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

为什么说苏轼是以诗为词?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价苏轼的词“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词的用途上, 苏轼的词有了极大的拓展, 使词形成了和传统诗歌基本相似的功能系统; 二是在词的承载上, 苏轼的词对个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探掘, 使词形成了和传统诗歌相接近的表现领域。

由此, 词这种文体在文人手里, 成了一种有着较大自由度的个人抒情工具。

词原本是当时为配合流行乐曲而填制的歌词, 在演进过程中又多用于公私宴饮、市井娱乐,所以其功能在最初便相当狭窄, 即只是为了“应歌”与“佐欢”。

当文人染指其中, 也就继承了这种功能, 并把它作为词的总体特性来加以体认。

入宋以后, 城市经济高度发展,城市生活畸形繁荣,适应这种风气的需要, 词的功能还是多被局限在应歌和佐欢上。

苏轼词中, 也有一些单纯应歌佐欢的作品。

但是, 词在他的手中,却同时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许多用途和功能。

词可用之庆贺, 如《减字木兰花》“维熊佳梦”；可以赠答, 如《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可以送别, 如《西江月》“莫叹平齐落落”；可以记行事, 如《蝶恋花》“雨后春容清更丽”；可以述出游, 如《浣溪沙》五首；可以写登临, 如《望江南》“春未老”；可以叙凭吊, 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可以述节令, 如《蝶恋花》“灯火钱塘三五夜”；可以记梦, 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可以怀人,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可以嘲戏, 如《人娇》“别驾来时”；可以次韵相和, 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可以集句,如《南乡子》“寒玉细凝肤”；可以回文, 如《菩萨蛮》七首。

总之, 凡有人情应酬、送往迎来之事，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一些簸扬文字、逞露才情的游戏, 苏轼都可以用词实行。

唐宋词也曾被人许为“心灵的文献”, 但在苏轼之前, 词所展示的心灵世界却是相当狭小的, 主要局限在情感层面上。

苏轼的词在抒写个人精神世界上, 较之前代和同时代众多词人, 有了极大的拓展。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擅长诗文、绘画、骈文等多种文学形式，堪称古代中国文坛的一代宗师。

在他的诗词作品中，特别是《江城子》和《水调歌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以诗为词”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

首先，苏轼追求语言的纯粹性和音律的和谐性，他将诗与词相结合，使得他的词作达到了一种音韵和意境的完美统一。

《江城子》是苏轼晚年写的一首自述词，通过诗词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名利的无奈与看淡。

词中运用了自然景象的描绘和对自己心灵的深入反省，通过风景与内心的结合展现了诗人对现实的痛苦和对理想的追求。

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让词作的意境更加深刻，乐曲更加动情。

同样，他在《水调歌头》中也是以诗词的形式来呈现词作，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将自己的思念之情化为了词的音韵，达到了音律的和谐及情感的表达。

其次，苏轼在词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和对话，在情感上愈加深沉，文字风格更加丰富多样。

他善于通过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抽象的情感，通过描写自然景物、人物形象或意象的方式，将词作的意境向读者展开。

《江城子》中的“长恨生”、“大江东去”等意象，让读者对苏轼的痛苦心情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水调歌头》中的“人生如梦”、“人生自是有情痴”等词句，凝练而深沉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慨。

另外，他还善于运用对话的方式，使词作更富有情境感。

通过对话中角色的不同身份和立场的反复对话，既展现了情感的起伏变化，又增加了词作的表现力和生动性。

最后，苏轼在《江城子》《水调歌头》中的“以诗为词”也体现了他对词的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在创作时不拘泥于古代词人的格律和技巧，既尊重了古人的传统，又注入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他注重表达个人情感和思想观点，追求自由自在的艺术表达形式。

《江城子》的长词结构和《水调歌头》的体裁变化等都是苏轼对传统词作形式的创新。

通过自由而灵活的形式表达情感和思想，使他的词作更贴近现实生活，更易于传播。

苏东坡“以诗为词”苏东坡“以诗为词”，就本质来说，既不是李清照所讥责的“皆句读不葺之句”，也非后来贺铸、周邦彦乃至南宋诸家化用诗句人词的创作手法，而是将诗的精神注人到词的创作中，从而使词品、词境从恻艳、偏狭提高到堪与诗歌比肩的高度。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重要传统。

