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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叙事模式与语言风格作者：闫海燕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5年第09期摘要：本文通过对戴维·洛奇的小说叙述，以他的“校园三部曲”——《换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为例，分别从二元叙事风格（人物二元和时间二元）、多种叙事手法（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以及反讽幽默叙事手法三个方面来阐述戴维·洛奇小说的人物特点和语言风格。
正是因为戴维·洛奇对社会的清醒认识和对人性的深刻批判，才有了现在的文学地位。
关键词：戴维·洛奇校园三部曲人物语言风格引言戴维·洛奇是英国当代作家、大学教授，善于在小说中以学术圈里的内容为话题，他的“校园三部曲”利用反讽的手法表达了学术圈中的教授们光鲜外表之下的丑陋生活状态和丑陋人格，这三部曲分别是《换位》《小世界》和《美好的工作》，本文将以这三部曲为例，从戴维·洛奇的人物描写和叙事语言风格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小说特点。
一、戴维·洛奇的创作轨迹戴维·洛奇是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出生于英国伦敦，最初是大学教师，后来提前退休专门从事写作，一直担任英国皇家写作协会会员。
作品数量颇丰，不仅有长篇小说，还有很多批评著作，如《小说的语言》《现代批评理论》等，都在文学评论史上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语言风格上具有后现代气质，但是他的小说多数还是以学术圈内的群像为描写对象的现实主义小说，所以他的文学理论、审美风格一直在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徘徊，在他的小说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写作的重塑，是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充分结合，具有独特的风格。
《换位》《小世界》和《美好的工作》这三部作品被称为”校园三部曲”。
讲述了在神圣而庄严的学术权威界内，看似风度不凡、亮丽光鲜的主人公们其实并不是真正所表现的那样。
现实生活里，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丑陋的，是令人咂舌的，他们的品格也并不是那么的高尚，反而是低劣的、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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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洛奇小说创作艺术简析——以“学院三部曲”为例李晓轩戴维.洛奇（1935——）作为蜚声国际文坛的英国当代作家，其作品因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高超的艺术造诣为人称道。
作为一名自觉意识很强的作家，戴维.洛奇始终致力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实践一以贯之的艺术理论，可谓躬身实践的学院派作家杰出代表。
本文以洛奇最负盛名的“学院三部曲”（《换位》、《小世界》和《好工作》）为例，列举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文本范例，通过比照分析洛奇一贯强调的文学理论，来说明洛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
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大学教授，戴维.洛奇无疑是独特的，这不仅可以从他的作品多样性中可以看出，同时也可以从洛奇一连串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头衔中能够管窥。
戴维.洛奇曾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执教超过20年，后被评为该大学名誉教授。
1986年他又被评选为布克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后兼任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名誉研究员。
从上述头衔可以看出，洛奇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而且是一位真正治学严谨的学者。
在洛奇超过半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15部小说、15部文学批评专著和编著、剧本以及短篇小说若干。
作为一名文学作家，戴维.洛奇的代表作无疑是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写作的“学院三部曲”——即《换位》（1975）、《小世界》（1984）和《好工作》（1988）。
这三部小说本别写作于不同的时间段，从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洛奇的文学理论实践轨迹。
洛奇的“学院三部曲”毫无疑问是他本人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最佳范本，按照洛奇本人的说法，他自己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遵从自己批评他人作品时所坚持的标准和原则，同时也要坚定的实践他所推崇的文学理论。
毫不夸张的说，戴维.洛奇的这三部曲小说完全做到了他自己的承诺，甚至于某种程度上在作者无意识的情况下有所升华和拓展。
下面就以戴维.洛奇小说创作中的写作主题、叙事手法以及理论实践的一致性三个部分加以分析论证。
一、戴维.洛奇小说的创作主题通常情况下，一位多产且写作生涯漫长的作家在其创作生涯中，一定是尽可能多的去尝试多种主题的创作，但纵观中外文学史，不论是何种流派何种主义的作家，其创作主题必然有其最擅长的“主旋律”。
论戴维·洛奇天主教小说中伦理亲情的救赎之路作者：李会芹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6年第2期李会芹（伊犁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新疆伊犁835000）摘要：本文主要以戴维·洛奇天主教小说为例，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戴维·洛奇天主教小说中忏悔意识的表现，对物质主义下人际关系异化的忏悔，对人性的剖析，对天主教教义的反思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深刻的忏悔意识进行研究。
