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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仕仁案观察：香港的严法与温情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15年第1期各界的求情信起到了一定作用。
法官判词显示，考量许仕仁过往对香港的极大贡献以及一直良好的个人品格，扣减了部分刑期。
文本刊记者曾晖经历130 天的审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涉贪案日前宣判，许仕仁获刑7 年半；新鸿基地产（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江被判5 年。
从案件背后的细节，我们可以一窥香港法律的严肃与温情。
白住豪宅是腐败2012 年3 月底，香港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兄弟，以及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廉政公署指出，许仕仁出任积金局行政总监至任职政务司长期间，涉嫌“有系统”地接受新鸿基的利益。
廉署的拘捕行动震动了香港商界，这也成为廉署自1974 年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调查。
控方陈词指，许仕仁夫妇2003 年2 月“租入”郭氏兄弟旗下的礼顿山豪宅，直至2005 年7 月即将出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才与新地订立新租约，以市值交租。
控方据此认为，许仕仁获得租金减免280.5万元，属接受不当利益。
另一方面，廉署调查期间，还发现许仕仁有两家银行共计7000 万港元无抵押透支额度的户头，相当于他17 年的公务员薪金，这笔“好处”同样来自郭氏兄弟。
或许，许仕仁因这些问题受到法律严惩，在部分人眼中属于小题大做。
但在廉署看来，却是极其严重的“官商勾结”。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3 条订明，任何人员未得行政长官一般或特别许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属犯罪。
其第4 条订明，任何人（无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向任何公职人员提供任何利益，成为该公职人员作出一些行为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该公职人员作出一些行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属犯罪。
这两项条款正是香港政商往来中无法逾越的红线。
事实上，近年来香港廉政声誉受不少冲击，在国际间的廉洁排名持续下跌，在许仕仁案发时，正是廉署前专员汤显明被揭大吃大喝浪费公款之际，廉署的声誉一度受损，甚至影响了港人对其查案的信心。
许宗衡沉浮录作者：金孵来源：《检察风云》2011年第13期2011年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
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大案频发如多米诺骨牌工程腐败接受纪委调查2009年6月8日，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当时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许宗衡的落马，人们普遍认为与黄光裕案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有关。
早在2008年11月，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起因是涉嫌“操纵市场”。
后据检方指控，2007年4月至9月，黄光裕作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决定该公司与其他公司资产重组、置换事项期间，连同妻子杜鹃、原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等人使用85个股票账户购入该公司股票，成交额累计14.15亿多元。
到了上述资产重组、置换信息公告日，黄光裕购入的上述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为3.9亿多元。
据了解，黄光裕使用的这些股票账户，都是指派手下借用身份证开设的，甚至包括鹏润大厦的保安。
监管部门调查发现，这些账户都是新开户，资金量巨大，并在同一时点大进大出，而且这些身份证的主人大多不知道被借走的身份证作何使用，使黄光裕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的罪行败露。
2009年落马的一批高官，大多与富结盟。
其中的1/3，即五位高官都传出与黄光裕有关。
按时间来追溯，与黄光裕“有关”的高官最早被“双规”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
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解释(一)内容提要]本文针对香港政府于2002年7月1日实行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在香港基本法的视野下考察了有关问题。
首先文章介绍了高官问责制的内容及架构，然后认为高官问责制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制度，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权在合法范围内的调整，最后文章指出，高官问责制是香港政府面对香港新问题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对香港基本法的新发展。
关键词]主要官员问责制、香港基本法2002年4月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香港立法会公布了“主要官员问责制”方案，这一方案于2002年6月19日由香港立法会通过将于2002年7月1日实行，中央政府也于2002年6月21日任命了问责制下的主要官员从而首肯了这一制度。
“主要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香港历史上，特别是自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后，香港政治体制上的一项重大变化。
