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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一、引言文化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它承载着历史、价值观和民族精神。
英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其独特的文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伯明翰学派作为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学派，对英国文化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将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探讨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二、伯明翰学派的产生与背景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股重要文化研究力量，得名于其成立地伯明翰大学。
伯明翰学派在当时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以其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当时，英国正处于一场动荡不安的社会变革中，伯明翰学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三、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基础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安东尼奥·格拉姆希（Antonio Gramsci）的思想。
格拉姆希认为，文化是统治阶级实现意识形态领导的重要手段，因此文化的研究对于探讨权利和话语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伯明翰学派吸收了格拉姆希的思想，强调对于英国文化中权利和话语的探讨。
此外，对于伯明翰学派来说，文化研究与社会变革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关注文化如何与社会生活相互作用，以及文化变革的影响。
四、伯明翰学派的具体研究领域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流行文化和媒体的研究。
伯明翰学派认为，流行文化和媒体不仅仅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更是对社会变革的反映和推动力量。
在他们看来，流行文化和媒体的研究能够揭示出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深层内容。
此外，伯明翰学派还研究了民族认同、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等方面，构建了一系列关于英国文化的理论框架。
五、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贡献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更表现在实践和成果上。
他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从批判的角度审视了英国文化的现象和问题。
伯明翰学派风格与文化的关系
伯明翰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兴起的一个重要艺术运动，对现代设计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学派主要表现在工艺美术、建筑设计、艺术和手工艺等领域。
它的兴起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伯明翰学派的风格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1.工业革命：伯明翰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这个城市在工业化和
工匠传统方面都具有深厚的底蕴。
伯明翰学派在工艺美术方面强调手工艺的价值，试图通过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和提倡，抵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机
械化大生产对艺术品质和文化特性的影响。
2.社会主义和改革思潮：该时期英国社会充满了社会改革、社会主义思潮
的氛围。
伯明翰学派的一些成员受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影响，试图通
过艺术和手工艺美术来倡导社会公平、民主和对劳动者的尊重。
3.设计哲学与实践：伯明翰学派倡导的设计理念强调美学与实用性的结合。
他们提倡工艺品的设计要能够适应日常生活，追求美与功能的完美结合。
这种理念对现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本、注重实用
性的设计思想。
因此，伯明翰学派的风格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它试图通过艺术和手工艺美术的推广和发展，塑造出一种符合工艺美术、艺术和社会理念的新文化形态。
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许博卿（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摘要：分析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有助于分析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对了解文化内部结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在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其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加以分析，并对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重新审视，为研究伯明翰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中图分类号：B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609（2018）27-0289-002一、前言威廉斯始终致力于实现对文化和社会的区分，在总结自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物质性特点，通过继承和发扬英国的传统文化批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历程威廉斯始终对利维斯学派提出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威廉斯在《新左派评论》中指出适时放弃显得尤为必要。
从文化角度看，威廉斯和利维斯的观念存在分歧：第一，利维斯对莎士比亚提出的“邻里”观念表示否定，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邻里关系，而威廉斯对邻里观念则予以认可。
第二，在对艾略特的诗歌作品鉴赏中，威廉斯针对利维斯的观点表明反对立场，认为利维斯对诗歌的解读是片面的。
但他仍继承了利维斯的部分文化批评路径。
他对利维斯的继承体现如下：一是威廉斯在对利维斯精英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肯定了利维斯主张发挥文化批评观念的价值，实现了对文化与社会内涵的拓展。
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理论盛行，利维斯指出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现对公民人格的完善，进而为抵制社会上各种诱惑提供良好的氛围。
对此，威廉斯表示赞同。
二是在艾略特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威廉斯对生活实际的范畴进行阐述。
艾略特认为文化具有层次性，最高层次的宗教能实现与文化的有机统一，低层次的宗教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与启示