那个“志”包括“穷、达”两大主题。

“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士的信条，构成文人深刻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担忧意识；穷则独善其身，又是一种道德人格上的修养，与老庄无为思想，佛禅清虚观念相融汇，构成文人墨客风标高举、洁身自好、德返逍遥，超脱功利的人一辈子理想。

这两类，差不多上事关家国人一辈子的重大主题，只有诗文才能予以表现。

诗亦言情，然而温柔敦厚之情，哀而不伤，而且往往同“志”紧密结合，全然不同于词中所写的恻艳之情。

但东坡却在他的作品里，削弱恻艳之情，而补之以这种重大沉厚的“情志”，将诗“言志”的特质与词“缘情”的风格有机地揉合到词的创作中来。

他的词，既有感时伤今、凭吊古人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有怀念亲人、兼抒哲理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既有声情并壮，报国志高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有清新如画、简静平和的《浣溪沙·籁籁衣巾》等，“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加上胸襟豁达，志意高远，使他的词“一洗倚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缎悠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其词品之提高，斑斑可见。

这一方面实现了词在题材上的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所表达的情志能反映较为重大的主题，感发力量得到提高。

同时，他保持了词之为体的一些本来特点，如他的词也仍旧差不多合律，可歌可咏；意象、语言也较其诗来得精巧、工细、优美，并不“粗豪”；专门是他一些抒情色彩较浓厚的作品如《水龙吟》（和章质夫咏杨花次的），词品高洁，而深情婉曲，款款动人，意象语言精美细巧，给予人的心灵志趣上的陶冶与情感上的感染差不多上专门强的。

[论苏轼“以诗为词”]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杨俭摘要：“以诗为词”与苏轼扩大词题材、提高词的地位是有关系的，但毕竟不具有必然联系，论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不能因为钦佩苏轼“学际天人”，从而把苏词的缺点也转加赞赏，奉为圭臬。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不足“以诗为词”与苏轼扩大词题材、提高词的地位是有关系的，但毕竟不具有必然联系，“以诗为词”存在着不足。

一、“以诗为词”的提法，本身便意味着诗词具有界限诗、词本具有同等地位。

诗、词是同源异流的两种诗歌体裁，两者间关系错综复杂，继承性和创造性同时存在。

词在兴起之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与诗的区别是不明显的。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到了“花间”、“南唐”诸词人手里，词开始具有了自己较全面的文体特性，就像诗、文一样，有了属于自己擅长的表现方式、创作手法和风味情调。

从而从根本上将词提高到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

诗、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在反映现实、抒情性等方面已各有各的特征，各有各的审美标准，分别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规律。

诗词分界主要体现于两者由外在到内在的差异。

内在是本质，外在方面主要指形式上的不同。

词又叫长短句，句式长短参差使词区别于律诗和绝句；词（除小令外）分几阕，又在形式上与古体诗有了区别。

诗词在形式上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是可以合乐而歌的，故而特别强调协律，除像诗一样讲究平仄的参差变化以外，还分平上去入四声和阴阳清浊轻重的谐合。

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重要特点李清照：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

词体本身与诗文不同的最大特点，就是词具有的音乐性。

词入乐可歌，即“音律”，并非指新体格律诗的“格律”。

诗可吟、文可诵，但最富有变化、适合音乐表现的却是词。

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是衡量词长短得失的准绳。

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苏东坡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

苏轼对词的贡献苏轼对词的贡献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以诗为词”本来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

陈氏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其源固出于保守的词学观,但在客观上却准确地揭示了苏词这一手法开创性的特色。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

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

此即所谓“艳科”词。

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

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

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

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

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

”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

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

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

“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

浅论苏轼对词体发展的贡献提要：苏轼以复古的形式为更新的手段，突破了北宋词的所谓的传统。

给词以新的生命力，造就了两宋词坛的辉煌，并影响了词的发展走向。

作为开一代词风的旗手和舵手，苏轼在词坛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对后世的词人诸多方面产生永不衰变的影响。

