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论述作者：吴晨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4期摘要：20世纪初期，伴随着中、俄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相继开展和共产国际组织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开展。

本文试图通过对共产国际反右倾斗争同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论述，探究其经验教训，由此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这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党中央领导在指导思想和革命斗争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先后出犯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1]面对铁的现实，我们党不否认由于当时共产党发展还不成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和规律未完全掌握，尚且不足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的结合在一起。

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各级命令和指示一味的盲目服从，根本不对其做出基于中国革命实际形势的正确考虑。

在客观地审视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指导思想上存在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的不正确是有着直接联系的。

本文将就共产国际的反右倾的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着重进行论述，以此总结经验教训[2]。

一、共产国际集中的组织原则及内部的“左”倾情绪共产国际组织中的反右倾的斗争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除了要考虑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事作风外，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要追溯到共产国际组织内部制度和原则上来。

共产国际是由各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合成立的组织，是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

共产国际是经由列宁一手创建的，列宁的革命思想在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原则中均有所呈现。

列宁领导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思想原则主要通过于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和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这两个文件体现出来[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型式教学论文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期：2011年春季学期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

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

它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

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

它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

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初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同共产国际有关。

甚至，还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

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在北京找到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柯洛夫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二、国内革命战争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了。

随后，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

浅析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作者：徐硕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09期【摘要】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各项决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基本走势。

1927年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共产国际直接组织召开了中共五大，并依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对中共五大进行“命令”式指导。

实际上，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很大部分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因而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所以，独立自主是正确制定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五大；中国革命众所周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为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危急形势，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事实上，中共五大的会议内容却在四一二政变之前便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确定下来，并没有因蒋介石的叛变而作出根本改变。

共产国际直接组织召开了中共五大，并对会议全程进行了“命令”式指导。

尽管五大上有过不同声音，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照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

结果两个月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府之后又叛变了革命，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终于被葬送。

一、共产国际直接组织召开中共五大早在1926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的建议。

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现在不能召开大会，因为找不到举办会议的合适地点。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共产国际决定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举行中共五大给参加五大的执委会代表维经斯基、罗易和多里奥发出指示，正式确定了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需讨论的问题，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其中，特别明确了两条原则性的指令：一是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二是会议的组织决定则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当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为依据。

世界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世界的进步离不开中国的开展，中国的开展也离不开世界的进步，世界近现代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就世界史上四大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作简要分析。

一、新航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影响15至16世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支持下开辟的新航路，加强了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加速了西欧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中国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美洲的外来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西欧开始了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

二、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第一次：1840年，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为了将中国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的商品输出客观上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列强的侵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开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进而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抵抗列强的侵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开明地主阶级开始睁眼看世界，洋务派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影响具体可从“破坏性”和“建设性”两方面来概括：2．第二次：1870年前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垄断组织的产生，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的资本输出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展，民族资产阶级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

具体影响同样可从“破坏性”和“建设性”两方面来概括：·充分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认识科技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依靠科技提高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国际竞争的重点已发生变化，决定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是科技。