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是一种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理论出发，透析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首先，伯明翰学派提出了大众文化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广泛的群体，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
他们致力于揭示和分析大众文化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以及大众如何生产和消费文化。
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注重从底层人民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大众文化的动态特征。
其次，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的政治性和阶级冲突。
他们认为大众文化不仅仅是消遣和娱乐的工具，而且包含着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反映和塑造。
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们探寻文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揭示了文化是如何被用来维持或者颠覆社会阶级体系的。
此外，伯明翰学派强调了大众文化的流动性和变化性。
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不断变化和演进的，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
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们揭示了文化构建和创新的过程，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
这个特点使得大众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和启示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是，我们应该从人民的角度关注和理解大众文化，而不仅仅是关注精英文化。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文化具有政治性和阶级冲突，需要批判地看待和分析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此外，我们也应该关注大众文化的流动性和变化性，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
总之，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通过其独特的方法和理论框架，为我们认识和解读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它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特征和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伯明翰学派，又被称为文化研究学派，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文将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探讨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发展以及其重要性。
伯明翰学派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此时英国正处于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时期。
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被挑战和质疑。
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对社会和文化变革进行深入研究。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BCCCS）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领导的BCCCS，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
在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中，文化被看作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力量。
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单纯的艺术和娱乐，而是被视为能够塑造社会意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伯明翰学派强调文化的流动性和变动性，认为文化是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反映和表达。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方法是批判性的，并着重于研究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
他们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如工人阶级、女性、种族少数群体等，试图揭示不同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压迫和控制。
伯明翰学派也发展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念，如“文化产业”、“受众研究”和“符号制剂”。
文化产业理论探讨了文化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受众研究将受众视为主动参与者，研究他们如何解读和应用文化产品。
符号制剂理论则关注符号和象征的使用方式以及它们在文化中所代表的意义。
伯明翰学派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丰富了对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理解。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不仅在英国国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被广泛运用于国际范围内的文化研究领域。
请简要介绍伯明翰学派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涵义的
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股社会学思潮，主要集中在英国伯明翰大学，
并在文化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
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理解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他们将文化看作是社会行为和经验的集合，强调文化是一种动态和变化的现象。
伯明翰学派将文化概念拓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媒体、语言、符号等多个领域。
他们认为文化不仅仅是高尚的艺术、文学等方面，还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
文化是社会集体的表现，它反映了社会的结构、权力关系和社会身份。
此外，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是一种象征性的系统，通过符号和符号交流来构建和传递意义。
文化是社会共同理解和交流的媒介，通过符号、语言、图像等方式进行表达，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关系。
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理解强调了文化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他们将文化与权力和社会结构相联系，研究文化如何被创造、维持和转化。
在研究中，伯明翰学派强调对边缘群体、次文化、受压迫群体的关注，倡导对多元文化的重视，关注文化产生和消费的背后权力关系的影响。
