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2007・1S ociety 第27卷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3
金耀基 范丽珠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范丽珠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
3Yang,C .K .1961.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 2ti ons of Religi on and Some of Their H ist orical Fact o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 ornia Press .
摘 要: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国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关键词:杨庆堃 中国宗教 宗教社会学
杨庆堃教授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决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他的研究涉猎于中国家庭和农村社区以及儒家传统等,而尤以杨氏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极其卓越且具有开创性。《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Over myer )赞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此书于1961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书,我们仍然发现这本书充满着新意和启发性,并有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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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的意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讨论的问题以及书中相关内容的阐释远不止于中国宗教,因为实际上他所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像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样,杨氏的著作可以作为不同宗教和文明的相关比较。
一、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杨庆堃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呢?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多年以来,我一直被传统中国社会里宗教的地位问题所困扰。”在导论中他又提到:“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成为社会生活与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本书最基本的目的是对一些重要事实作功能性解释,以便展示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模式。”那么,致使杨庆堃对中国宗教“困惑”多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看到“在欧洲、印度和中国三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国的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导论)于是,杨氏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杨氏的观察,在民间层面上的普遍深入的神秘体验和信仰,在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明显的道德寓意,因此,熟悉制度性宗教的人,会很自然地将中国人看成是一群迷信的人,西方基督教徒拒绝承认中国人的实践是宗教的一部分。另外,由于存在着其他令人费解的现象,使得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非常模糊。对于这个问题,杨氏的见解尤其值得参考:
(在中国)取代宗教教义、强大的神职势力在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世俗取向的、持不可知论(agnostic)的
儒家传统。在这个传统里,高级士绅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宗教
背景的。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时间里没有强大的、高度组织性
的宗教,也没有教会与国家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斗争。(Yang,
1961)
不仅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人没能认识到中国宗教存在的价值,19世纪晚期,那些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致力于证明和审视中国文化特征的现代文化精英们,也以同样的观点来区分中西文化:“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胡适所持的观点,恰恰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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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宗教的基本态度。
在以往社会学的传统中,基本上没有将中国宗教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甚至在研究中国时常常将社会与宗教截然分开来对待,很显然这是按照西方宗教价值观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直接反映。西方人对于中国宗教的困惑并非新近产生的,它始于与中国的最初接触。值得正视的是,这种困惑至今仍没有消失,我们依然能在今天的学术著作中找到它的痕迹。其实困惑之源并不是由于双方缺乏了解,而是来自一种复杂的过程,即欧洲文化概念被强行移植于东方文化中的后遗症。应该说,在杨氏之前,中国是否存在宗教,宗教在民间的形态是否可以被视为宗,始终受到学者的质疑,甚至绝大多数受过西方影响的中国学者也坚持中国是“非宗教的”国度。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以西方价值为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宗教。梁漱溟(1922:198)就曾指出:“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人是中国人,而此时宗教最式微,此时人最淡于宗教;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其高等动机不成功宗教则别走一路,而此时便是别走一路,其路还即是中国要走的那路;中国的哲学几以研究人生占他的全部,而此时的哲学亦大有此形势;诸如此类,不必细数。”杨氏非常敏锐地指出近现代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社会非宗教的看法,部分地是对全球世俗化潮流的响应。因为近代以来科学给予人类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武器,帮助人们探索自然的奥秘,获得并非梦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而对那些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提出中国社会“非宗教”与“理性化”的假设,其背后还另有难言之隐,因为面对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唯有通过强调中华文明的伟大,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
杨氏以其相当敏锐的社会学理论触角,发现诸如此类的观点并不能在现实中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他指出:“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举目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代表了一个社会实在的象征。”(Yang,1961:6)值得一提的是,杨氏之所以能够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反驳被广为接受的宗教在中国社会所处地位的观点,完全是因为他慧眼独具地利用历史资料,尤其是地方志的资料。尽管大量使用了地方志资料,杨氏仍然较好地把握住了宗教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