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而以此形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对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作一回顾，然后综述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简述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理论抽象和实证分析，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必须拥有垄断优势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而在此之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并没有所谓的垄断优势，但是他们依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且投资同时分布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发展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使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一步得以完善。
一、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来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论”，指出大企业凭借其特定的垄断优势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开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先河。
该理论后经过其导师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1975）的补充发展，现称之为“海默一金德尔伯格传统”。
垄断优势论首次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够以自己的各种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等，对他国进行直接投资。
但这一理论也有其偏颇之处，它研究的对象只是实力雄厚、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
根据该理论，没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无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则对此理论提出了质疑。
另外，垄断优势理论也无法解释产品出口、技术转让与对外直接投资三种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适用条件。
垄断优势论提出后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垄断优势的来源，丰富了该理论。
如Caves（1971）的产品差异论，Johnson（1970）、Magee（1977）和Hirsch（1976）的占有能力论，Magree（1977）的信息占有论分别从产品差异、占有管理和信息来解释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而Knickerbocker（1973）和Graham（1975，1978）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
更有其他学者，如Teece（1976，1977）、Wolf（1977）和Lall（1980）等从企业规模、技术的动态变化、要素投入等角度解释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
[!--empirenews.page--] 此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或者进行理论的辩驳，或者进行理论的推进，或者结合自己所处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维农（Ver non，1966）在其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中解释了发达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出口贸易、技术转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
产品周期理论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基础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的特殊优势，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所能够获得的区位优势。
而内部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on，1976）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Rugman，1981）在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认为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性质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行为。
内部化理论指出，正是为了克服外部市场障碍或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跨国公司才用公司内部交易来替代外部市场交易。
从海默和维农的理论似乎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拥有雄厚资本和高技术的大型企业才有独占市场的优势，才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而日本的情况却与此不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大都是中小企业，所拥有的并不是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垄断技术优势，而是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优势。
小岛清（Kojima，1978）就此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论，认为垄断优势论忽略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中比较成本原理的作用，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比较成本的原则，首先将本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者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并将其投向东道国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对各自国家特定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却不具有普遍意义。
而此时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欧洲和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步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
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繁荣，为邓宁折衷理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77）在借鉴垄断优势论和内部化理论并引入区位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同时具备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自称其为“三优势范式”），否则只能采取出口贸易或技术转让的方式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但是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仍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很难解释那些并不具备各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作出科学、全面的解释。
之后，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解释各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发展和完善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动态地描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投资发展周期论根据一国的人均GNP把对外直接投资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得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但在实践中也显示出很多与该理论相悖的事实。
[!--empirenews.page--] 二、发展中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随着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也日益加入到这一行列中。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
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小规模制造技术，虽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相比，但这却正是其特有的优势。
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且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狭小的市场需要。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同时具有“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和低价产品营销战略的优势，这也使得他们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1][2]下一页争。
同时，威尔斯指出“保护出口市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防御性的，往往是在其国外市场受到威胁时候才进行的。
当然“谋求低成本”、“分散资产”也是他们对外投资的动机。
由小规模技术理论可知，即使是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能够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参与国际竞争，这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英国学者拉奥（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虽然表现为规模小、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有自己的“特定优势”。
技术地方化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
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引进的技术赋予了新的活力，给引进技术的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当地市场和邻国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 ＆Tolentino，1990；Tolentino，1993）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的时候，对引进的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和改造创新，进而为本国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
该理论指出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且与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并且进一步认为可以预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显示出技术引进对本国产业转换和升级的推动作用。
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中国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一方面表现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优势、投资方式、区位选择和行业选择等，如叶刚教授（1992）所作的问卷调查，张海岩与范登布鲁克（1994）的问卷调查，鲁桐（2000）对在英国的中国企业进行的系统考察。
而刘红忠（2001）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个阶段。
[!--empirenews.page--] 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也做了深入研究，有些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
吴彬与黄韬（1997）在其二阶段理论中指出，各行业中企业的一般性经营资源水平在国际的资源状况不同上的地位决定了企业进行FDI的状况。
如果母国企业的一般性经营资源水平高于东道国企业，即处于优势状态，则优势企业侧重于利润攫取的行为。
反之，如果母国的大多数企业处于劣势状态，则母国的大多数企业要从东道国获得经验。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需要先向发达国家东道国进行获得经验的FDI，即经历第一阶段，占有当获得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能转向利润攫取的FDI. 冼国明与杨锐（1998）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FDI-Ⅰ），即学习型FDI，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FDI-Ⅱ），即竞争策略型FDI.通过前期的学习型FDI，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加强技术积累的速度和效果，并且增加了后期的所有权优势，进而通过后期的策略FDI进一步巩固“OIL”结构和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