关键词：戴维·洛奇；天主教小说；忏悔意识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2.038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2—0131—03收稿日期：2015—09—22作者简介：李会芹（1988—），女，河南安阳人，伊犁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学秘书，硕士。
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天主教家庭背景的影响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年1月28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中下阶级的家庭，父亲曾是二战军队中的歌手，母亲因受家庭的深刻影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二战期间母亲曾带着洛奇有过一段乡间避难的岁月。
战后洛奇幸运地成为免费接受中等教育的人，随后被一所国家赞助的天主教文法学院圣约翰学院录取，并在这所天主教学校里长大。
由于戴维·洛奇的天主教的中下阶级的家庭出身背景，年幼时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以及从小到大所受到的天主教教育的不断熏陶和渗透，这些因素都使得戴维·洛奇的成长时代对天主教教义产生了深刻的依赖心理，同时自己也在一面接受基督教的熏陶一面对其产生质疑的矛盾中长大成人。
作为天主教徒，从自己开始慢慢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任何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类知识分子貌似都与天主教教义签订了生死条约。
也正是因为这样，洛奇便开始承担了天主教徒的责任，开始接受教义中规定的相应的道德规范，纵然这些条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浅谈言语行为理论与《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论文摘要：以J．L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剖析了美国着名作家EdgarAllanPoe的小说《一桶白葡萄酒》中反讽言语行为的类型，以深化我们对小说主题的理解，达到与作者的心灵交流。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一桶白葡萄酒》；反讽一、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J．LAustin(1962)在《论言有所为》中首次提出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描写”或“说明”，而通常是用来实施某一言语行为的。
他将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一个有意义句子的产出)、言外行为(dleoutionaryact)(通过“说”本身来实施某种行为，完成某一意图或目的)和言后行为(pefloeutionaryact)(说话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效果)。
Austin认为，要成功地实旌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说话人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要去实施的行为抱有诚意。
后来，他的学生Searle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Searle(1969)明确提出了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而不是传统的语言学所认为的符号、词和句子。
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基本条件。
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
(2)命题内容条件。
说话者在说出某一命题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同时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
(3)预备条件。
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要实施的这一行为符合听话者的利益。
(4)真诚条件。
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
Searle把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大类：阐述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宣告类(delcaratives)和承诺类(commissives)。
随着Searle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该理论应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中，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也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
语言分析与文学批评——戴维·洛奇的小说理论英国文学评论家伯纳德·伯冈兹在谈戴维·洛奇的独特性时这样说道：在英国文学史上，诗人和批评家兼于一身者很多，而小说家与批评家二者兼于一身者却寥寥无几，除了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之外，就是洛奇了。
①总的来看，戴维·洛奇的文论带有大学教授的特色。
自1960年至1987年，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二十七年之久。
主要开设的课程，按他自己的话是“形式与小说”，②他的文学批评论著也大多写于他执教期间。
他的文论既有学术性，又颇有授业解惑之感。
如讲解当代文论中的流派、术语，系统地分析评论英国现当代文学史和西方文学理论。
具体地说，人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观点是他提出的“钟摆状说”，即近百年来英国文学主流的走向是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极间不同程度的来回摆动。