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及其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如何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看待这一制度，事关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问题。
本文就试图在基本法的视野中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拟实行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做出解释。
一、“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内容及其架构“问责制”的核心意思是指：谁的责任，谁出了差错，谁负责。
“主要官员问责制”则是这一朴素道理在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实践。
其具体内容为：第一，将现在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包括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
这些官员将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以合约形式聘用的主要官员，任期５年，但不超过将其提名的行政长官任期。
在任期内，这些主要官员各自负责行政长官指定的政策范畴，统领所辖部门工作，制定政策，解释政策，为政策作推介，争取政策为立法会、市民所支持，并为政策的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通过行政长官的领导，履行对市民的责任。
行政长官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终止与其签定的合约。
第二，将特区政府现有政策局进行合并。
合并之后，原16个政策局将减为11个，加上3个司，实行问责制的主要官员职位共14个，分别为：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民政事务局局长、政制事务局局长、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环境卫生福利局局长、运输及工务局局长、经济发展局局长、工商及人力资源局局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保安局局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香港公务员跳级提升都不可能涌现80后高官梁筹庭，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主席，香港劳工参谋委员会委员。
1970年进入政府，任职九铁工人，1981年调往教导司署，1988年升任文书助理，并调到机电工程署至今，现职署理文书主任，去年7月年满60岁，开展退休前休假，今年2月将分开政府。
他在1979年成立文书职系公务员总会，始终出任总会主席至今。
1984年成立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担任副主席，1994年升任主席。
香港公务员，不要说80后局长，就是越级提拔，跳级提升简直都没有可能涌现。
一个年青人有冲劲肯拼搏，为了退休后的保障，往往就会选择到企业工作，比起政府，企业升职加薪的时机更高。
只要服务不到位，市民随时会指着你鼻子骂，我是你老板，我是纳税人，有权让你做任何事。
一个秘书就要为数名部门主管服务，桌上放着三四台电话，根本忙得不亦乐乎，想偷懒也没时间。
“碰到生疏人问我做哪行，我一般只说文书，文员。
”梁筹庭，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主席，香港劳工参谋委员会委员。
1970年进入政府工作的梁筹庭，做了40多年公务员，在工会就服务了30多年。
但对于公务员的身份，他一般很少对外提及。
“如今香港社会对政府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只要服务不到位，市民随时会指着你鼻子骂，我是你老板，我是纳税人，有权让你做任何事。
”梁筹庭有点无奈地笑说，走在街上都不敢随便亮出生份，否则自讨没趣。
梁筹庭戏称。
“在中高层公务员中有个笑话，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
”在香港今日，公务员铁饭碗的概念已经日渐褪色，更多只是一份收入稳固，循序渐进的工作，仅此而已。
不同于内地，香港政府官员分为两部分，公务员系统和政治委任官员。
司长、局长、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均由港府直接遴选聘请。
而公务员系统提升的最高职位是“常任秘书长”，职责是率领属下公务员履行问责局长决策。
近日南都记者专访梁筹庭，谈一谈香港公务员的招聘、提升、薪酬、身份与压力。
政治委任官员则不再探讨之列。
招聘：基层职位最抢手亲属须逃避南都：公务员测验在很多地方报名都爆满，在香港能否一样？梁筹庭：目前而言，基层公务员职位最抢手，首先这些职位学历要求不高，而后薪酬比市场上等同职位要高出20%左右。
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主办：王思鲁律师涉及隐私，采用化名香港谢子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从轻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之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们受谢子军委托和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谢子军涉嫌诈骗案中担任谢子军的辩护人，出席了这两次的庭审。
我们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先后往返杭州1 3次会见了谢子军, 听取其陈述，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到现场作了实地考察和作了适当的调查；特别是专门两次到贵院阅卷；现又经过这两次的庭审,对本案事实已十分清楚。
在具体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对法庭在辩论阶段给予辩方充分的发言机会表示由衷的感谢！谢子军是否构成诈骗罪，关键在于谭平江、张莹、刘昌宇转让股份是否是自由意思的表示。
基于此，我们多次申请关键证人谭平江等出庭作证，但均被法庭驳回。
由于控方采取了“散打”的方式，我们在法庭上也只能针对控方的观点作出全面回应，基于逻辑结构的考虑，在本辩护词中我们仅归纳主要观点。