近三十年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0 郝陈雪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更好地总结党的经验;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开始,但主要是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末,比较深入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并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高潮,后由于资料受限而转入沉寂;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公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系统性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着作及文章大量涌现;一、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由于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无产阶级,所以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相关人物研究,主要是涉及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对中国国民党方面的人物研究很少,接下来主要谈谈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一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盘点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考察共产国际有关史料,可以说其指导中国革命是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李德等代表来华,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以学者们首先研究的便是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而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为国外学者;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诺思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丹尼斯·雅各布斯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赫尔穆特-格鲁柏的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西班牙共产党员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等着作的相继发表,但这些着作大都是从对苏俄、共产国际持批判角度出发的;80年代后,中国又相继翻译和出版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的回忆录或在华笔记等,如崔可夫的在华使者——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卡尔图诺娃的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一书中,客观全面地介绍了加伦作为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在华期间的各项活动;近来也有许多文章是论述这方面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米特凯维奇、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许多期刊、学位、会议文章的出现;相较之前,之后的着作及文章更加客观地评价了相关人物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相关人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接触最多的也是中共,所以对中共方面的影响最大,而对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与共产国际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早在1998年出版的巧解矛盾——周恩来与共产国际重庆出版社一书中,姜爱凤就论述了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有关交往活动;张秋实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与丁言模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二者的着作都是论述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不仅因为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着名领导人,更是因为共产国际影响了瞿秋白的人生起伏,与其关系的密切,两位作者在书中也都论述了这一点;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过程;姚金果、陈胜华的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此书则收集了1927-1934年间,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驻华代表,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会决议、指示、报告、书信、文章等与朱毛红军有关的内容;而徐玉凤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一书,则主要论述了共产党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的演变过程,从一个缩影的额角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1925-1943年左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同时也表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有力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章也很多,大都是论述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如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从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交往或是共产国际对其影响上,进而反映出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二、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随着专家学者们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资料等也在不断丰富;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解读相关历史人物,而是通过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系统地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史,并取得了显着成果;联邦德国华裔学者郭恒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三联书店,1985一书,是80年代以后最早引入中国的一部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的重要着作;书中详细描述了国共统一战线从形成到破裂的历史过程,用大量材料阐明了共产国际在1924-1927年间指导中国革命的情况;在这之后,国内学者又着述了很多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如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许俊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北京出版社,1986、陈再凡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988年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着作,先后出版的就有5部——张庆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武霞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朱铃和张先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90年代后,着作渐少,但偶有出现;如翟作君、吴小松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超钢、李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杜文焕、刘德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曲厚芳、路建洪、刘德军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等;21世纪以前的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着作大抵便是如此,21世纪后研究仍在继续,但是着作却不如从前那般丰富,文章却很丰富;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得以公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问世的;正是由于90年代后期苏联大批原始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中国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因而也掀起了对共产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次高峰;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着作有：姚金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和马红霞、马熙敏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等;在这些着作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提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时刻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本质;同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交往情况的描述也更加具体和深入;在何云庵的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一书中,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角度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到中国寻求政治盟友直到最终促成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书中详细描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华选择盟友的目的、标准和历史过程,其中对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早期接触、结盟的过程以及国共合作的实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填补了这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交往的历史空白;在青年研究者张玲的着作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中,开篇用详尽的篇幅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内在关联,用一定的笔墨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决裂前的交往情况以及最终决裂的原因;李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也是较为全面地论述二者关系的一篇着作,是了解这方面历史的重要参考;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文章也很丰硕,近几年来成果也较多;大部分文章都是客观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对其中存在的指导错误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述;其中较有名的当属杨俊、程恩富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文,文章中系统分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因、理论与政策依据、其错误指导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曹木清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主要描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和错误,使人看来一目了然,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而王占仁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析一文中则是直截了当地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主要援助,以及对中共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这一类的文章还有很多,我就不做一一介绍了;中共党史一直是中国史的研究热点,而其中共产国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又决定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着作和文章出现;三、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资料匮乏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等原因,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专题性的研究着作和学术文章较少;近年来,伴随着国民党问题的研究热潮,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也涌现了一批着作和文章;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研究也愈加深入;200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就收录了很多篇专门以共产国际同国民党交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在中国大陆方面,涉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代表性着作有：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论述了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的基本情况,国民党内部对“容共”与“分共”的分歧,以及蒋介石从“师俄”到“弃俄”的过程;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一书,书中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入手,论述了中国国民党引用俄共体制进行改组,发展基层组织再到容共、清党的过程;这些着作都以研究中国国民党党史为主,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交往细节以及中国国民党后来缘何与苏俄、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则并不是书中的研究重点;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广州国民政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本书拟以广州国民政府的隆重成立、胜利发展和被武汉国民政府所取代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共产国际对广州国民政府指导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旨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从而使我们更加明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才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是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着作;书中利用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以国家利益为主线来分析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证明了共产国际为苏俄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同时也披露了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从联合到抗争的各方面;全书风格以披露历史事实为主,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则穿插在每一个问题之中,但是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具体原因则相对缺乏系统性的论述;关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文章近年来也相继出现,如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比较研究、1921-1927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判定述论、鲍罗廷与中国国民党关系之研究、马林与国民党关系研究等相关的期刊文章或学位论文的出现;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台湾问题,这也是对国民党研究热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只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功过是非,只是从中国方面入手,而是扩大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开始从国际层面着手;通过对有关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经历了从只在相关人物的研究性着作或史料中有记载到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中对相关问题的阐述,再到进行系统性、专题性研究的过程;不过,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化的地方,如苏俄、共产国际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国民党作为盟友；具体在哪些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对国民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国民党做出了什么牺牲等;综上所述,由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研究才成为一个热点领域,所以本文从上个世纪80年后的研究成果开始作大致概述,其中主要包括专着、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等;由于受到历史资料、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专家学者们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有关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涌现的大量相关着作、文章等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共产国际早期来华首先接触的却是军阀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等人,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了解却很少;近年来,伴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对国民党研究热潮的兴起,对于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但是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有所欠缺,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同样地,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也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以一个创新的态度研究出更多更优秀的成果;参考文献：1.罗重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曹木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63.李冬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5-05-014.杨俊、程恩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1495.曹木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J.湘潭大学学报.2009-1166.王占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057.何云庵.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吕静.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研究综述J.西伯利亚研究.20132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M人民出版社.2012。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共产国际成立后，积极支持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革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确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科学评价共产国际的功过，是学习党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共产国际发挥的作用有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帮助和指导了建党工作。

