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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调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自两汉以来，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交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国的关系，东汉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然从地理上相对来说也是中国的西方，但还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西方。
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敦王朝派遣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国与西方才算有了直接的接触。
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世界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
但这些时期内，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力与交通的制约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中国古代后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大大受限，双方对于各自的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想象，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更是由于时代转型的需要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因此，在前近代，中西双方，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处于一种虚幻的状况，直到19世纪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19世纪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确立了对东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技术的发达和实力的强大使得西方得以直接有力深入东方世界，作近距离以至零距离的观察，从而改变了之前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虽不无感性也更为理性的更为真切的印象。
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人们可知，在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受耶稣会士报告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宽容推崇备至，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
这些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同时期的英国虽然也出现了类似推崇中国的现象，但热烈程度稍低，甚至还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声音。
这与英国在中国贸易中受到的挫折有关。
此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更加迫切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阻碍了英国意愿的达成，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年马戛尔尼访华目的的落空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充满梦幻的盲目推崇，而是多了批判的眼光，尽管这种批判是基于个人在中国的体验。
蒙古帝国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和作用蒙古帝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帝国，扩张的步伐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其中也包括中国。
1234年，蒙古大军攻下了金朝，统一了北方，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
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影响涵盖了许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蒙古帝国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和作用。
一、政治方面蒙古帝国在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首先，他们取消了以往中国政府中的吏治腐败、世族割据的政治场面，设置了行政区域。
同时，也废止了科举制度和三公九卿体制，改为由蒙古贵族来进行官员的任免。
这种政治制度的变革，从根本上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而集中大权给蒙古贵族来管理，也从而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此外，由于蒙古军队的征战手段，他们往往会将劳动力带回蒙古，以增强军队的实力。
这种行为反过来又促进了人民的流动，也扩大了中国和蒙古之间的交流。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各地农业和手工业都有所发展，因而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很长时间一直被保持。
二、经济方面蒙古帝国的崛起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
在蒙古帝国的管控下，世界上第一次形成了贸易和交流的有序体系。
他们要求在他们境内运输物品的商人和商贩要在所经之地缴纳税金。
这个做法维持了贸易的安全和秩序，并保障了货物的安全。
在这个系统下，印度、中东、波斯、欧洲和中国等国之间的交流被进一步加强，从而加速了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的深入发展。
蒙古人还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草原集市。
由于蒙古的特殊地理环境和人口流动，他们在草原上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商业系统。
这个草原集市为很多贸易商店提供了商业贸易的平台。