《四库全书》曾评苏词“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

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

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

”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苏词风格特征在“宋代词坛的地位，正如李白之于唐诗”。

若就词体之备（长调、小令）格调之全（豪放婉妁）内容之广，比之唐代众体兼备而又独擅其美的杜甫也未尝不可。

清刘熙载《艺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

”本文将就东坡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及提高了词的意境；转变了当时词的风格，形成了柔情、细腻的豪放词派；打破了音律对词的束缚，实现词与音乐的分离等诸多方面论述苏词对词体发展的伟大贡献。

关键字：苏词；以诗为词；诗词有别、诗词一体；豪放词，用典一、苏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及提高了词的意境（一）从传统来看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

但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

但诗词之别主要是在意境上，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

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

《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阅读答案苏轼认为词自是一家，从而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使词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

举凡怀古、怀旧、记游和说理等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他都尽情入词，使词恢复到诗词未分之阶段，使词诗化、散文化，这就是他的“以诗为词”，也正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叫“以诗为词”呢？“‘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朱靖华在《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一文中也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把词和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地把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式尽情入词。

”词至苏轼，在描写领域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凡是可以入诗的题材均可以入词。

词可以咏史吊古，可以说理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思，可以借音节抒写情怀。

在苏轼的眼里，词之取材与诗无异。

他把“缘情”与“言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词品与人品高度地统一融合起来，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道路，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词长于言情，而苏轼能够充分利用这一长处写出新意，拓展词境。

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悼念亡妻与感叹个人身世熔为一炉，悼亡妻，情真意切；叹身世，感慨万端。

在此类词中，更为瞩目的是，苏轼在大量描写歌妓侍妾的词中，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方的色相上，更没有调情嬉戏的描写，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对她们品质人格的赞颂上和对她们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上。

词中所写的离别情意，此前多局限于男女情事，而苏轼词中的离情别意多系表达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并借此抒发人生感叹，颇似唐代的离情诗。

如《满江红》（天光无情），在抒写依依不舍的离情的同时，抒发人生之叹、田园之想；又如《江城子》（别徐州），在写离情时又抒发沦落之感。

品读苏轼的这类词，看不到艳情的宣泄，嗅不到胭脂的气息，这些词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抒写离情的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宋元文学1、以诗为词：语出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他评论苏轼词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

从诗词有别的观念出发，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

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包括在词中使用题序、用典、化用前人成句等几个方面，实质上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由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音律规范但不拘于音律。

以诗为词，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强化了词的文学性，极大的推动了词的发展。

2、柳永体：柳永的词作，积极向民间词学习，创作了大量的俗词，不但写作市井生活、市井情调，而且写自己的真实情爱，与妓女之间的泛爱，溢出当时传统士大夫文化的范围，拥有了近代文化的性质。

它包括俗词属性、写真属性和近代文化属性等几个方面的特点。

3、大晟府词人（大晟词派）大晟府为北宋官署名。

宋徽宗时创立大晟府，制作新乐，并以周邦彦为提举，会集词人乐师，讨论古音，审定古词，又增慢、引、近、犯等新的曲调。

作者多依其体格填词，也称大晟词。

又称周邦彦、万俟咏、晁端礼等在大晟府供职的词人为大晟词人。

大晟词人的词作“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人间词话》），开南宋姜夔、吴文英的先河。

曾先后位列大晟府的词人还有万俟咏、晁端礼、田为、徐伸、晁冲之、江汉、姚公立等，风格相似，形成以周为首的大晟派。

南宋初年，王之道、李石、史浩、康与之、曹勋、曾觌、沈端节等人词风近于此派，可看作余流。

4、词别是一家后人题之为《李易安词论》或《词论》。

这是宋人最早的一篇论词的专门文章，易安词论有以下重点：词别是一家；语言典雅浑成；格律精工。

影响很大。

《词论》中提出的“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词论，和苏轼所提出的“词自是一家”仅一字之差，而内涵却大相径庭。