第二，共产国际帮助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第三，共产国际推动和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此后，从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思想上受到它的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受到它的一定约束。

因此，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共产国际。

它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首先，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政治指导。

共产国际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共产国际的第一本决议《中国决议》于1920年发布，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还通过派遣代表团和领导干部的方式，直接参与中国革命的组织和策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战略建议。

其次，共产国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整合。

共产国际派遣了一批优秀的指导员和干部到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

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这些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不仅传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还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其他进步力量进行组织上的整合，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和纷争问题。

第四，共产国际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干部协助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工人和农民的抗议和罢工行动。

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和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战略，通过这些运动，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觉悟不断提高，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最后，共产国际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共产国际通过派遣顾问和干部来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领导干部，提高党的组织和领导水平。

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关组织建设、领导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宝贵经验，使中国共产党快速成长为一个组织严密、领导有力的革命政党。

这种组织和领导能力的提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出现给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没有固定的结论，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党内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左”的错误。

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教训时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

其缺点是：一是没有注意使干部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二是太着重了个别同志的责任。

没有真正了解清楚国民党的性质，以为没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更具有一致的可能，更能团结和合作。

“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最大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1】“马林来华后,一方面积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另一方面又频繁地和国民党领导人接触。

寻求建立国共合作的方法和途径。

他逐渐地对国民党有了很大的好感,认为它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2】第二，党处在幼年时期，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特别对在革命词句掩盖下的“左”倾机会主义更是认识不清。

从党内斗争经验来看，—般地说，党处在与国民党分裂的时期，也比较容易发生“左”的错误。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准备，在创立之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加之吸收如党内的一些同志党性不高，没有对党的较高的认识，整体素质不高，因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性问题。

党内一些同志只知道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不知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有创新地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渐滋生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这使得那些脱离中国实际，违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这一根本原则的“左”倾观点，被人们所接受并日益严重起来。

浅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作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华的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的外部因素，它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及帮助，使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进行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各个时期，都蕴含着共产国际的理论、实践上的指导及帮助，从而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

标签：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创建；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工人阶级至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1921年8月初，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1919年，列宁创立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

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周恩来曾指出：“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共产党。

”[1]“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得到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1]。

一、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加速了共产党创建的进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外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观点。

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表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国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条件。

国外也有学者们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强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人为的早产儿”。

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的。

历史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哪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

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

”[2]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其社会基础。

但是，这样说并不排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

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概述[摘要]深入开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无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仅同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而且还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

从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

[关键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机构，是作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而建立起来的。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党内路线选择的正确和错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共产国际建立的历史条件和特点19世纪70年代，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解散时，马克思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同志：“不要担心，朋友，如果说现在的国际死亡了，那么再过几十年，新的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

”历史很快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第一国际解散40年后，“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国际一一“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诞生了。