同时，环境的特殊性也促进了中亚手工业的繁荣发展，推动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三、文化方面蒙古帝国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在文化方面也有显著的表现。
蒙古统治者的崛起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中国与蒙古之间的文化传承和深度交流的基础。
在蒙古帝国崛起的时期，旧的政治体系逐渐消亡，文化上的文献也烧毁了很多。
东西方文化碰撞蒙古帝国的全球影响蒙古帝国在13世纪至14世纪间迅猛发展并统一了欧亚大陆的大片区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也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重要阶段，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跨越大陆的帝国，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本文将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探讨蒙古帝国的全球影响。
一、经济影响蒙古帝国的建立使得东西方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作为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不仅将东方的丝绸之路与西方的草原贸易线路连接起来，还大规模开辟了新的商业道路。
由于蒙古人对贸易的保护和促进政策，贸易经济得到了极大的繁荣。
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和武器与西方的马匹、皮草、古董和药材等商品得以畅通无阻地在欧亚大陆上流通。
这种经济交流和互通有无只是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也使得东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交流成为可能。
二、政治影响蒙古帝国的征服影响了许多政治制度，并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蒙古人在征服中国时采取了有效的行政制度，并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这使得蒙古人得以迅速地适应并统治中国，同时也促进了蒙元文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蒙古帝国的成功征服和统治也影响到了其它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亚、中东甚至是欧洲。
蒙古的高效行政和军事制度成为后来大多国家模仿学习的对象。
三、文化影响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全球文化的多元融合提供了机会。
蒙古征服者和统治者们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和保护，使东西方文化元素得以相互渗透和融合。
例如，蒙元王朝的统治者们欣赏中国文化，并邀请许多中国文化名人前往蒙古，为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在这一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的互动也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影响。
同时，蒙古法律制度、建筑艺术和书法也对东方和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全球影响蒙古帝国的存在和崛起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打开了大门，也促进了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
此外，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实施的行政和军事制度成为后来众多国家的借鉴，推动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改革。
蒙古帝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蒙古帝国是13世纪至14世纪初由成吉思汗建立的一个庞大帝国，其疆域横跨亚洲大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帝国的建立和统治，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还对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探讨蒙古帝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蒙古帝国的建立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将中国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国家纳入统治范围。
蒙古帝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继续扩张，将南宋也纳入统治范围，使整个中国都处于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
蒙古帝国对中国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设立行省、设立官员等，使中国的行政体制发生了变化。
蒙古帝国还实行了宽松的统治政策，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保留了一些原有的政治制度和官员，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
二、经济影响蒙古帝国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重视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经济繁荣。
他们鼓励农业生产，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
蒙古帝国还发展了贸易，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还实行了宽松的税收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还鼓励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他们重视教育，设立学校，培养人才。