③但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文论还表现出他对小说理论的偏爱，对现实主义小说美学分析的探求。
一、小说也是语言艺术——细节、意象及重复在写于1966年的《小说的语言》中，戴维·洛奇开宗明义表明了他的写作宗旨：“小说家使用的媒体是语言，不论他写什么，就他而言，他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写作。
”④这一观点他在其后的著作中反复声明，并强调“所有有关小说批评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
”⑤洛奇的这个观点是针对当时小说批评方面的状况而言。
当时英美新批评理论在诗歌分析方面生气勃勃，而小说批评则显得苍白薄弱。
他认为，这种状况最终根源于长期以来人们的偏见。
自从浪漫主义以来，就有一种重诗歌轻小说的倾向。
如雪莱曾经说过，诗歌表达的是“永恒的真理，”而小说则是把松散的事实连在一起，除了说明时间地点、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果关系之外别无意义。
⑥另外，人们认为语言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
如ＩＡ瑞查兹说：“一句话可以用作参考，从中得出是真或假，这是语言科学的用法。
但这句话也可以显示结果，即这句话的意思对情感和态度所起的作用。
这是语言情感的用法。
”⑦瑞查兹的话可以理解为语言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但也含有语言两分法的意思。
按照瑞查兹的分类，“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是诗歌，”而介绍性语言的典型代表是科学论文。
⑧另外如艾默森的“歧义”说，布莱克默的“姿态”说，兰瑟姆的文本说，都是针对文学作品语言的独特性而言。
虽然这些人都没有否认小说的文学性，但是在他们强调语言的艺术特性时，就多少显出一定的片面性。
似乎小说的语言，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太贴近生活，不象抒情诗歌的语言讲究句子的长短、节奏和韵律，要求高度精炼，集中表现情感的力度——或似是而非、或含糊暧昧、或反讽、幽默、或比喻、象征等意义。
戴维·洛奇认为，把语言分成文学与非文学的观点容易引人误入歧途。
在他看来，语言的文学与非文学之分，“不在于语言的作用，而在于作用的目的。
”⑨不同的目的决定不同的写作技巧。
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历史学家不能使用表现情感的语言，更不是说看上去陈述性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没有文学性。
小说、诗歌的语言之所以与科学论著不同，是因为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虚构。
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但是由于人们把艺术模仿的方式与目的相混淆，导致了语言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的偏见，从而忽略了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语言的特点，即它和诗歌一样“也是语言艺术。
”10另外，50年代语言学和文体学运用于小说批评，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如法国文体学家斯皮策，他的理论注意分析小说中违反常规的语言现象，从语言的变革来看历史的变化。
洛奇认为，对于多数未经过语言学专门训练的人，他们看小说往往不是从语言是否符合常规的角度来阅读。
而且“最普通、最正常的语言因素常常是文学结构的要素。
”11因而，这种偏向语言学和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显得学院气过浓而缺少了文学欣赏的味道。
当时还有另一种文体学理论，主张研究作者遣词造句的有效性和恰当性。
这种方法引起的问题是，批评家应尽量站在作家的位置来理解文字的意义。
况且，这种方法难以对整部文学作品进行语言上的分析，因而难以作出超越文本的批评。
一句话，文学批评需要谈价值判断的实现，而这是当时的语言学和文体学批评所无法达到的。
谈到作品的“价值判断的实现”，洛奇也表明了他与利维斯的不同：利维斯主张从欣赏小说的道德完善来研究作品的形式美，而他则倡导从欣赏小说的形式美来分析作品的道德完善。
他说，在小说批评中否认道德价值判断是荒唐的，但是不能把“强烈的道德感”和“紧密地反映生活”作为小说批评的中心。
他认为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1948）中按照这两个标准把英国小说家分成伟大和一般两类，说明长期以来英国小说批评偏重道德判断、甚至有以道德判断代替文学批评的倾向。
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以语言作为小说批评之基础的观点。
戴维·洛奇还强调了他的观点与“情节说”的不同。
当时，芝加哥学派的克雷恩（Ｃｒａｎｅ）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重要观点（“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12）按照作家组织情节的方式把小说分为三类：行动的情节、人物的情节和思想的情节。
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属于行动情节小说，亨利·詹姆斯的《一幅女人的画像》属于以人物为主而组织情节的小说，而佩特（Ｐａｔｅｒ）的《亨乐主义者马留斯》则属于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变化而组织情节的小说。
13洛奇指出，虽然克雷恩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语言对情节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他把情节置于语言因素之上，或者二者相互割裂。
而洛奇的观点与“情节说”（也是他与亚氏理论的）不同之处是，他坚持语言是小说的根本。
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归根结底是“词句的组合”，“所有的情节都是语言的情节。
”14那么如何从语言着手进行小说阅读和批评呢？戴维·洛奇用看织机织布这个比喻加以说明。
在刚开始的时候，很难一下子看清布上的图案，而且图案越是复杂，要看出图形就越难，用的时间就越长。
但是，根据线的颜色搭配和纹理交织方式的反复出现，就能够逐渐辨认出编织的规律，看出织布上的图案。