总之，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理解强调文化的广泛性、动态性和符号性，将文化看作是社会行为的集合，并强调文化与权力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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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最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年终总结年终报告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单位总结演讲稿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理论资源基础上，根据他们对工人阶级和青少年亚文化以及诸多大众文化文本的提炼、分析和解读而得出的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理论。
下面是相关内容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大众文化是现代西方社会主要的文化状态。
在伯明翰学派看来，在大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不同于以政治和经济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承载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引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蕴含着精英文化元素，精英文化来源于大众文化的土壤。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承载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凝聚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当今社会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环境中，在经济、政治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日益繁荣和多样化，大众文化就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应运而生，从此，文化领域中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研究形式在学术界形成，不但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助推剂。
虽然在2002年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复存在了，但其思想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无疑是繁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内涵1.119世纪，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英译大众文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义为massculture，另一种为褒义为popularculture。
亚文化的风格_抵抗与收编——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引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社会的急剧变革，亚文化作为一种青年文化现象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伯明翰学派是英国学界对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学派之一。
其理论框架强调了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和被主流文化收编的两面性。
本文将通过对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研究，探讨亚文化风格的本质以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一、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伯明翰学派强调社会文化中的抵抗和反抗。
在亚文化理论中，他们将亚文化定义为“对主流文化的拒绝和反抗的世界。
”这种亚文化的抵抗性表现在其与主流文化产生对抗，与社会规范形成冲突，以及通过特定的风格和符号来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
在这个过程中，亚文化拥抱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文化形态。
然而，伯明翰学派同时也强调了亚文化被主流文化收编的现象。
亚文化所代表的反叛精神在被主流文化注意到之后往往会被吸纳进主流文化中，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流行文化。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和独特性将最终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所吞噬。
二、亚文化风格的类型具体到亚文化的风格上，伯明翰学派提出了一些典型的亚文化类型，包括朋克、嬉皮、摇滚等。
这些亚文化以其特定的风格和服饰，以及与社会规范相对立的行为方式而著称。
朋克文化是伯明翰学派研究的重点之一。
作为一种反叛的亚文化，朋克以其特有的摇滚音乐、穿着独特的服饰和激进的政治立场而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身处资本主义社会，朋克文化也遭受到了商业化的冲击，其中一些元素也被主流文化接纳。
嬉皮文化则以和谐、和平与爱的理念为核心。
伯明翰学派将其视为一种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反抗，并以其特有的自由生活方式和摇滚音乐而著称。
然而，嬉皮文化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消解，其某些特点也被主流文化收编为商品。
三、亚文化的社会作用与影响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青年群体的时尚潮流，更与社会的变革与抵抗密切相关。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文化研究方式，该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包括斯图尔特·霍尔、迪克·黑尔和雷·古德温等学者。
伯明翰学派的核心观念是对通俗文化的批判和研究，其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大众文化对社会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力，对于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伯明翰学派强调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品和生成力，具有独立和有机的发展逻辑。
他们指出，通俗文化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力。
他们关注通俗文化的普及化和大众化过程，将其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流行音乐、娱乐、电视节目、电影等大众媒介，以及街头文化、时尚、消费和广告等。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中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文化工业”和“文化流动性”。
文化工业是指通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它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通过商业化运作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大众提供各种文化选择。
文化工业的推动力量是经济利益和消费需求，通过大众传媒将各种文化产品推向市场。
而文化流动性则强调通俗文化的广泛流传和参与性，即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和创造文化，从而使文化的意义得到不断重构和再创造。
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分析主要通过对通俗文化的符号学解读来展开。
他们强调通俗文化是通过符号系统传达意义的，符号被投射到文化产品中，并由接受者进行解码。