他们还鼓励科技创新，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还鼓励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还保护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使得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影响蒙古帝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实行了宽松的社会政策，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保护了各地的社会秩序。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还鼓励社会交流，促进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还保护了各地的宗教信仰，使得中国的宗教得以传承和发展。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还实行了宽松的社会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
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文化意义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等主编，大象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1明清之际从时间上说大体是晚明崇祯朝到清顺康雍时期。
黄宗羲用“天崩地解”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所言极是。
这一时段，国内明清鼎革，历经满汉政权转化与文化巨变，世界范围正经历从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西方文化与体制在全球的扩张。
文化相遇与冲突以多重形式展开，其影响波及今日之世界。
对中国和西方关系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从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到东亚，耶稣会入华，由此带来了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在文化与精神上真正的相遇，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
在这次文化相遇与对话中，来华的传教士将刊书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
利玛窦说，“基督教信仰的要义通过文字比通过口头更容易得到传播，因为中国人好读有任何新内容的书”，“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能象中国人一样地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
由此，明清之际开始，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一批新的类型的书籍，即翻译和介绍欧洲宗教、历史、哲学的汉文书籍。
我们称之为“西学汉籍”。
梁启超研究明清学术史，对这些西学汉籍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认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对这批文献的整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杨廷筠所编《绝徼同文纪序》，李之藻在1623年（明天启三年）编《天学初函》，收录了传教士和中国文人的著作二十篇，分为《理编》（义理类）与《器编》（实用类）。
康熙朝后，西学影响日益扩大，后因“礼仪之争”，特别是雍乾禁教后，西学日渐式微。
但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这批文献官方仍不能忽视，《四库全书》收入西学汉籍22种，对于西学汉籍中的非科学类书籍，“止存书名”，不收其书。
这样有15部西学汉籍被入《四库存目》之中。
生于1620年的中国文人刘凝，编辑《天学集解》（今存手稿），涉及写于1599-1679年间西学汉籍的有284种，是当时收集得最全面的西学汉籍的序跋集。
《13世纪西方蒙古行纪研究》篇一一、引言在13世纪，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阔的疆域，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一时期，西方对蒙古的认知和探索逐渐增多，留下了丰富的行纪文献。
本文旨在通过对13世纪西方蒙古行纪的研究，探讨当时西方对蒙古的认识、交流与影响。
二、13世纪西方对蒙古的认知在13世纪，西方对蒙古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商旅、传教士、探险家等人的行纪记载。
这些行纪描述了蒙古帝国的强大、辽阔以及独特的文化习俗。
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对蒙古的种种误解和偏见。
首先，西方对蒙古的认知来自于商旅活动。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不断发展，商人们开始穿越中亚，到达蒙古地区进行贸易活动。
他们的行纪中详细记录了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西方对蒙古的认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其次，传教士和探险家也为西方对蒙古的认知做出了贡献。
一些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前往蒙古地区进行传教活动。
他们的行纪中不仅记录了蒙古的文化习俗，还反映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同时，一些探险家为了探寻未知的领域，勇敢地穿越沙漠、草原，他们的行纪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探险经验。
三、13世纪西方对蒙古的交流与影响在13世纪，西方与蒙古之间的交流主要表现在文化、宗教、贸易等方面。
这些交流不仅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也带来了相互的影响。
首先，文化交流方面，西方的艺术、科技等文化元素传入蒙古地区，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同时，蒙古的文化也传入了西方，如蒙古帝国的政治制度、游牧文化等，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宗教交流方面，传教士在蒙古地区传播基督教等宗教信仰，虽然未能改变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但促进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这种宗教交流也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蒙古的了解。
最后，贸易交流方面，东西方贸易的不断发展，使得蒙古帝国的商品如马匹、毛皮等进入了西方市场。