”共产国际的诞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的建立不是偶然的。

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蓬勃发展的产物，是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客观要求。

第一，共产国际的建立，是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的产物。

解密为什么共产国际能对中共早期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从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发现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由此开创了中国工农革命的新局面。

但是1932年，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身为一个外国人李德和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又名秦邦宪）却从毛泽东手中夺取了红军的命运和苏区的命运，给中国革命的带来重大损失。

问题在于为什么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如此大的决策权以至于可以决定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免。

它对于中国革命又有哪些作用呢？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

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如此双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主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

它既会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国的金银财宝，甚至牺牲俄共党人的生命，来推动欧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之意见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包括解散该党的组织，另立共产党等。

因此，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从来都是一个是非对错纠结得不得了的问题。

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也比较纠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

对此，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

共产国际对加入者也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共产党员的作用，就是要在国民党与国际组织之间做个联络，使革命运动更好前进；“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亦“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等等；因为是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因为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或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会有情感上的困扰。

简析四一二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1926年冬、1927年春北伐军胜利进军，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但是，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开始出现隐患，蒋介石依靠手中权力，大肆发展个人势力，逐渐仇视革命势力，并加紧策划，伺机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

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由对蒋介石进行拉拢、孤立、揭露和利用右派的政策到放弃孤立、揭露和利用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政策，并驱逐、斗争和从政治上消灭右派的方针，再到既要北伐又要开展土地革命的策略。

本文将以四一二事变前后为背景，讲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

标签：四一二事变；共产国际；对华政策自1926年7月北伐军出师后，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消灭了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就在北伐顺利进军时，蒋介石开始叛变革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迫害。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共产国际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革命问题不断采取策略。

本文将就共产国际对华采取的策略进行详细论述。

一、1927年春中国的政治形势与共产国际的对策（一）1927年春中国的政治形势北伐的胜利进军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而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又促进了北伐的胜利进军。

到了1926年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余万人增加到将近200万人，其中以湖北、湖南以及华南许多城市的工人运动发展的最为蓬勃。

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构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宏伟图景。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中国南方的封建势力也遭受沉重打击，以广东、湖南、湖北、江西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发展的最为迅速。

其中，湖南的农民运动最为突出，其廣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其它地区。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有力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实践中帮助国共两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为其提供了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的援助。

第二，在理论上，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制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给予指导，使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

2．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

第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大革命时期在领导权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是共产国际右倾思想的反映。

第三，大革命紧急时期共产国际的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根本方针，导致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终使大革命失败。

第四，理论上对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

3．关于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倡导并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共产国际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错误。

第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可能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第二，在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给予物质上的援助，也没有给予理论上的帮助。

总的来说，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功绩是主要的。

4．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领导权。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始终没有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正确的途径，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权。

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同时，逐步沦为推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

受上述因素影响，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对华政策错误层出。

在此期间，导致中国共产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本文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使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的图景全面地展现出来。

从中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原因。

本文由六部分内容组成：《前言》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该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内在关联。

处理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国际右倾教条的起点；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步步进逼采取退让政策并日趋右倾；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

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的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党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探讨了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探讨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

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党推行。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影响尤为直接，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共产国际在北伐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作者：刘华莉来源：《魅力中国》2017年第35期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成立以及北伐战争时期，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是巨大的。

只有客观地看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甚至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才能够正确地厘清历史实际，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科学发展。

关键词：北伐战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是领导全世界劳苦大众的革命运动的世界性组织，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起到深刻地促进作用。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来说只是外因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辩证的、客观的看待与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总结历史、借鉴经验，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让改革发展的道路更加顺畅。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响共产国际作为无产阶级的联合组织，在早期对于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指导和联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生的共产党组织，为了更好地对民主革命进行深入地探索，必须积极保持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诚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它自己的阶级基础和思想的基础，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应运而生。

但是，毋庸置疑，共产国际的帮助，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

”[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另外，共产国际通过帮助影响中国共产党，进而指导了中国革命。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积极地与李大钊等民主革命人士进行沟通，商讨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成立以及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并派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条件。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辩证关系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的，可以说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但后来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客观认识，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