这种解码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主动的意义生成，因为不同的受众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结构，对于同一符号所生成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是被动和积极的，它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也受到个体和群体的创造性解释。
伯明翰学派以其对通俗文化的批判和研究而闻名。
他们对通俗文化进行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分析，认为通俗文化与结构和权力关系相互作用，不仅可以反映社会变迁和文化变革，还可以对个体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伯明翰学派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兴起、繁荣到全球影响的发展历程。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诞生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
当时，英国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加剧，工人阶级意识崛起，加上伯明翰大学一批年轻学者的推动，伯明翰学派应运而生。
这一学派以工人阶级文化为研究对象，强调文化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兴起阶段开始于1964年，当时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致力于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
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工人阶级文化和反文化，以及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
代表性人物包括霍加特、汤普森等。
从1973年开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开始涉及种族、性别、阶级等议题。
代表性人物包括霍尔、莫利等。
同时，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成果开始得到国际认可，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派。
自1986年以来，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
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更加多元化，涉及种族、性别、阶级、地域等多个议题，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跨学科的发展趋势。
同时，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也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媒体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霍加特是伯明翰学派的先驱之一，他的著作《文化的观念与定义》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他强调文化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主张将文化研究从抽象的理论转向具体的实践。
汤普森是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为了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他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是社会运动的重要推动力。
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著作《编码/解码》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经典之一。
他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需要通过编码和解码来实现传播和接受，从而影响了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发展。
走向大众文化_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走向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英国伯明翰市兴起的一个文化研究团体，他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研究方法，将目光聚焦在大众文化上。
伯明翰学派强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对社会的塑造作用，他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了大众文化、媒体、群众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对今天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
20世纪60年代是伯明翰学派崛起的时期，当时英国正处于大规模社会变革的阶段。
新工人阶级兴起，人口迁徙与城市化进程加快，技术进步与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都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伯明翰学派的成员将目光投向日益盛行的大众文化，开始思考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方法开创了新的道路。
在传统的文化研究中，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往往是研究的重点。
然而，伯明翰学派强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经验和对娱乐的需求是大众文化产生的根源。
他们选择了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访谈等方式研究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热衷和参与程度。
这种在文化研究中广泛采纳的参与式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学科的内容。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
伯明翰学派的成员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包括了影视、音乐、体育、时尚等方方面面。
他们深入分析了大众文化产品的制作和传播过程，揭示了这些文化产品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
比如，他们研究了电视节目如何通过塑造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和认同感影响观众，以及音乐如何反映年轻人对社会变革的呼声。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逐渐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的新潮流。
大众文化开始被视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不再被简单地看作低级趣味或商业化产物。
伯明翰学派提出的观点和方法启发了许多后来的研究者，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伯明翰学派在今天的文化研究领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首先，它提醒我们不应忽视大众文化对社会的重要性。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马驰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等领域，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问题。
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
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作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