这既促进了西方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友谊。
四、结论通过对13世纪西方蒙古行纪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对蒙古的认知、交流与影响。
古建家园-开启建筑+互联网+文化的新纪元!张西平：坚定文化自信正确看待误读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与此同时，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偏差、误读的现象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针对文化误读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原文化参赞尹亚利、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石嵩。
记者：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日渐频繁，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此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误读，这些误读主要表现为哪些方面？张西平：文化误读分为负面误读与正面误读。
负面误读有两种，一是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崛起的不习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这种所谓的误读其实是一种文化偏见；二是民众的误读，他们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从负面来解读，比如个别国家对中国人不信教感到很敏感、不理解，此类误读并不属于意识形态性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看另一个文化时所产生的。
正面误读是指对中国文化做过分夸奖的解释。
解读之人因为本国家存在一些问题，故而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表面上看是对中国进行赞扬，实际上是要通过赞扬中国来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这样的误读对中国文化实则是一种夸大。
尹亚利：当前国际上出现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误读有所不同。
一种是对我们传播的中华文化内容的误读。
提到中国文化，很多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功夫、中餐，既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更缺少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认知。
一种则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本身的错误解读。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加大，一些关于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观点有所抬头，认为有可能出现文化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记者：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张西平：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传统对另一个文化做出解释，这是造成文化误读的主要原因。
蒙古帝国的兴起与对中国的影响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蒙古帝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成立于13世纪初的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广袤的疆域对当时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探讨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蒙古帝国的兴起蒙古帝国由成吉思汗统一建立，崛起于亚洲大陆的蒙古草原。
成吉思汗以其卓越的统治才能和军事战略才华，将众多游牧部落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蒙古军队秉持着铁蹄和迅捷的骑兵优势，迅速征服了大片土地。
二、对中国的影响1. 征服与整合蒙古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完全征服的帝国，这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蒙古人在征服中国后，将汉人视为统治对象，继续沿用中国的官僚体系，使得内部行政管理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2. 文化交流和融合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征服并没有彻底抹除中国的文化传统。
相反，蒙古人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包容和尊重，并积极推动蒙古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蒙古帝国时期的中国出现了许多融合了蒙古和汉文化元素的艺术作品，如元代的古典戏剧和绘画等。
3. 南宋灭亡蒙古帝国在南宋的征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件，也是蒙古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之一。
蒙古帝国统治者忽必烈成功灭亡南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大陆。
这一事件结束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为后来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奠定了基础。
同时，蒙古帝国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也对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4. 经济繁荣蒙古帝国的统一统治为中国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蒙古帝国通过拓展贸易路线，加强与外国的商业交往，带来了繁荣和发展。
同时，蒙古统治者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