这就是说，在开始阅读时，我们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在阅读中根据文字排列的顺序、句法结构的特点来分析文字意义之间的关系和语言的风格，根据已有的文学体验来感受并寻找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细节或意象，并根据所感受到的意象，从上下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来预测小说的意义，然后再重新对那些细节、意象给以印证和解释。
可以说，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从寻找语言模式到观照小说的整体意义，又从对小说意义的整体观照回到对语言模式的阐释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对重复的语言细节和意象的发现是读懂作品的关键。
捕捉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洛奇认为应注意以下四个误区：首先，不能凭假想或根据作家的所谓创作意图来解释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因为这容易陷入“意图谬误”的困境，取代对作品本身的分析。
其次，也不能先入为主，或让多数人有意或无意作出的批评来驾驭我们对作品语言的感受。
再者，不能以对词语的统计概率来判断反复的语言模式，出现频率多的词语不一定最有意义。
对反复的语言模式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批评的眼光和对文学的感悟，看语言模式与整个作品的关系及其意义。
最后，对语言模式的解释不能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在某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的意义并不等于它在其他文本中也有相同的意义。
对语言模式意义的分析应根据作品的上下文来阐释。
戴维·洛奇看到，运用语言分析去把握作品意义的方法在实践中并非易事。
当着重分析小说的语言模式时，批评会显得琐碎枯燥，而谈到语言模式与其意义的关系时，会显出这一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
当他接触了法国的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后，他感到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现代写作方式》（1977）和《运用结构主义》（1981）就是他的收获。
二、小说的语言模式——隐喻和转喻法国结构主义“把文学看成一个系统”，把一部作品看成是“对文学系统的一部分的体现。
”15在文学研究方面注重寻找小说形式的规律，注重发现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挖掘文字符号的多重意义。
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1953）中分析了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的影响，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人们“对自由幻想的破灭”。
在文学上突出表现为作家对文学反映生活真实的怀疑。
他们认识到文学只是表现符号意义的相互联系，而无法表现作家所要表现的现实世界。
因而，巴尔特认为，从那时候起，文学要么追求语言形式方面的实验，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要么试图达到一种自然明晰的风格。
如福楼拜、左拉、莫伯桑的作品，他们在小说中试图“掩饰人为创作的痕迹”。
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创作仍然不过是形式追求的一种，他们“最终成为自己创作神话的奴隶。
”16戴维·洛奇认为，巴尔特论著的意义在于，他分析了人们对语言的两种不同认识，从而深刻地分析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
过去人们以为能指与所指相互对应，因而相信文学能够表现生活的真实，甚至认为文学能够改变生活，或者起码也可以帮助人们承受生活的痛苦。
而现代主义者们看到了符号意义的复杂性，于是打破了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幻想。
但他们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系统，看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的确深刻而有意义。
洛奇指出，正是因为人们对语言和文学的两种看法各有道理，而且人们又往往是在不同的时期相信不同的观点并难以接受明显对立的观点，于是近百年来文学史上才出现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互交替登场的现象。
洛奇认为，虽然现实主义的理论看起来粗浅，但其创作比其理论要有趣得多。
而巴尔特的理论虽然深刻，但他在理论上却明显地赞扬现代主义贬低现实主义。
特别是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中期后就被人们摒弃了，的确是失之客观和公允。
作为一个批评家，洛奇认为，面对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应该寻找一种描绘现代文学史的方法，把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带有任何偏见。
”17而且作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家，他也希望能够从美学的角度来解释现实主义小说有别于戏剧和诗歌的艺术独特性。
18他认为可以堪当此任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特别是罗曼·雅克布逊关于隐喻和转喻的理论。
雅各布逊认为，说话的过程包括“选择”与“组合”两个层次。
当人们表达一个意思时，首先需要选择一些词语，然后按照某种语法规则“组２１合成更高一级的复杂的语言统一体。
”他后来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两种基本的语言表现形式，而且“可能是两种诗的形式规则，”19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
一般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两种相似的修辞方法。
隐喻指的是根据两个词语的相似性进行选择替换，而转喻是根据一事物的部分特征、原因、或结果指代另一事物。
戴维·洛奇在《现代写作方式》中用“轮船横渡大海”为例，说明：用引喻的方法，此句就变成“轮船犁过大海”，而用转喻方法，又可以说成“龙骨横渡海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