用蓝靛染布了。
民国初年以前，合浦(包括后来以合浦县析臵的浦北县和北海市)的蓝靛行业是当时农业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副业，也是工商贸易业上的大宗出口土产商品。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农业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把北海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合浦县许多农副产品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搜括掠夺的主要出口商品。
据《海关总结》记载，北海自光绪二年开辟为商埠以后．出口的土产物资，主要有：鸭和禽类羽毛、花生、花生油、生猪、活牛、牛皮、牛角、龙眼肉干、芝麻籽、蓝靛、生丝等二十余种。
一直至民国年间，从北海运输出口的商品，仍以生猪和水靛(即蓝靛)为最大宗。
以1912—1914年出口土产统计资料为例，北海口岸年出口额超过十万关平两的商品有生猪、蓝靛、花生及其制品，是出口土特产品绽开的异葩。
蓝靛行业点滴廉州下街(街道名)濒临西门江，这里客栈林立，在民国初年期间，是南来北往的商旅扎宿、做买卖的通衢，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上八团”(合浦北部，即今浦北县)各地挑运蓝靛来合浦贩卖的很多客商，都住扎在下街的客栈。
下街，便成为蓝靛行的集散地。
廉州“福益号”(原址在今阜民南路128号)是城外约十里的倒流村刘某某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间开设的“九八行”，以经营蓝靛为主，铺屋后面临西门江边，筑有拍灰砂地坪一大幅，一桶一桶的靛浆堆放在灰砂坪上，方便货物上落码头。
收购的蓝靛从这里用木驳船装运到老哥渡，再转运去北海，又由北海装上轮船，远运去海防、香港或上海，然后转销美国各地。
北海东安街(今珠海西路)“全升”(上海人开设的)、“谦益祥”(浦北人开设的)、“钜兴祥”(在今珠海中路、小江人谢品一开设)这几间商号都是经营蓝靛转口的。
从玉林、博白经南流江水路运输到北海的蓝靛，大多是进入这几间铺头，进销量每年都超过一万余桶。
廉州墟地街(今阜民北路)有一间上海人陈荫宾来合浦开设的“锦兴”号，还有本地人开的“徐宜兴”、“马锦瑞”、“黄恒兴”，沙街尾(今西华路)的“莫和益”、“大时新”等染坊，专门购进蓝靛来加工染土织的大白布，成品叫做“毛宝蓝布”，十分畅销。
廉州上柴栏街“廉泰”、“蒋隆记”等木栏铺．用杉木板加工做成蓝靛桶，售给靛铺。
桶身高约二尺五寸，上口大下口小，成倒圆锥柱形，上口阔约二尺，下底直径约一尺二寸，可装容蓝靛一百余斤。
石康墟上开设有靛厂数间，专事收购蓝草．沤制成蓝靛。
故址的靛池现还存在。
福成也设有靛厂。
福成卖兆村容大志等一帮人，专门从福成肩挑”蓝靛”来廉州，每担重约六、七十斤，卖给靛行。
廉州城外今环城乡人民政府驻地东北约二里处有一个以“蓝”命名的村庄，叫做“蓝园”，那村里的农民就是以种植、栽培蓝草为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