结语蒙古帝国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帝国，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其征服与整合为中国带来相对的政治稳定，文化交流和融合丰富了中国的艺术文化，南宋灭亡改变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经济繁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蒙古人统治下东西方的交流作者：王维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多数人认为蒙古人就是破坏者、无情的掠夺者，屠杀抵制他们军事行动的城市无辜居民，这些野蛮的征服者用致命的投石机扩大了暴力的规模，并提高了了令人恐惧的敲战鼓的音量作为他们心理战的一部分。
蒙古人，作为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毗连帝国的军阀成吉思汗的追随者，毫无疑问是可怕而致命的。
但是蒙古人在13世纪前半叶还开创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商业联系，而在随后的1250-1350年间，蒙古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这常被称为“蒙古和平”。
用历史学家珍妮特-阿布-卢奥德的话说，这是在“欧洲霸权之前”的一个通过贸易和交流鼓励了跨越已知世界大部分地域的思想和视觉文化的共享的时期。
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后，他的大帝国被他的家庭按照幼子继承制瓜分，四个主要的帝国就此建立。
蒙哥汗和忽必烈汗作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后代，建立元朝统治着现在的蒙古和中国北部，首都一开始设在今蒙古境内鄂尔浑河上游的喀喇昆仑，后来迁到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他们的元朝有三个旁支支持。
金帐汗国，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后人继承，统治着俄罗斯南部，前后有两个首都建在阿赫图巴河（伏尔加河下游的一条支流）边，最早在河左岸的旧萨莱，在今天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往北大约75英里处；从1340年开始搬到了新萨莱，也就是今天的查列夫，在旧首都上游75英里处。
而察合台汗国，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及后人继承，统治着中亚，前后有多个首都设在谢米列契、河中地区，还包括怯别汗建立的离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蒙语中为“宫殿”之意）市很近的首都。
还有伊尔汗国，由蒙哥和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继承，统治着西亚，冬都和夏都分别在今天的阿塞拜疆和伊拉克。
在蒙古人的这些分支统治下发生的，横贯大陆的贸易已经被一连串在这一时期交叉往来于欧亚大陆的旅行者证实。
对西方来讲，最著名的旅行者是马可波罗，在1271年与他的父亲和叔叔行至中国的威尼斯商人，在接下来的20年里，在为忽必烈汗服务的过程中走过了中国的很多省份。
东方世界野蛮至极：蒙古元时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1、间谍眼里的傲慢1245年4月16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
奉罗马教皇之命，六十五岁高龄的意大利基督教徒柏朗嘉宾在这一天从法国里昂启程，准备出使蒙古。
尽管年纪老迈，但柏朗嘉宾身体还算强壮。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老教徒万里跋涉，于1246年4月4日抵达伏尔加河畔的钦察汗国拔都的金帐，随后又于8月24日抵达哈剌和林，并有幸参加了蒙古贵由大汗的登基大典。
1247年11月24日，忠贞的老教徒完成了他的使命，返回里昂。
和汉唐年间频繁东来的波斯、罗马使节有所不同，柏朗嘉宾的东方之行所追求的早已不再是神秘的丝绸和巨额的利润，在他苍凉的背影后面，有着史上最宏大的历史背景。
蒙古人在13世纪征服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并继续向欧洲推进，一度挺进到波兰和匈牙利。
对此西欧诸国惶惶不安，急欲刺探蒙古人的军备实力、做战韬略以及最新动向，以制定抵御进犯的良策。
而这正是罗马教皇派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真正原因。
此外，在委托柏朗嘉宾带给蒙古大汗的信中，教皇还试图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洗礼，甚至希望与其建立友好的盟邦关系，当然，这些目的最后都没有达到。
作为缴呈给教廷的报告，柏朗嘉宾归来后写了一部《蒙古史》。
报告重点介绍了蒙古人曾进行过的战争、已征服的地区、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最擅长的战术特征以及尚未归顺的敌人。
这份报告也能够证实，柏朗嘉宾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罗马教皇派出的“军事间谍”。
对于自己的身份，柏朗嘉宾本人并不隐讳。
在报告的序言里，他直言道：“为了能够奉教皇之命而实现上帝的意志，为了替基督徒效劳，我们至少要真正洞察这些民族的意图和计划，将之揭示给基督教徒们，为了……使基督教诸民族不会遭到大规模的杀戮，我们难以钟爱自身。
”汉唐以来，东来的使节已经数不胜数。
每一滴水里都会有一个崭新的太阳，每一个西方使节眼里也都会有一个崭新的东方，但一个军事间谍眼里的东方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恐怕得算柏朗嘉宾首开先例。
蒙古国人眼中的中国蒙古国人眼中的中国，帮其再多，也不会在其心里泛起一丝涟漪！说起蒙古，曾几何时，中蒙是一家，所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偏偏不是如此，在蒙古人眼里，中国人全是狡猾的人，并不受人待见！而今天我们讲的是蒙古经济为何离开中国后变得一贫如洗，又为何中国屡屡帮助却屡屡被拒绝？消息面：重所周知，蒙古蕴藏着潜力无穷的矿产资源，而世界协会表示蒙古必然和印度成为下一对黄金之国，被称之为最看好国家之一！蒙古地广人稀，矿产资源极度丰富，存在大量的资源出口。
蒙古自古以来是个穷国，经济主要靠外资，在中国企业帮助下经济好转，在2012年，蒙古GDP增速超过15%，这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个非常疯狂的数字。
但是好景不长，随后蒙古的GDP增速就像王小二过年一样，一年不如一年了。
今年增速更是被预测只有0.4%。
图格里克已经连续20多天下跌，仅在8月份，贬值幅度就超过7%，在彭博社追踪的全球154种货币中，属于表现最糟糕。
在过去四五年中，蒙古国货币贬值了近60%。
货币大幅贬值，带来的是资本的外逃、抢购的盛行、外资的望而却步，使已经糟糕的蒙古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其他国家加息降息，往往都是0.25个百分点起加，小心翼翼，因为这种大杀器，正反影响太大。