“文化工业”的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概念——对一种误读的澄清
杨东篱
【期刊名称】《黑龙江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7(000)003
【摘要】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概念从前期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到后期的"文化是一种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历经理论的批判、借鉴、吸收、参照,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国内学界普遍将"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定义,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总页数】5页(P99-103)
【作者】杨东篱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250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
【相关文献】
1.一种“文化抵抗风格”的发掘--“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立场[J], 段吉方
2.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社会和理论生成语境比较研究 [J], 高源
3.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观念比较研究 [J], 高源;陈雪;李雪韵
4.具有创新价值的伯明翰学派文化阐释——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 [J], 张建英
5.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中国误读 [J], 杨东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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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生产民粹主义情结考析摘要：把伯明翰学派纷繁复杂的著作统一起来是学者们共同拥有的文化政治情结。
这种情结彰显出对普通大众的关怀，具有显著的“民粹”特征。
以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为主的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宣扬民众文化活动，代表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民粹主义情结。
关键词：文化生产民粹主义；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88-02伯明翰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非常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这一点令其与精英立场的大众文化观分道扬镳，彰显了学者们关注平民大众的文化政治情结，这种情结被吉姆·麦克盖根冠名为“文化民粹主义”。
通读伯明翰学派的众多著述可以看出，这种文化民粹主义的发展沿着两条清晰的轨线：一种导向生产主义，一种导向消费主义，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生产民粹主义肇始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传统（准确地讲是“左翼文化主义”）。
它表明文化研究的立场转移，从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转向底层大众的立场，从而导致对文化认识的改变。
文化主义这个词被理查德·约翰逊用来说明伯明翰学派三位开创人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著作的理论统一。
尽管三位理论家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告别英国传统精英文化研究，但有一个方法将它们统一起来，那就是“坚持通过对某一社会的文化进行分析——一种文化的作品形式和有记载的活动——可以恢复生产和消费该社会的文化作品和实践的男女老少们，应共同拥有规范的行为和思想体系。
”这种分析展示了两个特点：一是将文化生产纳入了生产的范围，二是承认文化的共享以及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
前者因不满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经济决定论而与其对话的结果；后者与反对传统精英文化路线有关。
这种方法肇始于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一书。
书中，霍加特流露出了对大众文化的忧虑，他把童年时代作为一名学生在北方工业城市的经历与时下消费社会出现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对比，追缅了过去美好的工人阶级文化。
他在该书的前一部分描写了一个“传统的秩序”；在后一部分描写了“让位给新秩序”，即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文化新形式的威胁。
他认为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人民亲身创造的文化，“人民创造”是其核心特点，这种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有机关联，融入了民众的意愿和情感，他们自娱自乐，享受生活，而且人民极具合作精神和群体意识，形成了一个个工人阶级的城市中心；这种生活在50年代受到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浸染，这种新文化看起来绚丽多彩，富有魅力，但浅薄枯燥，一味崇尚享乐主义，缺乏道德的感召力。
它们以牛奶吧、电子游戏厅的面目呈现，弥散着萎靡不振的气息，它们并非由民众创造却貌似由民众创造，无时无刻不在对民众进行欺骗、控制与强迫活动，肆无忌惮地以新文化的形式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展开进攻。
尽管与霍加特稍前的精英文化一样，他也怀着对大众文化堕落的忧思，且把抵制大众文化的手段寄厚望于教育。
然而也存在一个让他与精英文化产生关键分歧的重要事实：他所缅怀的“美好过去”并非17世纪的有机文化，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而这正是精英者们反对的“坏文化”。
仅此可见，《文化的用途》实际上是对精英主义的一种含蓄批判。
他的《文化的用途》对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更加给予了一种特殊关注，研究的视点体现了一种立场的决定性改变，认为文化创作于工人阶级内部，其著作显示出了“有可能探讨出文化变革所富含的意义”。
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不同态度彰显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民粹主义情结，主要体现在于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宣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和商业的价值。
这种态度后来逐渐被确立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个共守的准则。
但是，也许正如阿兰·斯威伍德所认为的那样，霍加特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描述从理论观点来看“也未免过于流俗，只停留在印象的阶段”，他几乎采用的是“流于静态”的“白描式”的方法来展现工人阶级“浮面”的生活，所以他的文化观尚不成系统带有消极性。
赋予文化有机的整体观，展示出其变动不居的内涵且跳出文化狭隘定义窠臼的当归功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入口处的巨人”威廉斯。
他通过《文化与社会》与《漫长的革命》一破一立两部著作建构了自己的“共同文化”观。
前者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文化—--社会传统，后者对文化的三种定义使文化的内涵扩大到“生活的总体方式”广度并提到了理论化的高度。
工人阶级家庭的出身背景以及在剑桥求学体会到的文化隔阂与歧视赋予了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促使其一直坚持为自己的阶级奔走呼告，争取平等的话语权。
