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史

中国语文教材历史发展轨迹综述作者：李晓宏文章来源：转载点击数： 1125 更新时间：2006-4-17中国的语文教育, 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我们的语文教材伴随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而发展。

今天,在我们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促进教材建设的科学化、民族化健康发展的同时, 我们重新审视语文教材发展的历史, 从而更好地借鉴先人留下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 以更审慎的态度推进教材建设健康和理性的发展, 也许不无益处。

下面我们就对教材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一粗线条勾勒, 以求对教材的发展能有一个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

一、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在我国古代, 虽在夏、商、周时期就已有学校教育, 但是没有单独的语文学科, 语文教育是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教育融合在一起的。

因此,专门为传授语文知识、技能而编写的教材尽管有,但并不多。

这些教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供少年儿童习读的识字课本, 其中包括一些字书, 早期的如周秦时期的《史籀篇》、《苍颉篇》,两汉时期的《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等; 后期的, 则有流传久远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清代的《文字蒙求》等。

重视识字、写字教学, 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三、百、千”在我国语文启蒙教育中的成功, 并不仅仅在于它们作为教材各自的个体优势, 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 发挥的是整体的优势。

这是因为: 首先, 如果只学三本中的任何一本, 其识字量不够, 达不到阅读所必须的二千余字的基本要求。

其次,从内容看,它们不仅通俗易懂, 琅琅上口, 而且能使儿童增长知识和增进日常运用。

再次,每本书字数不多,少则四百多字,多则千余字, 儿童学一本换一本, 新鲜有趣, 不觉乏味; 而三本书合起来,去除重复的,单字也在二千字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基本识字量。

这种典型的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语文教育是民族教育之本，近代国文教科书向现代语文教科书转变的历程，就是百年中华文化传承、民智开启、公民意识养成的书面记载。

语文教育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语文教科书当中，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

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将传统文化的更迭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

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反映并记录着这一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并不断用历史的经验和独特的文本话语，启示着语文教育及教科书发展的未来。

“文白之争”“文道之争”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交锋教科书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媒介。

从先秦到两汉，教科书从无到有。

从两汉到宋代，随着公学私塾的发展，教与学内容以先秦百家学说为主，教科书即为各类经典。

从宋代至明清，中国教育核心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宋儒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科举是普通人摆脱身份加入上流社会的唯一出路。

此时的教科书还仅限于儒家经典。

清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垒，随之而至的是西式现代文明和教育理念，清末教育不得不由单一儒家礼学向近代的教育多元化方向改革。

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走入资产阶级改良期，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使命、体现教育改革走向的教科书编写，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阵地，中国语文教育和教科书构建步入迷茫与选择期。

伴随五四运动和以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趋势的形成，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系统化转变。

自此，语文教科书走上了实用主义之路。

首先，“文白之争”不仅是语文教科书内容层面的革新，更是背后深层次文化选择的结果。

中国古代到近代社会的漫长演进中，文言一直承担着记录、积累、传播中国文化思想遗产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方言限制、打破地域界限、相对有效的共同语。

新中国成立前后小学语文教科书概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校里的语文教科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私立小学到当下的公立学校，随着时代的演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教材也随之演变。

本文将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后小学使用语文教科书的情况，为中国当代语文教科书提供一些启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教育制度不健全，语文教科书极其匮乏。

大多数小学语文教材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着重讲授礼仪习惯，趋向于把语文学科拿来宣扬政治观念，忽视了文学，古代文学主要以诗词、楔子等短文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少量文言文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体系的改革，语文教科书也开始慢慢发展。

30年代，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新课程大纲里面牵涉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被大量引入到小学新近编撰的语文教材中。

同时，中国新文学的名篇也被列入其中，比如毛泽东《抗日战争的号召》、鲁迅的《故乡》、鲁迅的《教父》等。

这些新文学的作品都被纳入小学语文教材中，并结合日常教育实践，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欣赏和学习中国文学文艺的大门。