但蒙古国则是大手笔，8月18日一加息就加了4.5个百分点，即450个基点，从10.5%直接提升到了历史新高的15%。
其实，蒙古国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此前10%的高利率，都没有阻止货币图格里克的雪崩。
而蒙古不懂的但是，经济发展势头好的时候，要懂得积淀财富，因为经济繁荣与萧条总有更换周期。
在经济好时，应该要居安思危，储备足够多的救命钱，毕竟有备才能无患。
国内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应该尽量产业多元化。
否则，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将遭遇致命一击。
在加上随着美联储去年12月扣动加息扳机，加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商品泡沫逐步吹破，多少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货币，残破不堪，落得一地鸡毛。
作者： 张西平[1,2]
作者机构： [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9;[2]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089
出版物刊名： 现代哲学
页码： 57-66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启蒙运动;中国热;中国文化
摘要：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16一18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代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
张西平
【期刊名称】《中国图书评论》
【年(卷),期】2009(000)004
【摘要】一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
所谓“中国的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
【总页数】7页(P85-91)
【作者】张西平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中国文化的战略价值：一项历史的考察
2.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评武斌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史》
3.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评《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
4.论森林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在中
国文化视阈中的考察和认识5.中国文化的战略价值:一项历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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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西平
作者机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00089
出版物刊名： 中国文化研究
页码： 120-125页
主题词： 中国思想;耶稣会士;欧洲;中文版;序言;传记;争论;初一
摘要：傅圣泽（Jean-FranGois Foucquet，1663—1739）清代法国入华传教士，“圣泽甫莅中国，即传教福建，然无所定所。
1702年诸道长谴之至江西之南昌、抚州。
圣泽初至抚州，仅有教民百人，逾年其数倍增。
考试年士子集州城，多有访问圣泽者，圣泽常集士子多人为之讲说教义，并以前辈教师所撰之书籍赠之。
”他在华的活动时间并不长，1699年来
华，1720年返回欧洲，在中国生活了21年。
如果同那些在中国生活几十年，。
张西平：向世界说明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理念与现实是中华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殷周到清末，中国的政治未曾发生过外在的断裂，它是通过不断的“内部调整”的方式达到了一种稳定的完整架构。
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其中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归属感。
中华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
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世界文化史上，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截至17世纪的千余年间，中国人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都远远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此时的中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要深刻把握作为世界文化奇迹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就要向世界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
当代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其成就之巨大令世界惊愕，其发展之快令世人刮目相看。
这样的伟大成就必有伟大文化的支撑。
中国在西方一些人看来是文化的另类，其实，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
国家独立、民族自觉是中华文化百年变更的一个最重要成果。
蒙古帝国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张西平当１２０６年铁木真被蒙古王公大会推为成吉思汗后，在欧亚大陆之间，一个马背上的草原帝国迅速崛起。
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正式建立，中国和西方的交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畅通阶段。
中国和欧洲之间所横亘的无际的沙漠和绵延的群山再也挡不住响着驼铃的商队，驿站的建立更是为中西交通提供了稳定的条件。
“正是在蒙古时代，中国才第一次真正为欧洲所了解。
”柏郎嘉宾的《蒙古史》（Ｌ’Ｙａｔｏｒｉａ Ｍｏｎｇｓｌｏｒｕｍ）约翰・柏郎嘉宾（Ｊｅａｎ ＰｌａｎｏＣａｒｐｉｎ），意大利的神甫。
在蒙古的铁骑横扫东欧以后，１２４５年他奉英诺森（Ｉｎｎｏｃｅｎｔ）教宗之命出使蒙古，试图了解蒙古的军事动向，修复蒙古帝国和欧洲的关系，以消解笼罩在欧洲人心中的对蒙古人的恐惧与惊慌。