总体而言，“自是一家”、“别是一家”都是在肯定词体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都是在提高词的地位。

但是，苏轼的“词自是一家”说，是指词应该与诗文具有同等的文学地位，因为词也能够具备“言志”的功能，故而苏轼常常以诗为词。

浅谈苏轼“以诗为词”词起源于隋唐，历经敦煌曲子词、中唐文人词，再发展到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和以李璟李煜父子为代表的“南唐词”，进入北宋，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继前期晏殊、欧阳修承袭“花间词”继续创作以儿女情长和闲情雅致为主要题材的所谓“艳科”词之后，后来柳永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创造了慢词新调，极大地扩展了词的表现能力。

继柳永之后，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体制，向“士大夫化”发展。

苏轼“以诗为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扩大，引议论入词、大量用运典故，突破音乐对词体的约束，改变了词的旧传统，增加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体式，并使词进入了雅文学的领域并使之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以下将从四个方面来谈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认识：1、苏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苏轼“以诗为词”，重点是突破了词为“艳科”的局限，词不仅仅是表达男女恋情主题、摹写风月花鸟景致和展露悲欢离合情感，苏轼将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扩大到田园风光、山水景物和人生志趣，咏物记事、怀古伤今和说理抒情，描写生活景致以感叹生命志趣，寄托幽眇沉思来抒发悲壮情怀，感慨人生际遇以触摸仕途升沉等。

苏轼全方位地摄取了现实生活的各种题材入词，大大地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泛化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内容。

其内容题材主要有：（1）讴歌报国壮志这是魏晋至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主题，气调慷慨而豪迈，苏轼之前，词中还没有这样的气概，他在密州出猎时所作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就是一首极为杰出又具代表性的豪迈之词，抒写报国豪情。

整篇展现了一位英雄为国请缨、征服辽国的雄心壮志。

特别是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豪情壮志。

（2）借古抒怀的咏史词谈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以诗为词名词解释
”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主要武器，即是把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词中比较成功的表现是用题序和用典．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

比如按常理来说词应该讲究音乐性，诗不必讲究音乐性。

但“以诗为词”的词也不讲音乐性，表达的意境也多是过去经常在诗中出现的。

比如苏轼的词就是“以诗为词”的代表以文为词：就是把散文中的句式用到词里面。

比如辛弃疾的“杯，汝前来”就是典型。

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
苏轼是中国宋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他的诗歌、散文、书信等文学作品涉及广泛，其中以他的诗歌最为著名。

在诗歌创作中，苏轼经常使用以诗为词的写作技巧。

以诗为词，是指将诗歌形式引入到词中，以诗体形式写作。

这种诗词形式又称“骈词”，即通过对偶、对仗、呼应等修辞手法，使词文在音、韵、格等层面达到诗歌的以上水平。

苏轼的诗词作品中，就有大量采用这种创作手法，他的骈词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写于樊城的一首词。

这首词被广为传颂，成为苏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这首词的开头两句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这两句既有月的意象，也有人的意象，通过对明月、把酒、问天等形象的运用，营造出山水之间，意境悠远，让人真正感受到诗意的深邃和高超。

而后面的词牌部分就是运用了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应用了开头两句的韵脚格式，形成了华丽的对仗结构和精妙的呼应。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的另一首名篇。

这首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影响非常深远。

词中他以散文式的开头，借兴历史典故来引领读者，然后在具体描写上运用了以诗为词的手法，用对仗的语言艺术，形成了极有美感的语言音韵。

此词还通过笔墨的构架和结构的安排，让两种语体，两种语言的技巧，在一个作品内交融贯通，实现了华丽与精细的平衡。

总而言之，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技法的运用使他的词语韵味更加深刻，语言更加精细，而且能够让人更好地领略到苏轼诗歌艺术之高超。

(一)现代文阅读I (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词原本是当时为了配合流行乐曲而填制的歌词，多用于公私宴饮、市井娱乐，即为了“应歌”与“佐欢”，故被称作“艳科”。

而诗的表现疆域是无比广阔的，只要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等一切外界事物，只要为诗人“耳目之所接”，并且“杂然有触于中”，就都可以“发于咏叹”。