此后，语文教科书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及全民教育的推动下，语文教材越来越面向多元化，开始大量引入历史及新兴文学作品，比如苏轼《赤壁赋》，王阳明《心经》，许地山《但愿人长久》，一些古代童话，及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如余华的《中国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既贴近学生的生活又兼顾文学修养。

此外，国家给学校提供的语文教科书，也在当下更加关注孩子们的文学发展，比如让孩子们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如散文、诗歌，以及自动书写，以发挥想象力，利用文字表达心情，激发语文学习兴趣，培养孩子的艺术修养。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材的变化可以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还是文化角度来看，语文教科书的发展都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丰富他们的阅读体验，拓展思维视野，培养文学本领，这也为当下孩子们学习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后小学语文教科书概述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写法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是把文言文、古诗词、语文谚语作为基本教材，在内容上也更加强调传统文化，根据语文书籍的分布情况来看，小学语文教科书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和传统诗词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及其它文学素材也列入教材当中。

此外，教材中也有一些通过故事来传播社会公德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的课文，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观。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小学语文教科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小学语文教科书首先将现代文学及其他现代作品引入到教材中，从而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此外，教科书中也开始强调现代文学的理论研究，并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使语文研究更加精确、更加具体，促进了小学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学语文教科书也在不断更新，很多语文教材都将新闻报道、国际文化交流等新媒体内容融入到教材中，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更好地为孩子们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小学语文教科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对孩子们学习语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小学生们拥有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并能培养出更强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小学语文教科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时期情况都有不同
的变动，均有这领域的不同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文教科书既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特点，又吸收了现代文学的精华，大大拓宽了小学生的思维空间，使小学语文教育更具时代特征，为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了更多元的学习平台，也为新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
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那时，当时已有一些
小册子在传播古代本土语文教学和技巧。

在春秋战国时期，语文教材
发展趋势更加明显，教材结构逐渐完善，形成文章、记叙、书法、政
治文献和经学等教材内容。

后期，字典、小说、史书以及绘画等都成
为中国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语文教育在21世纪经历了新的变革。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语文教育法》的出台，明确了语文教育的目标。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基础教育语文教材大量改编和更新，更多
注重提高学生语文思想和水平，其教材内容由中西合璧，兼及中外文化，为学生终身发展提供了基础。

随着中国教育的深入发展，现在的中国语文教材结构也在改善。

教材
内容不仅包括中国本土文化，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以
及跨文化理解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利用集体活动、互动式学习和游戏
的方式，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目的。

语文教材编写的历史沿革三岔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历史沿革从历史的角度总结语文教材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比较56人教版教材与现行人教版教材的优缺点。

以下分别就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简要叙述。

（一）建国之前语文教材发展概说由于建国之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古代社会、动荡的近代和现代社会，所以以下介绍分别就这三个阶段进行简要地梳理。

在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之前，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语文教育都是与经学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和伦理学教育连在一起的，并没有独立设科，所以，语文教学并没有单独的教学体系。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从不同的角度看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但是，蒙学教材、经学教材、文选教材和诗选教材为古代语文的主体教材则是确定无疑的。

1．蒙学教材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是比较发达的，最早的识字教材可推至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

由于古代没有汉语拼音，识字教学只能靠口耳相传和多读多写。

这些蒙学教材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儿童识字，但它们同时又可以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常识教育和历史故事传播等。

如果说这些蒙学教材中每一本的教育任务是单一的或者不全面的，那么，从周秦时代发展到明清时代，中国古代的蒙学读本则发挥了优势互补的作用，它们发挥的是整合优势。

下面举几本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加以说明：《急就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识字教材，西汉时史游编撰。

《急就篇》作为当时主要的识字课本，流传时间达600余年。

按照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等分类，汇编成三言、四言、七言的整句，便于背诵。

尽量避免字的重复，同时每个句子都表达一个独立意义，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活常识，同时达到识字的目的。

《千字文》传为南北朝时期梁代的周兴嗣编著，是古代成书时间较早、流传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蒙学教材。