经过长途跋涉，身体略胖且年事已高的柏郎嘉宾奇迹般地到达了蒙古帝国的心脏哈剌和林（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并参加了贵由（Ｇüｙüｋ ）大汗的登基典礼，在递交了教宗的书信后，于１２４７年返回法国的里昂。
柏郎嘉宾返回欧洲后所写的《蒙古史》是当时欧洲第一部关于蒙古人的著作，他在对东方和中国介绍的“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首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
这本书之所以被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在以下两点：第一，实地考察，材料翔实。
柏郎嘉宾在蒙古帝国生活了三年多，书中的记载绝大多数是他亲眼所见，即便是一些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历史情况，也都是那些多年生活在蒙古的西方人告诉他的，如乌克兰人、法兰西人等，可信度很大。
《蒙古史》的这一特点，使它和以往西方的那种口头相传的游记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第二，态度公允，评价客观。
虽然柏郎嘉宾是一位方济格会的传教士，但他在这本书中“并没有以一位传教士的精神面貌来介绍蒙古人”，他也“没有为读者们提供一些过分臃肿的教忽必烈像理评论，对当地民族的瑕疵和美德，他都做了客观的评价。
但对于他们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价则是审慎和颇有分寸的”。
柏郎嘉宾在书中对蒙古人的生活环境、地理条件，人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这个可怕的草原帝国的政治结构和军事组织，以及向周边扩张的历史和过程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他向欧洲展示了一幅真实的东方画卷。
“鞑靼人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
另外，与面颊相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睑上翻一直与眉毛联结。
一般来说，他们身材渺小，只有个别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中等身材。
”这是对普通蒙古人的介绍。
在谈到蒙古大汗贵由时，他写道：“这位皇帝大约有四十至四十五岁，或者更年长一些；中等身材，聪明过人，遇事善于深思熟虑，习惯上举止严肃矜重。
任何人没有见过他放肆地狂笑或者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轻举妄动……”但这本书绝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游记，它在西方的东方学上所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于他对蒙古帝国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介绍。
对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本书也绝不仅仅是个文学的读本，他对蒙古民族当时情况的介绍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元蒙帝国史的了解，在许多方面弥补了当时中文文献的不足。
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在唐武宗灭佛以后，景教也受到牵连，以后便逐渐灭亡了。
但书中对蒙古帝国当时的景教徒的活动做了详细的介绍，这些就纠正了我们过去的认识。
景教在整个蒙古帝国都有着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在忽必烈统治的中国，还是旭烈兀统治的波斯地区，基督教的信仰渗透到了蒙古社会的上层，景教徒受到了特殊的礼遇。
实际上由于“克烈部和乃蛮部（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他们同蒙古人有最密切的联系）主要信奉基督教”，而蒙古的贵族同克烈部王族通婚，这样“大汗们的妻子和母亲中，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他们之中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内，如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的母亲……”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在编写中国基督教史时，柏郎嘉宾这本书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
在柏郎嘉宾时代，欧洲人还没有中国的概念，那时他们所知道的“契丹”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中国。
从“契丹”到“中国”，他们大约花费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这本书中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讲到“契丹”。
在书的第五章介绍蒙古帝国兴起的历史时，他说，成吉思汗召集自己所有的军队，向契丹发动了再次进攻。
“在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之后，他在该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取得了胜利，甚至还将契丹的皇帝围困于京师，围攻了许久……他们攻破了城门，进入城内，皇帝和大批居民惨遭杀戮，他们夺城之后又将城内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于是，契丹的强大皇帝被击败了，这时成吉思汗便被拥立为帝。
”这实际上是指蒙古军队与当时中国北方的金朝的战争。
女真人的金政权建于１１１５年，到１２３４年时完全被蒙古人所摧毁，期间蒙古人于１２１５年夺取了北京，女真人放弃北京逃到开封以后，１２３３年亦被攻破，金朝皇帝落荒而逃，最后自杀而亡。
柏郎嘉宾还对契丹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做了报道，他说：“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字母，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同时也有神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经常在其中进行祈祷……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
他们不长胡须，面庞形状非常容易使人联想到蒙古人的形象，但却没有后者那样宽阔。
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