我们坚定地认为：控方关于谢子军构成诈骗罪的指控不成立，谢子军也不构成其它任何犯罪，谢子军应属无罪。
一、“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核心构成要件，但谢子军根本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一）我们应该以当时的客观形势为逻辑原点分析问题，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想当然地反推当时的问题。
2003年7月——9月，杭州长宝公司面临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麻烦很多，风险巨大：1、2003年7月31日，杭州长宝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及2003年7月的《损益表》证明，杭州长宝公司在2003年6—10月的已经资不抵债。
（1）该公司长期无进项收入，从2003年4月到9月已停工；（2）资产22299万元，流动负债21045万元，流动负债：流动资产=0.94：1，说明该公司负债比相当高；（3）货币资金19万元，相对于高达2亿元的债务，根本没有偿还能力；（4）从账面上看，有120万元的库存商品和719万元的固定资产，但是这些资产经评估后的变现能力根本不足以偿还债务；（5）该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2393万元，负债2亿，债务已高于所有者权益8倍。
香港铁娘子林郑月娥作者：上官碗儿来源：《人生与伴侣·共同关注》2017年第04期2016年3月26上午，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194名选举委员为730万香港人选出下一届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击败曾俊华和胡国兴，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成为候任行政长官，将在2017年7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
即将年满60周岁的林郑月娥，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特首，也是香港史上首位女特首。
香港铁娘子林郑月娥早已是香港政坛老面孔。
现年59岁的她，已经在香港特区政府度过了36年——这几乎相当于她人生五分之三的时光。
在董建华麾下，她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
在曾荫权任内，她由公务员转为问责官员，担任发展局局长。
2012年，林郑月娥在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提名下，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成为香港的“第二号人物”。
她因为敢于处理棘手和争议问题、立场坚决果断，被媒体形容为“好打得”。
她在地政规划、房屋建设、社会保障等多个岗位上，都展现出强硬作风。
2007年7月1日，林郑月娥被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
履新伊始，就遭遇了皇后码头拆迁事件。
皇后码头拆迁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区政府填海工程的项目。
项目一公布就遭到香港年轻人的反对——为什么要把一个有集体回忆的码头拆掉用来做基建？香港民间团体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静坐和绝食活动，直到政府承诺保留皇后码头。
林郑月娥随即身着利落的白色衬衫，单枪匹马到皇后码头与上百名示威群众对话。
她解释，学术意见认为皇后码头“未达到一个大的历史价值”，又诚恳表示，“往后我们如果要继续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必须再前行一步，不迁不拆，我做不到。
”经沟通，皇后码头拆迁难题得到解决。
在2011年检查市容和清理违建问题时，她发现，时任特首曾荫权的住房存在着违建情况。
为了扩大房屋的使用面积，曾荫权的家用玻璃嵌板围封了客厅外廊。
林郑月娥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得知这一建筑并未申报相关手续，她直接上楼，递给曾荫权一封劝喻信：“您家外廊的玻璃嵌板围封没有申报相关审批手续，属擅自搭建，限您30天之内必须予以拆除，否则，将按照有关法律条款，依法处罚。
京华周刊：香港高官，小失误大代价2011年07月01日17:59京华周刊武少民我要评论(0)字号：T|T在香港，没有人享有所谓的“特权”，即便是特首，非公务活动时车压黄线，照样要接受处罚。
本刊特约记者武少民在香港，用谨言慎行来形容高官的行为并不过分，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接受着公众和媒体的严密监督。
即便如此，他们仍时遭非议，甚至被“弹劾”。
日前，香港官员违规建筑风暴愈演愈烈，香港僭建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引发香港政坛地震。
据悉，香港此次僭建风波涉及特首、教育局局长等一众高官。
尽管事情不大，也不存在主观恶意，但媒体和民众的百般质问，使高官们不得不主动承认错误，立即无条件整改。
有评论认为，僭建物，其实不是什么大事，这轮风暴体现更多的是香港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对特区政府公信力和行政能力的再一次考验。
特首曾荫权违建的代价5月31日，在房屋署发布声明证实曾荫权违建属实后，曾荫权在十几分钟内便作出回应，表示“为消除一切疑虑，我已委托专业认可人士按照屋宇署的劝喻信，安排尽快清拆现有玻璃嵌板，并将根据法例要求跟进重建合乎标准的客厅阳台”。
据报道，曾荫权多年前以公司名义购买了位于半山的公寓。
该公寓现出租，由开放式阳台改为封闭式阳台，但此改造举动被质疑为违建行为。
质疑声一出，曾荫权便站出来主动澄清，称自他于1998年买入以来，从未进行任何改建或加建工程。
为进一步证实，曾荫权还邀请屋宇署有关人员到场评估。
负责规管香港楼宇违建的屋宇署，虽然曾因违建问题被屡屡炮轰，但面对香港当政一哥的房屋，毫不手软，派员实地勘查后，公开发布勘查结果，证实特首违建属实。
此前，教育局局长孙明扬已经历过类似质问。
孙明扬称，自己在1994年购入的跑马地寓所有两项僭建物，但购入该寓所时自己并不知情僭建部分已存在。
他曾在2006年接获屋宇署要求清拆的通知，可由于有关的僭建物占地小且无实时危险，故当时并未即时清拆。
不料，此举被公众和媒体称作“知法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