威廉斯从某种绝对或普遍的价值观出发将第一种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是对在生活或作品中那些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的、或与人类的普遍状况永久相关的价值观的发现和描写”；第二种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是指那些记录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文化作品和活动，即“理性和想象作品的主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把文化视为描述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威廉斯的文化观目的在于反对文化的两种解释，“一是唯心主义传统中把文化等同于观念，另一种是精英主义传统把文化等同于理想”。
这种观念还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基础与上层建筑作截然的划分，认为文化没有自己的社会功能而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文化观。
既然文化是社会各种成分融合的整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形成互动，谁具有优先权、谁决定谁的问题就值得商榷。
威廉斯由此对庸俗的唯物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和阐释，提出了颇有特色的文化唯物史观，使上层建筑摆脱了经济基础的束缚，获得了相对自主。
将上层结构的各种活动视为本身具有物质性与生产性的行为，构建出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
伯明翰学派后期的继承者菲斯克在这一点上与威廉斯的观点一脉相通，继承了文化主义将阐释作为了解意义的重要方式的传统。
他进一步把文化产品和文化作了区分，促使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产生了断裂。
可见，威廉斯这样目的明确的文化观在霍加特走马观花式的文化研究方式中并没有被反映出来。
他更直观地让我们看到了他为大众争取文化权利所作出的努力。
他一直致力于使文化摆脱狭隘的精英惯例，打破文化传统中长期坚持的少数人创造和消费文化的权利，让普通大众也能在创造与消费文化方面分一杯羹，变大写的文化为小写的复数文化，让大众文化成为民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而创建共同文化。
然而，这种共同文化的形成因为人们缺少真正的共同经验而变得困难。
人为制造的共同体分裂的不平等是阻止这种经验形成的主要因素。
为此，首要需要摒弃“大众”这个幻觉观念，因为威廉斯认为“实际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大众的那种看法”，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把大多数人塑造成为可恨可怕的“暴民”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
所以，承认生命的平等与个人的个性与价值是迈向共同文化的前提。
显然，对于英国文化的“选择性传统”而言，威廉斯的观点挑战了精英文化的特权，民主与开放被纳入文化，构成了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政治上的反动宣言。
尽管如此，威廉斯的文化观因为没有足够重视阶级斗争仍然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归入了“民粹主义者”队伍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文化主义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汤普森批评威廉斯在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时一味突出文化中的“和谐一致”因素，忽略了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之间互相竞争与冲突的事实，特别是忽略了阶级斗争。
汤氏的文化思想集中体现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其核心体现在“两个抵制”：一是为了恢复文化的重要性，他与威廉斯一样，抵制被简单化的“基础——上层”模式和庸俗化的“基础决定论”；二是为了恢复人类主体“能动”的重要性，他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决定论，凸显文化氛围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太阳那样在固定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的时候”，它的形成“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与他们自己的激进文化和政治体制有关”。
汤普森坚持“活”文化与主体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活的”实践与关系，在其中，主体的作用应该被置于重要地位。
主体始终处于利益与力量的争夺之中，这种摩擦就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对历史的本质进行了还原。
它志在纠正官方历史漠视普通大众的“不平衡”的记载方式，将普通男女的日常经历、他们的价值观、思想行动、欲望情感作为描写的对象，致力于将“贫穷的织袜工、反对机械化的佃农、‘被淘汰的’手工操作织布机的织工、‘乌托邦’的工匠，甚至被欺骗的乔安娜·苏斯考特的追随者，从后人了不起的屈尊府就的态度中解救出来。
”在汤普森的历史概念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不再是只用于“统计基数的资料”，而是为历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他的历史不是强调记住伟人和高贵者的所作所为，而是面向那些被官史所遗忘的碌碌大众，书写他们的平常生活。
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评价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果你要概括的话，我只得说历史学家要自始至终去倾听。
”在英国历史上选择倾听的历史学家不只汤普森一人，只不过他们倾听的是达官贵人，而汤氏却将耳朵朝向了普通人。
倾听对象的不同，将他的历史归入了“社会底层史”。
也就是因为他对下层人民关心的“民粹情感”，尽管他反对用文化主义来描述自己的著作，这一点却把他与文化主义捆绑在一起。
通过回顾伯明翰三位创始人的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左翼文化主义的民粹取向的共同之处：首先，标举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给大众文化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第二，强调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突出了大众文化这个“活生生”的特点，并且文化经验的重要性被“拔高”；第三，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注重挖掘他们的能动因素、价值取向和个人经历。
尽管如此，伯明翰文化研究早期的这种民粹趋向却是有限度的。
“激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霍加特是从文化生产的角度贬低精英文化，张扬工人阶级的文化；汤普森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结构对文化所起的作用；威廉斯则坚持文化具有“已知的意义”与“指向”的两面性。
在他眼中，文化既是最普通的共有意义的“传统”，又是最精巧的独特含义的“创造性”，正是对后者的突出使得他和只一味追求大众消费和大众趣味的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者产生了分野。
这种“民粹主义”因为对阐释策略与日俱增的固执偏爱，没有充分领会和理解文化消费的历史和经济状况，把关注的焦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最终走向了“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导致文化研究陷入了范式危机的痛苦之中。
尽管如此，两种民粹主义之间也只是存在度上的差异，它们之间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