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各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
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法国汉学家韩百诗（ＬｏｕｉｓＨａｍｂｉｓ）认为：“柏郎嘉宾对契丹人所做的描述在欧洲人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样，他也是第一位介绍中国语言和文献的人，但由于其中所涉及的都是寺庙和僧侣，所以他所指的很可能是汉文佛经。
对其他情况相当含糊不清，唯有对汉人性格和体形的描述除外。
”《鲁布鲁克东行记》（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 Ｒｕｂｒｕｋ ｔｏ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ｓ）柏郎嘉宾的报告在西方教会内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道森所说：“对西方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普兰诺・加宾尼（即柏郎嘉宾—作者注）的报告更为惊人，比贵由给教皇的信更使人感到威胁了。
”这样，英诺森四世又分别派出了阿塞林（Ａｓｃｅｌｉｎ）、龙汝模（Ａｎｄｒé ｄｅ Ｌｏｎｇｊｕｍｅａｕ）、贵加禄（Ｇｕ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 Ｃｒｅｍｏｎａ）三位多明我修士前往蒙古军队的营地，这个代表团也得到一个大汗给教宗的回信。
阿塞林等人返回欧洲后并未留下任何文献。
在此期间，蒙古帝国和教廷之间互有来往，阿塞林返回西方时有蒙古帝国的特使薛尔吉思等二人同行，并于１２４８年在意大利受到教宗的接见。
１２４８年，法国的路易九世也接见了蒙古帝国的使者景教徒大卫（ＭｏｒｉｆｆａｔＤａｖｉｄ）和马尔谷（Ｍａｒｃｕｓ），第二年法国又派安德鲁出使蒙古。
但在柏郎嘉宾后最有影响的是鲁布鲁克（Ｇｕｉｌｌａｎｍｅ ｄｅ Ｒｕｂｒｕｑｕｉｓ）。
此君是法国人，也是方济格会的修士。
他受法王路易九世的委托，带着法王致蒙古大汗的信，于１２５３年５月７日从康士坦丁堡出发，途经拔都的属地，最后到达汗廷，见到了蒙古大汗蒙哥，后于１２５５年８月１５日返回巴黎。
鲁布鲁克的书无论在向西方世界介绍蒙古人方面，还是在介绍契丹人方面都比柏郎嘉宾的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前者来说，柏郎嘉宾仅仅参加了贵由的登基典礼，和大汗的实际接触并不多。
而鲁布鲁克在蒙哥大汗身边生活近一年，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对蒙古帝国的内部情况介绍得就更为细致和深入。
例如，他说，蒙哥有一个妃子叫昔林纳，她信仰基督教，还为蒙哥生了一个孩子。
蒙哥曾陪同她一起到教堂做礼拜。
蒙哥的长子有两个妻子，他本人也对基督教很尊敬。
蒙哥的第二个妻子叫阔台，她生病后传教士曾给她治过病。
甚至在他的游记中还说蒙古大汗贵由是被拔都所害死的，中国学者何高济认为，这个记载是关于贵由死因的唯一材料。
从后者来说，他对契丹的介绍有两点大的进步：第一，他明确指出“契丹”就是西方在古代所讲的“丝国”。
他说：“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
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他们是从他们的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
”鲁布鲁克的这个发现对西方的文化历史记忆来说很重要，正像学者们所指出的，鲁布鲁克的贡献在于“在欧洲人中，他第一个很准确地推测出古代地理学上所称的‘塞里斯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他把西方一度中断的中国形象的传统又承继上了”。
契丹和当年的丝国是一样的富足，所以“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
第二，鲁布鲁克所介绍的契丹也并不全是猜想，在实际知识的认识上还是比柏郎嘉宾多了些内容。
他说：“该国土内有许多省，大部分还没有臣服于蒙古人，他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
这些契丹人身材矮小，他们说话中发强鼻音，而且和所有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
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他们不用利尿剂，也不知道检查小便。
”这介绍了中国的方位、人种和医学，特别是对医学的介绍在西方是第一次。
更为吃惊的是他介绍了中国的佛教、印刷和绘画，在此以前从未有人向西方介绍过这些内容。
他说：“上述诸族的拜偶像的和尚，都穿红色宽僧袍。
据我所知，他们那里还有一些隐士，住在森林和山里。
他们生活清苦，使人赞叹。
”契丹“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印玺上的样子。
他们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
他们把几个字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
实际上他并未真正到过中国，但当时有很多中国北方人在哈剌和林居住，这些知识很可能是他从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那里得来的。
真正到过中国的是马可・波罗和孟高维诺，从时间上来说，《马可・波罗游记》是１２９９年发表，要早于孟高维诺的书信，但考虑到《马可・波罗游记》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游记汉学的集大成者，所以我们放在以后做专门的论述，这里我们将西方中世纪时鲁布鲁克以后其他有关中国的书籍集中加以讨论。
《海屯行记》及孟高维诺等传教士书简海屯（Ｈｅｔｈｕｎ，或作Ｈａｙｔｏｎ）是小亚美尼亚的国王，当时他看到蒙古人的铁骑不可阻挡，感到与其被灭不如议和。
于是长途跋涉，在１２５４年初出发，当年９月到达大汗营帐，呈献礼品，甘愿做大汗的附臣。
大汗大喜，以礼相待，１２５５年返回他的祖国亚美尼亚。
《海屯行记》是他一路的见闻。
孟高维诺（Ｊ．ｄｅ Ｍｏｎｔｅ Ｃｏｒｖｉｎｏ，１２４７～１３２８），意大利人，方济格会传教士，公元１２８９年，他携带着教宗尼古拉四世（Ｎｉｃｏｌａｓ ＩＶ）致元世祖的信出发，１２９４年到达元大都。
在北京期间他曾受到聂思脱里派教徒的迫害，但最终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在汗八里建起了天主教的教堂，并开始广收教徒，他实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创者。
在中国期间，他三次给欧洲写信，留下了有关元代中国的真实文献。
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也是方济格会的传教士，他云游四方，１３１８年开始他的东方之游，经印度，渡南海，由广东入中国，从１３２２年至１３２８年，他在中国内地旅行达６年之久，晚年回国后在病床前口述下他的东方神奇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