直至清末的农村地区仍在使用这本蒙学教材。

采用对偶的形式清楚地介绍了天文、地理、自然、伦理、园林、起居等方面的知识,字数只有1000个但传播范围异常广泛。

新时期以来人教版四套高中语文教科书的演变与反思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基础，教科书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

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四套高中语文教科书。

这套教科书不仅给中国高中语文教学带来巨大改变，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教学模式。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三套《新时期高中语文教科书》，其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社会、语言、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强调学生德、智、体的统一培养，把文学知识和培养良好思想品德较为统一地融入到文学课堂教学中。

1970年，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四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它是继三套新时期高中语文教科书之后最新的一套高中语文教科书。

与以往教科书不同，第四套教科书更加注重文学创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关注语文学习的深层次和广度，突出文学内涵的培养，尽可能地让学生培养出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思想情操。

现在，第四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已被广泛使用到高中整个语文课程中，在深刻影响着学生的文学修养、思想性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该教科书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由于第四套教科书的内容实在太多，在实践教学中，由于时间、能力和其他各种种种因素，导致比较核心的内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一些次要的内容却得到过多的精力投入。

另外，教科书所涉及的内容多以成文的方式载入，因此，在教学中，学生往往只是“死记硬背”，而缺乏对文学的理解和思考。

最后，关于第四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我们从这些不足中反思：首先，应当加大对文学内涵的重视，将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到文学教学中；其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文学的学习中真正做到主动思考、创新思维；最后，应该注重教师的素质，努力提高文学教学的水平和质量，让学生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中体验文学的精髓和魅力。

总之，第四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作为中国高中语文教学的基础教材，在不同时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深入反思、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改善学生的学习素养和文化底蕴。

【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进展】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史，从1903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打开了新的灿烂的一页。

80年代以来，一纲多本，多种语文教材竞相斗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一、简要的回顾(1950-1979)第一阶段(1950-1955)，解放初期的语文课本。

这套课本，适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的需要。

它注重课本的思想政治性，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缺乏系统性的编排。

第二阶段(1956-1957)，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

这是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第一次改革。

文学、汉语教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各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编排形式有所创新，但对读写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第三阶段(1958-1960)，重新编写语文课本。

这套课本偏重思想政治教育，几乎变成报刊时文的集锦，忽视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

第四阶段(1961-1965)，新编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和新编十二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

后一套就是有名的1963年课本，根据1963年教学大纲的精神，在选材、知识内容和读写基本训练方面比过去教材有了较多改进，但又不提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

第五阶段(1966-1976)，文革时期，各省、市自编教材。

在当时的极左思想路线下，语文教材的特色是语录加大批判，完全置语文教学的规律于不顾。

第六阶段(1977-1979)，新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

这套课本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它与1963年教材是一脉相承的，而更趋成熟，比较重视读写训练，缺点是教材体系还不很完善。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有志之士在教材建设上惨淡经营、执著追求，取得了不少成绩。

可惜全国基本上还是只有一套教材，教材编写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教材体系、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等等，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多种教材竞相斗艳历史进入了80年代。

这是一个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年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理想的中学语文教材作者：黄欣来源：《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19年第02期广义的语文教材不仅限于教科书，还可以扩大为课内辅助读物，比如教师教学用书、学生学习手册、挂图、年表、录音教材和计算机软件等。

狭义的语文教材专指教科书。

本文探讨的语文教材即狭义理解的语文教科书。

吕叔湘先生在《编写试验教材的一些考虑》一文中说到：编写这套试验教材，考虑了几个问题：1.目的任务问题;2.分科合科问题;3.文学教学问题;4.语言教学问题;5.文言文教学问题;6.作文教学问题;7.加强语文训练问题。

由此可见，语文教材的编写是要考虑到多方面、系统性、科学化的编写。

一、语文教材的发展历史1.古代语文教材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并没有专门人员编写的教材，只是现代将其称为“识字启蒙教材”。

其中堪为经典的当属《急就篇》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简称“三、百、千”）等为代表的识字启蒙教材。

