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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对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再反思作者：宋磊来源：《文化纵横》 2016年第6期宋磊参考政治学家讨论政体问题时所使用的句式，产业政策论战的焦点可以概括为“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由于相关的政策实践涉及多个社会科学领域，所以相关讨论不但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展开，而且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
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
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
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
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
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
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
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产业骗补频现，谁在骗国家的钱作者：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40期新能源补贴：企业乐，产业伤新能源产业补贴，得到钱的是企业。
每制造、销售一辆车，企业便能得到相应的补助（这个补助说是给终端用户的，实际上是直接给到企业这里）。
匪夷所思的是，金额可能比造车的成本还要高。
比如说，一辆6-8米的电动客车从中央和地方大概能拿到60万元的补贴，比业内人士透露的造价要高上10-15万元。
于是一些企业便搞起了自产自买的把戏，而这个被买卖的车甚至都还没造出来，通过文书造假，补贴便到手了。
造假主要有四种方式，1.有牌照但是车并没生产出来（企业利用牌照申请补贴）；2.车有是有，但是却没有或者少电池（这叫什么电动车呢？）；3.车的标识上的性能和申请补贴的时候是不一致的；4.获得补贴的车辆并未投入使用，而是闲置状态（很可能是生产企业自己左手卖右手，又或者关联企业交易）。
而企业利用这些方式得到了大量的补贴，甚至比他们的利润都要多，例如，被曝光的苏州金龙2015年获得的补貼是5.19亿元，而它的净利润是4.81亿元。
那么，企业拿到了补贴之后，是不是大力地促进了产业发展了呢？答案是很悲观的。
在骗补中，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是，企业在拿到了补贴之后，又把车辆给重新进行了组装，改成传统燃油车，然后卖给农村。
有的媒体采访了业内人士，提到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词语，浮躁的企业为补贴而努力，认真踏实的企业非常吃亏。
无序和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是混乱的市场。
的确，光看销量，中国可以说是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国，但是再看核心的技术和突破，却屈指可数。
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张鲁生博士在《电动乘用车产业发展及对策》论文里，悉数了中国和国外电动车在2015年的技术进展，我国仅有五项创新成果，其中两项电池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是中科院团队与德国、英国等地的学者一起联合做出来的。
当然，那些骗补的公司根本不可能上榜。
产业补贴：在各种合力下跑偏一说到产业骗补，经常关注经济新闻的人并不陌生，可能脑海里一下子便蹦出光伏、动漫等词语。
从“林张之争”看到底走什么发展道路？摘要：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为武器，论证了政府主动的经济政策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意义；张维迎继续坚持“市场派”。
林毅夫当下被一些人视为“主流经济学家”，他的某些观点也早已被决策者所采用，感觉林毅夫论证逻辑性更完整。
但是，这么多年的刺激，出了这么多问题，造就这么多隐(quan)性(gui)富豪，我们的刺激意味何在？还要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产业政策吗？关键词：林张争论；产业政策；政府的定位；市场主导1 引言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二人面对面进行了一场关注度极高的“产业政策”之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持续发酵。
双方是中文经济学者中非常知名的两位，他们争论的点是，中国要不要实行产业政策。
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上，张维迎认为创新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应该取消一切产业政策。
随后，林毅夫指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必须要的。
张维迎对此再次撰文，痛批林毅夫犯错了四大错误。
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再次撰文，驳斥张维迎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林张之争”不仅仅是产业政策中可有可无的争论，他们两位已经争论了20年，从最先关注政府和市场、中国的改革会怎么走等等问题，他们俩的争得由来已久。
对于这场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争论，还有人认为他们俩的争论根本不是同一个命题的争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场对产业政策的争论本身就是伪命题，关键是找到两者的边界在哪里等等，各种评论都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对国家发展和对社会的讨论，所以我认为这种行为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建国后不久模仿苏联开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直至今天，苏联已经轰然崩塌十几年，中国的五年计划仍在继续，今天正是十三五计划的开端。
“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国家重点扶持项目”这些词从来不绝于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以至于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思考，产业政策这种方式，是不是真的对经济发展有利。
[案例分析资料]2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2016-09-25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
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
中秋节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
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
回到本质，这是一个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
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说明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死水一潭。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不仅是一场学术之争，更是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方向和方式的争论。
最终，哪一种观点占上风，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取舍和走向，所以必须看起来！下文为近期林毅夫回应张维迎的文章主要内容，标题：《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
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1 国企改革的争论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
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
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
维迎的观点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
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
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
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
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
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
在复旦的讨论会上，对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
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
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
因此，我建议应该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
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中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贝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
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多而不是少了，效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
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贝克斯坦则都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2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杨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时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谊，他对推广以超边际分析来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模型化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
2002年12月，小凯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
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
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他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20多年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和小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不去模仿发达国家优秀制度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我从就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
我同时认为：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其后的媒体报道中对我和小凯的争论有两个误读：1.认为我强调后发优势，所以，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不需要进行制度改革；2.中国现在出现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证明了小凯所主张的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
任何人只要细读我的文章，都可以了解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
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制度改革是严重误解。
其次，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因为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的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中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中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
我曾分析、预测到，由于中国推行了双轨渐进改革，为了给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或是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那么就会创造制度租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
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就比中国还严重。
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我和小凯的核心争论其实是在于：1.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2.是否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对于前者，小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
他也把日本在19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是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
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等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
和中国同样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中国。
而且，《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18世纪时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Glaeser and Saks教授的研究也发现19、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的程度不比中国现在低。
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