苏轼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念、儿女情长的樊篱中解救了出来，将其引向更广阔的表现空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友情谊等等全部涵盖进去。

苏轼之前，无论是花间词派的“婉丽绮靡”，还是“一冯二主”的亡国之音，其实风格都大同小异，都没有摆脱“香软”、“婉约”的限制。

严肃的题材和崇高的格调，似乎是苏轼之前，无论是花间词派的“婉丽绮靡”，还是“一冯二主”的亡国之音，其实风格都大同小异，都没有摆脱“香软"、“婉约”的限制。

严肃的题材和崇高的格调，似乎是词体所不能承担的。

苏轼认为词只有像诗人的诗歌那样雄豪，甚至干脆就是诗人之诗，不过句子尚须保持长短不齐，才不再是“小道”。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将诗中常见的乱石穿空、江水拍岸等广阔壮美的意象写入词中，以一个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一股豪放之气，一洗脂粉俗气。

这就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

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成为有机的统一体。

如《水调歌头》的题序，交代了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

大量典故入词，使词既可以浓缩性地叙事，也可以曲折深婉地抒情。

《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替代性地概括作者射猎打虎的过程，用冯唐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自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浅谈“以诗为词”与“词别是一家”理论的传承与联系文08级（3）班朱晓丹 108233010216 词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文学样式，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

在最初，词是由诗歌和音乐结合产生的，它既属于音乐，又有着属于诗歌的文学属性。

在初期，音乐明显地占据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唐末柳永，词都属于“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

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

而到了宋代，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文人苏轼，从词与诗歌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

他的“以诗为词”，促进了词体的变革，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宋词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朵艳丽的奇葩，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

可以说，在宋词发展的进程中，苏轼的贡献功不可没。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都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他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乡愁等传统题材，也把诗人写惯了的怀古、感伤、惜时、论事、游记、咏物、悼亡、咏史、议政、乡村游记等等众多题材全部纳入词的抒写范围，可入诗者亦皆可入词，正如《艺概》所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其二，词风的改革。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

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

苏轼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

这一重要的转变，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

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

苏轼对浮艳柔媚之词风并不赞同，他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于婉媚，而是应该像诗歌一样，除了柔婉之作外，还应具有雄浑豪迈的风格。

苏轼革新词风，并不是单纯反对柔媚婉约之作，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像多元化发展。

苏轼以诗为词研究述评苏轼的“以诗为词”是宋词创作中继柳永大量慢词后另一种创作上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古代词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创作变革与理论变革,具有极为深刻与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限制很多；到他出来，只当词是诗的一体，凡可以如诗的就可以如词，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亲友的聚散、自然景物的欣赏等，都可如此，这是词的一大解放。

苏轼的以诗为词，首先指的是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扩大，如《江城子猎词》、《念如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日几时有》等词，实为词中的创格。

此前，柳永把词引向市民文学，仅只是变换了花间派描写的方式，并未改变描写的内容，其慢词仍不出闺帷行役、男欢女爱的传统范围；而苏轼于柳永拓展词体之后，另辟词的发展领域，从题材方面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体制，把词引向正统诗文的道路，向“士大夫化”发展。

在他之前的“曲子词”的曲子，基本上是“轻音乐”，因而其“词”也相应的是“软性文学”，读之让人筋骨酥软。

到了苏轼，除了将词体小序发展起来，作词寓以诗人句法外；还引议论入词，在词中大量用经、子典故，从创作形式上改造了词体的各个方面，词的面貌为之一变。

其“以诗为词”的主要点，在于把词与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轼的以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法入词，突破音乐对词体的约束，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辞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促成了词体的解放。

苏轼使词由“歌者的词”转变为“士大夫”的词，侧重表现作者的旷达襟怀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较深入地反映了一个饱经忧患而襟怀开阔的士大夫文人精神风貌，如《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临江仙》。

苏词充分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是典型的士大夫词。

宋人对苏轼的评价，陈冀《燕喜词序》：议者曰：少游诗为曲，东坡曲是似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