《急就篇》为西汉史游所撰，全篇2000多个字，用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便于记诵，内容包括“姓氏名字”“服器百物”“文学法理”等。

《急就篇》对后世童蒙识字教材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的“三百千”继承了它的经验并有所发展。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古代流传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识字教材，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彼此相辅相成，互相配合，反映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在识字教育方面的独特探索和成功经验。

三本识字教材分则独具一格，合则相互为用，内容丰富，融识字教育、书法教育、阅读属对、知识教育、思想教育为一体，流传久远。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道出了这套古代蒙学教材长盛不衰的原因，也给今人提供了教材编写经验。

我国古代识字启蒙教材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尤其是识字教育、写字教育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

如识字课本的内容丰富、注重实用，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将识字、写字、阅读、属对、作文等有机结合，产生整体效应。

1956—1958语文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由全国通用教材到一纲多本教材多样化，再到统编统用教材。

70年走过了不断探索改革的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谱写了历史篇章。

全国通用小学语文教材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中小学教材由国家规划或委托统一编写，基本上统一使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

严格意义上说，全国通用的小学语文教材共有7套。

第一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改编老解放区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

虽然是过渡性教材，但全国中小学逐步走向一个“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和一套“教科书”，迈入了“一纲一本”的时代。

第二套是五年一贯制《小学课本语文》。

这套教材的主要特点是教材内容丰富，重视思想教育内容安排的系统性；编排形式多样，重视听、说、读、写训练，体现科学性与启发性。

1953年小学五年一贯制教材被暂缓推行，实行“四二制”，只编写出版了前三册。

第三套是“四二制”《初级小学语文课本》《高级小学语文课本》。

初级小学课本阅读、汉语不分编，一、二年级以识字为重点，三、四年级增加了常识课文。

高级小学课本阅读课和汉语课分编，阅读课本以文学作品为主，汉语课本单独编写了《语文练习》。

1956年小学语文教材进入实质性改革阶段，《初级小学语文课本》1955年秋季试教试用，历时十年多。

《高级小学语文课本》1957年秋季使用，历时8年多。

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一套完整的小学语文教材。

第四套是《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试用本）》。

1960年下半年开始，根据“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指示精神，全日制中小学的年限缩短为10年。

这套教材的主要特点有：采用集中识字法编写识字教材，继承“先识字，后读书”的传统语文教育经验；贯彻多读多写原则；选材内容以培养小革命家为目标；重视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

第五套是《十二年制学校小学语文课本》。

语文课程的发展历史我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

自从出现了文字，也就开始了语文教育的发端。

到了奴隶社会，我国就开始出现了正式的学校。

有了学校，相应地也就有了课程和教学。

然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内，我国虽然有语文教学，但一直没有专门的语文课程，语文是与史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的。

换言之，却又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

”古代语文是个无所不能的“包天下”。

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现代教育背景下的中国语文课程才真正确立。

虽然此后也曾分分合合，几易其名，但是语文课程终究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课程。

一、近代小学语文课程（1904年—1949年）（一）“五四”运动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口号，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01年清政府明令各地兴办学堂，次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分科形式存在的小学语文课程初见端倪。

但这个章程虽然公布了，却未能实行。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建立了我国的现代小学教育制度，教育史称为“癸卯学制”。

这个学制一直沿用到清政府灭亡，后来的学制也都是在这个学制的基础上演变的。

在学制方面，该章程把小学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段，分别修学5年和4年，学制共9年。

在语文课程方面，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科，教学内容是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设中国文学科，教学内容是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

该章程将识字、写字、读书、作文、说话等科目合为一科，朝着近代语文课程的建立前进了一大步。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注重实用、发展语言能力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和一味读经、应对科举的古代语文教育的渐趋终结。

《奏定学堂章程》作为“博考外国，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的历史产物，虽然还掺合着封建礼教、科举旧习这种传统教育的特质，但主要是以欧美近代教育为真正源头、形式上从日本引进的学校制和课程设置，这样自然初步体现出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